□ 严 言 《食品与生活》

　　上海广集五方人士人尽皆知，但形成上海主流社会的，仍为江浙人士。除此之外，能在上海主流社会称霸一方的外省人士，当数广东人。

　　广东人在上海百年来，可讲得心应手。在上海的百货、服务及餐饮业乃至娱乐业上，独树一帜。我们熟知的上海四大公司，郭、马、蔡、刘四个老板都是广东人，还有南洋烟草公司简家，地产商甘家伍家，中华男装皮鞋第一块招牌的博步皮鞋店黄家；国际饭店开业之前，雄霸上海酒店老大（中国人经营）较百乐门还早设有弹簧地板舞厅的扬子饭店三个老板何、关、张也是广东人……

　　1946年上海首届选美亚军、上海首位大家闺秀出赛选美的（在之前，参加选美大多为舞女等）谢家桦，她父亲为上海化工原料大王，就是广东人。此外，茶叶商巨头唐季珊、上海第一家番菜（改良西餐）“一品香”店老板也是广东人。

　　作为当代科技代表的照相馆，在大多数上海人还视拍照会摄去灵魂时，1888年上海已开出三楼三底位于四马路上的“宝记”照相馆，老板欧阳石芝，就是广东人。另外，“同生”照相馆老板谭京唐，也是广东人。

　　广东籍的工商业移民作为上海新移民中一股突起的异军，决不是偶然。

　　由于地理关系，广东人其实比上海人更早接触洋务，更早敢于远涉重洋离乡背井去他国谋求发展，故而早期华侨几乎百分之百为广东人。

　　广东人与外国人开始做生意自康熙年间便开始，其中不少就是华侨经营的称为“南北行”的商业机构，其实就是早期的中外贸易业务。

　　华侨在异邦他乡吸收了西方众多先进管理、经营之道，他们迫切欲将其融入自己的发展计划中，而开埠初期的上海，宽广的胸怀、兼收并蓄的宽容气氛为这些华侨提供了一个最理想的展示平台。

　　南大门广州最早与外国人做生意，但广东人地方观念太重，喜结帮成派，十分排外。传统势力也十分顽固，这或许也是广州虽然较上海更早与洋人打交道，然远东第一大都会的桂冠终被上海夺得的原因吧！广州缺乏的就是包容和海纳百川的胸怀。

　　与广州一箭之遥、曾为广东省宝安县、后割分给英国的香港，是这帮广东华侨大显身手的舞台。可惜香港弹丸之地，舞台太小，且又是殖民地，多少有点仰人鼻息之辱。与之相比，上海空间博大，万物待兴，难怪永安先施两大中国百货业先驱，率先选择上海为他们进军内地市场的桥头堡。

　　广东人传统就是抱团结帮，热心带携同乡同族，所以中国人在海外到处可见唐人街，意味着可以集聚成街，可见广东人在海外的气势。

　　潮州人是广东人中最会经营做生意的，且以节俭闻名。沪语中有句“潮州门槛”，以形容精明会划算，可见上海人对广东人的评价。

　　可以讲，百多年来的上海主流社会，江浙财团与广东商人平分秋色，而广东人所带入的地域文化，也随之汇入上海大熔炉之中，为海派移民文化中一重要元素。从建筑上反映出来的如金陵路上骑楼式建筑，饮食业就更不胜其数：杏花楼的月饼、冠生园的陈皮梅、马宝山的饼干、新雅粤菜馆、新亚大酒店……特别是新雅粤菜馆，在上海餐饮业起了革命性的作用，一改中国传统餐馆脏、乱、吵的形象，营造出高雅的用餐环境，并引进火车卡座式座位，因其有一定私密性而广受欢迎，后上海各餐馆包括咖啡店纷纷效仿。“新雅”还率先首创“开放式厨房”，宁可牺牲沿街二三个门面空间装上落地大玻璃窗，令路人都可对厨房内情况一目了然。这种厨房透明化创举，对上海传统本帮餐馆起了促进作用。

　　连上海的方言，也因这批广东新移民的加入而广东化，如“亨朋冷”——解释全部，就是广东外来语。此外，“一脚踢”、“埋单”、“拍拖”（谈恋爱）等等这些粤语其实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在海派上海话中流行。

　　上海人的生活中，也开始融进广东一些生活习俗：如饮早茶，饭前先饮一碗够火候够营养的汤（广东人称老火汤）、搽万金油、吃烧腊……

　　广东人在上海的分布

　　上海人与广东籍移民，可谓惺惺相惜却又极具竞争性。其中关系一言难尽，错综复杂。

　　广东籍上海新移民主要分两大类：华侨及广东省人。一般讲，前者大多为来上海拓展企业的工商业者及部分从事文化教育人士，后者多为投亲靠友务工者。正如前文提到的，广东人好结帮抱团，因此广东籍上海移民的分布也十分集中，且但凡集中之处，一应广式服务业设施经营也马上到位。

　　广东籍上海新移民分布主要集中在两大区：虹口北四川路及公共租界静安寺路西摩路新闸路一带。

　　虹口北四川路一带，不少广东人本身就是四大公司及一应服务行业的打工者，如“永安里”就是永安公司的员工宿舍。

　　公共租界层次自然比日租界的要高，这些企业高层自然都不屑与低层打工者为伍，所以都喜欢在公共租界安家。广东人又喜欢聚居，于是一时，这一带，特别有几条弄堂，如新闸路上的三元坊、南京西路上的安乐坊、南汇路上的丰裕坊等，都是出了名的广东弄堂。这些弄堂属花园式里弄，住的都是高层次广东人，从海关署员到洋行公司高级管理层及小老板不等。那里广东话声声，穿黑香云纱唐装的男女进进出出，俨然一个小广州区。

　　为了迎合这簇高层次广东上海人需要，一系列广式服务设施也围绕着这个广东人集中区应运而生。从陕西北路南京西路到茂名路南京西路短短二百公尺左右就有两家高层次粤菜馆，一家是新近结业并改造成西班牙高级专卖店ZALA的维多利亚粤菜馆（解放后改为珠江），一家为廖九记粤菜馆（上世纪50年代并掉了），前者以烟炝鱼著名，后者以叉烧包著名。此外，还有家伍善记童装店开在今中信泰富广场近陕西北路门面，女老板是地产大王伍家的千金小姐。这位地产大王几个后代都搞艺术，女儿做童装设计，儿子是音乐学院学生……陕西北路上的陕北菜场，以前称西摩路小菜场，在里面设摊的菜贩十有七八是广东人，专售橄榄菜生菜、各式海鱼等以迎合这一区域住户特定的需要。菜场内广东话此起彼伏，木拖板的的笃笃声，真的如身在香港或广州……

　　因为这些高层次广东移民聚居，因而这里产生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服务行业——广东阿妈，上海人又称“一脚踢”。

　　因广东不少男丁都漂洋过海，造成广东女人十分独立刻苦勤劳，所以上海人都知，广东阿妈做生活一丝不苟、快手快脚，粗细活都能上手，故有一脚踢之称。但上海人因语言、生活习俗都不喜欢用广东阿妈，唯在这个广东人集居圈子里，广东阿妈十分抢手，因此不少广东顺德乡下女人，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就为了捧这只饭碗。

　　广东阿妈一般不做住家工。为打工方便，她们租住花园洋房公寓的汽车间，或西摩路小菜场背后的矮房子，与在粤菜馆打工的厨子、私家车司机、西餐厅的西崽等众多下层广东移民集居，形成一个颇有人气的广东人圈子，自成一体。

　　自从上世纪30年代起，美军第四舰队陆战部队在现西康路新闸路驻军后，这里又多 了一批特殊的广东人——专做外国水手生意的娼妓，俗称咸水妹。

　　咸水妹来自英语Handsome Mad，原意慷慨豪放的女孩子。不知起于何时，咸水妹成为广东欢场女子的专利。

　　这批咸水妹蜂拥至今陕西北路新闸路、常德路新闸路一带，租住一些新式里弄花园房子做起生意，确实令这一带房产下落，特别一些弄堂如西新别墅、太平花园等名声也变得不好了，身价大跌，不少住户搬出去，搬进来的不少就是时钟酒店经营者。他们将原来住宅房改建成旅馆式样因近就利租出去牟利，在这一带形成一个著名的红灯区。

　　外国传教士很快也注意到这片广东人聚居区的灵修。两位女传教人Miss Fu和Miss Jie，都是香港过来的英国传教人，特地在今陕西北路南阳路转角一普通三层楼民宅内办了一个专以广东话做礼拜的富吉堂。一众这区域的广东基督徒有了自己的礼拜堂。

　　广东基督徒在这里从事教会活动，因为这个教会的唱诗班特别有声有色，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一度也经常参加这个唱诗班活动，以致一些住在附近的爱好音乐的上海人，也都加入这个教会，而且卷着舌头讲着广东话。据说荣毅仁有两个女儿，也是这个教会的热心参加者。

　　在陕西北路新闸路口有所崇德中学，现址为静安区“七一”中学，是用广东话教学的，上海人俗称其为广东学校。校长是耶鲁大学毕业的。

　　在陕西北路西摩路菜场对面，还有一家小小的专卖广东叉烧烧鹅的熟食店。

　　我想，上海再也没有一个区域，如这里的广东人集居区那样设施齐全，个性鲜亮，亦正亦邪，与域外唐人街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上海圣约翰大学专门有一班华侨学生，是海外华侨第二代，专门被父母送回这所高等学府深造。这批华侨学生带来了棒球。这十分典型的美式运动，很快在圣约翰校园流传开来，又从圣约翰流行到一众西化的上海青年中。

　　1946年上海民航向社会招收空中小姐，其中除英语国语外，会考者能操流利粤语还可加分。可见，上海对广东人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已十分重视。

　　可以讲，广东人上海人，并肩共同创造了中国都会文化。

杨益

　　三国时代本是男性驰骋疆场的舞台，女人只有沦为配角。乱世之中，看重的又是金戈铁马，征战杀伐。那些盛世中文采精华的本领，到这里只能算是雕虫小技。所以，三国中那些著名的文人，比如孔融、杨修之类，若不肯乖乖地给有枪杆子的当奴才，就难免杀身之祸。至于曹操父子，那属于武人弄文，又另当别论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位精通文理的弱女子，她的命运自然只能是加倍尴尬和不幸。她就是后汉三国有名的才女——蔡琰(蔡文姬)。

　　蔡琰，字昭姬。到了晋朝，为了避晋文帝司马昭的讳，后人给改成文姬。于是，“蔡文姬”这个假名反而成为主流。在这里，咱也从众，将错就错吧。

　　蔡琰出生名门。她的祖上蔡勋忠于汉朝，在西汉灭亡时拒绝了王莽的任命，逃亡深山，因而被称颂一时。蔡琰的父亲是东汉末年的著名文人蔡邕。蔡邕既是文史学家，又是大书法家和音乐家，在文坛和艺术界都占据重要的地位(金庸小说《笑傲江湖》里，向问天从蔡邕的墓里找出了失传已久的名曲《广陵散》)。

　　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蔡琰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熏陶。她学问很好，能言善辩，又精通音律，可谓完全继承了父亲的衣钵。

　　在她年幼时候，一天夜里，老爹蔡邕弹琴。弹着弹着，一根琴弦竟然绷断了。蔡邕正想发一番感慨，不料身后的女儿稚嫩地插了一句：“断的是第二根弦吧?”

　　蔡邕心里一惊，因为女儿说对了，断的正是第二根。他口里敷衍道：“小丫头，你不过是碰巧猜对了罢了。”说完，手指头一勒，又弄断了一根琴弦：“这根呢?”

　　蔡琰回答：“这次断的是第四根弦。”又是分毫不差。蔡邕这才相信女儿真有这本事。

　　古琴的每一根弦，本来就会发出高低不同的声音，绷断时的响声自然不同。蔡邕自己能从焚烧木头的爆裂声中听出这块木头是制作琴的好材料，那么，蔡文姬能从断弦声中听出断的是第几根弦，这其实算不上怎么神奇，倒也恰好增加了可信度。对于一个年幼的小女孩而言，能有这份细致的分辨力，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等到蔡琰长大一些后，就嫁给了河东的卫仲道。婚后不久，丈夫就死了。在这短暂的婚姻中，蔡文姬还来不及生下儿子，犯不着呆在卫家，就又回到自己家。

　　那时候，寡妇改嫁是常事，更何况蔡琰年纪轻轻，又是家风很好的著名才女。可是，在她回家后不久，天下的变乱就一年烈似一年。黄巾起义好容易被镇压下去，宫廷内部又是纷争不断。等到大将军何进和宦官们同归于尽了，西凉土霸王董卓又率军进京，把持了朝政。

　　董卓听说蔡邕的才名，专门请他出来做官。蔡邕最初不愿与董卓同流合污。但董卓放出狠话，蔡邕不肯做官，就满门抄斩!蔡邕只好出来，董卓拿出土霸王的豪爽，给他连连升官，非常看重。蔡邕虽然知道董卓是个魔王，也难免存了一点感激。在这种情况下，蔡琰自然没工夫谈婚论嫁。

　　结果等到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司徒王允设计杀死董卓，为天下除了一害。蔡邕毕竟是文人性情，他受过董卓的恩惠，不可能一点感情也没

　　有，于是在座位上忍不住为董卓叹息了几声。这下，高举阶级斗争旗帜的王允震怒了，严厉斥责蔡邕依附奸党，毫无立场的罪行，并不顾大臣们的劝告，把蔡邕下到大牢。不久，蔡邕就在牢狱中死去。

　　丈夫死了，父亲也死了，蔡琰顿时成为飘萍柳絮，无依无靠。在那个兵荒马乱的世道里，女子的才情和智慧，是一点帮助也起不到的。至于美貌，反而会引来强横之徒的垂涎，给自己带来灾难。

　　董卓之死只是让朝中大臣出了一口恶气，天下反而更乱了。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带兵打破长安，杀死王允，为董卓报仇。之后，把持了朝政的李傕和郭汜又自相残杀，在关中之地纵兵劫掠。战乱加上灾荒，使得原先拥有数十万户的长安地区，人民“相食略尽”，这是何等惨不忍睹的景象!

　　在这几次战争中，李傕、郭汜等人都使用了大量的少数民族作为雇佣兵。而汉朝前期和中期曾经一度构成严重威胁的匈奴，在被汉朝打败后，也有很大一部分“内附”，接受汉朝的领导，居住在边境地区，称为“南匈奴”。在汉朝强盛的时候，这些少数民族一般是很听话的。但当汉朝内部自己分崩离析大打出手时，少数民族也就趁机蠢蠢欲动，甚至参与到战乱中来，烧杀抢掠。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蔡文姬遭到了不幸——她被匈奴骑兵捕获了。

　　匈奴骑兵似乎并非都是不懂怜香惜玉的蛮子。他们见眼前这个女子不但貌美，而且气度不凡，知书达理，就把蔡文姬当做珍贵的礼物，向上奉献，辗转几度之后，竟然送到匈奴的第二把手——左贤王那里，成为左贤王众多妻子中的一个。

　　那时，匈奴的高层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并且以汉朝的臣属自居。所以，匈奴的右贤王去卑曾在汉献帝最危难的时刻出兵护驾;而百余年后的西晋年间，匈奴的刘渊起兵造反时，不但打出了恢复汉朝的旗号，还尊蜀汉后主刘阿斗为先帝。左贤王虽然不是什么文人墨客，但大约也听说过大文人蔡邕的名头。对于眼前这个美丽而端庄的汉族女子，自然是宠爱有加。

　　而蔡文姬呢?

　　三国时期，蔡文姬称得上既美丽又有才的文艺女青年。

　　遭人劫掠，沦为匈奴王妃的命运，当然不是她心甘情愿的。匈奴聚集地的皮帐篷，胡语，以及充满空气的马粪和羊膻味，都不是她所喜欢的。她更喜欢故乡陈留的书香与琴声。

　　然而，反过来想，对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同时又是父亲下狱横死的孤儿，在这兵荒马乱尸横遍野的乱世，没有死于饥荒，没有死于兵火，甚至没有沦落到强人手中惨遭蹂躏，而是嫁给了匈奴部落中地位数一数二的大佬，从而获得一个相对安稳的生活，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再说，身为俘虏的她，难道还有选择的余地么?于是，蔡文姬只能放平心态，老老实实地在匈奴待下来，过她的左贤王夫人生活。这一待，就是12年。蔡文姬由青春妙龄的少妇变成了饱经沧桑的中年妇女，而且还给匈奴左贤王生了两个儿子。

　　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吃穿不愁，地位也还凑合。但蔡文姬心中总是念着故乡，念着那兵荒马乱，但永远留存有最单纯回忆的陈留，还有那些中原的风土人物。

　　因此，闲暇时候，她就用匈奴地区的乐器，作歌诉说自己的忧思。这

　　就是有名的《胡笳十八拍》。歌声哀怨，使人闻之落泪。这种遥遥的忧愁，终于还是有尽头。建安五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又用了七年时间，将袁氏的残留势力消灭殆尽，成为整个中国北方的统治者。

　　曹操不但是东汉末年第一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文坛领袖。对于前辈蔡邕，他非常敬佩，而且与之交情不浅。蔡文姬的聪慧伶俐与她的不幸命运，早就传到曹操的耳中，只是之前自己忙于应付来自四面的敌人，顾不上故人情面而已。

　　现在，曹操已经占领了三分之二的中国，拥有一支威震天下的精锐部队，也是时候关心一下蔡邕先生的闺女了。

　　于是，操哥向匈奴方面发出照会：我老朋友蔡邕的女儿蔡文姬，进你们左贤王的后宫已经12年了，该放她回来了吧?我也不白要人，给你们千金之礼，就算是赎金吧!

　　说真的，左贤王有点舍不得。蔡文姬不但人漂亮，而且聪明贤惠，这样的夫人，金贵啊，哪里是区区千金就能换来的?

　　但是，对面是曹操啊。官渡之战用两三万人击败了袁绍十万大军，白狼山之战一举击溃乌桓的20万人，这样的战神，区区一个左贤王，哪里敢招惹他?

　　更何况，当时匈奴本身的政治格局也是受到了大汉朝廷和北方军阀的控制。左贤王自己的地位，也和操哥的态度息息相关。为一个女人而得罪这么个大佬，俺左贤王还没痴情到这一步呢。

　　于是，左贤王忍痛割爱：文姬，你走吧，咱夫妻永别了!

　　这时的蔡文姬，其实也颇为矛盾。流落在外多年，自然盼望能回归故乡。然而，与左贤王相伴12年，纵然当初是被虏获，多少也有些感情。更何况自己养育的两个孩儿，作为匈奴的小王子，当然是要留在胡地，远行女儿回归故乡之日，却是母子永诀之时。这份哀痛，实在不亚于当初的背井离乡。

　　自古事难两全，更别说蔡文姬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曹操的迎回文姬，即使包含了怜悯故人的意图，现在却已经成为大汉朝廷向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扬威的政治面子工程。连左贤王都是唯唯诺诺，蔡文姬莫非还能抗拒这中原霸主不成?

　　蔡文姬后来在一首诗中，记叙了回归故乡而母子别离的这段惨痛经历。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匈臆为摧败。

　　文姬归汉图

　　于是，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左右，蔡文姬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

　　后人读书到这里，总想以操哥的秉性，拿千金从胡地赎回蔡文姬，难道不应该占为己有，给自己的后宫添个夫人么?反正他老哥霸占人妻也不是头一次了。然而，许是怀着对蔡邕的尊重，许是对流落胡地的蔡文姬歧视，操哥一反常态，没有自个儿占有蔡文姬，而是把她嫁给了陈留人董祀。

　　这位董祀，在曹操手下当屯田都尉，历史上的名声实在薄弱得很。要不是娶了蔡文姬，恐怕根本没人会记得他。而在蔡文姬呢?曹操的面子工程把她带回了故乡，可故乡早已荒丘连城，物是人非，当初的亲友杳然不见，自己孤苦伶仃一人，又能到哪里托付余生呢?于是，她勉强接受曹操给自己物色的这个“新人”，也只是苟延残喘罢了。

　　然而，就连这样的生活都过不安生。

　　董祀同志名气不大，胆子不小，竟然在曹操手下犯了错误，应该被判死刑。要知道，曹操的政治风格有些倾向于“法家”那一套，刑罚是相当严峻的。当年自己的坐骑违反军令踩了麦田，也要用“割发代首”的把戏来装腔作势一番。如今小小董祀犯事，那是非掉脑袋不可了。

　　在曹操，杀死董祀，不过和捏死个苍蝇差不多。可在蔡文姬，这是她唯一的亲人和依靠啊。于是，饱经风霜的才女只能豁出面皮，去为自己的第三任丈夫求情。

　　她到了曹操的相府，恰逢曹操在大摆筵席，满堂坐满了朝廷的公卿名士，以及远方来的使者。文姬就在门外求见。手下人报上信去，曹操得意洋洋地向满座宾客炫耀道：“蔡邕的女儿在外面呢，今儿让大家都见见。”

　　这老贼真把蔡文姬当做千金从匈奴买来的宝贝了，足以夸耀于人。

　　一会儿，蔡文姬进得堂来。但见她蓬头赤脚，满面哀楚，来到曹操座

　　前，盈盈拜倒，叩头请罪，诉说自己的无奈与悲苦，哀求饶恕自己的丈夫董祀。她的声音清越，言辞清楚，而语调哀婉动人，让满座宾客都不禁心生怜悯。

　　操哥毕竟是性情中人，看大家都有些感动，却还要装腔作势一番。他摇摇头说：“蔡琰，你说得确实很感人。问题是现在处死刑的公文已经发出去了，怎么办呢?”

　　蔡文姬叩头说道：“丞相，您的马厩里有良马万匹，您的帐下勇士如林，为何舍不得派一人一马急行去追回文书，救我丈夫垂危一命呢?”

　　曹操见她说得这样诚挚，便果真派出一人一马，十万火急去把那封死刑文书追回来，赦免了董祀的死罪。蔡文姬来请罪时，是披散着头发，赤着脚的。曹操又让人赐给她头巾和鞋袜，让她入座。蔡文姬谢过曹操，整顿装束。

　　曹操趁机问道：“听说夫人家中以前有很多书籍，不知道您还记得多少呢?”

　　蔡文姬叹息道：“我父亲蔡邕当年留给我四千多卷书，可是经过战乱流离，已经全部失散了。现在我还能记忆和背诵的，只剩其中的四百多篇了!”

　　曹操作为文坛领袖，爱书如命，一听乐了：“那也比一篇都不剩强啊，四百多篇不少了!我派十个文书到夫人家去，请夫人口述，由他们记录，把这四百多篇书誊写下来，怎么样?”

　　蔡文姬道：“男女授受不亲啊，不用您派文书来。只要给我纸笔，让我自己来写就是。”

　　于是，由曹操提供纸笔，蔡文姬完全凭借记忆，就把这四百多篇书一一写了下来。据史载是“文无遗误”，当然就算遗误了也未必看得出来。这说明蔡文姬技艺超群，才华出众。

　　然而，不管蔡文姬本人是如何美丽、聪慧与富有才情，她的这些才情与美丽，却依然在乱世中遭到了命运的摧残与折磨。父亲在政治斗争中被株连，自己在胡骑入侵中被掳掠，然后又为了满足中原新近崛起的霸主，而永诀自己的一对孩儿。这些伤痛的一一来临，并非因为她本人做错了什么，而仅仅因为她生在这个不幸的乱世。

　　甚至回国之后，她的才名也仅仅被曹操拿来作为炫耀与点缀的花瓶罢了。对曹操而言，蔡文姬存在的最大意义，除了显示自己丞相府的威震远近，便是为他默写那失传的四百多篇书籍。至于蔡文姬本人的才气或者悲欢，那都是无足轻重的。

　　这，也正是整个民族在动荡乱世中命运的缩影吧。

　　在金戈铁马的《三国演义》中，罗贯中没有把这位才女完全撂下，而给她安排了一段出场。

　　那是第七十一回，曹操率军到汉中抵御刘备，途经蔡家庄，拜访了蔡文姬。在蔡文姬家，曹操看到了“曹娥碑”的拓片。

　　曹娥是东汉和帝时候的一位孝女，年仅14岁。她父亲醉酒落水而死，曹娥哭了七天七夜后，跳入水中。过了五天，她的尸体背着父亲的尸体浮起来。于是，被作为典型传扬天下。大才子邯郸淳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刻碑记事。蔡邕读了这篇碑文之后，又在碑的背面写了“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大字。

　　曹操和手下人不明白这八个字什么意思，问蔡文姬，蔡文姬也不知道。只有大才子杨修说他知道。曹操自个儿边走边想，走了30里，这才想出来，蔡邕这八个字是在映射“绝妙好辞”四个字。于是，曹操感叹，我和杨修的才能差了30里啊。

　　这一段故事，原见《世说新语》的记载，但《世说新语》里讲的是曹操和杨修看了曹娥碑之后的讨论。问题是，曹娥碑原物在浙江上虞，属于江东孙权的地盘，曹操一辈子都没去过那里，怎么可能和杨修讨论这碑上刻字的含义呢?这是《世说新语》里面的一个BUG。而罗贯中妙手回春，将背景改为曹操和杨修在蔡文姬家里看到拓片，这就合情合理了，顺带着也给蔡文姬一个出场的机会。

　　不过，在整个这一段里面，重点是描写杨修的才华，为下一回他恃才放旷，遭到曹操嫉恨，最终被杀做铺垫。至于蔡文姬本人呢，在这一段里面，除了引出曹娥碑之外，甚至她连“先人遗物”的意思都揣摩不出，那才华比起曹操，自然又差了不知多少里。总而言之，才女蔡文姬在这一回里面是做了才子杨修的过场道具。对于一个原本就命运多难的女儿来说，这也仅仅是“聊胜于无”的亮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