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历史的必然”代替“历史的终结” ——兼评郑永年《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 2011年3月24日 作者：城廓
长期以来，我一直喜欢郑永年先生的文章，大多数情况赞同他的观点和分析。但他发表在 《联合早报网》，被《新浪网》主页转载的《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以下称郑文）的文章，叫我感到不解，现就以下文字请教郑先生及广大读者。
一． 关于“历史的终结”
郑文的观点： “西方社会在很多方面都特别强调“多元”，...... 但就是在政治制度问题上只容许“单元”，就是单线的历史发展观，即所有政治制度都必然走向西方式民主。早就有学者宣称西方式民主是“历史的终结”，尽管历史的现实并非如此。客观地看，现实世界上所存在的众多政治制度，并不能用简单的“民主”与“专制”或“非民主”所能概括的。那种把世界简单地划分为“民主”和“专制”，并且进一步简单地认为“专制”必然向“民主”发展的理论，已经远远不能解释现实世界了。”
我们先从人类的“婚姻类型”作为例子进行比喻来进入我们的讨论。人类的婚姻有皇帝赐婚、父母包办、金钱引诱、武力逼婚、政治联姻、民族和亲......,直到自由恋爱，可能有成千上万种类型。但是如果我们的考察是放在婚姻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历程及发展趋势，那么婚姻的主体双方是否是在自由意愿下的结合就成为问题的关键。那么，把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婚姻划分为自由恋爱与强制婚姻，并且进一步认为婚姻制度的文明发展必然是从强制婚姻到自由恋爱，就是合理的了。（尽管，强制婚姻，例如父母包办，有时能避免因为年轻人缺乏生活经验在自由恋爱中的种种危险，但历史发展趋势是阻挡不了的。）
现在我们转回国家和政治制度分类的讨论。近半个世纪来，政治家的分类有东方或西方、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有结盟国家与不结盟国家，还有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等等。但是如果我们的考察是放在政治制度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历程及发展趋势，那么政治制度的主体双方，即执政者与人民群众，是在专制的强迫之下服从还是在民主自由意愿下的“契约”就成为问题的关键。在这样的前提下，把现实世界上所存在的众多政治制度划分为“民主”和“专制”，并且进一步地认为“专制”必然向“民主”发展的理论，就也是合理的了。
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在蚂蚁和蜜蜂阶段，有“蚁王”和“蜂王”。到了大猩猩阶段，最强壮的雄性大猩猩往往成为统治者，拥有“三妻四妾”。到了人类的阶段，先有酋长，帝王，後有总统，国家主席等等。酋长，帝王一般不通过民众选举，称王称霸靠武力，实质上比成为统治者的雄性大猩猩并无高明之处。而现在世界上的总统，国家主席，大多经过“选举”。但即使选举的形式一样，例如，全体选民一人一票，本质也可天差地别：台湾的马英九过半数当选总统和伊拉克的萨达姆100%全票当选总统就有真假民主的不同。
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政府，绝大多数都有军队、警察和监狱等。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百多个政府在文明发展的程度上是有差别的。有靠武力称王称霸、没有顾忌地鱼肉人民的；也有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讨好民众（选民）以保持执政地位的。而政府是靠武力维持的专制统治者，还是受民众委托和授权的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 他们之间最本质的差别，是要看一个国家或社会是否有一个对掌权者的有效的社会制衡力量。 由于人性的弱点，唯有这种社会制衡力量和保证这种制衡力量不可被消灭的政治制度的存在，受民众委托和授权的掌权者才不会退变成靠武力维持的专制统治者。
有效制衡掌权者的社会力量的存在实际上不但有益于民众，也保护掌权者不至于很快腐败灭亡。成年人掉了一个大牙，如果不尽快做一个假牙补上，和它对咬的好牙失去了对抗，就会快速长大，最终由于牙质稀松而损坏。汽车如果不设计一个刹车来对抗油门，开上路绝对翻车。一个公司，如果出纳和会计是一个人担当，公司财务绝对是一笔糊涂账。自然界如此，技术产品如此，人类的社会也如此。这是铁律。
我特别赞成毛主席在开国前对黄炎培的一段话。黄问毛：“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许多许多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 黄问毛有什么方法跳出这一周期率？对此，毛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敬请读者注意：毛主席在这里没有给“民主”加上“西方的”这样一个修饰词。读读延安时代党报的社论，我党向国民党要民主时，绝对认为民主是“普世”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人类政治历史从野蛮走向文明，发展是无止境的。但是，从野蛮过渡到文明有一个拐点，或者说有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就是社会是由靠武力维持的统治者统治，走向由受民众委托和授权的管理者管理。社会发展，一旦经过这个拐点进入政治文明阶段，就像毛主席所说，就“跳出这周期率”，“已经找到新路”。这样的社会，就进入了一个“稳态平衡”。如同物理学上一个重心在支点之下的摆一样，即使由于外因离开平衡位置，也能自动回复。而尚未进入这个阶段的社会，也有平衡的状态，但那是“不稳平衡”，如同物理学上一个重心在支点之上的上大下小的立杆一样，必须有外加支撑的“维稳”，才能平衡。
历史上不排除一个民主社会被独裁者篡权从“稳态平衡”退化到“不稳平衡”的特例，特别是在专制社会中反独裁的民主革命果实被新的独裁者篡夺，未到“稳态平衡”就又回到“不稳平衡”。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一旦社会进步跨过“拐点”，从独裁专制进入民主社会，就从“不稳平衡”进入到“稳态平衡”。这一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逆的。你能想象如美、英、法、意、日、加、澳等民主国家会回到独裁社会吗？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日裔学者福山在苏东波事件後提出的《历史的终结》，我理解重要的意义有两层。第一层意思是，历史发展的大方向，是从靠武力维持的独裁到靠民意支持的民主，是从“不稳平衡”社会进入到“稳态平衡”社会。其第二层意思，是指这种历史转变的“不可逆”。宛若人生的成长一样，总是从童年-少年-青年的方向成长，经过“成人式”的“拐点”，就从“未成年”进入“成年”。人一旦成年，就不可逆了，直到死亡。一个社会，一旦进步进入真正的民主社会，就不可逆了，直到人类和地球毁灭。所以，用历史的“终结”一词不恰当。特别是在两大阵营刚刚对决出输赢，胜利一方如此得意洋洋，不但失败方难以接受，就是中立者也难捧场。如果我们用毛主席语录，祝贺那些兄弟国家的人民，历史给了他们“跳出这周期率”的机会，用《历史的必然》代替《历史的终结》，那大概容易被接受一些。
二. 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巨大变化”
郑文的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政治制度上的变化，使得中国有能力适应和消化社会经济变革，以及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变化。...... 中国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
1. 郑文指出：“第一是开放。......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在中国，因为没有多党政治，依靠的是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内部多元主义表明政党的开放性。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利益，执政党就向它们开放，把他们吸纳到政权里面，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实现利益代表。”......“中共的转型不可说不快。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成功地解决了民营企业家加入执政党、进入政治过程的问题。面临迅速崛起的社会组织和新兴社会力量，执政党现在又开始强调社会管理，致力于通过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扩展执政的基础。随着社会基础的扩大，党内民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
郑先生这段话，我理解有两层含义：第一，中国执政党用“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类似西方多党政治所实现的政治上的开放性。作为中国人，我们长期接受的党的宣传教育是说中国除了共产党外，还有其他民主党派参政，这是中国政治开放的标志和证明。但是，中国的民主党派参政的功效可以等同民主国家的多党制的论断，就已经让人难以置信，郑先生更进一步，只需执政党用“内部多元主义”，就能起到民主国家的多党制的功效，实在是叫人匪夷所思。第二，民营企业家加入了执政党，不错。但是，工人，农民工，下岗工人，农民，失地农民，中下层白领，每年新毕业的几百万大学生，广大企业界退休的人员，城市平民......他们是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有几个代表被“吸纳到政权里面，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实现利益代表”呢？
其实，中国执政党是否能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特别是捍卫底层人民利益），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老百姓从切身体会会有准确判断。维基解密公开了一个美国驻华使馆向美国的报告，说根据他们线人的报告，政治局常委讨论重大问题时，各常委代表着不同特殊利益集团的各方。报告还指出了谁代表地产商，谁代表石油商，......等等，但找不到代表底层人民者。当然，我们对这个报告的真实性会谨慎考察，但此报告比起“执政党能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特别是底层人民利益）的判断，似乎更靠谱一些。有关更详细的讨论，我们将在本节第3段进行。
2. 郑文指出：“第二，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解决了精英阶层更替问题。......这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确立了两种相关的制度，一是领导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录用制度，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录用人才。现在这个制度从基层到最高领导层已经高度制度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年龄的限制......，各个阶层精英更替的速度，是没有其它任何一个制度所能比拟的，包括民主制度。”
不错，笔者也高度肯定中国废除最高领导人终身制这一进步。但要说“中国尽管没有西方式民主，但也找到了同样的甚至更有效的方式，来保证不会出现个人专制”则言过其实。我们都知道，江是陈云李先念等推举的，胡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下来的习是江和曾庆红支持的，......每一代的最高领导人都是由少数几位最大实权者提出，在一个很少数圈子内确定的。13亿人的管理者，由几个人提出，在很少数人圈子内确定。这种更替，对终身制的确是进步，但它避免不了共同利益的小集团的专制。
至于“人才录用制度”，最大的问题是各级领导不经选举产生，而是上级委任。掌握权力者向授予其权利的人负责，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一个省长，县长，乡长，名为他/她治下的人民之公仆，实际上效忠上级是第一要紧的事。不迎合上司者能得到提拔吗？这样一种选拔制度淘汰了多少有独立人格之士，留下来多少拍马逢迎之流，就更不要提那些买官卖官的人了。
3. 郑文指出：“第三，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能力，从而促成政策的及时变化。......如果西方式民主更多地表现为政权轮替，中国更多地表现为政策“轮替”。尽管中国社会经常抱怨执政党政策变化缓慢，但较之其它政体，中国的政策变革速度还是相当地快。......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再到本世纪，中国实现了数次重大的政策转型。看不到执政党的政策动员能力，就很难理解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胡总书记上任以後的情形吧。胡上任後，提出“科学发展观”，即“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确是很好，想要纠正以前“发展是硬道理”和“GDP第一”的政策。胡已执政8年多，马上就要到任了。经过了漫长的8年多，中国走上了“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了吗？高烧不退的房地产，一半以上收入靠卖地的地方财政，地方贷款平台的巨额债务，遍及全国环境污染，如出笼老虎般的通胀......我们承认，走上“可持续发展”是一个艰苦过程，这里有客观上的困难，更有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扰。但有些绝对于党于国于民有利的政策和措施，只要有决心是可立即实行的, 如：领导干部财产公开；把政府（非国防机密）的开支公开；把三公消费降低到现有水平的10%（现在有资格配公车的干部都买得起私车），省下的上万亿补贴公共卫生、教育和取消退休双轨制；取消垄断行业的特权和超出全国员工平均约8倍的不合理工资制度；......依郑文指出的“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能力”，这些本来一天就可做到的，却一拖几年十几年，或花拳绣腿，或光说不练。一个房价调控，本来出台一个“收取任何房产出售时99%的增值税”（理由是房子是民生产品，只用来住而不鼓励投资），投资、投机立即就可停止，何至于左一个“国八条”，右一个“国四条”（典型的花拳绣腿），到最近，发展到堂堂一国总理和开发商对骂的地步（互相指责缺少“道德血液”。）其实，我很敬重温总理，他也很无奈。当然，也有迅速甚至过度执行政策的情况，如2008年初的房产救市，全国各省市绝对是雷厉风行。
三. 关于“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
更准确地说，应该不是讨论“是不是”，而应该讨论“像不像”。我的看法是有“像”的方面，又有 “不像”的方面。
1. “像”的方面：
我们都知道，最近进入社会动荡的伊斯兰国家，大多属于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诸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始人，如埃及的纳赛尔等，大都是献身于复兴自己民族国家的革命英雄。在开国之后，他们大多是把大地主的土地征收或征购，分给农民；把重要工业商业和银行，收归国有。尽管他们不是共产党，但实行的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当时苏联等共产党把纳赛尔等领导人看成自己的同志。
有一种说法： 资本主义看重效率，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如历史上的苏联东欧，改革前的中国）强调公平，而伊斯兰社会主义，介于两者之间，平衡效率与公平两个方面。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说法，是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像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那样在意识形态方面绝对纯洁。由于社会主义导致普遍贫穷，他们在半个世纪前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例如埃及，他们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改革国有企业，鼓励私人经济。埃及在发展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1961-1965，经济年增长5.5%，1975-1981，年增长达8.4% 而伊朗，在巴列维的领导下，实行土改，资源、交通和骨干工业国有化，工人入股，妇女解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购买先进武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农村小学生人数从1958的2.3万至1962增长到150万。在农村，大量建立新的诊疗所。从1963-1972，伊朗GDP平均年增11.5%，可以和世界上任何经济奇迹相媲美。但是，在世界上，不管你是白种黄种棕色种人，人性都是相同的。一个原先由政府掌握的庞大经济领域，一旦开放，允许流入私人手中，那么，如果这个社会事先没有由“政治改革”产生的一个可以有效监督制衡掌权者的社会力量，那么“经济改革”的巨大利益一定是流入接近权力的个人或家族手中。而社会一旦进入这个阶段，腐败就像洪水一样泛滥，贫富两极迅速分化，社会矛盾急剧上升。在埃及，黑市走私、贪赃枉法、以权谋私、偷税漏税、贪污腐败盛行。1974-1981，7年中百万富翁增加了90倍。在伊朗，仅占全国人口1%的皇亲国戚、大官僚、大资本家占有全国80%的财富，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国王的专机上装饰着一亿多美元的金厕所。1971年10月，为庆祝波斯帝国2500年庆典，国王从海外订购无数奢侈品，65座进口帐篷一字排开，以巴黎马克西姆餐厅的丰盛宴会为主轴，长达一周时间的狼吞虎咽、歌舞升平、夜以继日，一次庆典花费2.5亿美元（见王小强《文明冲突的背後》）。其结果，就是萨达特被伊斯兰兄弟会（他们类似中国现在的毛派）枪杀，巴列维被霍梅尼原教旨主义推翻。
伊斯兰兄弟会枪杀了萨达特，但没有掌权。穆巴拉克继续垄断权力。 霍梅尼则建立起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这些国家尽管允许反对派存在，总统也经全民选举，但反对派力量薄弱，无法阻止政府的腐败。尽管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很不错，如突尼斯，但最近，就是从这个突尼斯开始，到埃及，利比亚，巴林，现在发展到也门，叙利亚，走上街头的群众的基本诉求是要求更多民主和杜绝腐败。
开花的季节到来，没有花粉过敏的人平安无事，所有的花粉过敏症患者就心慌了。对最近两个月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的茉莉花革命，我们完全没有看到美、英、日、法、澳等国的政府担心群众也仿效他们闹起革命，因为这些国家有与阿拉伯国家完全不同的体质。相反，体质相同（类似花粉过敏）的国家，最高领导马上召集党政军领导开重要会议，要求“把不和谐因素降到最小最小”，同时，加强对社会，特别是网络的监控，逮捕危险分子。为了使读者体会该国对网络监控到何等地步，建议读者做一个实验：把“茉莉花”、“茶花”、“菊花”或其他的花名作为关键词分别在百度上搜索一下，其他的花都有结果，唯独“茉莉花”3字被完全屏蔽。神经质到如此了地步！
2.“不像”的方面：
简要地说，有两点。第一，中国有所有阿拉伯国家加起来都不能比的强大的维稳力量。今年的维稳经费是6千多亿，像去年一样超过国防军费。第二，中国有一个孔夫子，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渗入很大一部分中国人的骨髓和灵魂，使现代公民意识很难建立起来。最近在天安门广场立起了孔先生的塑像，以表彰他的思想对中国维稳的巨大贡献和丰功伟绩。（完）/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