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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六个不搞深不可测 /六个不搞挑战普世价值/六个不搞不是禁区是窗户纸
發佈時間: 3/25/2011 2:06:01 AM 被閲覽數: 87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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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六个不搞”深不可测
  

今年中共两会的重点,似乎不是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或“十二五计画纲要”,倒好像是人大委员长的“六个不搞”。何况政府工作报告只管一年,五年计划只管五年,至于“六个不搞”这一整套体系严密的大政方针,没有谁说得清楚它的期限到底到哪一天为止,很有可能,不仅是为了绑定现在,更深的意图是绑定将来。

“六个不搞”的原话如下:“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言太简,意太赅,有一种深不可测的威严。我反反复复读了几遍,越读越糊涂。

“不搞私有化。”这是向私有制发出的進攻令,还是门面话,说说而已?是安抚已经成功的亿万富翁既往不咎,对尚在奋斗的人警告他们到此为止,还是另有什么意思?是要真刀真枪开始没收私有财产,还是仅仅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纯洁无瑕進行美容?谁能看得懂,谁能解释清楚?

“不搞两院制”很费解。若非无的放矢,必是有为而发。不知道它针对的是什么事件,想解决什么问题。

对幅员广袤,地区差别很大,特别是对多民族国家,联邦制是和睦相处的最成功的体制,为什么要深恶痛绝,一棍子打死?若说阶级性,列宁就搞联邦制,中共的二大和七大也主张联邦制。有人说,现在是骑虎难下,必须跟“08宪章”的判决相衔接,也有人说,这是为了把“地方自治”扼杀在摇篮里。但地方自治是文明国家的普遍趋势,有错必纠是法治社会的优点。一意孤行,将错就错,因小失大,决非国家之福。匆匆忙忙作出这种结论,令人困惑不解。

在我自己负责起草的十三大档中,也有“决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的提法,但“照搬”不“照搬”和“搞”不“搞”,是不同的概念,正如不“照搬”外国的宪法,不能曲解为不“搞”宪法。现在宣布中国“不搞“三权分立”,想达到什么目的?难道要告诉全世界,中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都是依法不独立的?难道国务院没有独立行使行政权的合法地位?难道中国的法院缺乏独立审判的合法权力?难道连委员长本人所在的全国人大也没有独立立法的可能性?到底是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还是国家机关必须以各级党委附属品的身份执行任务?

同样,宣布“不搞多党轮流执政”是什么意思?难道全国只有一个党才有专门执政的资格?既然如此,何必选举?难道中国的选举,命中注定只能是徒具形式,不给选民以选择馀地的“等额选举?

如果普选的条件不成熟,那么,中国定名为共和国的条件到底成熟不成熟?

“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的含义是清楚的,但我认为是错误的。如果这样,就等于用一个大脑来指导十三亿个大脑。强化思想管制,强化对资讯和言论進行检查和惩罚的制度,搞这种举国一致的思想体系,难道不怕僵化?用一个主义来配合一个党的权力,发出一个声音,塑造一个形象,于民于国,究竟有什么用处?如果把追求这种东西当作目的,我认为大错特错,应该悬崖勒马。

我提出了一些疑问,希望得到指教。我也讲了我的一些认识,如果不符合“六个不搞”的本义,欢迎批评。

 

“六个不搞”挑战普世价值-

再谈六个不搞(鲍彤)

  

六个不搞,其实就是一个不搞。不搞普世价值中国共产党过去是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起家的,自从1989年韬光养晦以来,普世价值不提了,用“中国特色”把自己关在世界文明的大门之外。现在提出的六个不搞,除了“两院制”和“一院制”各自的适用范围尚待深入研究以外,私有制,多元化,联邦制,三权分立,政党政治等五项,其实和市场经济一样,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好制度。




为什么必须坚持六个不搞而不得动摇,理由何在?委员长说,因为事关“正确的政治方向”,动摇了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这个理由很雄辩,但没有根据。

相反的根据倒有许许多多。以最近北非,西亚爆发的茉莉花革命为例,凡是承认普世价值的国家,包括正在经历特大地震灾难考验的日本,个个秩序井然,没有一个因茉莉花而发生内乱的。相反,凡是如临大敌草木皆兵的,恰恰都是一些依靠“六个不搞”之类来维持表面稳定的国家。

事实胜于雄辩“六个不搞”不是好东西。真要避免陷入内乱的深渊,就得“六个搞”而不是“六个不搞”。真要稳定,真要和谐,真要反腐败,真要监督领导,真要和平地解决而不是在震荡中激化社会矛盾,就需要有自知之明,认真学习西方 - 因为西方许多国家长期以开放立国,都是普世价值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者和践行者,经验比我们丰富得多。

这个道理,别人不懂,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都懂。梁启超懂,孙中山懂,胡适懂,储安平懂,连毛主席也懂。你总不会怀疑毛主席是汉奸吧,早在五十年代,中共中央在讨论斯大林专制独裁,无法无天的悲剧的时候,毛泽东一针见血指出,这种事情在西方国家是不可能产生的。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西方制度是专制独裁,无法无天的天敌。毛的观察很深刻,这个判断是准确的,驳不倒的。的确,因为西方有政党政治,搞一党专政就等于自杀。因为西方有选举,谁不得人心谁就得下台。因为西方有三权分立,监督和制约的机制能够经常起作用。因为西方大国一般都实行联邦制,避免了中央高度集权的官僚主义。因为西方人人都有思想自由,谁都难以神化自己和妖魔化别人。这一系列内在的必然联系,决定了斯大林,毛泽东之流如果生活在西方文明所代表的普世价值之中,根本不可能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这个道理,邓小平也懂。所以他在八十年代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也说,这种事情,在西方国家里是不可能产生的。

所以,从根本上说,西方的公民社会才是长治久安的社会,才是不怕茉莉花革命的社会,才是茉莉花革命所追求的社会。

毛泽东和邓小平虽然自己被权力欲所蒙蔽,毕竟善于观察别人的失误,所以还算得上是第二流的政治家。如果连别人的失误也看不清楚,连前人已经懂得的道理也故意置之不理,那就太自暴自弃了。恕我直言“六个不搞”就是六个自暴自弃。

 

'六个不搞'不是禁区是窗户纸 三谈'六个不搞'

 

——RFA独家:“六个不搞”不是禁区,是窗户纸——三谈“六个不搞”(鲍彤)

2011-03-25

 

关於“六个不搞”的两篇文字发表後,颇有朋友为担忧。有的问,“六个东西是什么来头?

会不会是最高指示?”我当然不可能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有的提醒我,“报告已经通过了!登了报了!说不定有法律效力!”言下之意,有点紧张,怕我因讨论“六个不搞”而获罪。

我感谢朋友们的关心,但我很坦然。现在应该不是中世纪,共和国应该不是法西斯,领导人应该不是法盲。我不认爲最高指示是法律,也不认爲人大通过的报告是法律。

什麽是法律?只有进入了立法程序的提案,在通过立法审议和立法表决之後,并且由权威机关以“法律”的名义向全民公布之後,才能成爲合格的法律。只有以合格的法律为准绳,才有可能作出“罪与非罪”的判决。

根据委员长的界定, “六个不搞”乃是“政治方向”。好极了,确确实实,它不是法律,只是政治方向而已。政治方向是可以讨论的。主张“六个不搞”的人无权宣布“六个搞”有罪,正如主张“六个搞”的人无权宣布“六个不搞”有罪一样。政治方向既不能使人有罪,也不能使人无罪。

举个例子,守法公民不应该因爲向往赞美“旧制度”而获罪,贪污盗窃者也不应该因誓死捍卫“六个不搞”而无罪。

法律无权审判方向。所谓方向丶理念丶信仰丶特色丶意识形态,诸如此类,和学术问题一样,全体公民都有权加以讨论(有权赞成,有权反对),都不是法官或律师的对象。

从初级法院到最高法院,谁都无权用法律来解决其中的是非,无权据此来确定“罪与非罪”——因爲你根本不可能起诉,不可能立案,不可能审判,不可能量刑。如果不是保护而去压制公民的言论自由,法官自己就违宪违法了,换言之,有罪了。

顺便说一下,法律本身就是可以讨论的。如果法律不能讨论,非但无法修改和废除法律,而且无法表决和产生法律。这种社会,只能是无法无天的社会。在无法无天的条件下,确实没有什麽“罪与非罪”的界限可言。

“以言治罪”本身就是一种罪恶。“言者无罪”这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和西方文化一起,融合成爲一种举世公认的普世价值——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中国《宪法》第35条的内容。请问有勇气反对言论自由的人,如果把言论自由反掉了,你们自己还有没有言论自由?

必须指出,曾经甚嚣尘上长达几十年之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伟大领袖就是犯罪”之类,根本不是法律,它是僞法律,是蒙昧时代的闹剧和丑闻。这种蒙昧的东西在中国危害极大,流毒极深。

现在必须用很大的力量来进行啓蒙,以俾举国上下,一切官民人等,大家引以爲鉴,把它送进历史垃圾堆里去,再也不能听任这种东西祸国殃民了。

至於“六个不搞”,我认爲,本来就是容许赞成,容许反对,也就是容许讨论的东西。所以,凡是关心人类命运和普世价值的人,特别是不愿意让今天的权力来绑架中国未来方向的人,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来研究,来发表意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反对普世价值的人,已经把他们的政治方向集中归纳为“六个不搞”,这就使赞成普世价值的人,也有可能集中力量,集中目标,进行探讨。

承认禁区,作茧自缚。打破禁区,海阔天空。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人企图用“两个凡是”把十亿人在思想上捆绑起来。他们没有成功。当年中国包括法学家在内的思想界和老百姓,没有把“两个凡是”这张窗户纸当作禁区,反而群策群力,打破了毛泽东思想的束缚,把中国推进到热气腾腾的改革年代。

现在有人想用“六个不搞”来控制十三亿中国人的未来的政治方向。其实“六个不搞”同“两个凡是”一样,都没有法律效力,都应该不是禁区,都类似於一层窗户纸。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中国人就能够成就无愧於前人的事业。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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