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倡导下，重庆的党政官员从去年3月起全面开展“三进三同”，即让张辽这样的官员们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重庆市委组织部公布说，到2010年底，全市机关干部参加“三进三同”近25万人次，参与率达98.9%。

据《济南时报》3月30日报道，“三进三同”始于2009年。重庆市委党校在中青班学员中开展“让我来做支部书记活动”，100名学员到边远贫困区县当村官，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九龙坡区委副书记潘平是最早一批“三进三同”的官员。他所到的乡村巫山县平河乡朗子村，位于三峡库区深处，在那里，部分分散居住的村民连吃水都很困难。对于官员们的到来，村民们小心翼翼又不冷不热地接待着。直到有一次，在“同吃”时，潘平把老乡掉在桌上的一小块腊肉夹起来吃掉，农家人才认为他真是“自己人”。这次体验，让中青班的学员“非常震撼”。这种形式很快得到薄熙来的肯定和推广。2010年3月，重庆市委下发《关于在全市机关干部中开展密切联系群众“三项活动”的意见》，使“三进三同”走入常态化。

“要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但绝不能嫌贫爱富，整天围着富人转，淡忘了党的宗旨，疏远了困难群众。”薄熙来2010年元旦在合川、北碚看望慰问贫困户时说的一些话，被视为对“三进三同”思路的诠释。

重庆市委要求全市机关干部每年一周、新提任领导干部和新招录公务员在试用期内用一个月时间，参加“三进三同”。最为关键的是，将“三进三同”效果作为任用干部的考核指标。

数以10万计的官员开始住进偏远的乡村。在田间抡起锄头翻地或插秧的，可能是市政府的秘书长，是某市级部门的局长、主任，或区县的书记、区长，好些是农民一辈子都见不上一面的“大官”。市委要求与农民结穷亲，科级干部结一户，处级两户，厅级三户。据统计，有20万干部结了50万户“穷亲”。

“三同”中的“同劳动”，官员们很快能够适应。而“同吃”，则遇到了问题。重庆市地税局两位女性官员入住的农户家，是张姓的老夫妇两人。张大爷成天叼着烟，烟灰到处撒。在晚餐时，一大截烟灰像撒胡椒面似地撒满菜盘。而大爷端汤上来时，两只脏兮兮的大拇指深深泡进汤里。两位女士不禁惊叫起来。“大多数干部还是能克服，并帮助农民们改掉一些不好的习惯 。”市委组织部在总结报告中称。

同住，则更难。有的人城里住惯了，担心有味道；还有的村子的厕所建在猪圈旁，用化肥袋子当门，有的干部很不适应。为此，一些官员一度“住不下来”。

为纠正“住不下来”，合川区委组织部在2010年3月请了20名大学生担任调查员，对进村的人员情况进行电话全覆盖调查。有时一晚要两次打电话到农户家里，要求与干部本人通话。第一天电话，发现有一半没有同住。次日中午，组织部将未按规定同住农家的官员名字，滚动出现在政府机关食堂的大电子显示屏上，网上也挂出通报名单。

当晚官员的入住率达到 85%，第三天达到100%。

薄熙来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说，通过“三进三同”，我们的干部觉悟和素质得到了提高，不经过这个过程，总觉得浑身不舒服，好发牢骚。一经过“三进三同”，就有幸福感了。

自薄熙来2007年12月就任重庆市委书记以来，这座山城在外界眼中变得越来越“红”。许多重拾老传统的做法引发争议。有人担心这会将这个正雄心勃勃地进军西部金融中心和IT制造业基地的城市，“拉回到政治运动年代”。

在抑制腐败的议题上，那些坚信权力制衡原理的学者，也对这种“传统的思想教育模式”不抱期望。“这对官员们也许完全没有作用，应该用现代公共管理方式解决官员的特权化问题。”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对记者说。但在重庆挂职的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认为，重庆的探索有其价值和意义，“三进三同肯定对干部有触动作用，比如对张辽资助的那个女生来说，我想她不会认为这是作秀”。重庆社科院研究员丁新正认为，“三进三同”这种最高层与最基层的直接互动方式，是在实践一种新型的社会管理方法。


多维新闻

中国对要不要政改没有共识 2011/03/30

很多年来，人们认为，中国今天的争论已经不再是政治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改什么、如何改革的问题。但近年来中国的发展表明，人们在这两个层面实际上都缺少共识，就是说，无论是领导层还是社会，不仅对政治改革要改革什么、如何改革没有共识，就连要不要改革都没有共识。 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29日发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文章说，中共十七大提出了政治改革路线图，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但直至今日，这两方面不但没有具有实质性的进步，就连共识也在弱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首先在于思想层面的两个极端的“误解”。一些人认为，改革只是像中国那样的“非民主制度”的事情，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完善。因为相信西方制度的完美性，他们倾向于认为西方式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 与此相反，一些人则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已经足够健全，没有必要加以改革。一种越来越普遍的官方观点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无需变化，其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显得越来越自信。这种思想最显著地表现在激进的左派。他们认为中国现存制度远较西方的制度优越，中国应当把“中国模式”向外在世界推广。 文章说，自2010年“两会”之后，中国总理温家宝多次谈论政治改革。作为执政者，意识到现存体制不改革不行，提倡政治改革很是自然。但让人们惊讶的倒是中国社会对此作出的对立反应。激进自由派对温家宝的讲话作了自由主义的过度解读，而左派很自然对此作了相反的解读。围绕着温家宝数次强调普世价值，自由派借此来推动西方式改革，而左派则竭力否认任何普世价值存在的可能性。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的分裂和对立，可以说越来越甚。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对立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高度对立。改革的既得利益化，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大趋势。从改革的意识形态、议程、政策制定到执行，各个环节都受制于既得利益。这些年来，中国并不缺乏各方面的变化，但这些变化都是由各种既得利益所操控。一旦当某一改革理念被认为不利于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群起而围之。 文章警告，没有改革，政治制度就很难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并且最终导致激进的变革，包括革命。换句话说，防止革命的唯一路径就是改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的经验告诉人们，不改革就会导致危机，而激进改革导致倒退。 文章说，政治不改革已经造成了诸多非常深刻的负面结果，威胁到执政党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首先是领导集体的权威的流失，也是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 文章最后说，中国的政治变革不可避免。如果不想革命或者激进变革，除了改革别无选择。今天，在改革议程既得利益集团化的同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激进已经显露出来。要确立有效的改革议程，为政者只能从执政党、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才能超越既得利益，动员足够的社会支持力量。对政治改革，任何激进理想主义或者犬儒主义，都会最终酿成国家和民族的大灾难。 多维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