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万延海

2011年4月3日凌晨，上海市公安人员以查色情表演名义，查抄了一家新开张的同性恋酒吧，当场抓走60多名酒吧里的男性顾客。上海市警方没有提供理由说明，被抓人员大多在12个小时后获得释放，但据悉有个别人员被拘留。

上海市警方此举引发同性恋社群一片反响，国际媒体法新社、纽约时报、自由亚洲电台等纷纷报道此消息。同时，网络媒体Fridae.com、东西小栈及时跟进报道是次上海警察袭击同性恋酒吧的事件。而最为引人关注的，同性恋群体通过新媒体微博客、推特等广泛发布消息，谴责上海警方执法犯法的行动，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

社群人士通过新媒体发布警方行动消息，现场拍摄警察行动的图片，通过手机和网络新媒体对外联络，对中国公安人员执法犯法行为造成严重打击，极大地损害中国公安人员的声誉。2010年9月底，北京警方袭击一处同性恋交友的公园，抓走近百名同性恋者，同性恋社群也是及时通过新媒体微博、推特等对外发布消息，抗议警察的行动。

同性恋在中国并不违法。1997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修订后的《刑法》，自1997年10月1日起实施。新刑法删除了“流氓”词条和“其它流氓活动”的条款，后者在司法解释上原先包含“鸡奸罪”的情况。中国公安部门1997年新刑法修正前，主要通过流氓罪的条款来处罚男同性恋人士或男同性恋之间的性行为。

新刑法生效后，中国公安人员不再可以随意抓捕同性恋者，同性恋者的交往场所、网站和公开化得到发展。但同时，在一些重大国事活动前夕，中国公安人员依然经常打击同性恋群体，比如北京2008年奥运会前夕、北京2009年国庆60周年前夕、广州亚运会前夕的2009年。

中国政府在每次整治互联网的运动中，男女同性恋者的网站往往成为首先被清理整顿的对象，比如2009年初和2009年底，中国几十个有影响力的同性恋网站被关闭，而同性恋网站管理人员需要不断转移服务器，有些人索性就把服务器转移到国外来。

在一个开放社会里，中国公安人员对同性恋群体的打击行动也给中共当局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把一个正在崛起、有能力和具有全球化网络的群体作为公安人员的打击目标，无疑将制造更加强烈的社会反抗，这对中共当局无论在内政治理、还是外交工作，都具有极大的杀伤力。

VOA

无语!!“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 2011/04/11

“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 2010-06-09 光明网-光明观察 　　2009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把维稳当做第一责任，已成为地方政府和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维稳是压倒一切的重任。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见5月27日《社会科学报》） 　　可以看得出，维稳是继综治革命之后，地方政府又一重大治理战略决策。维稳不仅紧系着地方政府，还牵动着从中央到地方庞大行政系统的职能发挥和财政预算与支出。深入看来，维稳一方面是为了应对社会矛盾的群体性事件的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是从中央到地方强化维稳的重要性和战略性，以期通过维稳提高地方政府或部门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固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工作，稳定是一切工作的基石。然而，在居高不下的维稳行政成本之外，又多了一个不断攀高的维稳财政成本。 目前，仅就部分地区的情况来看，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维稳经费相当于、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已成为普遍现象。 　　按理说，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本身已充分具备了维稳功能。即现代媒体制度保证了媒体信息发布的公信力、现代司法制度保证了司法最高和最后仲裁的地位、人代制度则保证了民意的规范表达和民意对权力的有序监督，等等。只要这些机关、机构、部门和办事的人，保证这些渠道的正常、民主、公正、公平、公开和科学的运行，那么，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不难分散纳入各自的体制路径，皆能以最小的成本得到正常化的解决，而不至于发展到以高额的财政支付来维稳，非得要整个社会都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最终导致，不得不以高价，甚至天价的财政支付维稳。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中国财政的国情力。中国的行政成本之高，早已众所周知。现如今，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尤其群体事件的此起彼伏，更耗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之外，多了一个同样不断攀高的维稳成本——财政维稳。河北省2009年国庆安保志愿者的招幕人数，原则上不低于各辖区人口的1%，也就是说，有多达78万人的河北人奋战在国庆维稳的第一线；今年北京“两会”期间，北京投入安保力量就达70万人。从2008年到2010年，河北省用于完善“护城河”工程和公安基础设施累计投资有49.5亿元。如此大规模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维稳，是否符合中国的财政国情力，是否考虑到中国财政的承受力？这都是值得决策部门考虑、深思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中国百姓的承受力。资料显示，2009年辽宁公安支出223.2亿元，以该省4300万人计算，人均要负担维稳费用达500多元，对于一个经济水平一般的省份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相比之下，城镇社保还没有全面普及的前提下、农村社保还没有全面推广的前提下，以此高额的天价维稳费，值得吗？笔者认为，应当将其天价的维稳费抽一部分出来直接投入到民生工程中去，给老百姓直接带来受益和实惠。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每投放一笔的意义。广西贵港的群众工作部经费每年不少于20万元，群众工作中心不少于4万元，群众工作站经费不少于0.2万元，这就意味着该市的5个群众工作部，74个群众工作中心，1148个群众工作站，每年至少吃掉626万元的财政经费；2009年广东惠州仅租用监视器材就花了至少3664万元。然而，我们投入归投入，花费归花费，我们细算过每一笔维稳费用吗，是不是每一笔都应当投、值得投、必须投、非投不可？如果，每投放一笔维稳费没有其可操作和可实用的价值与意义，则没有投放的必要。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所谓维稳成本，总的来说就是法外解决、特殊处理的成本。这是在国家基本制度之外，多出来的成本，而且因其原始性、粗放性、不可复制性，注定成本之高超乎寻常。“天价维稳”成本证明，让正常渠道作为国家制度的基础设施能够切实地起作用，已刻不容缓。广东广州市财政报告显示，该市2007年维稳费为44亿元，比当年用于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还多，此数字一度引起部分人大代表异议；而重庆市2009年维稳的财政预算为52.7亿元； 2008年地方财政中武警经费总支出额为52.7亿元。由于各地维稳压力巨大，维稳支出急剧增长，部分地方为保障维稳经费支出被迫削减其他财政支出，如湖南省津市为此要求所有行政事业单位压缩20%的开支，甚至从每名统发人员的工资中逐月扣钱。依笔者看来，维稳更应提倡节约成本，从而提高其维稳效率，不可全靠以钱养事、以钱维稳。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实施后的社会效果。近年来，各地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且由地方重要领导亲自担任负责人。拥有170万人口的山西太原市，有人民调解委员会2622个，调解员18442人；广西贵港县乡两级维稳工作平台专门从事维稳工作的人员600多人、村级维稳信息员3500多人。如果说上海、广州皆属经济发达地区，“天价维稳”成本尚能支撑的话，对于经济并不那么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天价维稳”成本就不免令他们捉襟见肘了。湖南津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高额的财政支付还不够的前提下，该市政府作出口中挤食的无奈之举，以此保证维稳经费。然而，这些“天价维稳”带来的社会效果又如何呢，不得而知？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稳定是否全靠金钱。今年1月12日，贵州安顺坡贡镇发生了一桩普通刑事案件，当地政府为了维稳花费了相当于3年财政收入的费用。在维稳“一票否决制”的压力下，地方政府的维稳已到了不计成本的地步。这属于典型的“花钱消灾、拿钱买平安”的无奈之举。这只能说明，该地区的综合治理和维稳工作处于“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状态，即使火烧眉毛了，还不慌不忙。实在扛不住了，没关系，只要有钱就行，有钱可以摆平一切，自古以来，“有钱能使鬼推磨”之怪理一直经久不衰。同时，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和财政预算部门，更要监督维稳经费支出的全过程，杜绝挪用、贪污等现象的发生。更要考虑，“天价维稳”是不是唯一之举，金钱是不是维稳的法宝，除了“天价维稳”外，还有没有与其相配的维稳举措。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是否需要民众听证。当前，由于社会矛盾逐渐增多、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等现象，从控制和防堵角度入手的维稳是解决其突发性事件的唯一手段，导致维稳成本的上升理在情理之中。然而，成本的财政预算在某些地方已大大超过了一些民生项目的开支，如此看来，“天价维稳”的无限期投入，绝非长久之计。笔者以为，在今后的维稳预算、维稳投入和维稳支出等现象，能否像其他民生工程项目一样，以“听证会”的形式，通过新闻媒体和政府部门召开“听证会”或发布会，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民众或民众代表，以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新闻媒体，共同做出维稳预算、投入和支出的决策。以此群策群力，利用全社会的力量和智慧。如此以来，既让维稳在阳光下操作，又杜绝了暗箱操作之嫌。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之？ 　　随着维稳体系的逐渐完善和健全，这说明了，政府对百姓生活、工作和生存状态的高度关注和保护。笔者想问，钱是维稳的唯一制胜法宝吗？国家要投入多少钱才能维持这庞大的机器呢？维稳是不是未来的中国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呢？“天价维稳”的无底洞到底有多深？“天价维稳”何是休？ 　捏造“中国维稳预算”缺乏基本常识　 　　2011年04月06日 　来源： 新华网 　　前不久，境外法广中文网发表文章称，“中国维稳预算首超军费”，维稳给中国带来巨大代价。文章发表后，许多媒体像是发现了新大陆，纷纷进行转载。只可惜，法广的这篇文章完全是无中生有、张冠李戴。 　　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政府的预算中，根本没有维稳这一项。法广文中提到的“中国维稳预算”达到6244亿元人民币，完全是偷换概念，6244亿元人民币其实是中国的公共安全支出，法广将其称为“中国维稳预算”无非是想制造噱头，吸引眼球。 　　“公共安全”和“维稳”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公共安全的范围涵盖了公共卫生、公共交通、建筑安全等诸多领域，这些领域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安全为目的，是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中国的公共安全支出涵盖公安、消防、缉私等诸多领域，远非只是维稳那么单一。法广无视常识，竟然将中国政府对于这些领域的正常投入说成所谓的“维稳预算”， 并称“这是中国用于维稳的预算第一次超过了军费预算”，无非是想误导受众，制造中国社会“不稳定”、“维稳代价高昂”的假象。 　　事实上，在当今世界的主要国家当中，除了美国、法国以外，大多数国家公共安全支出都超过军费开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政府财政支出统计年鉴》，德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公共安全支出分别为本国军费的114%、105%、157%、103%、109%，因此，中国公共安全支出略超过军费非常正常，本用不着大惊小怪。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人民对公共安全的需要不断增长，中国公共安全支出稳步提升。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从2008到2010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分别为4059.76亿元、4744.09亿元和5486.06亿元，分别比上一年增长16.4%、16.8%和15.6%，而同期中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为19.5%、11.7%和21.3%。这表明，中国的公共安全支出与财政收入增长保持着协调发展，并非如法广新闻所编造和渲染的那样，需要应付“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局面。 　　捏造所谓“中国维稳预算”，企图给中国扣上“专制警察国家”的帽子，是法广文章的潜台词。可实际上，中国警察与人口的比例一直在世界上排在相当靠后的位置。以美国为例，美国警察共有警员92万人，警察与人口比例达到3.25‰，而中国警察与人口比例约为1.3‰，远低于美国的警员配备比例。如果以公共安全支出与军费比例而论，中国不及德、英、日、澳、俄；以警察占人口比例论，中国远低于美国，在这些数据面前，法广文章所谓中国“投入巨资维稳”的报道真有点指鹿为马的味道。 　　对于这类捕风捉影、张冠李戴的报道，人们并不陌生。在“3·14事件”和“7·5事件”后，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造谣污蔑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西方媒体的目的就是要抹黑中国，制造不利于中国的舆论，并希望看到中国发生内乱，但经历过近代屈辱历史和社会动荡的中国人，比任何人都更加珍惜社会的和谐稳定；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成绩，也让全体中国人更加深刻地明白，唯有稳定才能发展。（周继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