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二、2010年4月6日，拍攝艾未未一行在成都西安路派出所報案，感谢未未的合作者李老師拍了這张工作照。拿录音筆的記者是爲紐约客写出有關艾未未專訪特稿的Evan Osnos，拿攝像機的長發女子是美國的紀录片作者。舉起照相機的是文濤，他因爲報艾未未等藝術家長安街抗議而失去工作，他还背着我的工作大包。——艾曉明注
作者：艾曉明
敏感詞： 草泥馬之鄉 色情 國保 長安街 信息公開
时 間： 2010 年 4月1日
地 點： 北京草場地258號，艾未未工作室
写在前面：《花兒爲什么這樣紅》剪完之後，我去北京草場地，給艾未未和工作室的朋友們看。看完後大家覺得没问題，可以公開；但因爲剪輯軟件不兼容，未未工作室的老张可是忙活了了好几天，才把作品压成上網。
我借機和艾未未做了以下訪谈，上次見面，还是做《花兒爲什么這樣紅》采訪时。2010年4月前，艾未未出訪科隆、紐约，春節前後的故事也不少。冬去春来，草場地滿园春色。
艾曉明（下略）：我在網上看到你在紐约和推特發明人對谈，金融危機、社會變革等……
艾未未（下略）：這次金融危機，是全球化以後遇到的第一個很大的问題。這個问題实際上非常好：就是说互聯網时代，它真正使原始的結構在全球范圍內發生了最大的變化。過去的權力、包括語言結構，包括系统的运轉模式，都建構在傳统的價值體系之上。有了互聯網之後，实際上這個變化非常大，只是大家还没有完全意识 到，就是個人有可能獨立獲得信息，構成自己的判斷，然後進行表達。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這是有人類以後，發生的最大一次變革。
一、“這樣的社會，我覺得非常危險”
你跟推特發明人谈到這個问題没有？
我 們没有探討這么詳细的问題，没有谈到美學、政治學跟互聯網的關系。主要还是谈的中國面臨的處境。我覺得是一個困境，就是说，当一個社會高度發展的时候，它 必須依靠或者建立在大多數人信息不完備、被遮挡、屏蔽的情況下；那么這樣的社會，我認爲非常危險。我覺得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情況，尤其對極權國家的情況不夠 了解。我做了一個比喻，在和赫塔•米勒（HERTA MUELLER）的谈话中，我就说：大多數人都说，哦極權，極權是怎么回事？這就像你说下雨是怎么回事，這個是不好表述的。只有站在雨中，你才知道下雨是怎么回事。它是一個全面的信息和全面的状態。所有的困境不是完全可以用語言来表述的。
所以中國這個状態並不是所有人都理解，当我说，中國没有几個最大的國際互聯網平台的时候，所有人都很吃驚。那么我说，中國也没有推特，也没有CNN的 时候，作爲西方人不太能理解這是怎么一回事。爲什么會没有？那么我说你看看都哪些國家没有吧：北朝鲜没有，伊朗没有，古巴没有。我覺得這個已經说明问題 了，就说什么樣的政權需要維護自己的统治，是建立在絕大多數人或者所有人失去他們的行爲能力，失去他們一些最基本的權力？
你這樣直接批评政府，不覺得對自己有威胁嗎？
這 個问題我不斷地回答，西方人也不斷地问，说你這樣的批评會不會有威胁。我是這樣回答的。我说，实際上我們從来都生活在威胁之中。這個威胁已經傷害到我們生 活中最基本的權益、情感、行爲方式，我們對自己的判斷、對外面的看法。這種威胁还不夠大嗎？難道只有把我放在監獄裏才叫威胁嗎？只有一拳打到我头上才叫威 胁嗎？因爲我说過，人又不是豬，要刀架在脖子上才叫威胁。我們的處境就已經是威胁。第二我说如果我不這樣说，這個威胁仍然是存在的，這個威胁更多地體現在 我的鄰居、我的朋友或者我不認识的一些人身上。但是我希望通過我這樣说，有很多人像我一樣去说。我说多一個人说，我的威胁少了一半，一百個人说，我的威胁是百分之一，這個帐是很容易算得清的。
赫塔•米勒怎么回應？
米勒她是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她是羅馬尼亚的一位犹太人，曾經受到羅馬尼亚安全機構的威胁，跟蹤、調查，和這兒情況一樣。我記得在一篇文章裏，她提到一點非常有意思，就是羅馬尼亚的安全系统希望發展她成爲線人，她说了一句话：我不能那樣做，因爲那不是我的character；就是说我這個人不是這樣的，如果我這樣做了我就没了，我這個人就等于不存在了。
她 是一個非常堅定的反極權主義者，在每一次谈话裏面，她都在谈這個问題。她说我們是在爲那些死去的人谈话，我写作是因爲我爲那些死去的人在写。她是非常清楚 的這么一位女性，別的東西都不可能改變她，榮譽或者是……都不可能改變她。這個我覺得很了不起，她拒絕去放棄，拒絕去遗忘。
因爲記憶和堅持是很痛苦的事情，反極權在世界上不是一個时尚的、熱門的话題，没有人老是愿意去提及所谓個人的不幸，或者是一個族群的不幸。對不對？因爲大多數人不是生 活在這么一個状態之下。
米勒倒是问過我一個问題，就是说，推特也好互聯網也好，你們是不是過大强調甚至誇张了它的能力？她想到的是，伊朗革命中用它，政府最後是非常傲慢的，該抓抓，該杀杀。 我 覺得她说的一半是對的，簡單地從認知上面来完成對這樣的政府或者当政者的聲討，是不能夠完成整個社會變革的，她当然需要其他很多方面的跟進。但是我说，如 果我們在一個黑屋子裏，我們只有這個蠟燭的时候，我們一定會點起這根蠟燭。因爲我們没有別的可能，這是中國的一個情況。
你這些想法也跟國保说過？你说最近國保来找你了？
我 和他們有交往。主要是他們希望能跟我多接觸一下，交流一下。是建立一下接觸，倒没有什么真正的交流，主要是我在谈。我还是很清楚地在谈我自己的觀點：這個 國家這樣可不可能，就说這么做，有没有這種可能性。因爲我说民主不是一個政治理想，民主是一個有效的手段，是一個國家怎么樣進入到一種新的可能性中，而不 是说……因爲顯然這個问題是很大的。因爲你可以不民主，但你也要有一個改變的方式啊。所以我們有一些交流，没有什么具體的问題。
二 “我們都是色情的産物”
我看網上那個草泥馬之鄉，那些照片。
我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就是到你這来聚會，然後跳起来？
如 果了解我的人會發現，我在理論上是很堅定的，或者有一個持久的思考。但我的行爲是很即兴甚至無厘头和不假思索的。因爲我不太愿意給我的行爲每次做一次判 斷，我覺得這個没有必要。但是行爲又是很重要的，因爲你的所有的態度都是要靠行爲来完成的，我很怀疑那些只有態度没有行爲的人。当然你说，態度也是一種行 爲，但是那個行爲比較可疑。
所 以經常有些事情，比如说像那次就是網上几個朋友说，我們想来看你，我说可以呀。他说我們想叫一些人来，很多人都想来，我说那好吧；推特上的人其实天天都泡 在一起，我上得比較晚，也有几個月时間了。這么多推友想見一面，其实是一件比較忌諱的事情。但我也说，那見面就見面吧，就大家吃飯什么的。但是我想提出一 個要求，那来了我們都得脫啊，就完全是臨时這么一说。
来了以後我说那大家都脫吧，大家都很扭捏，因爲都不認识。可能裏面有两個人認识，有很多人都不認识。但是我覺得脫是一個態度，实際上我覺得我最大的一個优势是，公開和不遮挡。我覺得這樣一個態度我可以做到，但是我不知道政府能不能做到，顯然他們是做不到的。
那報纸上说，夫妻在屋裏放黃片都給弄到派出所去，你們一群人在這兒裸體，你不覺得會被認爲是色情嗎？
色情在生活中，我不認爲是個问題，我們都是色情的産物，而且还會一直色情下去。只要這個不傷害到他人的利益，又在法律的框架之內。我覺得色情一點没什么不好。
從另外一個角度来讲，所有的這些跳起来的身體又並不色情，因爲他的訴求不是一個具體的性對象。你怎么看這個裸露的身體？
我覺得，裸露對我来说是一種釋放，是把话说白了這么一件事。因爲我們都過多帶有文化的伪装、曆史的痕迹。然後我們爲我們的行爲找太多的去或者不去、做或者不做的理由。 但实際上，我覺得直覺和本质的東西可能更接近我們要追求的一個社會的品质。就是说，让每個人有機會表達，让每個人有表達的可能，每一個身體和另外一個人是 一樣的。实際上你看大家都脫的时候，你很難分辨誰是誰了；其实這不太重要了。你看到的有胖的、有瘦的、有跳得高的、有跳得低的，但我們都看他們，哦是一個個裸體。
当你跳起来的时候，那個时間很短。大家跳的时候照相機拍下這一瞬間。但這一瞬間放在網絡上，它就變成凝固的图像，變得很長久。那么，如果在一個世俗的框架裏来看，你不會覺得別人来觀察你身體的每一部分包括隱私，你不會覺得這是隱私嗎？
我 覺得對于一個普通的人、尤其在中國這樣的社會的人，是没有隱私的。因爲我們並不具有可被隱蔽的成分。雖然你说，這是你的隱私，实際上你说你的隱私时別人連 兴趣都没有。所以隱私必須建立在廣泛的兴趣上，這個隱私才是隱私。当別人對你完全没有兴趣的时候，是没有隱私的。昆蟲没有隱私，就像你说無産階级没有祖國 一樣。 因爲第一你不具有可屬性和特殊性，單一性在那兒，所以说，我覺得這個隱私是不重要的。
如果说，對很多人来讲，無論是學者还是藝術家，让他們脫光了跳，可能都有心理障礙。
這也是我希望挑战的一部分，实際上誰都有心理障礙的，對不對？我覺得我們能走多远，涉及到我們對自身的認识有多徹底。我們爲什么會有這種障礙？我們常常會问。实際上，我們的身體難道不值得我們驕傲嗎?難道我們之間這么想見面，難道我們不想見得更多一點嗎？所以我覺得，有时候需要把话问得更進一步。這实際上是把自己放在一個位置上，让自己实際上是很尴尬的位置。但是当你走過這一步的时候，你會比原来更透亮一點。
当你們脫完了，再穿上的时候，你覺得大家的關系都密切了一點嗎？
顯然的，不信我們可以脫下試試看。
好，我再问你……
轉话題了。
哈哈，是的。我的意思是说，後来又上了天安門了……
因爲我覺得生活是靠细節来完成的，我剛才还想说完的，真正是靠细節完成的。实際上所有的遮挡都是细節部分去掉了，然後让我們感覺很安全，很不屑一顧。但实際上细節出現的时候，情感还有状態都發生了變化，你看到没看到已經不是一個人了。
三 “世界上最成功的一個游行”
然後不久就上了長安街，這在國外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件事。
對。
当时你怎么看？
我 以前说過一句话，我在處理大的问題的时候，都是用最快的判斷。比如说我是不是回國，很多人都说這是太大的事兒了。你在美國待了十二年了，你是不是先回去看 看，或者你先来回走一走或了解一下。我根本没有说，回去我就把所有的東西一打包我就回来了。不准備再看看我是什么樣，因爲我常常做最坏的打算，因爲我對自 己没有什么自視很高的状態。最坏的打算是什么？不就是把我抓起来嗎？
可有人一直说：艾未未和普通中國人不一樣，因爲他有國外的居住證，他有國外的護照。你的護照到底是哪裏的？
最 初，其实我剛開始折騰的时候，人們都说，艾未未就是嘩衆取寵，對不對？他就是想借這個出名。後来他發現我其实很有名，不需要靠這個出名，大家這塊不说了， 就是關于我的這種说法吧。然後就说，他是外國人護照，他没事，他隨时可以跑，我只好把我的中國護照貼上去。因爲没人相信一個中國人，我們那個年代的中國人 到美國十几年以後，仍然拿着這本中國護照。那他們又不说了，他們現在只能说，他是靠他父親什么的。
我 跟我父親其实没太大關系的，都是媒體爲了有时候登我一個東西，他們覺得在編輯上很難通過，把我父親搬出来。实際上他們也不是太想谈這個事，因爲究竟一代人 和另一代人的訴求是非常不一樣的。那么這個大家其实現在也不太说了，頂多就说——謠言啦：他拿着美國人的錢，或者有什么反華势力资助他。
我 覺得我不需要反華势力来资助我吧，我本人就是反華势力。所以我覺得這個事兒，很好笑。那么，關于我爲什么能這樣做，那是因爲我做了以後你們才问這個问題 啊。我做之前你说我能這樣做嗎？大多數人，連我家人、朋友都跟我说：未未——我九十年代初出黑皮書的时候，当时所有人都说，這書出来你就完了，肯定是完 了，這不可能的。我说那我先出来才能知道是不是完了，對不對?我不能说先預料我完了，那我本身已經成了這個思維體系的一部分了，我先犧牲了。那么我出了以後没完，然後2000年做不合作方式展覽的时候，有人说，啊，你敢做這樣的展覽？做了肯定是完了，這不可能的嘛。
“不合作方式”展覽是怎么回事？
“不 合作方式”是我們有五十来個藝術家，多數是北京的，全國各地都有，我們在上海做的一個很大的展覽。這個展覽第一次提出我們要不合作，所有藝術家最重要的價 值、最本质的價值是他的特殊性和個性化。就是说，他不但對現有政權的政治體系不合作，他對西方文化的結構也是不合作的。他對所有的强權不合作。当时谈這個 问題还是很少的，然後又把它付諸一個展覽来做。
那是哪一年？
2000年当时我們做完以後就被封了嘛，這個展覽據说激怒了很多人。到时可以給你一本畫冊。人家说艾未未是零几年以後才發生了變化，做完鳥巢才發生變化，我覺得這對我太不了解了。
你知道我是在紐约的时候，就说什么公民記者，什么維權，可能我是最早的。對啊，反對海灣战爭的游行、反同性恋歧視的游行、地方的維權运動，我都是參加的。我跟美國的人權協會，跟美國的civil liberty union，叫民衆維權協會，跟這些都是長期打交道的。
這個可能跟我童年的經驗有關，因爲我畢竟是生活在被整個社會歧視和淩辱的一個家庭。我不覺得這個家庭有什么特殊，但是那個时代都是那樣的，至少我不認爲這是一件應該习慣的事情。所以我們從1978年開始做星星畫展，然後当时的民主墙這些事。雖然我很小，這些經驗我都是有的。
受歧視的家庭有两種情況，有一種是很反叛的，也有一種是被驯化的。
我從小是性格非常反叛的。那么我家裏人、我父親他們都這樣说，我是一個天生的反對派。基本上別人说什么我都會用我的方式来提出一個问題，這已經是我血液中的東西。這跟 我做的作品、我的世界觀，还有我的一些美學哲學的思考有關。
你父母是鼓勵這方面，还是想让你改一改？
我父母当然覺得很烦惱，這個人怎么這么麻烦呢？他們当然也不會让我改，但肯定有时候就會有一些矛盾出来。
然後那天你們就想好了上長安街了？
没 想。我們做他没有追究，很大程度上是因爲我們没想。你如果有組織有計劃，那這是另外一件事，這非常符合他們的套路，你知道吧？他必須抓住你這兒有組織有計 劃，有證據，對不對？我当时是在城裏幫別人做設計、要選一套瓷器的时候，接到了電话，徐烨说：未未，家裏有几個藝術家来了。我还遲疑納悶，因爲我這兒不太 接待藝術家的。
我 说什么事啊？他说他們打得头破血流的坐着，等你想跟你聊一聊。我说哎呀那我回不来呀，我剛過来，這樣让他們等一個小时吧。实際上我在選完回来已經两個小时 過去了，那么這些人也走了。我问了一下，其中一個人我是認识的叫大吳。我说，哦，大吳来了，怎么回事？怎么會头破血流的？然後我说這樣吧，他們也不远，離 我這兒也就一公裏左右，那我過去看一下。
因 爲我覺得很不好意思，人家来找我等了這么久我也没回来。去了一看呢，雖说没看到他們，通了電话。因爲他們正在開會，我覺得他們比較緊张，因爲我了解的情 況，跟旁邊那個叫正陽藝術區的人谈的时候我就说，怎么回事？他們就说，嗨，昨天晚上有一百多個，有人说一百，有人说两百人，拿着棍棒、刀闯了進来，打了几 個藝術家；包括今天来找我的三個藝術家还有一個日本的藝術家。大家都不知道該怎么辦，都全傻了。
我 说，根據我維權的經驗，你們藝術家搞維權是扯淡的事。爲什么？因爲你們太雞賊了，蒙蒙自己的事，然後在自己的畫室裏發泄一下，或者在自己的社區裏發泄一 下。我说維權不是互相感動的事，維權是一種很具體的，你到底是怎么樣去維護，這個權力是怎么樣的一個權力；你這點都認识不清，怎么去維權？
後 来他們把我這句话公布出来了，就说六十年了，面對這么一個政府，你們还能相信他們，那我覺得你應該對着镜子大喊三聲傻逼。這话一聽肯定是我说的，但是当时 我确实挺憤怒的。我说一方面人家都這樣欺負你們了，另一方面你們自己还在那兒自作多情啊，还在那很矯情地玩這種藝術展之類的。而且我特別覺得他們很回避這 些问題，現在是打到头上了。但這时候，大吳他們来了，头上都是血什么地说，那咱們走吧。我说那走就走吧，我們連商量都没商量，直接，我说咱們往哪兒開？他 們说直接往王府井。我说王府井車過不去，因爲我們的車那天號也不對。我说咱們這樣好不好，往長安街和東直門那邊開，被停在哪兒我們就從哪兒下来。
從 長安街到了東直門那兒，然後我們把車停了下来。他們打起了條幅，我就是拿這個推特和手機發這個推特，然後还拍攝攝像。因爲你這個游行如果是不能把聲音傳出 去，這個游行是没有任何含義的，對不對？你可以天天游行的，只不過不會傳出去的话。那么我就把它直接發到了推特上，当然我推特一發，很多媒體記者都能看 到。我覺得，這就成了世界上最成功的一個游行。因爲他没有任何的組織，闪電式的、没有組織地進入到一個状態中。支持我們的就说，你不能這樣做，但我們有權 表達我們的情感和我們的要求。
那天很多警察的吧？
你 看吧，所以你不能想這么多。是很多警察，我想我們可能下車就被抓了。但是我們下車以後，再往前走的时候，我忽然發現，咦，没有警察。因爲他是一個懸空的中 間那樣，我們走了很远都没有警察。最近我聽说長安街有一個條例出来了，就是整個長安街有一個安全防卫的條例。可能現在你去，連接近都接近不了啦。但那個时 候我們一直在走，说，哎，警察怎么还不来啊？奇怪。走很久喊口號，打着條幅，然後折騰……
車是有的，交通車是有的？
交通車特別多，因爲很多人看，很多人在拍照，很多人在發出信息。
我在推特上看到说後来扭打着前進？
也 没有扭打。就是警察……。我当时想，很多人都很有谋略，然後會想很久，把自己都吓死了。一聽说長安街可能两腿都發抖了，這是我們一條街啊！這條街是爲人民 而修的、最寬最長的一條街，我們不走誰走啊？對不對？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原則问題，就是说你不要先把自己吓着了。有什么了不起的？這個事不是很簡單嗎？一百 多個人打了人，北京“两會”前，然後黑社會、地方政府、發展商，這道理能拿出来讲嗎？所以说我覺得北京公安處理得很理智。
就 说這個事是他們錯在前，不予追究。但是，是可以追究的，因爲游行是有管理條例的。那我说你們追究就追究嘛，去的人肯定是不怕追究才去的，對不對？誰敢到天 安門廣場這么做啊？那么六個人打出三個條幅——三個條幅还必須六個人打，其中一個人一直手推着輪椅車，然後我拍攝像和發推特；這個事也就算完成了。我們不 通知一家媒 體，因爲我覺得我們本身就是媒體；我們本身就是發聲，我們本身就是傳播。所以這個本身已經完全化解了過去的一種結構體系，我覺得漂亮也是漂亮在這兒。
這個事對很多人来讲，是因爲有關于“六四”的記憶，流了那么多血。
我們做的速度你調坦克也来不及啊，就直接發生了。
可是你想，我們今天看谭作人，也就是一墙之隔。
当然我不是说這樣是安全的，這樣是很不安全的。我也不希望任何人去試着這樣做，当然我也不必去我希望不希望，我知道没有人會去這樣做的。中國人还都是很明白事理的。所以我覺得我們就是傻帽呗，覺得該做的就做了，没太想。
四 “只要我还活着 我肯定會问下去”
然後，“两會”期間，你們給“两會”代表遞交了所有的提问？
嗯。關于四川5•12，我們想政府有這么好一個信息公開條例，國務院發的。温總理不斷在说，政府要求信息公開，更加透明，增加公民的知情權。我说所有的法律條例都在，我們用什么方法来檢驗它呢？只有我們每一個人投入自己的參與。
關于四川地震 我們做了一年多的公民調查，積累的问題成千上萬。我們辦公室用大量的时間写出這些问題，非常具體。跟專家、跟學者、跟律師一起，反复征求大家的意見。哪些问題是非常具體的，没有情緒化的，對不對？這些问題把它們用最平淡的话问出来，但是要问得非常具體，让人没有辦法回避。
那我們问了建設部、民政廳，还有教育部、教育廳，还有公安，还有基金會，發出了一百多封信。可能他們政府有史以来没見過這么詳细的问卷，我估計他們看第一眼就傻了，他們根本没有能力回答這些问題。但我們是按法律来的，你必須得回答。
我 看他們用了大概有百十封信，全是用同樣的句法来谈的：第一，能公開的都已公開了；第二，不能公開的屬于秘密；第三，你們没有资格知道這些事情。那么這三條 都是違反國務院信息公開條例的。但是我們不這樣做，也不能判斷政府是不讲理的，或者是推诿的，或者是遮掩的。我們必須這樣做了才知道，對吧？
那我們还在努力，你还不公開我們只能告你。有的部門甚至不通知我們，有的很傲慢，像民政、还有教育部門，根本就不告訴我們。他收到信以後，本来七天應該給我們回复的連回复都不回复。那我只能告你了，因爲我們有這個告的權利。
那么，当我們告到法院的时候，法院也不給我們回复。我去到法院的时候，法院说：你把你這個资料拿回去吧，我們不能給你立案。我说：爲什么不能立案啊？他違法了没有啊？ 他不回答。他说，你不具有詢问信息的资格。
我 说這個不是你法院要管的事，我告他們是告他們不給我回复。具體我回复的內容應不應該，那是另外一回事；法律規定他們必須給我回复。那么他們又不跟我爭了， 因爲他們没有道理没有邏輯的。他说這是我們給你的答复，我说那不成的，你這樣答复怎么成啊？你按照法院也得給我一個書面答复。即使你給我不立案，你也得給 我一個通知的。這個不是你這樣給我说一下就行了，他們又不说话了。
我 说：你們不说话我就在這兒等，直到你們说话。我做好准備等——我事先没做任何准備的。但是我想，我們下棋只能這樣一步一步来嘛。等到下班了，他們覺得我还 不走，说我們下班了。我说作爲一個法官你不能说下班了把我請出去吧？如果说下班了把我請出去的话，那意思就是说我明天再来�？他們一看這個人太難纏了，最 後他們还是做了让步，就说把你要求立案的文件收回来，然後我們向領導再反映，然後我們再給你通知。我说你早说這话不就没這事兒了嗎？他們让我在那兒等了那 么多個小时。
在哪家法院？
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那就是说四川這個事情还是會繼續追问下去？
這個事我已經说下大话，誇下海口了；我说只要我还活着，我肯定是會问下去的。如果说這些名字还有一個學生没發現的话，那我还是會问下去的。顯然还有很多學生我們没有辦法發現，也没有政府的配合。他們如果不公開，没有人能知道。盡管我們已經發現了5212人，但是這裏最後还有一百多人我們是找不到的。
可是你不覺得——這两年来公民追问受到了强烈打压，一個接一個的被送進監獄了，你不覺得這個努力很孤立嗎？
怎 么说呢，我覺得網絡給人提供了一個更好的條件。盡管我孤立，我的聲音並不可能完全被禁止，不會说完全聽不到。但是我在想，如果我不说了的话，那还有這樣的 聲音嗎？如果有別人在说，我当然不用说了。如果说我不把一個一個人的名字、生日、哪個年级的，在哪所學校找出来的话，还有其他人找嗎？谭作人在監獄裏。
所以這些具體的事是很需要人来做的。大家都说哎呀你是個藝術家，好像你根本不應該做這種 事情；但現在我覺得在國際社會上，大家對我还是比較能夠理解。因爲每次我都谈到，我是不是一個藝術家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基本的表達權力 必須得到社會的維護。這個社會不管你是發展中國家还是發達國家，你都没有理由，没有任何理由、用任何的借口取代對這些基本事实的质问。
那你怎么看待来自理縣教育局的那種回复？我指的是问你們是不是特務，你覺得它背後是什么邏輯在支持？
我 覺得這個社會是一個非常僵化的社會，他們長期處在一個對倫理和世界道德甚至世界觀和哲學的空缺下，變成了簡單的官僚主義。這種非常腐敗的體系、這么一個运 轉的結構，那么顯然這些人没有能力去回答任何问題。他們可能是從部隊轉业的，或者從這樣一個機構一層層上去的。那么這個機構只寻找認同他們方式的人，這就 是爲什么中國進入了一個最大的困難，那就是系统自身没有更新能力。西方社會是建立在一個理想的邏輯上，這個邏輯是说我們有自我調整的能力，我們靠理性来完 成社會進展所需要的要求。那中國是什么呢，我們靠党性来完成。這個党性是什么？他們甚至不能尊重真正的党章或者憲法，实際上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家族性的封建 统治。
你最近決定再去四川一次，會不會預料這次去有什么風險？會出什么意外的状況？因爲你這次去立案，要跟公檢法打交道。
我 覺得一個維權的人，或者一個上訪的人，他完全是體系的一個犧牲品。因爲你是爲了一個很簡單的理想——我被別人傷害了，我必須尊重法律，在這個前提下，我必 須去立個案，我要報下警。然後你發現，哦，這個系统是不支持你的；他們認爲，你被打了有什么了不起啊？我們不承認，誰見到了。那么這樣你就必須用人性，用 你的所有的尊严和對世界的理解来和這么一個簡單的、荒謬的結論来對质。就是说我要么接受你所有的語言，那么就等于放棄我所有對世界的理解；要不然我还得爲 我的堅持付出一定的代價。對我来说，很難選擇前者，我只能说這個事發生了，我把它完成。這是一個程序，我必須盡到責任。你如果連被打了都不去找他們，那不 是被人笑话死了。
可是對于很多人来讲，這也是很自然的，因爲給你們回复了對吧？
這 個結果從最開始就是每個人都知道的，大多數人放棄的一個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说，你跟這個社會鬥，是不會有結果的。我也經常會這樣想，哎呀没有結果的。但是没 有結果我也得鬥啊，因爲這個是我的生活，我在這裏啊。我的生活就是這些內容，没有比這些更有意思的內容了。因爲你如果不維護你生命赋予你的最基本的權力， 那你还需要什么呢？
上头也查你账號了，有没有人解釋這個？
其 实也不需要解釋。我问過他們，说你爲什么要查我账戶啊？他們当时很吃驚——我怎么知道這事了。他说這是我們的常規做法，当他不知道怎么辦的时候，通常就是 去查账。因爲查我帐时，我当时出國了；所有人都認爲，我不應該再回國了，他們说艾老師，你回去必然有危險，你想連公安部都来查你帐了。
我 说，那就让危險發生吧。我说這個事情，没有發生的危險永远不是危險。所以说過段时間我还是回来了，我覺得他們也應該能看到。我覺得你在和任何人打交道的时 候，包括通常我們所说的你的敵人或者什么打交道的时候，实際上也是在告訴別人你的行爲方式。你不能做一些让別人瞧不起的事情我覺得，對不對？我说的很簡 單，我在最後一篇博客裏说的也很簡單，意思是你不要太低估了我。
你覺得低估了你哪一點？
我覺得大多數人都低估了自己，都把自己看成一個並不能夠真正爲自己、爲他人的痛苦或者是生命本身的尊严来说话，這個实際上是對生命價值的不理解。對我来说，我没這個问題。
看《花兒》人們會说艾未未在這個片子裏怎么這么正常的？因爲你在推特上的面貌好像是另外一種，會说髒话，發飙。
我可能有很多面，我想。我覺得我搞藝術的时候，搞建築，都是不一樣的。我做建築的时候建築師说，你比我們搞建築的人还懂建築还要严謹，我做藝術的时候又有很多不同。我覺得這個还是針對不同的受衆吧，你的表達方式，我是比較看重表達方式的。
5•12两周年，你們工作室有什么自選動作？
我們通常没有什么太多的計劃。因爲我們手上的活兒已經非常多，想把它做完做实在，细節做好；然後需要投入的量很大。
《老媽蹄花》後来有没有找你？
没有人會找我的，這個社會没有人會找我。通常有没有人找你，有或者没有，你怎么辦？我说他們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把我徹底滅掉。讲理他讲不過我，從哪一點他們能跟我谈道理呢？我又不是一個容易被说服的人。
我看你折騰這么多事，好像也不緊张啊？
我 現在越来越緊张了，坐在北京二院那邊跟他們谈的时候，我覺得，如果说這就是我們的生活——多少有點兴奮，多少有點意想不到的成分，但這不是很好嗎？處理了 一些該處理的事，跟那些該打交道的人打交道，然後用我們自己的方法来解釋這個问題。然後把它告訴他人，這是我們能做的事情嘛。
你可能出乎一些人的意料，因爲有人會覺得像你這個状態，有时候在網上，在推特上很憤怒，會是活得很緊张或者是很憤怒的那種。
我有时候會很憤怒，有时候氣得我真是夠呛。但是有用嗎？好像光是憤怒是没有用的。
後記：说到這裏，艾未未接夏霖律師的電话，大家相约三天後去成都，聚會“老媽蹄花”。4月5日，艾未未一行当天到達成都，並趕去都江堰5•12學生墓地祭奠，結果被告知：這裏没有墓地。4月6日，艾未未去西安路派出所報案。後一直没有答复。4月20日艾未未電话派出所，民警敖曉蓉稱等上级答复。5月7日艾未未電话民警陳鋼詢问立案進展情況，他说經周密調查，严格依法，不立案亦不給《不予立案通知書》，並迅速挂斷，拒絕再接電话。
在 艾未未到達學生墓地之前，我和劉豔萍乘另一辆車到達。都江堰學生墓地禁止拍攝，我對持對讲機的保安说，我不攝像，我只是把一個作品放到學生墓地的墓碑下， 然後拍一张照片帶給這位藝術家，告訴他：我把他的作品帶給同學們了。經允許，我在這裏留下了左小祖咒配樂、艾未未工作室制作的紀念品：4851——一個長長的遇難學生名單。
2010年6月25-27日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