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英國某個城市的街頭，你可能會立即感覺到，在來來往往的行人中穆斯林移民佔了很大比例。而在美國，情況就完全不同了，美國的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口的比例相當小，相反，拉丁裔美國人是美國移民的主流。事實上，這兩股不同的移民潮正悄悄地將美國與歐洲越拉越遠。

馬克‧斯登是旅居美國的加拿大專欄作家，最近，他撰寫了一本題為《孤獨的美國》的書，該書很快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榜。該書指出，歐洲長期是美國的盟友，在冷戰期間，雖然歐洲國家的民眾也對美國在歐洲大陸布置洲際導彈有很大的不滿，但最終歐洲協同美國打贏了冷戰。

可是對于美國在中東的冒險，斯登認為美國難以得到歐洲國家的強力支持，原因之一就是歐洲國家的穆斯林人口正在爆炸性地增長，考慮到國內問題，在中東戰略上，歐洲很難再與美國同步。

環球時報報道，按美國學者亨廷頓的論點，美國是一個定居者（來自英國的清教徒）建立起來的國家，在定居者的基礎上大量吸收移民。不同于歐洲國家，美國社會的融合度較高。一方面，當代美國吸收的移民大多來自美國的近鄰墨西哥，雖然有些移民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們的宗教信仰與大多美國人相同，價值觀方面也十分相近。

另一方面，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口在美國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很小，多數美國穆斯林都不是阿拉伯人，而且在美國的阿拉伯後裔多數是基督徒，這些人的生活也相對富裕，所以激進主義往往得不到支持。而猶太人在美國政治中又具有強大的影響力，這就構成了美國中東戰略的民意背景。

相比之下，歐洲卻並非是移民構成的國家，歐洲曾經是一個比較單一的社會，近幾十年才開始大量移民。與美國不同的是，法國等歐洲國家的附近卻沒有墨西哥那樣的國家，移民法國、英國等國的大多來自穆斯林國家。福利社會雖然向移民提供了一些解決溫飽的條件，但卻沒有形成幫助移民融入本國社會的機制。

比如，在法國、英國等國家，政府特意為移民建立了住宅區，這雖然為移民提供了公費住房，但卻將移民隔離在主流社會以外。對許多歐洲國家來說，如何促進移民與當地社會進一步融合是一個相對較新的國內問題，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解決。這個任務涉及的問題很多，比如福利改革等等，其艱巨性遠遠超過了美國社會的融合問題。

不同的移民結構深刻地影響了美歐的外交政策。美國攻打伊拉克的時候，大多歐洲國家堅決反對。可以說，與歐洲相比，美國能夠在拋開其他國內問題的相對隔離的情況下謀求實現它的反恐目標。然而歐洲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比如，法國決定強迫穆斯林女學生在學校里不得戴頭巾，這個決定帶來的結果是災難性的，在伊拉克綁架法國新聞工作者的組織尤其提到了這個問題。

法國這樣的歐洲國家絕不會像美國那樣大軍挺進一個穆斯林國家，不管法國政府有什麼樣的意願，單單是穆斯林佔法國人口的１０％這一條，就讓法國不可能向一個穆斯林國家發動戰爭，向穆斯林國家宣戰無疑是法國執政者的政治自殺。

斯登預言歐美分手也許有些過火，但從近幾年來西方與中東國家的沖突就可以看出，不同移民造成的不同民意基礎使歐美的分歧正在擴大。英國首相布萊爾與布什一起沖進伊拉克，並因此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代價。可預見的是，今後，英國很難再出現布萊爾式的人物。也許斯登是對的，在將來，美國雖然不會放棄對中東地區的軍事干預，但它可能會成為一個獨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