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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的政治思维也需要包容吗？

2011/05/03

异质的政治思维也需要包容吗？

杨思远

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提出执政者当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我以为这篇社论的主要问题在于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照搬到处理具有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当中，这种混淆不是认识问题造成的，而是有政治目的，这个目的不是它所宣扬的“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而是普世价值派为夺权做意识形态宣传。

“异质思维”在现实生活中到处都有。公交车上有愿意为人让座的，有不愿让座的；捡到钱包的人有拾金不昧的，有不愿交还失主的。但是，社论所倡导的“异质思维”，显然不是日常生活中这些人民内部矛盾的是非问题，而是异质的政治思维。这有两点证据：一是社论主张具有包容“异质思维”之心者，不是公交车上需要别人让座的乘客，也不是要回钱包的失主，而是执政者。社论所要求的是执政者要包容异质的政治诉求，是政权的“异质思维”要求执政者包容。二是社论所举示的多元化时代的三个“异质思维”例子，初看似乎平常，细品都有强烈的政治意味，这是作者高明之处。第一例是感到有“鸭梨”的商品价格，第二例是诉讼不公平，还有一例是有争议的改革措施。这些例子背后并不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引起人民强烈关注的是其背后对抗性的阶级矛盾的出现及其作用。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具有不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的对立的阶级格局。人民大众和特权买办阶级的矛盾，中华民族和国际垄断财团的利益矛盾，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都是对抗性的阶级矛盾，私有化、殖民地化实际上已经使社会主义中国变得百孔千疮，滋长出新的剥削阶级。但是，中国共产党依旧是执政党，人民政权尚没有丢失，现在是这些新生的剥削阶级要夺取政权了，要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包容他们的异质的政治思维了，满足他们异质的政治诉求了。这样异质的政治思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需要包容吗？可以包容吗？能够包容吗？包容得了吗？

有一种异质政治思维，要结束共产党一党执政，三年来有突出表现，怎么包容？如何包容？

有一种异质政治思维，要在中国搞三权分立，搞联邦制，结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近年来同样有突出表现，怎么包容？如何包容？

有一种异质政治思维，要私有化和殖民地化，三十年来就没有中断过，怎么包容？如何包容？

吴邦国委员长在今年两会上提出“五个不搞”，就是不想包容这股异质的政治思维，不能包容，也包容不了。

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是无法调和的，从来没有彼此包容过，过去如此，于今尤烈。蒋介石取缔共产党赤色宣传，日本鬼子宣扬大东亚共荣，他们包容过“异质思维”吗？从来没有！如今，向外资贱卖央企和国有银行，允许国人有“异质思维”吗？逼迫工人下岗，允许工人有“异质思维”吗？被征地拆迁，被上楼，允许农民有“异质思维”吗？强力推行转基因主粮种植，允许“小白鼠”们有“异质思维”吗？土地财政推动的高房价，允许房奴们有“异质思维”吗？油价上调通货膨胀，允许百姓有“异质思维”吗？围追堵截上访者，允许苦主有“异质思维”吗？吃人不吐骨头的剥削阶级们，誓死捍卫了受害者说话的权利了吗？他们这是一种什么胸怀？更是一种什么自信？剥削阶级宣扬容忍“异质思维”统统是骗人的鬼话。

为了混淆视听，普世价值派抬出了毛主席的话，但丝毫也不能帮他们的忙。“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这是毛主席在延安纪念张思德的追悼会上讲的一句话，是针对人民内部矛盾讲的。但在对待敌我矛盾时则不同，毛主席赞赏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主张“将革命进行到底”。对待鲜花，允许“百花齐放”；对待毒草，则坚决锄掉。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毛主席的辩证法；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反动派的辩证法。

可见无论是革命阶级，还是反革命阶级，敌对利益，敌对政治思维之间，谁也没有包容过谁。“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包容？岂能包容得了？包容敌人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东郭先生包容了狼，狼却不包容东郭先生；农夫包容了冻僵的蛇，毒蛇苏醒后并不包容农夫，农夫最终死于被包容在温暖怀里的毒蛇。可见，敌我之间想包容也包容不了。实际上，主张包容“异质思维”的人，并不包容执政者，因为社论里说执政者有“语言暴力和真实伤害”。可是“语言暴力和真实伤害”就不是“异质思维”吗？就不需要包容吗？可见，普世价值派尚未成为执政者，就已经没有包容之心了。

人民日报是共产党的喉舌，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者的喉舌呼吁执政者要包容“异质思维”，这等于说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是执政者自己说给自己听的，是自我嘟囔。要不就是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已经不代表执政者，而是站在执政者对立面伸手要政权的人说的。没有精神障碍的人，谁会在人民日报上自我嘟囔呢，所以要警惕的是后者。

中国正处在社会矛盾凸显期，矛盾之复杂，形势之严峻，主要不在人民内部矛盾的凸显，而在于阶级矛盾趋于激化，在这个特定时期，一股政治势力已经浮出水面，提出政权要求，全党全国全军不能不高度警惕。不知道我的这篇“异质思维”，能否得到包容

辣椒城

俞可平：民主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好东西？

2011/05/03

俞可平：民主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好东西？

中国的民主在哪里？研究中国政治的人，可能都知道俞可平这个名字。2006年，他发表名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在学界引发激烈反响，甚至有人称之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新突破”。在他的眼中，民主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好东西”呢？

俞可平访问德国杜伊斯堡，在鲁尔区孔子学院内进行题为"民主对中国是机遇还是挑战"的演讲。主办方打出的头衔是"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是隶属于中共中央编译局的研究机构），而在媒体眼中，俞可平还有一个更为耀眼的"非官方头衔"--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文胆"、"智囊"。俞可平对记者表示，曾经有很多人对此向他询问，而他的答案永远是："这都是传言，我就是中央编译局的一个学者，也是一个官员。所以我正式的身份就是一个教授，一个学者，也是党内的一个官员，没有其他的。"

尽管断然否认自己的"高层智囊"身份，但是仅凭"民主是个好东西"作者的名头，再加上"中国民主"这样的题目，就足够吸引人们的兴趣。俞可平的演讲围绕五个问题，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否可以在没有政治改革的条件下进行"和"没有民主是否能够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俞可平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中国的改革从政治改革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结果是一次政治改革，而非传统认为的经济改革，而没有民主，仅仅依靠经济发展，是无法实现政权合法化的。对于"经济改革之后，中国是否有重大的民主进步"以及"民主是否是普世价值"的问题，俞可平明确表示肯定，也就是中国启动经济改革步骤之后，确实实现了民主进步，他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排除以"阶级斗争"为标志的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例子，而民主的普世性也是俞可平认可的。

但是在第四个问题，也就是"中国民主模式是否存在"的问题上，俞可平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只是强调各国民主政治化的道路不同，民主有"共性"也有"个性"。"民主有很多共性，比方说民主的很多要素是相同的，比如必须选举，必须有法治，必须有公民参与，必须有权力制约，所有这些都是民主的共性。但是怎么选举，怎么样实现法治，怎样让公民更多参与，在每个国家是有不同的制度和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形式的，这就是民主的个性。"

在中共的官方论述中，"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始终是一个重要任务，相形之下"政治改革"则被认为过于敏感。有学者认为，没有民主制度的保障，建设法治社会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法治"与"党领导一切"的原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在法治社会中，"法大还是党大"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俞可平对此给出了明确的回应，"我认为我们这个国家真的要长治久安，必须坚定不移的走向法治。是法治，不是法制。法制是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这个中国传统都有，比如朱元璋很严格的实行法制，但永远没有法治（rule of law）。因为rule of law更强调任何个人、组织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行动，法律是最高的权威。所以我认为法治对于中国已经不是迷思：党大还是法大？就是法大。必须走出这个迷思，不走出这个迷思，法治就没有希望。"

在演讲的最后，主办方安排了问答环节。现场观众提出了两个颇具"杀伤力"的题目，一是受到北非民主潮流影响的中国"茉莉花运动"以及"艾未未被捕事件"。在民主理论上侃侃而谈的俞可平面对现实问题似乎不如此前那样游刃有余。在"艾未未被捕 "的问题上，俞可平表示自己只是从媒体上看到一些消息，了解不多，但强调中国政府应该会按照法律办事，如果没有艾未未"涉嫌经济犯罪"的证据，将难以应对目前的局面。一位自称是艺术家的德国女听众追问，中国官方为何在逮捕艾未未之后不通知其家属，不公布其下落，俞可平仅仅表示按照中国法律规定，警方会在24小时内通知被捕嫌疑人的家属。在谈到北非局势引发的"中国茉莉花运动"时，俞可平认为类似运动在中国无法成功，原因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力量强大，远非北非国家政权所能比，而中国民众在经济条件方面有所改善，民间响应类似运动的意愿也不会很高。既然如此，那么中国警方为何在闹市地段层层设岗，如临大敌呢?俞可平对此的解释是"一个地方有事情，警察出动维护秩序与政府是不是底气不足，这是两个概念。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政府至少会担心围观的人太多，交通堵塞。这种情况完全可能发生，交通堵塞对城市影响很大，但是不会影响这个国家或者共产党的政权，这是两回事。"

作者：石涛

德国之声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