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蒙德·巴恪思男爵（Sir Edmund Backhouse）
埃蒙德·巴恪思男爵（Sir Edmund Backhouse）
慈禧的英國情人巴恪思自傳推出，中英文版同步發行。書中有大量性事描写，巴恪思坦言自己是同性恋，慈禧是他唯一的異性情人。他也是英國文豪王爾德的同性情人，曾爲被判刑的王爾德奔走呼號。
四月下旬的周日，香港荃灣一家咖啡館。與台灣作家駱以軍面聚，閑聊品咖啡，隨後，香港出版人鮑樸也相约而至。甫坐下，鮑樸從包裏「搬」出两本寸厚的新 書，書名《太後與我》(原作擬名《穢亂清宮》)。鮑樸说，剛出版的，你們翻翻。此書中文香港版由鮑樸主持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推出（台灣版由印刻文學出版有 限公司出版）。書的封面印有两行黃色字：清朝末年寓居中國的「北京隱士」；巴恪思爵士回憶录六十八載首見天日。駱以軍接過書，隨即翻阅，至少十分钟没有再 说话，讀得津津有味。
翌日，見北京来的作家閻連科，遞給他這部《太後與我》。閻連科的小说，时有狂想特征，在現实生活中很難遇到類似故事、類似情節，變形、誇张、怪誕、極 端，是他小说最直接的美學風格，這部《太後與我》竟如出一轍：扭曲、誇詫、詭奇、極限，讀了几段，便令人震撼。閻連科翻阅書，突然抛出一句：奇書，奇 書。隨即说，要多買两本，帶回北京，于是給銅鑼灣「內部書店」打電话。
性的描写，北京宮廷，慈禧太後，洋人男爵，全書男男同愛，男女風流，以晚清末期的慈禧太後爲主線。慈禧是中國曆史上罕有的几個颇具爭議的女性之一。她 是滿清咸豐帝之妃，同治、光緒两朝实際最高统治者。慈禧在人們心目中一直是心胸狭窄、賣國求榮的嬌奢太後，她的殘暴、刻薄、無情，闻名于世，令後人爭論不 休。《太後與我》却描述了慈禧不爲人知的一面。
自傳體《太後與我》的作者埃蒙德&#·巴恪思男爵（Sir Edmund Backhouse），男同性恋者，又被視爲慈禧太後的「情人」。他生于一八七三年英國约克郡列治文市(Richmond)，祖上是曾經顯赫的奎克 (Quaker)家族。巴恪思是長子，承襲男爵爵位，就讀牛津大學。一八九八年巴恪思来到北京，他精通漢語、滿語和蒙語(官话)，很快成爲《泰晤士報》以 及英國外交部的翻譯。一九零三年，滿清政府擢升他爲京師大學堂(後爲北京大學)法律和文學教授。一年後成爲英國外務處專员。
一九一零年巴恪思與《泰晤士報》記者布兰德(J. O. P. Bland)合着《太後统治下的中國》（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一書，出版後旋即風靡世界。該書首次以獨特視野，向讀者展示中國帝制史上最後一位强權统治者慈禧太後與搖搖欲坠的清朝形象，此書文筆平 易，引人入勝，披露了鲜爲人知的內幕，被傳爲曠世之作。翌年清朝滅亡，作者聲名如日中天。今人對慈禧皇太後的間接印象，或多或少都與巴恪思的介紹有關。巴 恪思與布兰德又合着《北京宮廷回憶录》（Annals &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在學術界颇受稱頌。接着，他與悉尼&#·巴頓爵士（Sir Sydney Barton）合作，完成《漢英口語辭典》修訂。
巴恪思的朋友描述他性格古怪，我行爲素，言語陰柔，彬彬有禮，待人接物，謙恭平和，風度迷人，大凡見過他的人，都说他健谈風趣。但他却又是隱士。他在 北京生活了四十五年，远離使館區保護，摒棄早年衣冠楚楚的做派，穿衣打扮和生活习慣完全中式，竭力避免與西方人接觸，前往某地之前，總遣仆人先行打探，确 保没有洋人在，他才起步。
抗拒與洋人打交道
一九四四年一月，七十一歲的巴恪思于北京病逝。臨终前一年，在好友瑞士人賀普利（R. Hoeppli）医生资助下，他以回憶录写就在欧洲的年輕时代的《往日已逝》和晚清寓居中國經曆的《太後與我》。賀普利是两部書的編輯，並写了後記，但他 不愿在自己还活着时出版两書。他于一九七三年去世。賀普利的友人將手稿留給巴恪思生前喜愛的牛津大學博德莱安图書館。賀普利生前也將手稿复印多份，分轉倫 敦英國博物館、巴黎國立图書館、美國麻薩諸塞州劍桥城的哈佛學院图書館。塵封六十八年之後，手稿才首見天日，以中英文同步發行。
巴恪思，一個同性恋者，却與慈禧保持四年之久的性關系。他稱自己見過許多赫赫有名的文學家和政治人物，與他們同床共枕，書中的男男性交，蔚爲大觀，描 写细致入微，他親曆的皇親國戚足有几十個，宮中衆位太監，如名噪一时的李蓮英，都樂于此道。他的性對象有奧斯卡&#·王爾德、奧布 裏&#·比奧兹利、保羅&#·魏爾倫，以及索爾兹伯裏首相，几乎都是同性恋，僅一人例外，此人就是中國一代專制统治者、一九零八年去世的 慈禧太後。令人讶異的是，書中还有宮中人獸行事的描述。《太後與我》的女主角当是慈禧太後，她的性生活的描写占了書中情色內容的大半，她的性搭檔是林林總 總的男性，書中描写最多的正是作者自己。
中文本譯者是小说家王笑歌，這位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語言文學硕士認爲：清代末季既是多欲之秋，也是多事之秋。《太後與我》所敘述的，慈禧一身所系，從 義和团之亂、八國聯軍入京、珍妃之死、西行逃難，到宮廷起居、光緒幽禁、光緒和慈禧之死、東陵被盜，無一不引人注目，這些不僅是当事者的存殁悲喜，更是中 國億萬小民命运改變的源头，「作者以接近政治最高層之利，在書中或直接白描，或透過相關人物口述，爲諸事提供了真切的细節、獨特的視角」。
多難的歲月，宮廷的性亂。人們很容易聯想到那條哲理：越是動荡不安的时代，人們越需要性的安慰。性是抵抗恐懼、高压和無法捉摸的命运的最好一劑良藥，但誰又说那不是毒藥呢？
拿起這本書，任何一個讀者都會立即浮現一個大问號：是真实的，还是胡編的？作爲私人写作的曆史，書中颇多記載與官方曆史所記录的大相径庭，讀者疑窦叢生，可以理解。此書譯者王笑歌说：「以我所見，重大的不同有三：京師的同性恋盛況；慈禧的性生活，慈禧與光緒的死因。」
一九七六年，英國曆史學家休&#·特雷弗羅珀出版了《隱藏的一生：埃蒙德&#·巴恪思爵士之謎》(後改名《北京隱士》)，書中描述了 一個完全不同而相当陰暗的巴恪思形象，指責他「有計劃、有步驟地伪造證據，欺世盜名」，犯下「一系列欺騙行爲」，指他的自傳體書「根本是傷風敗俗的淫穢之 作」。特雷弗羅珀在書中羅列了巴恪思一系列罪名後，还加了一條：叛國親敵。隨着《北京隱士》出版，巴恪思以及他對中國學術的贡獻一时被扔進垃圾堆。他成了 曆史上一段野史醜闻，一段色情笑话。人們提起他，也就是「色情狂」、「大騙子」而已。
不過，那位瑞士籍医生賀普利在書的後記写道，他相信巴恪思的回憶录「是基本上建立在事实基礎上的」，但「這些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因記憶混淆而歪曲，在多 大程度上加入了想象成分，只能留待以後判斷，在研究完所有资料之後再作评論」。本書的英文版主編Derek Sandhaus認爲，巴恪思写此書的目的似乎並不是爲了耸人聽闻或自誇自大，而是作爲回憶，告訴讀者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两段时間，一在英國，一在中國， 「他可以暫时無須顧忌羞恥地愛男人，同时被他們愛，但他的作品的确耸人聽闻，他想挑战讀者的接受力，尤其在性方面」。
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人鮑樸接受采訪时说，在領悟了巴恪思的写作目的以後，那些让人目瞪口呆的「傷風敗俗」之筆原来竟有深刻而合理的原因：作者意在描 述滿清社會中對同性恋，特別是男子之間的同性關系寬容的倫理环境。這種环境在当时的西方是不可思議的，與一八九五年愛爾兰詩人王爾德（Oscar Wilde）被控曾「與其它男性發生有傷風化的行爲」而被判刑，形成鲜明對比。巴恪思在離開英國之前，曾爲王爾德奔走呼號，征集资金；到中國之後，在滿清 统治的北京，他居然找到了寬松的樂土，從此定居斯邦，而對西方人則避而远之，甘愿充当一位「北京隱士」。
清代對同性恋的寬容
鮑樸認爲，至少可以認定，《太後與我》不是出于「妄想狂」之手筆，其內容亦非「压抑扭曲性欲的最後發泄」。它的價值，需從多方發掘。它所目擊的光緒、 諸大臣與慈禧之間驚心動魄的故事，和史書的記載有颇大距離。但作品的人文價值則浮出水面。他说：「跃然纸上的滄海桑田人間變幻無常的蒼凉悲傷之感，顯示了 作者深厚的文學功底。它大量使用俚俗的京腔习語，爲研究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盛行于宮廷或市井的北京话，提供了一批活化石。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本書多層面 的人文價值要由讀者去發現，去考證了。」
——亚洲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