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行之：韓寒的出現意味着什么？

 

 

我曾經認爲，一部國家機器可以不斷制造出符合其規范的社會産品，這或許是專制主義得以延續的根本原因之一。這裏说的“社會産品”指的是人。

 

我的這種見解来源于曆史與現实。

 

納粹在德國掌權以後，德國民衆尤其是青年人被煽動和鼓惑成爲了法西斯主義存在的社會基礎，對非日耳曼民族的野蠻歧視，對其他國家的侵略和蹂躏，對犹太人慘無人道的屠戮，都是由一些看起来温文爾雅的低级軍官和普通士兵具體执行的，這些不被人在意的個體——作爲個體考察，他們自身似乎並不具備意義——構成了整體意義上的國家罪惡。

 

斯大林主義橫虐俄羅斯的时候，這個給人類社會贡獻出許許多多伟大文學家、思想家的國度，也突然涌現出了大批告密者，這些告密者心理之陰暗、人格之卑下、人性之扭曲，在其他社會形式中是極爲罕見的，無數善良人並不是被國家機器直接送進監獄的，是身邊那些口蜜腹劍的朋友把他們送到了通往古拉格的道路上，個體的殘暴構成了國家的殘暴，凡是被置于極權主義專制機器絞刑架下的人都是某些具體的人的犧牲品，換一句话说，我們從《古拉格群島》等著作中中讀到令人發指的國家罪惡，看起来都是由並非妖魔鬼怪的人制造出来的。

 

在中國，專制主義的社會基礎較之德國與蘇聯更爲堅固，形形色色的權力罪惡更是由許許多多喪盡天良的人，尤其是在中下層官僚和普通或者不普通的知识分子幫襯下才得以实施的。凡六十年来，中下層官僚對民衆肆無忌憚的欺压和掠奪，精神被骟割了的知识分子在重大社會事件發生和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賣淫，給這個伟大民族造成的苦痛無以复加。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人一定記得，毛澤東一句“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就使全國數以億計的青年人熱血沸騰起来，這個被稱之爲“紅卫兵”的龐大社會人群在破坏社會自然進程和社會正常結構方面、在屠杀摧殘人的肉體和侮辱猥亵人的精神方面，較之古往今来任何邪惡力量都来得血腥和殘暴。我讀中學的时候，就曾經親眼看到一個“党和國家領導人”的兒子把一桶用火堿勾兌成的漿糊兜头扣在一位工友头上，工友的腦袋瞬間就被燒灼得潰爛不堪，腫成了巨大的冬瓜，後来這位工友被這些人面獸心的家夥用棍子捅到開水鍋爐底下活生生燙死了。那时候我年幼，尚不知道此類罪惡只是國家罪惡的一種具體方式，我唯一的感慨是：人爲什么如此殘忍?

 

後来明白了馬克思所言“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的觀點，知道如何從社會關系中理解和把握人的状態了，看问題才有了新的角度：在任何形式的社會系统中，没有抽象的人，人是社會過程中一個能動的分子，是社會文化的傳承者，是國家性质和人性共同決定着社會人群的倫理特征……這就是说，人並非完全成因于人的本性，人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種社會産品。如果把國家看成一部機器，那么，我們就可以認爲，是這部機器的內在結構決定着它的産成品的樣式。

 

我得出結論：極權主義作爲政治形態獲得經濟發展(实際上是國家對民間財富的野蠻掠奪)支撐以後，國家機器汲取曆史經驗修复了鏽蚀和坏損的部分以後，會變得越来越强固，它對人們的精神控制將有增無減，仍舊會成批地生産(或者说制造)出符合國家政治標准的社會産品。

 

這是一個悲觀的結論。

 

2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曾經接觸一位年輕作家，這位作家按照現在的说法應当屬于“七零後”，当时他把持了一本省级文化娛樂類刊物，好像是主編或者执行主編的身份。有一天我到他那裏，看到他正在爲刊物挑選封面图片，他選中的是一幅美女图片。在我看来那幅图片很詭異：慵懶冷漠，表情陰郁，並且不知道爲什么面部汗涔涔的。

 

“你看她像不像剛被‘日’過?”

 

我吃驚地看着這位留着时髦長發的朋友，问：“這就是你選中它的理由嗎?”

 

“就是啊!讀者會想象的，想象能創造美。”

 

我不知道把某個女人想象爲被“日”過爲什么會是“美”，只嘲笑说：“你那個讀者純粹是病態。”

 

這幅照片果真被印在刊物上了。

 

文學之路從来都十分拥挤，我接觸的這位年輕作家屬于志向高远、自恃在中國無人可以比肩的人，可惜我從来不喜欢他的詩作——中國社會有多少荡人心魄的故事可以訴说，有多少复杂的情感可以抒發，可我們這位年輕作家却把文學理想的实現全部都寄寓在了“愛情”主題上，几乎所有作品都用来描述完全不具備靈魂支撐的相思相恋之類。尤其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一個決心成爲著名作家的人，竟然不讀書，無論哲學、曆史还是社會學、文學書籍，一本也不讀。

 

我曾經问他：“你怎么不看書啊?!”

 

他回答说：“這個世界上没有值得我讀的書。”

 

我完全傻掉了，呐呐着無言以對。

 

他充滿同情地看着傻瓜似的我，解釋说：“我決定親自写一本值得讀的書。”

 

他後来真的写出来了，几乎變賣了所有家産，湊足了買書號的費用，然後拿到印刷廠自費印制，“值得讀的書”得以问世。拿到這本完全可以被稱之爲文字垃圾的請我“雅正”的書，说实在的，我有一種欲哭無淚的感覺——我始终認爲這位朋友至少比我聰明，他有條件成爲好作家，我完全没有想到他竟然會墮落成爲這樣一個没有形状的精神流民。我知道，是連續不斷的文化政治运動(“清除资産階级精神汙染”、“反對资産階级自由化”)尤其是八十年代末那樁重大政治事件驚駭了他，是彌漫在文坛的腐朽浮躁之氣毀坏了他。

 

社會毀坏一個人其实很簡單，稍作暗示即可。

 

在一般人觀念裏，作家成功與否取決于其是否“著名”，“著名”就是一個好作家，不“著名”就不是一個好作家。而作家又是比所有其他人都更注重名聲的人，因此，怎樣變得“著名”就成爲了作家進行事业谋求的關鍵。

 

九十年代初的中國文坛和整個思想界一樣都噤若寒蟬，國家爲作家之“著名”劃出了一條不能逾越的界限：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写權力鼓勵你写的東西，远離社會現实，远離人的真实處境，低俗一些也不要緊。如果你是一個符合標准的“好作家”，權力會保證你的作品在最重要刊物上發表，你的書籍會在國家级出版社出版，你會很風光地出現在文學研討會上，你甚至會得到各種各樣國家级奖項的鼓勵，受到意识形態管理部門官员的接見，你还很有可能成爲作家協會的官员，按照行政级別配備小車和司機，你或許还會獲得“大師”的稱號，代表中國作家出國與國外作家進行交流……權力就是這樣以施行两千多年而不衰的“利出一孔”的機制，一代一代地制造着並非作家的作家。

 

“並非作家的作家”也並非全部是逃避生活向權力討巧賣乖的作家，平庸和低俗在很多时候更是作家、藝術家們的生存之道——權力敏銳地意识到，相對于直面社會人生的作品，平庸和低俗在政治上有一種消極的積極作用，是值得縱容的，于是就不擇手段縱容了起来。這是我那位作家朋友將文學從真实的生活中剝離，使之成爲毫無意義的夢呓的唯一原因，廣而論之，這也是我們当前文學藝術創作远離現实、精神萎靡的根本原因。

 

這種見解甚至影響了我對“80後作家”的看法——你不能要求他們超越自身就很羸弱並且日漸衰微的“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這两代作家已經用平庸爲自己書写了完整的曆史，這就是说，你不能再指望他們写出超越其自身條件的作品了，他們的路狭窄而短促，並且已經基本上走到头了)，你不能指望肩膀还很稚嫩的年輕人擔当起思想者的責任，去复兴文學的內在精神，你知道是何種强大力量阻礙着他們。

 

我那位作家朋友也是一樣。

 

3

 

2009年，中國有两件觸動民間情緒的大事，一個是“西藏事件”，一個是“汶川大地震”。我愿意相信“民間情緒”與被政治動機支配的官方意识形態不同，基本上是真实的內心反映，包括因爲豆腐渣工程導致大量校舍倒塌學生死亡而指責政府、情緒几乎失控的網友，包括在允許游行的國家一邊游行一邊對不允許游行的國內民衆高呼“中國加油!汶川加油!”的海外學子，表達的都是各自內心的聲音。

 

但是我隨後注意到，在非民主状態下“民間情緒”是有可能隱含意识形態期許乃至于意识形態蠱惑的。在巨大的民族災難面前，爲什么一些學生棄民衆苦難于不顧，逃避自己本應当承擔的公民責任?在美國享受西方式“民主”、“自由”，爲什么一些學生非但没有利用這個條件揭露謊言、追究巨大災難深處的腐敗和權力罪惡，反而搖着小旗子呼喊一些令國人不齒的政治口號?爲什么在民族大難面前出現了以余秋雨先生爲代表的知识分子對家破人亡民衆的“含淚劝告”?爲什么每一次社會事件發生以後都會出現許許多多滿嘴胡言亂語的所谓“專家學者”?爲什么一旦民族有難，馬上就會有大批所谓的愛國主義者(被網民們譏諷爲“愛國賊”者)跳出来，在網絡上和現实中幹扰和破坏人們的正義訴求?

 

所有的“爲什么”都在指證：强固的國家機器具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效地制造合格的社會産品的能力。

 

我那位作家朋友如何了呢?

 

盡管怀有鴻鹄之志，十几年以後，由于不再把持刊物——這通常意味喪失了在體制內交換利益的條件——發表作品也很難了，只好在博客中刊載一些抒發胸臆的短文和詩作。一般来说，坎坷會使人成熟，然而我在“西藏事件”和“汶川大地震”期間看到，我那位朋友竟然写了很多可以被稱之爲“輕薄的愛國主義”和“狂熱的民族主義”的短語和口號，這意味着，這個已年屆四十的人始终没有让自己的靈魂深刻起来，其精神品质还停留在欣賞女人被“日”以後是一種美的階段。

 

是什么東西使這個人成了這個樣子?其实，我前面已經給出了答案，如果用一個詞彙来概括，那么，我把它稱之爲：“國家意志”。

 

“國家意志”不是政治哲學的抽象名詞，在你我他的生存环境中，它是極爲具體的，具體到可以让人感覺不到“國家”這两個字的程度——当你面對成功和失敗两種人生結果的时候，利益與良知孰輕孰重?当你必須指認和遮掩真相與謊言，並由此決定你人生處境的时候，你會將良知置于何處?当你在體制內面對升遷和榮譽的时候，在得到與失去之間你將作怎樣的取舍?当你只要向權力有一次精神賣淫就可以從不“著名”變得“著名”起来的时候，你將何去何從?

 

哈姆莱特说：“活着还是死去，這是一個问題。”

 

哈姆莱特的问題從来不是哈姆莱特的個人问題，我們知道究竟是什么東西把哈姆莱特逼到了向自己發出生死之问的境地。除了極少數視死如歸、靈魂特別高潔的人，在超级力量“國家意志”的誘惑胁迫下，很少有人能夠保持靈魂的貞潔，很少有人。

 

六十年来，中國知识分子的精神疆域日漸狭窄，其精神高度甚至無法企及“五四运動”所達到的水平，不是因爲生物進化到這個时候出現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變異，人突然傻掉了，实在是因爲知识分子群體被置放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奇境之中——古往今来，曆史还從来没有像今天這樣從一切社會细節中體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品貌，誠如唐太宗李世民所慨叹：“天下士子盡入吾彀中矣!”中國知识分子再也没有氣力書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史了，“食王爵禄報王恩”、“忠君報國”、“君尊臣卑”、“君命臣隨”的世俗算計替代了高尚的精神渴求，在這種情況下，這個本應当自由的、战鬥的群體大面積委頓，成爲定时跳到墙头爲主人報曉的家禽，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換一句话说，專制主義不僅制造社會苦難，它同时还制造病態人格。

 

美國心理學家亚伯拉罕·馬斯洛(1908-1970)说過：“如果一個人一直生活在他人的管制之下，那么，他對世界的認识就會是這樣：世界上的人不是狼就是羊，而且他很清楚，他自己是羊而不是狼。”(轉引自[美]愛德華·霍夫曼：《馬斯洛傳—關于人的權利的沈思》)

 

如果我們把這段话從心理學語境中引申出来，把它作爲社會學現象進行考察，我們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一個人生活在專制條件下，那么，他對社會的認识就會是這樣的：“這個世界是由狼和羊組成的，國家是狼，人作爲個體是羊，而他很清楚，在强大的國家機器压制下，他自己只能是羊。”

 

在狼與羊的社會構成中，人的反應分爲两種——

 

一種是堅守人的品格和人的本性，其中一些靈魂特別高潔的人还會把爭取人的權利和尊严作爲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来追求，這意味着他隨时都會被屠戮，會被置放到國家祭坛，“反右派鬥爭”、“文化大革命运動”和曆次政治运動中那些因言獲罪，成爲國家犧牲的知识分子就是這樣的人。

 

还有一種，那就是憧憬着成爲狼，成爲依附在國家權力之“皮”上的“毛”。遗憾的是絕大多數知识分子都做了這種選擇，在這一點上，余秋雨先生是一個典型的代表。在知识分子由羊向狼奮鬥的路途上，從来没有像今天這樣喧鬧和拥挤。這是一個卑鄙、墮落、血腥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知识分子群體除了良心泯滅、道德畸變和人性扭曲，成爲權力者手中得心應手的工具和窮凶極惡的幫凶，難道还有其他路可走嗎?没有了。

 

專制主義就是在這個過程中爲自己烙下罪惡印記的。

 

4

 

“陳行之先生，你一定是忘記了文章題目，我們想聽你说一说韓寒，怎么通篇不見韓寒的名字?”

 

我说的其实正是韓寒。

 

請想象一下，就在這樣一個被國家意志操控着的世界裏，在一個除了意识形態喧嚷再也没有別的聲音的地方，在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文學家、藝術家，所有“大師”們)都沈默着蜷伏着，有的甚至像權力的看門狗一樣向民衆狂吠着的时候，突然站起来一個朝氣蓬勃、英俊潇灑的年輕人，指着皇帝说：“丫没穿衣服!”會在我們中間引起怎樣的震撼?!

 

一開始我没在意韓寒，但是，不斷讀到他尖銳的社會批评，讀到很多喜欢他的人和不喜欢他的人發出的觀感，我突然感覺到：一個值得注意的社會事件發生了。

 

在這個事件中，韓寒自身如何如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作爲一種現象彰顯出来的社會意義：從来都是鐵板一塊的社會機體终于出現了一道裂隙，在國家機器生産線一批又一批合格産品中，出現了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異類。

 

在以往六十年中的任何一年，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嗎?

 

如果韓寒出現在五十年代，他將會以“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的身份被國家機器滅失;如果韓寒出現在六十年代，他將會以“反動作家”的身份被送去勞改，或者幹脆被國家鼓動起来的造反派打死在單位院子裏;如果韓寒出現在七十年代，他將會以“國家的敵人”的身份押赴刑場，被割斷喉管然後枪斃;如果韓寒出現在八十年代，他很可能會被杀死在某廣場;如果韓寒出現在九十年代，他會因爲“资産階级自由化”而喪失發表作品的權利;如果韓寒出現在本世紀最初几年，他會被意识形態管理部門严厲封杀，但現在是本世紀第二個十年了，中國和世界的社會曆史條件都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盡管這個年輕人很让人头疼，终究还是没有人再敢用中世紀手法把他“解決”了，他將會作爲一種社會存在持續地存在下去，這意味着一個不容忽視的群體出現在了中國地平線上。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爲曆史在進步。

 

韓寒的出現首先動搖了長久以来淤積在我心裏的如下判斷：一部社會機器是可以制造出符合其規范的社會産品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疆界未必會隨着“改革開放”得到擴展，当國家機器修复了鏽蚀和坏損的部分，變得越来越强固以後，它對人們的精神控制會有增無減，它仍舊會成批地生産(或者说制造)出符合這個國家政治標准的社會産品。

 

那么，韓寒的出現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韓寒的出現意味着，在羊和狼組成的世界裏，终于有了人。試图由羊變爲狼的人雖然仍舊會通過卑鄙和墮落繼續谋求變爲狼(我從“80後”青年中也發現很多極爲熟谙当代社會規則的人，這些人具有完全不亚于前輩的政治投機本能，其卑劣程度甚至到了让人瞠目結舌的程度)，但是，把自己定位爲人，並且決心一生都將像人那樣站立的人會越来越多，韓寒是一個整體。

 

韓寒的出現意味着，國家再也無力或者说無能爲鲜活的個體劃分價值尺度了。一個健康正派的社會一定是能夠給個體提供充分發展空間的社會，這是因爲人的個體不僅是個體的尺度，他同时还是世界的尺度;他不會滿足于成爲被國家或政党使用的工具，他知道怎樣依據自己的良知丈量一個事物正義还是不正義，他知道該對這樣的事物取何種道德態度，而這種態度一定是符合他的發展愿望、符合公衆利益的。

 

韓寒的出現意味着，權力再也不能幹預個人的內心生活了，權力失去了幹預人的精神成長的條件，權力與個人被遮掩了的邊界將變得越来越顯明和清晰，權力任何越界的行爲(權力總是有這種本能)都會遭到人的抵制。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因爲跳一場舞就以“追求腐朽没落的资産階级生活方式”被枪斃的人，將會在天國豔羨地看着不再被國家意志强奸和幹扰、用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活着的人。某種意義上，任何形式的個性解放都可以被概括到曆史進步的范疇，是追求生存和發展的個體而不是權力推動着社會發展。

 

韓寒的出現还意味着，權力再也没有能力百分之百制造统一型號的“合格”産品了，六十年從未中斷的社會過程被打斷了，權力再也不能用原有的方法统治新一代公民了。千萬不要小看這個結果，要知道，在一個從六、七歲孩童就開始用謊言澆灌的地方，“人”远远不是自然生長的，他的眼睛被蒙蔽，靈魂被扭曲，就連他自己都認不出世界和他自身折射在靈魂幕布上的影像。

 

就在這樣的地方，竟然有人站起来大聲指陳他所置身的世界是一個不正常的世界，這件事所涵蓋的社會意義和曆史意義，難道不足以令人振聾發聩嗎?

 

5

 

最近几年，我把主要精力放到了長篇小说和隨筆創作中，由此結识了很多“80後”“90後”年輕朋友，有的甚至成爲至交。和我們這代人相比，他們接受的教育更加系统，眼界更加寬廣，個性更加张揚，更具有“人”的特點。我這裏所谓“人的特點”指的是：未經强力胁迫和扭曲、以自然面目呈現在世界面前的人的內在本性，具有這種本性的人是很難被謊言欺騙的。

 

他們不再經由國家意志在看、在聽，他們用自己的眼睛看得到被意识形態精心遮掩的腐敗畫面，他們用自己的耳朵聽得到被意识形態遮蔽的苦難哀吟;他們用自己的眼睛看得到無所不在的權力罪惡，他們用自己的耳朵聽得到民衆的靈魂呼號……所有冠冕堂皇的國家仪式都變得滑稽了，國家意识形態涂抹的油彩正在從伪造的曆史畫布上脫落，世界從来没有像現在這樣真实。

 

他們也許没有很高深的學養，他們對世界的點评有时候甚至还很粗糙，但是，他們身上最可珍貴的是人性的直覺，這種直覺让所有老谋深算的“大師”黯然失色，它看上去也許不那么堅固，然而其自身的质地決定了它不可能被彎曲，即使國家力量也不能。

 

這就給我們的时代出了一個難題：權力究竟該用怎樣的方式與這樣的公民相處?

 

人類曆史是各方政治力量相互鬥爭和妥協的連續不斷的社會過程，如果强悍的國家機器仍舊习慣性地用强力碾压這些不顺從的公民，將會收獲怎樣的結果?這是權力者不能不考慮的问題。千萬不要過早宣稱某種文明是一條絕對不能走的“邪路”，千萬不要，這是因爲，曆史不是人可以隨心所欲決定其方向的東西，它有自己的規律，自己的路径，自己的目標，你無法阻止它到達它要到達的地方。即使你反感“普世價值”到了呕吐的程度，如果曆史有一天宣布说中華民族只有通過它才能夠存在下来與世界文明共處，你也只能接受它，而那时候你很可能將要付出代價，巨大的代價。

 

應当高度警覺排除政治發展的經濟發展，這種發展潜藏着極大的不确定性，無論對內还是對外都是如此。經濟發展的積極效能應当是社會政治多元化，如果經濟發展只是用来加强政府的權力和權威，並且試图把政府的權力和權威全部轉變成爲胁迫民衆的政治力量，這個社會一定會走向自己的反面，這樣的社會终將會被民衆所抛棄,大厦會倒掉，不管它多么繁榮昌盛，不管它多么高大巍峨，不管它制造了多少没有靈魂的社會産品，大厦终將會倒掉。

 

這是因爲，建造社會大厦的基本材料是劣质的(例如余秋雨之類無數依附在“皮”上耀武揚威的“毛”們)，只有那些在人的意義構成的精英真正被社會容忍和接納，成爲社會栋梁，社會大厦才能夠得到稳定支撐。

 

這就是韓寒出現的意義之所在。

 

這也是我們應当珍愛韓寒的意義之所在。

 

(2010-5-22)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3850.html

 

 

許知遠：宇宙塑膠人與艾未未

 
當局最終逮捕了這群青年人，他們都與這個叫「宇宙塑膠人」的搖滾樂隊有關，都留著亂蓬蓬的長髮。官方媒體說他們是一群流氓、酒鬼、癮君子，準備以刑事案的名義宣判他們。

劇作家哈維爾意識到這一案件的更深含義。「這不同於和已做好風險準備的政敵算帳，也絕不是兩個政治集團之間的鬥爭，而是更加嚴重」，他回憶說，「是一次極權主義制度對生活本身的侵犯，對人最起碼的自由和誠實良心的侵犯」。

他 接觸過這些青年人，被他們音樂中的誠實、憂傷與反抗的願望所打動。他也知道，他們並沒有明確的政治主張，不過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距離布拉格之春已經 八年了，捷克人生活在巨大的壓抑與沈悶之中。相對開放與活躍的杜布切克年代，讓位於平庸的胡薩克時期，當局以「正常化」的名義窒息了整個社會的想像空間， 「宇宙塑膠人」這些年輕人唱出了這種絕望與迷惑，他們用特立獨行來保持內心的溫暖與希望。

哈維爾相信，這一審判將會製造一個惡劣的先例： 執政者可以肆無忌憚的羈押任何有獨立思考能力乃至私下表達獨立見解的人，是對精神和思想自由的幹涉，而且以打擊刑事犯罪的名義欺騙大眾。這一行動也揭示了 極權主義的本質：讓生命變得單一，割除任何與眾不同、難以歸類的人與事物。

幾個月前，我在哈維爾的回憶錄裏讀到這個片段。中國藝術家艾未 未的遭遇，讓我再度想起它。極權主義政權，不管它是七十年代、還是二十一世紀，不論它在莫斯科、布拉格還是北京，都深受智力平庸所困。它用「刑事犯罪」來 指控搖滾青年，用「經濟犯罪」把藝術家推上法庭，它們都發起聲勢浩大的中傷活動，用自己也不相信的道德標準來指責他們。

「宇宙塑膠人」引 發了哈維爾的強烈不安，艾未未的案件則在中國社會激起了特別的反響，比劉曉波的判刑與獲獎更為廣泛與深遠。五十三歲的艾未未不是青春的「宇宙塑膠人」，他 對政治、社會都有著更明確和深入的想法，他也對自身的行為有著清晰的認識。但對於公眾、尤其是那些青年追隨者來說，他仍是一名標新立異的藝術家，他的言行 與作品，與其說是政治反抗，不如說是對人的基本價值——自由、尊嚴、正義——的重申。他又是如此富有趣味和嘲諷精神，抗爭變成了一種率性、即興的遊戲，它 與人們習慣認定的「政治行為」相去甚遠，他的方式還如此成功，整個世界都對他讚譽有加。他代表著一種嶄新的反抗，一種別具魅力的生活方式。

人 們的生活方式再度成為了戰場，成為了被侮辱與損害的空間。極權主義的特徵是無處不在的控制，它不僅要控制你的肉體，還要進入你的靈魂，不僅要讓你在公共場 合循規蹈矩，還要窺探與影響你的私人生活。過去三十年的中國，逐漸告別了無孔不入的極權時代，進入了後極權的時代，它給予個人一部分空間，再沒有一個青年 會因為穿牛仔褲、留長髮被學校開除，「生活作風不好」不再是宣判的措詞。但是，政權卻從未真正放棄控制的慾望與能力。每當它感到危機、或是實力膨脹時，它 就會重新試圖控制你的精神世界與私人生活。極權政權是官僚系統的極致，任何多樣性與個體性都令它惶恐不安，它需要不斷製造新的敵人，才能維繫自身。它總是 用咄咄逼人的姿態，來掩飾內部的混亂與脆弱。

在過去的兩年中，人們明確的感受到控制的增強，它不僅是針對傳統的政治異議分子，也是針對日常生活的。從日漸興起的唱紅歌，到Google退出中國，從「反三俗」的運動到大學裏的會商制度，艾未未的案件是這一輪控制的高潮，也是二十年來最嚴重的一輪。

「宇 宙塑膠人」的案件，最終促成了七七憲章運動的到來。這一行動不再是傳統意義的政治行動，它不追求權力爭奪，而是重申良知與道義，呼籲人們「生活在真實 裏」，倘若每個人都生活在真實裏，說出自己內心所想，建立在謊言上的政權則隨即瓦解。很多因素促成了東歐的劇變，或許戈爾巴喬夫的克制精神最為關鍵，但也 沒人能忽略「活在真實裏」的倡議的重要作用。而艾未未的遭遇會變成另一次政治覺醒嗎？不同階層的人，重要的知識分子還是時髦的青年人，意識到如果不抗爭， 即使眼前這可憐的自由也要被剝奪嗎？這一切，我們都還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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