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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丁子霖在内的127名天安门母亲希望今后能与中国政府公开对话。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等127名六四事件死难者亲属发表公开信，透露北京市公安部门曾在今年两次找个别“六四”事件死难者家属，讨论赔偿问题。

公开信说，过去16年来，天安门母亲群体曾多次致函中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就六四事件死难者与政府展开对话，但当局始终不予理睬。

不过，由于当局不谈公布真相或司法追究，只提出给多少钱问题，公开信因此质疑当局试图通过赔偿死难者来私下了结“六四”事件，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公开信指出，中国当局年初终于打破沉默，此举值得欢迎。

这封由丁子霖等127名天安门母亲签署的公开信强调，天安门母亲群体自1995年就提出了解决“六四”问题的“真相、赔偿和问责”三项要求；2006年，又提出可采取“先易后难”的补充协议，同意可暂时搁置诸如对“六四”事件定性的问题。

公开信补充说，可这个补充协议的底线是，不容亵渎“六四”亡灵，不容损害“六四”难属的人格尊严。

天安门母亲群体希望今后能与中国政府公开对话，不掩盖事实与分歧，力求对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

这封公开信在最后说，中东和北非很多国家在年初爆发示威抗议以来，中国当局收紧了对民间社会的控制和镇压。

“天安门母亲”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已严重倒退，尤其是在今年二月以来，更倒退至“六四”以来最糟糕的状态。BBC

中国当局首次愿意用钱了结“六四”

1989年6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往天安门广场的坦克

时值“六四”22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由死难者亲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在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透露，中国公安部曾多次派人与个别死难者亲属家庭接触，表示愿意向他们支付赔偿金。这样的做法对各方意味着什么？

维权群体"天安门母亲"5月31日发表公开信，透露北京市某区公安部门于2月下旬"两代会"召开的前夕，找到居住在该区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的某户难属，进行私下沟通，交换意见，在"六四"血案发生20多年后，第一次提出愿意赔偿受难家属的损失。在这封公开信中，撰写者，也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起人丁子霖呼吁，当局不能只想"用钱来了结"六四""，而是应该在不容亵渎"六四"亡灵，不容损害"六四"难属的人格尊严的前提下与受难者家属群体展开谈话，以"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方式谈"六四"问题。

德国之声从一名"天安门母亲"的成员了解到，中国当局从今年2月份召开"两会"以来，曾经3次与一"六四"受难家庭进行接触，提出愿意在"只针对个人，不针对群体的前提下"对受难家庭给予经济上的补偿。这名成员称，在"天安门母亲"组织内部会议期间得知该受难家属在与中国当局接触的过程中提出赔偿300万元人民币的建议。中国当局对此并未作任何表态。受难家属同时提出，仅仅用钱无法解决问题，中国当局应该派官方代表与多名受难者家属进行谈判。

"天安门母亲"之一徐珏于22年前在学潮中失去了长子吴向东。多年来支持"天安门母亲"群体提出的"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要求。针对中国当局这种只谈钱，不谈其他的做法，徐珏并不认同："你不给我们讨回公道，光说你要多少钱。难道我们死掉的生命就是可以用钱就抵挡的了吗？难道这不是对死人和对我们亲属活人的一种人格侮辱吗？"

徐珏认为，经济上的补偿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当局必须能够承认错误，还"六四"死难者家属一个公道。

鲍彤：用军队镇压老百姓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性质

时值北非阿拉伯国家反独裁的民主运动进展不断，中国当局也加强了对异议以及反政府人士的打压力度。然而就在此时却传来中国政府有意对"六四"死难者家属进行赔偿的消息，在当年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的眼中， 这虽然是一件"好事情"，但此事的背后还有更深的意义："因为过去凡是涉及天安门就是反革命。凡是同情天安门受难者就必须从机关里面清理出去，因为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你不能同情反革命。现在提出补偿， 那就是说，错在政府。"

鲍彤指出，从历史事件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做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后从来不会提出补偿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当局愿意考虑赔偿的态度要和当前国际政治中的一件大事共同看待。因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于今年3月17日投弃权票，没有阻碍联合国通过制裁利比亚政府的1973号决议就已经表明，中国政府开始就动用军队镇压人民的行为有所反思。

中国政府多年来将1989年军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武力镇压示威抗议群众的做法称为"果断的正确决定"。鲍彤指出，中国当局表示愿意赔偿的意愿证明当年的这一说法已经不再成立，但比给个别受害家属赔偿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须承认当年用军队镇压老百姓是非法的，是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性质的："能够把这一点肯定下来，我觉得，中国就有希望了。那时，不仅是没有大天安门，而且每个省、每个县、每个市、每个乡都可以从此免于遭受小天安门事件的镇压。"

据徐珏介绍，正如每年"六四"将近一样，中国当局已经派人到她家中提前通知她不许祭奠她死去的儿子，也不许她随意外出。同时，她证实这是1989年以来第一次传来中国当局愿意赔偿"六四"死难家属的消息。徐珏认为，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这证明了中国政府的某种进步。但是相关的谈判应该在光明正大的环境中举行。政府可以就"天安门母亲"群体提出的"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要求由简入深，逐步解决问题。而赔偿，无疑是这三步中相对最为简单的一步。/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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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子霖：官方首提资助难属但未道歉（图） 2011/05/31

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代表丁子霖 (资料照片) 天安门母亲群体透露，今年官方首次派人以个人名义跟个别“六四”难属接触，表示愿意给予金钱帮助。对此，她们回应说，她们与政府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但希望不是私下沟通，而是公开对话。 *北京公安私下提出资助个别难属* 天安门母亲在纪念“六四”22周年的祭文中说，今年二月和四月，北京某区公安部门，两次找到某“六四”难属，进行所谓私下沟通。来人不谈“公布真相”，不谈“司法追究”，不谈就每一位死者做出“个案交代”，只单单提出给多少钱的问题，而且强调，这只对个人不对群体。 祭文表示，多年来，当局对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对话要求始终置之不理,今年终于打破沉默。“这是值得欢迎的第一次。”但是，她们希望的不是私下沟通。 *天安门母亲主张公开平等的对话* 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丁子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必须同时指出：第一，来人和我们谈话人的身份必须调整，我们不接受这种身份。因为20多年，北京的公安、国保、国安是监控我们的人。你政府派出监控我们的人来和被监控的受害者来谈，它本身就不对等。” 丁子霖表示，她们反对暗箱作业，私下沟通，主张当局跟“六四”难属对话团谈，而不是跟个人谈。 *丁子霖：在法制轨道解决“六四”问题* 丁子霖说：“回到正确的轨道上，纳入法制轨道解决‘六四’问题，一步一个脚印来谈，不要名不正、言不顺。你个人，个人你是谁呀你？(要)堂堂正正地谈，光明正大地谈，公开谈。” 她说，所谓“公开谈”，并不是说谈一点事就立刻诉诸媒体，而是对难属群体要公开，不能搞封锁政策。 中国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六四”档案尚未到开放期限*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导的要求惩治贪腐和民主自由的天安门民主运动。6月3日夜晚，为了对付示威者，中国军队以坦克和装甲车开路，从各个方向开赴天安门广场，沿途扫射、追杀，造成民众惨重伤亡。有些学生还被坦克碾压至死或重伤。 官方没有正式公布死亡数字。但是，20多年来，光是天安门母亲群体记录下的“六四”死难者就达203人。 对于那个时期的档案，中国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表示，正在整理当中，还没到开放期限。他星期二对到访的外国记者说：“等到我们国家规定的开放期限，是至少三十年。三十年以后，如果档案馆认为不宜开放，还可以延期开放。” *天安门母亲：解决“六四”可先易后难* 天安门母亲提出了解决“六四”问题的三项要求，那就是，“真相、赔偿、问责”。她们表示，公正解决“六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可以采取先易后难的原则，对一时无法取得共识的重大分歧，可暂时搁置争议，首先解决一些涉及受害人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的问题。 但是她们强调，她们不是没有原则的，其底线就是：不容亵渎“六四”亡灵，不容亵渎“六四”难属的人格尊严。 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