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行斋主人 凯迪

最近茅于轼因为一篇关于毛泽东的文章，受到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毛左派的猛烈攻击，据称全国已经成立了多个公诉团，准备对茅老提出公诉。

茅于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真的如乌有之乡所说，是汉奸、卖国贼、中情局特务？

我想用鲁迅先生的一段话来表达我对茅于轼老先生的敬意：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茅老于轼，当之无愧可以列入上述，是中国的脊梁。

对于茅于轼的理论和观点，有过一些了解，诸如“10亿亩土地红线”、“经济适用房不建厕所”的说法都曾掀起悍然大波。这些论点，乍听来，好像确实有些离谱，有些违背常识，离经叛道。其实，这是一个对中国国情和人情世故有着深入了解的老人，着眼于解决种种现实问题而提出来的，绝非那些坐在书斋里，照搬书本理论教条的人能说出来的。

例如，关于经济适用房，茅于轼提出“经济适用房不建厕所”。有些人一听这话，立刻勃然大怒。你茅于轼也太不把穷人当人看了，难道穷人就不应该住有厕所的房子吗？

难道这真是茅于轼的本意吗？

其实不然。茅于轼的本意是，在中国目前没有对公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的情况下，经济适用房已经成为权力阶层获取不当利益的又一各工具，开着奔驰、宝马住经济适用房的现象不绝如缕。既然无法从制度上控制经济适用房落入富人之手，便考虑从技术上防止富人抡购经适房。

茅于轼还说过这样一句话：“现在为富人说话的少，办事的多；为穷人说话的多，办事的少。所以我选择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这话有点意思。

富人、穷人、说话、办事，四个词语，不同的排列组合，勾勒出当今中国的社会形态和生存空间。

富人，在时下的中国名声不太好（封建时代虽然也不太好，但比现在要强多了），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历史观念，“为富不仁”的帽子早就搁在那了；建国后几十年的妖魔化，黄世仁、刘文彩、周扒皮，已经把富人的形象在国人心目中定型了。改革开放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万元户”很是光彩了一阵。但随着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暴露，社会差距的加大，富人又一次被推到社会审判席上（虽然富人们使出浑身解数，这里捐款，那里捐物，但好像没多大作用）。现在，大部分社会民众，包括部分学者，认为改革难以纵深下去的阻力，就是官商勾结，既得利益集团。看看现在反腐倡廉的小说、影视，基本情节必定是企业家（百分之九十九还是民营企业家）和腐败官员勾结一起，大肆鲸吞国家和社会财富。经过这样反复渲染，奸商的嘴脸就愈发凸现了。

在这样的语境下，能站出来为富人说话，辩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一不小心，就要落得个全民公敌的下场，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所以，我们能理解为什么替富人说话的人少了。只用那些站在民族利益立场上，希望中国富强，希望改革开放深入下去，以理性和务实精神看待社会的人，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为富人代言。

由于体制改革的不均衡和政府机构改革的不完善，整体大环境存在问题，有些富人，为了把企业发展下去，自觉不自觉地为官员、学者提供好处，希望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宽松的发展空间（当然，也有的是企业家主动行贿，为自己不法活动寻找保护伞）。而许多官员、学者，表面上对财富不屑一顾，清高的很，但暗地里为富人忙，跑前跑后，不过是为了在盛宴上分得一杯羹罢了。

反过来，替穷人说话，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何门何派，都会得到喝彩。在古代，这叫为民请命，是要上史书的，像海瑞、周顺昌那样。在现代，这叫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乌纱、光环都会接踵而来。在过去，为穷人讲话可能还会有点麻烦，现在是讲的越多，博得的喝彩声越大，乌纱帽也就越大，光环也就越大。所以，当今为穷人讲话的特别多，甚至杀富济贫、吃大户的腔调都出来了。当然我们不是反对为穷人说话，我们反对的是仅仅说话而没有实际行动，口惠而实不至。像茅于轼老先生那样，办学校，设立小额贷款，出力费时又不会产生轰动效应，所以许多嘴上高喊公平、正义的人是不会去做的，从这里人们也能看出这些人的嘴脸。

只有站在理性的立场上为富人说话，才能鼓励富人继续创业，鼓励更多的人成为富人，最终增加社会财富总额；只有站在公平的立场上为穷人办事，才能逐渐缩小社会差距，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使更多的穷人成为富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善哉！壮哉！茅于轼，中国的脊梁。

人民公敌茅于轼 2011/06/01

人民公敌茅于轼 作者：x_p_　　乌有之乡　　 　 　 最近，茅于轼很火。不过这个火不是好火，而是臭名远扬、臭名昭著之火。　　 他的一篇要把主席还原成人（实际上充满污蔑、谎言和谩骂）的文章，一下子点燃了老百姓的熊熊怒火，平时看上去很平和温顺的老百姓，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右派诅咒敌视的毛左，他们的怒火大有持续蔓延，把茅老贼烤焦，并波及他的右派盟友之势。　　 　 　 群众的怒火是有道理的。虽然不是每个反对茅老贼的人都可以说得出深刻的理论，但他们的切身实践告诉他们：主席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了大家好的，是没有私心的，是光明磊落的；而茅老贼及其同伙，是充满私欲的，是只为自己的，是不惜把人民的血肉甚至骨头都啃光的。现在茅老贼和他的同伙，恶毒攻击毛主席，从语言上看是卑鄙下流、极其昂脏的，从事实上看，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的，这样公然为了私利侮辱一位为了中国人民贡献了自己全部的伟大领袖，是可忍，孰不可忍？　　 　 　 从根本上说，为公还是为私，为大多数人还是一小撮人，就是真共产党和茅老贼代表的伪精英的最大区别。　　 　 　 茅老贼的奇谈怪论很多，比如给穷人住的房子不修厕所、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中国的粮食问题靠国际市场解决等，这些茅老贼谈得头头是道的胡话，归根结底有一个中心，就是要维持一个富人、权贵、伪精英以及他们的西方主子可以剥削、压迫穷人的等级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和茅老贼及其盟友的斗争，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延续！因为国民党也是要维护一个人吃人的等级社会，他们和茅老贼的目的并无二致。国民党和茅老贼，不过是同一根藤上结出的不同歪瓜，他们的本质完全一样。　　 　 　 从更广的意义上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就是一部压迫、剥削和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史，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主席的话揭示了社会发展变化的实质。　　 　 　 几千年来，不论在中国还是外国，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富人强势集团与穷人弱势群体之间的斗争，是历史永恒的主题。这个规律反映在今天的世界，就是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对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剥削和压迫，他们通过控制金融、滥发钞票、操纵大宗商品价格和供求、颠覆别国政府、扶植亲西方势力等手段，吸全世界的血以供他们自己享乐；反映在一国内部，就是强势集团对弱者的欺凌和剥夺。　　 　 　 而在今天的中国，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和压迫又格外深重。因为中国从来就是一个盛产汉奸（同时又盛产民族英雄，唯其如此，中华民族才不至于沦亡）的国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权贵阶层、买办和第五纵队，面对广大的受压迫的老百姓，深感力量不足，他们必然要向帝国主义投降，依靠他们的力量来维护自己不牢固的统治和剥削地位，因此他们必然要对内压迫、对外投降，这样，中国人民就受到了国际资本主义和国内压迫者的双重压迫。　　 　 　 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生活状态的恶化，就是这种压迫的结果。今天中国人民身上背负着住房、医疗、教育等几座大山，工人下岗、农民失地、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他们中很多人被抛在市场经济的恶浪里无力挣扎，甚至走上绝路，而中国政府却在资改派指挥下聚集了大量正在贬值的美元资产，正在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帮助美国，这样的生活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据总设计的指示，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该是先富带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三十多年来，我们一步步看着这个设计成为笑谈。资本的本性是噬血的，是无休止追逐利润的，指望资本能发善心，能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助别人，不是缘木求鱼是什么？　　 　 　 在今天的社会，有个别的善心人会帮助别人，有部分信宗教的信徒会帮助别人，但从大规模的角度来看，只有真共产党才会不计得失帮助别人，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　　 　 　 封建主义是等级社会，资本主义也是等级社会，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更多的是比较资本的大小。因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它们的变种官僚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等，都是强调等级的，都是不平等的，都是对大众不利的，都是强调弱者要安分守己的，都是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的。　　 　 　 资本主义者有一个骗人的理论，即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会带来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个骗子理论，被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打得粉碎，在海啸后，我们只看见那些骗人的金融资本家越来越富，穷人的生活却每况愈下，哪里有什么社会利益最大化，有的只是资本家利益最大化和穷人利益最小化。这样的社会，是有钱人的天堂，却是穷人的地狱。　　 　 　 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是要平等，要共同富裕，是为大多数人利益服务的；因此他们天然和要等级、维护一小撮人的利益的国民党、买办、帝国主义等是死敌。　　 　 　 既然过去国民党是人民大众的敌人，那么，和国民党反动派秉承同一剥削阶级理念的茅老贼，这个收美国人钱，甘当外国势力走狗，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家伙，当然也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是敌人，就要坚决打到！　　 为何声讨茅于轼 2011/06/01  作者：黄章晋 茅于轼被起诉，画像被老工人们在脸上红笔画上叉，实在是意料之中的事。 　　那些痛恨茅于轼的人，无论是曾呼风唤雨的高干子女，还是退休的平头百姓，今天都是六七十岁的社会边缘人，处于人生存在感和价值感的最低潮。 　　对这些人来说，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全在毛的时代，人生最值得回忆的无数个美好时刻，也大都在毛的时代。对他们来说，茅于轼否定的不是毛这个人，而是他们这一代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九斤老太太的现在永远不如过去，是一种普遍心理，只是在今天，它或许比任何时代都更强烈。对中国这一代老年人来说，随着企业改制、城市改造、农村空洞化 等一系列巨变，他们以往全部的社交关系、价值归属、情感纽带、道德载体、文化寄托，随着他们熟悉的旧世界的完全解体，被完全粉碎肢解。 　　有什么可以对抗巨大的心理失落，有什么可以对抗孤独，有什么可以安置自己的价值，有什么可以慰籍自己的心灵？ 　　在没有宗教，没有社区，没有组织的精神真空里。惟一可以拥抱的，也就是过往的回忆，一种以毛为符号的回忆。集体赞美过去，怀念过去，这是他们唯一的集体的精神纽带。 　　其实，热烈拥护毛怀念毛的人，多数并不当真愿意回到过去，有谁会真的完全忘记当年的匮乏，有谁会忘记当时的严酷。但现实或许更残酷，对他们来说，首先要解决的不是毛的是与非，而是自身的心灵。对他们来说，毛这个符号，其实是一种宗教需求。 　 　对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只有具备极为强大的内心，才有勇气去批判性地看待自己的一生，去怀疑自己的全部判断，否定一生曾经的全部荣耀和骄傲。对绝大 多数中国人来说，根本不存在可作为工具的思想资源；就中国文化传统来说，中国人多的是自我调和精神，而从来缺少那种跟自己过不去的直接逼视内心的批判精 神。 　　即使是在被誉为最有批判精神的德国，完成对历史的批判和反省，也不是全民集体转变的方式，而是以在代际之间形成巨大观念鸿沟的方式。就像我一位朋友，爷爷是死于东线的党卫军，奶奶曾参加奥运会，老奶奶至死都拒绝与后代谈论任何历史话题。 　　所以，评价毛是怎样的一个人，对有些人来说，是一个历史问题，但对另外一些人，那些一生成为毛的试验悲剧的人来说，它是个感情问题，信仰问题，人生价值问题。两种话语不可能对接。 　　拉长时间看，没有必要为这么多人崇毛而担心，毛作为一代人别无选择的的精神支柱，随着那一代人的逐渐凋零，他的评价问题，终将回到本该有的位置上。 　　崇毛现象，部分还可与崇儒、尊孔之类的热潮一并观察，因为中国本土的既有精神资源确实如此乏善可陈，所以，任何一种曾经存在过的精神资源，都会有一大票人去挖掘墓中古尸，重新涂脂抹粉，以为今日纷乱中国的精神圭臬。 　　乌有之乡也好，新儒家也好，都是为了精神取暖而猬集在一起的人。他们没有能力放火，就让他们守着那堆火吧。 不敬茅于轼未必不是人 2011/06/01  走出风来 易中天说，“这样一位正直的、善良的老人（茅于轼），值得我们所有人崇敬。如果谁对茅先生有所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 易中天在这里说的“崇敬”、“不敬”可能更多的是针对人来说的，对于老人我一般比较尊敬。但人以文传，具体到茅于轼个人，茅氏语录让人不敬之处甚多。 先说可敬之处。 茅于轼最近一次拉风是一篇博文《把毛某还原成人》，文章我看过，并不怎么过火。饶是如此，已经掀起轩然大波，很是刺疼了一些人的神经。弄得有人要告发，不过真要开庭，那就真是好事，估计当政者要是聪明的话不会选择进入司法程序。毕竟，保全毛也是保全D，这一点早在十一届的时候已经有过结论。 关于毛和这一段中国历史的研究肯定是一段不可绕开的领域，不能正视历史，无以面对未来。民主开化的中国，将来随着档案的解密，肯定有更多的内幕揭露，这一点毋庸置疑。对M的评价，我看过一段比茅于轼更加酣畅淋漓的文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众叛亲离，等到一切真相被揭开，他还要遗臭万年”。说这段话的人叫聂绀弩，黄埔二期，诗人，作家，学者，是一个比茅于轼更加切身感受那段历史的人。 历史的盖子如果不揭开，真相将永远尘封。尽管茅于轼只是许多去揭M盖子的人之一，但在当前这种语境下，还是难能可贵。 这与茅于轼经常挂在嘴边的“自由，民主”是一致的。但茅于轼并非总是那么可贵、可“敬”。 茅最令人熟知的观点是“为富人说话”，后来他自己觉得不妥，又加了句“为穷人办事”。这且不去说它，毕竟，为富人说话也不差他一个，穷人没工夫搭理。 但茅的另一些观点则不只是为富人说话了。 一般宣传，茅于轼是经济学家。我不知道这是在开经济学的玩笑还是开茅于轼的玩笑，后来玩笑居然当真了。百度百科上经济学家茅于轼的代表作为《择优分配原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谁妨碍我们致富》，粗略翻看类似于科普类的人间指南。 茅先生的演讲有幸听过，颠三倒四不成体系逻辑的重复“我是赞成自由的”话语，很是失望。顺便说一下，一些所谓“大师”甚至“国师”的演讲，让人听起来有啼笑皆非和冷汗直冒之感。一边惊诧于大师大帽子底下的干瘪，一边有些悲哀所谓国家是这些人在擘画。这些年听的演讲中反倒是不那么出名的广州中大教授任剑涛先生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与茅先生相比，年龄过百的周有光先生无论在思想的深度和高度都更令人钦佩得多。 扯得有点远，回到茅于轼。 经济学家茅先生近年的论断大都超出经济学范畴，比如领土，比如粮食，比如国防。下面是他的三段语录： “如果那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或者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扩大了，那么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不但不必反对，还值得欢迎。” “国内已经解决了粮食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国外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发生饥荒的可能性即使不等于零，也是微乎其微的。”，“万一我们的粮食不够蛮可以用进口来解决”、“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即使有粮食吃，中国人民的日子也好不了了。” 　　 “进入21世纪以后，国防的重要性越来越小了。因为前面讲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争夺资源的战争不再需要，也因为国际社会对侵略行为有越来越大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用任何借口侵略别国都不被认可。过去的侵略都要清算赔偿，谁还有兴趣做将要被清算的事呢？” 关于领土，民主的英国和民主的西班牙前几年曾为了直布罗陀一个小岛差点开火，而和阿根廷则为了马岛大打出手。日韩为独岛，日俄为北方四岛，都争执的不可开交。这么多国家的民众和领导人当真都愚蠢到如此地步？ 关于把中国的粮食安全寄托在进口市场，第一，中国占世界五分之一左右的人口；第二，世界粮食产量勉强够用或者不大够用。 关于国防越来越不重要，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公布的数据是，世界主要强国的国防开支与年俱增。 这些都是很常识的东西，即便是不用翻墙软件，这些数据也很容易获得，我不相信茅于轼获取不到这些信息。 难道是茅先生老糊涂？不至于，我到想起一帮俄罗斯的小糊涂。 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百废待兴。这时候，一帮“精英”从内政到外交采取全部的倒向西方策略。其结果，是彻底完成西方屠宰北极熊的未竟事业，将俄罗斯打翻在地，疲惫不堪。盖达尔和丘拜斯这些“精英”的祸国之举，我想普京不会忘记。前车之鉴，我们中国更不能忘记。 自由和民主没有错。但是打着自由和民主的旗号，弱化国防，肢解国家，恐怕已经不是替中国的富人说话了。 没错，现在民主制度起源于西方，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即西方。并不意味着，实现民主后国家既可以消失，世界立马大同。 即便中国完全实行美国的民主制度，即便美国是杰斐逊在当国，也不意味着中国与之没有冲突，更不意味着必须对他们惟命是从——无论是民主的名义还是全球化的名义。 以西方来偷换民主的概念，与独裁者以政权来偷换国家的概念一样无耻。 季羡林晚年曾颤颤巍巍的强调“我是爱国的”，陈独秀则在几十年前就说：“残民之国，爱之也何居”。我们爱的是我们自己的民主之国。 同样，我们爱的是服务于我们自己的民主，而不是服务于西方或者北方的民主。 世界大同之前，国家是需要的。 对内是民主的，对外是民族的。 茅于轼先生究竟错在哪？ 2011/06/01  作者：宋鲁郑 茅于轼先生一向令世人敬重。做为一名民间、体制外经济学家，向来大胆敢言----但却是建立在事实、数据基础之上的学术风范。也因此他的一番言论往往能超越左、右，甚至他自己的个人得失和价值观(曾被打成右派、宪章派)。2010年他曾有如下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国民怨的根源在于政府不讲理》。 　　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承认中国确实已经崛起，“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是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得这样快的。特别是中国从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独裁统治，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就是 值得大家羡慕的。和俄国，日本，东欧，拉美比，更不用说和非洲国家比，我们都比他们强。在生活的提高上，在政治的进步上，在国际地位的上升上，谁也比不上我们”。 　　做为一名可归为自由派学者的茅于轼先生能如此客观评论和认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可谓凤毛麟角。要知道此类学者往往对中国的成就或者否定(清华大学的秦晖)，或者认为不值一提(如人民大学的张鸣)，或者认为远比不上落后于中国的印度(如旅美华人经济学家黄亚生)，至于吹毛求疵更是自由派学者的常态(恕不一一列举)。所以，茅于轼先生能跳出自由派立场而展现出的事实求是的态度，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随后就谈到了中国存在民怨的原因。他以更大的勇气否认了贫富差距和腐败这两大主因。对于贫富差距。他认为 ：“可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个结论经不起检验。”并以香港这样一个最可比的华人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特区为例：“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大陆还高，……(中国大陆的)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而且还进一步论证“大陆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大陆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大陆，东西之间自然条件非常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大陆的分配不公部分地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不仅仅是香港，整个南美(巴西、阿根廷等国)的基尼系数都远远高于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也仅比中国略低，也早已超过国际警戒线。 　　尽管这些都是全球化时代不用费力就能看到的现实，但却都被自由派群体刻意忽略----这也是茅于轼先生的可贵之处。 　　在谈到腐败时，他再度表现了他的学术严谨与客观：“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他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的都不如中国。中国排行第七十多位。印度，泰国排在八十多位。印尼，菲律宾，越南，尼泊尔，柬埔寨，都排在第一百位以后(2009年的数据)。” 　　以上数据，我本人的文章都多次引用，但从一位被认为是自由派学者的口中说出，还真的是开天劈地。 　　当然，在这篇文章中，他的结论是中国缺乏正义，政府不讲理才是中国产生民怨的根源。 不管我们是否赞同这个看法，但他这个结论也是建立在诸多事实基础之上的。 　　简而言之，茅于轼先生之所以令人敬重，一是尊重事实的学术风格。二是超越左与中的敢言。 　　然而，进入2011年，茅于轼先生接连发表两篇堪称石破天惊的文章。一是在中国第一艘航母即将下水的一刻，他公开反对。反对的理由也颇为奇特：他是纳税人，有权力反对。当然更主要的是，中国建航母会引发军事竞赛。 　　这一观点发表后，可以想像引发的海啸般的反对。因为这一次，茅于轼先生违背了他一向坚守的客观、理性和尊重事实的原则。谁都知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是唯一没有航空母舰的国家，更别说我们的近邻印度以及小小的泰国。所以说，如果就算是引发军备竞赛的话，也不是中国引发的。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中国还是一个有着漫长海岸线的国家。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由于没有制海权，才屡遭列强欺凌、瓜分。就是现在，一峡之隔的台湾还没有统一，广大的南海主权还屡被侵害，在东海还和日本存在领土争端，美国更经常派航母到中国近海进行军事演习。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出发，中国拥有航母，都是天经地义，“天赋国权”，根本不应指责。如果非要指责的话，就是拥有的太晚了! 　　当然这篇文章中，最匪夷所思的还是他的“以纳税人为由来反对”之理论了。特别是考虑到他经济学家的身份，这个理由不仅仅是荒唐而且简直是超越常识了。也难怪引发外界对其学识和学养的强烈质疑之声。 　　众所周知，纳税是任何一个国家公民的义务，同时享受由此带来的权益和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比如国防提供国家安全(想想中华民国时期是什么状态)，警察提供社会秩序，学校、医院提供教育和医疗产品诸如此类。当然，这种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数量都是可议范畴。比如中国过去零至三岁才享受免费体检，但从今年起提升为零至六岁。也应该客观承认，每个国家如何决策、支配税收形式并不同，也都有问题存在。仅以美国为例，尽管债务和财政赤字巨大，不得不减少各项开支，包括福利。但就是不能减少军事开支。而中国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开支一直偏低，也同样需要改善。但不管在哪个国家，从来没有茅于轼先生以单独纳税人的身份进行反对。茅于轼先生应该明白，经济手段和决策最重要的是有可操作性。他的提议显然不在此类。简单的讲，谁都无法知道中国建航母的钱是来自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在法国生活和工作的海外华人，也是法国的纳税人，是否也茅于轼先生一样的理由反对法国武力介入利比亚?(毕竟此举加大了法国的安全风险和难民涌入)。 　　而最引发中国社会争议的还是茅于轼先生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如果说关于航母的观点仅仅是违反常识、无视国际现实的话，这一篇文章则是“三宗罪”：违背历史事实、全盘否定、人身攻击。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奠基人。这样一个对中国有着巨大影响、功过皆有的历史性人物，有争议和不同的看法实属正常。但一定要尊重事实。中国1840年在西方的武力下被迫打开国门，自此国家主权独立、民族解放和实现现代化便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历史任务。晚清政府以及随后的中华民国政府也都尽了自己的努力试图回应历史，但均告失败。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以新中国六十年来看，毛泽东的时代完成了国家主权独立和民族解放，毛泽东的继承者则在后三十年日益接近完成了现代化。客观说来，无论是谁，只要能够完成其中任何一项，都是中国的民族英雄，都可跻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行列。除了这些“大历史”、“大伟业”，这里还可以举几个具体的数据。 1949年中华民国退出历史舞台之时，中国人均寿命35岁，文盲率80%，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落后于印度。等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中国人均寿命65岁，已接近当时发达国家水平，文盲率更降至20%以下。尽管刚刚经历文革，但中国仍然领先于印度。虽然在六十年代饥荒造成大量的人员死亡，但到毛泽东去世之时，中国的人口仍然突破了七亿!要知道，自清朝巅峰时期突破四亿人口之后，一直到中华民国结束，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奇高的死亡率(饥荒、战乱、外敌入侵、农业生产率的停滞)，都再也未能突破这个极限。这些历史数据，做为经济学家的茅于轼先生不应该不了如指掌。这也是为什么经历过中华民国的老人都会对毛泽东念念不忘，心怀感激以至崇拜。 　　且不说今日中国民众对毛泽东的崇敬广泛存在，就是在西方，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大都视毛泽东为英雄与楷模。尼克松图书馆耸立着毛泽东的塑像，奥巴马政府成员视察学校也以毛泽东为榜样鼓励学生。当奥巴马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他的几名随员竟然缺席重要的国事活动而去毛泽东纪念堂瞻仰。美国世纪拳王泰森，竟把毛泽东的头像刺于肩膀，以示给他力量。在法国南部海滨城市蒙彼利埃在商业中心建世纪广场，并竖立15位“伟人雕像”。这其中不仅包括戴高乐、丘吉尔、美国前总统罗斯福，还有中国的毛泽东!这些青铜雕像高3.3米，重量在850公斤到1吨之间，每尊造价约20万欧元。事实上，在今日西方，只有四位中国人真正得到西方社会上下的广泛承认，他们是：孔子、孙子、毛泽东、达赖(茅于轼认为斯大林要好于毛泽东，但在自由派视为榜样的西方，斯大林是和希特勒并列的)。 　　然而，在茅于轼先生的文章中，却以建国后毛泽东的失误、过错为由，充满了对毛泽东的全盘否定和人身攻击(包括指江青是毛泽东的一条狗、说毛泽东的支持者是狐群狗党)，连私生活也不放过，甚至指毛泽东为权力而完全疯狂、没有起码的人性、丧失了起码的理性、心理非常阴暗、人民公敌、是祸国殃民的总后台。这种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生活上搞臭、精神上打倒(当然已经无法做到肉体上消灭再踏上一万只脚了)完全是文革的翻版 。茅于轼先生用他竭力否定之人的方式来否定对方，真是历史的讽刺。 　　不过从茅于轼先生的历史反讽，确也令我们反思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失误。应该说，让毛泽东一个人承担这样的责任是不公正的。正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共同为建国后的现代化探索付出代价。且不说哪个时代的人物，就是文革已经过去三十五年的今天，茅于轼先生还不是仍然有着浓重的文革遗风吗?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人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以美国国父华盛顿为例，他带领美国获得独立，并在担任两任总统之后坚决退隐(当然也有人认为他没有儿子做继承人，所以改变了美国历史)，堪称完美。然而，华盛顿却是黑奴制的拥护者，而且他自己也是黑奴主。但在他哪个时代都是合法、合宪、合理的存在，如果有人抓住这一点不放，全面否定华盛顿，将他与罪恶的黑奴制和黑奴主划上等号，这是尊重历史吗? 　　至到现在，世人也无法猜透一位以学术严谨、理性客观著称、颇有声望的民间经济学家何以突然变成这样既不尊重基本事实，更像文革大字报类型的文章的作者。但是所有对之表示敬意的群体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茅于轼先生，请回归您曾经拥有的理性、客观吧。要知道，一切违反常识、违背历史真实的声音都不会走的很远。 多维新闻     从穷人的两大出路，看茅于轼们反人民的反动本质 2011/06/01  作者：骆玉涛　　　　　 　 “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大经济学家”、“大善人”茅于轼老畜生（我是一向不开口骂人的，下面将有我为什么对他一类的人开骂的理由），这几十年替穷人策划了两条出路：一曰“缓解粮食紧张从节约做起，我设想一个建议，要求北京市所有的餐馆必须将顾客吃剩的食品打包，劝诫顾客带回家去加以利用。如果实在有困难的，可将打好包的食品放在餐馆的指定窗口，路过的行人可以任意取用。进一步来讲，这个方法还可以推广到每个家庭。各家有吃不完的食品，也可以打包送到餐厅的指定窗口，让需要食品的人自由取用。这个方法不但节约了食品而且帮助了肚子饿的人，能够免费得到食品，是一举两得。”；二曰“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　　　　 　　4月2日　　，媒体再次报道了经济学家茅于轼反对建经济适用房。他说：“经济适用房既没有效益又没有公平，我反对。”认为： 　　第一，经济适用房效率低、不能创造财富。二是政府低价拿地，拿来盖经济适用房，不合理。三是经济适用房还创造了贪污腐化的机会。总之，经济适用房要赶紧停下来，一点好处都没有。　　　　 这就是茅“大经济学家”茅“大善人”三十年为穷人办的两件事：为穷人指的两条出路：吃人窗台上别人吃剩的食品和在野地里拉屎撒尿。　　　　 这个老畜生自己已经白纸黑字地公开招供过他上世纪50年代就是真右派，实际上，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历练，他已经远不止是一般的右派，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极右派——彻底反人民的反动派了。　　　　 说他是地地道道反人民的反动派当然不能信口胡说。我们不用说他是否拿了美国民主基金会的钱，仅就他为穷人指的两条出路，就已经完全可以看出他是何等的仇视劳动人民、是何等的阴险恶毒的反动派了。　　　　 许多网友已经从不同角度对他为穷人指的这两条出路进行过批判，已经将他伪善的画皮剥得差不多了，但还不够彻底。要完全看清他阴险恶毒的丑恶面孔，需要再揭一揭。　　　　 其实再揭也很简单，只要就事论事就行了。　　　　 我先说明一个问题，即什么是上公厕？在他内心深处，让穷人上公厕就是让穷人在野外拉屎撒尿，不过他不敢公开这样说，便假借公厕做掩饰。我们稍稍想一想，进入现代化时代，住宅内还不建厕所，要你去上公厕，难道还不是叫你到野地里去方便？　　　　 大家注意了，现在我们可以联系起来看：在窗台上吃人剩余的食物和拉屎撒尿不用厕所的是什么东西？　　　　 是畜生！　　　　 看清了吧，这就是这位被人尊敬的“大经济学家”、这位“大善人”为穷人出的两个主意或者叫指的两条出路，这就是深藏在他的主意背后的阴险丑恶的祸心。这老畜生真是恶毒之极啊！　　　　 这岂止是“歧视穷人”？难道不是极其阴险恶毒地咒骂穷人？难道不能看出他们这一类的人是何等地欺辱穷人，仇视穷人，蔑视穷人？而他们却恶人先告状，喋喋不休地在那里污蔑劳动人民“仇富”。这些畜生真是恶毒阴险无耻之极啊。　　　　 三十年来，他们从来就没有把劳动者当人而是当牲口看待 ，但他们则把自己看成是“才配住别墅，开奔驰”（厉以宁）的“人”。所以才有了当代社会的一切腐朽和罪恶。　　　　 看了他们为穷人出的这两条主意，不用分析或细想他们为“改革开放”所出的其他主意，就可以知道他们所出的每一条主意都是包藏着深深的险恶祸心的。比如：　　　　 “18亿亩土地红线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说明我国的决策部门还有不少计划经济的思想。这对国家可是一个危险。”（茅于轼）　　　　 “劳动合同法损害的是工人阶级”。“ 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将近2万亿的国家外汇储备，拿出一半来分给居民，让每个中国人都变成美国债券的持有者，是一件好事。”。（ 张维迎）　　　　 “中国贫富差距大吗？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厉以宁)　　　　 “每个人为自己，加起来为国家。”（白岩松）　　　　 （起初，我还以为是白小子的创造，后来才知道他是拾的茅于轼的“每个人从利己的立场出发，可以达到全社会整体的利他”的牙“秽”。但结果怎样呢？成了每个人为自己，加起来却成了为美国。这就是这些年的真实写照——作者）　　　　 “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刘晓波）　　　　 “很多西欧人具有很节制的民族自尊，并不绝对信任自己的军队，但却信任邻国，并且对一体化越来越持积极态度。我们亚洲人的小农观念要保持到什么时候？”（马立诚）　　　　 “宪政民主是个包容性的，包容一切公民的政体。人民民主是个排他性的，排除一切不被视为人民的公民的体制。这样的人民民主，即使有了，也绝对是个坏东西。民主政治只能基于公民，不能基于人民。”（刘军宁）　　　　　 上面的这些主意有一丁点是于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有益的吗？那一个不是深深地包藏着险恶的祸心？他们这一类人三十年来出了多少类似的坏主意，我们数也数不清。正因为这些反动派们的种种险恶阴谋误导，才使国受其祸，民受其殃，也才有了当代社会的一切腐朽和罪恶。　　　　 粮食是劳动人民所种，蔬菜是劳动人民所栽，六畜和鱼是劳动人民所养，锦衣锦被是劳动人民所织，大厦与香车是劳动人民所造，为什么劳动人民勤劳辛苦忙碌一辈子，就不能过丰衣足食的生活？不能住上自己所造的有厕所的房子，或者一住上有厕所的房子就成为房奴？为什么就不能驾驶自己所造的香车？　　　　 是因为劳动者自己劳苦得还不够？是因为劳动者自己缺乏聪明才智？都不是。　　　　 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而且总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老百姓在辛勤劳动之后却依然受穷呢？回答只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被另一个阶级不劳而获地占有了。从俞飞龙的“任志强还想给国人表演什么？”一文提供的资料显示，在许多建筑工人有时为了一年辛苦后的一万元左右的劳动所得，冒着被建筑商雇佣的黑社会殴打的危险追讨的时候，而任志强的一年所得合计达到了1.5亿。就是说，这些不劳而获的一个人一年的“收入”是劳动者一年收入的15000倍！这样的一个人一年就无偿占有了15000个强劳动力一年劳动所能得到的“财富”——劳动报酬。　　　　 真正的万户侯啊！　　　　 这是任一个国家公务员都不可比的。更不用说普通的劳动者了。　　　　 穷老百姓在辛勤劳动之后，怎样才能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怎样才能住进自己所造的有厕所的房子，怎样才能衣锦衣，盖锦被，开香车？　　　　 靠象茅于轼、厉以宁、任志强、白岩松一类人们恩赐和施舍吗？不能。他们只能用前面的那两种办法来羞辱穷人、诅咒穷人。　　　　 等人自己放下屠刀发慈悲，不再掠夺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或者把它们独吞下的一切财富吐出来？不可。有史以来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美事。　　　　 怎么办呢？有穷人真正的出路吗？　　　　 有的。　　　　 国际歌里有三句话：“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全靠我们自己”和“要消灭一切寄生虫！”。这三句歌词为穷老百姓指出了另一条路，也是穷老百姓唯一的出路，也是与茅于轼“大善人”所指的这两条出路相对立的第三条出路：劳动者们联合起来，剥去茅于轼们一类人“伪善”的画皮，彻底看清他们的反动本性，剥夺剥夺者，向他们去追讨劳动者自己创造、天经地义地属于劳动者自己所有的一切。　　　　 　 　　　 　　200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