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北京之春

我把1978年至1981年期间三种不同状态的民主运动——体制外的民主墙运动、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体制边界的竞选运动——统称为北京之春运动。“北京之春”这个名称，来源于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比较而言，北京之春时期体制内力量的革新举措，尚未达到布拉格之春时期捷共第一书记杜布切克、总理切尔尼克、国民议会议长斯姆鲁科夫斯基等人的程度；而北京之春时期体制外力量所发挥的作用，则不逊色于布拉格之春时期的异议人士（哈维尔等人联署《七七宪章》，是在布拉格之春9年之后）。

民主运动的三个维度

赵鼎新指出：“对于政治行动，一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描述：组织化 程度、制度化程度，以及所追求的社会变革的程度。”“所谓革命，其实就是一种非常组织化的、追求根本性社会变革的、高度体制外的政治行为。”“一种集体性的政治行动，如果是高度组织化的、高度体制性的，并且所追求的社会变革比较小，那就属于常规政治。”（注1）1949年以后的历次民主运动，均属介于革命与常规政治之间的集体性的政治行动。

在极权专制下发生的民主运动，其组织化程度都是比较低的，当局不 会给予任何民间独立组织有一个从孕育、诞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其中四五运动的组织化程度最低，运动的参与者都是一些心心相印的独立“分子”和小的“团粒”，没有一个成型的组织。4月5日天安门广场上宣布成立的“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委员会”，只是一些人临时走到一起采取联合行动，彼此之间并不相识，甚至相互留的名字和地址有些都是假的。而“五一九运动”期间则成立了一些学生社团组织，在运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在后极权体制下，民主运动的组织化程度相对高一些。北京之春运动 中成立了许多民办刊物，有些民办刊物还要求成立全国民办刊物协会。八九民运中成立了一些学生组织，运动后期还成立“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但是总的来说组织化程度还是属于低级阶段。不论是在极权还是后极权体制下，组织化都是最具风险的行为。我本人仅仅因为在八九民运期间谈论和从事了“知识分子的组织化”，就被当局以“反革命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13年。

选举活动、政府会议、官方集会，属于制度化的集体性政治行为。非 制度化的集体性政治行为，本来应当是指与宪法、法律、法规相违背的那些行为，例如骚乱、冲击政府机构、武装政变等等。因此，中国历次民主运动的制度化程度都是比较高的，写大字报、办刊物、游行集会、竞选人民代表，均为中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只有“四五”运动中放火烧“联合指挥部”所在的小楼，八九民运中的大规模绝食行动，才算得上非制度化的集体性政治行为。但是，在官方的“潜规则”中，只要是民间自发的行为，只要不是执政党组织的行为，都是制度外的行为，都在应当“打击”、“消灭”之列。由于官方在各个时期对民间活动的容忍程度不同，四五运动的制度化程度最低，北京之春运动的制度化程度最高，五一九运动和八九民运介于二者之间。

“五一九运动”的主流所追求的社会变革，基本上属于修正主义的范畴。 四五运动的主流所追求的社会变革，可以纳入民主社会主义的范畴。北京之春运动的指导思想，既有社会民主主义的因素，也有自由民主主义的因素，二者尚处于混沌状态，运动参与者还没有清醒的自觉。八九民运所追求的社会变革目标，已经是宪政民主主义了。1989年5月21日，我所在的《经济学周报》“本报评论员”写道：“现代化进程……必须建立一种机制”，“这种体制，只能是民主宪政。所谓民主宪政，主要包含如下原则：（1）以个人作为政治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与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2）代议制与普选，（3）责任内阁的行政政府，（4）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5）党派斗争公开化、合法化、规则化、非暴力化与结社自由，（6）社会生活领域多样化与政府权力有限性，（7）舆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及信息开放。对于中国而言，主要指重新界定各类政治设施（党、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公民等）权限，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制定各自的运行规则。”（注2）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纲领。历次民主运动所追求的社会变革的程度，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趋势。

北京之春的三个组成部分

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有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 部长胡耀邦的参与和指导，却受到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管辖的宣传部门的压制，因此仍属于自下而上发起的党内思想运动。这一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有胡绩伟、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江、王若水、杨西光、马沛文、王惠德、林涧清、廖盖隆、阮铭、孙长江、李洪林、郭罗基、苏绍智、冯兰瑞、吴明瑜、鲍彤、于浩成、张显扬、严家其等人。运动的两次高潮分别是1979年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阶段会议和1980年10月至11月的“四千名高干大讨论”。运动的“非毛化”主张最终被邓小平和陈云联手打压下去。关于思想解放运动，其参与者已经发表了许多回忆录与研究专著。

体制外的民主墙与民刊运动，继承了四五运动的历史首创精神，发展和深化了四五运动的思想倾向性。徐文立在《四五论坛》创刊号上写道：“日益成熟的中国人民在伟大的四五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勇敢、智慧和献身精神，都将更加激励全国人民去争取人民的民主，人民的自由，人民的文化，人民的科学”。（注3）民主墙与民刊运动的性质是争取公民权利运动。《四五论坛》发刊词申明其宗旨是实现“言论的真正自由”，“行使宪法赋予人民监督和管理国家的权力，使宪法由一纸空文变为我国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注4）由于邓小平等中共高层领导人曾一度赞扬民主墙并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允许民主墙和民刊的存在，运动从北京和上海扩展到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直接参与人数虽然比较有限，但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其间还穿插了支边青年回城运动、高校学生讨还校舍运动、各种上访人员的示威抗议等经济性质的维权运动）。魏京生、任畹町、徐文立、刘青、王希哲、胡平、王军涛、陈子明等人是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关于民主墙与民刊运动，详见本书中《“北京之春”：公民权利运动的兴起》一文。

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活动，本来应当属于高度制度化的常规政治。而 且，1980年仍然有效的中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当时刚刚颁布的《选举法》规定：“各党派、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这一条款在高校竞选运动后的1982年被修改，把“各种形式宣传”缩小为“在选民小组会议上介绍情况”的单一形式。）然而，由于四五运动和民主墙运动的骨干分子在发动高校竞选运动中的重要作用，由于高校竞选运动继承和弘扬了民主墙运动的精神与诉求，由于当局在运动中和运动后对参与者的政治打压，我把该运动定性为“体制边界的民主运动”。徐邦泰和傅申奇是上海竞选运动的代表性人物，陈子明、李盛平、胡平、王军涛、张炜、陈子华、何德普是北京竞选运动的代表性人物。西安、重庆、成都、长沙等地也都有高校竞选运动发生。关于竞选运动，详见本书中《宪政的萌芽：北京高校竞选运动》一文。

思想解放运动的主角，是党内的思想理论界人士和一部分高层领导干 部；民主墙与民刊运动的主角，是具有强烈政治追求和较高理论素养的青年工人（《北京之春》和《沃土》编辑部成员是例外）；竞选运动的主角，是大学生与研究生（傅申奇、何德普是例外），这几种人一起构成了北京之春运动的历史合力。

过渡时期的特殊机遇

北京之春运动跌宕起伏，持续了两年多，缘于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性 机遇。毛泽东主义破产之后，中国需要有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体制内外的仁人志士都在积极探索，觊觎和掌握最高权力者也还没有形成定见，这就为北京之春运动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空间。在这个时期，体制内下层的意见乃至体制外的声音，都有可能影响中国未来的走向。当时民主墙和民刊运动的大多数参与者，都很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尽可能以审慎和理性的态度来参与创造历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体制内外革新力量的 短暂蜜月期。叶剑英在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体现了我们党内的民主，西单民主墙体现了社会上的民主，这些民主精神都要发扬，我们要在全党、全国造成真正民主的空气，使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奋、心情舒畅。”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回忆：“这句话涉及对当时议论颇多的‘西单民主墙’的评价，叶帅身边工作人员有不同的意见。记得在12月12日晚上定稿时，还在争论。于是，叶帅指示，把胡耀邦同志请来，听听他的意见。耀邦同志13日上午八九点钟时专门来到军科二号楼，认真阅读了讲话稿，听取了大家的意见，最后完全同意叶帅讲话稿的精神，拍板保留这段话。”（注5）

197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讴歌“人民群众这种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历史主动性”，指出“一切受到‘四人帮’压迫和欺侮的人民群众，从普遍的觉醒中真正地站立起来了。他们不仅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而且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骤来推动实现这些要求的社会变革，尝试着给整个革命发展的进程打上自己的烙印。”“对于人 民群众这种以自发的斗争形式出现的自觉的革命行动，我们每一个革命者、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应举起自己的双手，热情地欢迎它，坚决地支持它。”（注6）由于在四五运动中的共同经历和体验，体制内外的革新力量在1978年底的时候，思想和感情是最贴近的。过了这个历史交汇点，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当权派便开始压制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逐步走上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五、八九民运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注7）应当说，邓小平这个说法没有错。

国际大气候

亨廷顿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某个时候发生了一场持续很久的 辩论，这场辩论发生在决心用来源和目的来界定民主的古典派与坚持用熊彼特模式中程序性民主概念的那些人数越来越多的理论家之间。到七十年代，这场辩论结束了，熊彼特赢了。理论家们越来越注重在两种民主概念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理性主义的、乌托邦的和理想主义的民主概念，另一种是经验的、描述的、制度的和程序的民主概念，而且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后一种概念才能够提供分析上的准确性和经验上的参照物，从而使之成为有用的概念。”（注8）这就是说，所谓“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上已濒于破产的境地，在世界各国的知识阶层中失去了昔日的吸引力。

“现代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有意无意地始于葡萄牙的里斯本，时 值1974年4月25日”。亨廷顿指出：“在葡萄牙于1974年结束独裁后的15年间，民主政权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30个国家取代了威权政权。在其他国家，发生了威权政权之下的大规模的自由化运动。还有一些国家，促进民主的运动获得了力量和合法性。尽管碰到了抵制和挫折，迈向民主化的运动变成几乎是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而且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注9）世界第三波民主化运动首先出现在南欧的葡萄牙、希腊、西班牙，然后转向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在八十年代来到亚洲——土耳其、 菲律宾、台湾、南韩……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末期从对苏“一面倒”转向联美“一条线”，“社会主义阵营”的全球性扩张受到致命的打击，从战略进攻转向防御、退缩乃至分崩离析。而“资本主义世界”在美国摆脱越南战争的陷阱，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先后上台推行“新保守主义”后，逐渐恢复了元气，开启了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从而在经济上把苏联东欧国家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后者甚至被二战的战败国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所超越。邓小平在1979年说过一句大实话：战后凡是跟着美国走的都富裕起来了，战后凡是跟美国作对的都还很穷。（注10）这就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新一轮改革运动。

如果说斯大林死后爆发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一次改革浪潮，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布拉格之春、波兰1970年12月事件、六七十年代苏联的政治异议运动等构成第二次改革浪潮，中国的北京之春运动和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则标志着第三次改革浪潮的兴起。到八十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思维”，邓小平再次鼓吹“政治体制改革”，中苏两国领导人掀起改革竞赛；中美两国结成了准军事同盟关系，中国同意美国军方在中国境内设置侦听站，美国同意帮助中国军方升级歼-8战斗机，姚洋指出：“中国和美国的结盟，奠定了我们在八十年代的基调。”（注11）这就是八九民运发生时的国际大气候。

国内小气候

虽然邓小平、陈云在八十年代初打压了北京之春运动，拒绝了向宪政民主方向的转型，但终归不能再搞“两个凡是”，而需要摸索一种有别于毛泽东主义的体制架构。由于从最高领导者到普通百姓都有一种“改革”的冲动和憧憬，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我曾说：那个年代“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也就是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所说的‘周期性和无序性’。‘对这种政治斗争的周期性，邓力群曾说过一句话：每逢双年，自由化泛滥，每逢单年，左派反击。这种说法粗略地接近实际。’这种周期性的震荡，表明了党内各派系都在积极探索‘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路径，而每一个派系都还没有最终确定自己的理想模式，这样就呈现出一种理论上、政治上的活力和可塑性”。（注12）

在八十年代，群策群力、下行上效是社会生动活泼的源泉。农村家庭承包制、城镇个体户、雇工经营、取消人民公社体制、从事第二职业和“下海”、私营企业、社团“挂靠”……几乎所有的体制创新，都是下面首先搞起来，然后才由上面予以认可的。袁庚领导的蛇口工业区，张炜领导的天津开发区，任仲夷领导的广东省，项南领导的福建省，在体制改革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薛暮桥领导的国务院经济研 究中心、马洪领导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杜润之领导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政策问题上走在政府的前头，能够提出多种竞争性的方案。陈一谘领导的“农村组”、“体改所”，是从民间研究机构转型为政府智囊机构。半官半民的“莫干山会议”，学术界与地方联手总结“苏南经验”、“温州式”……所有这一切的合力，冲破了“总体性社会”、“单位社会”的牢笼，使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得以重新萌生。

在“自由化”与“反自由化”的反复较量中，具有独立意识的知识阶 层登上了历史舞台。我在1989年春夏之交时指出：“以八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新观察》在北京饭店召开的座谈会到这一次三十三人签名，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政治独立而且有自信心的社会阶层开始出现了。四月二十八日这次会议，过去对当局很温和、效忠于政府内某一派别的一批人，集体宣布反叛。严家其在这个会上，就公开向‘红色教皇’宣战，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都一起发出宣战的宣言。到了签名，更发展成行动。”（注13）在八九民运前夕，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进而提出了知识阶层“组织化”问题。

八十年代有一句话，叫做“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生动地 反映出当时市民阶层的生活状况与精神状况。“吃肉”与“骂娘”，都是八十年代的时代特征；在六七十年代，“肉”是过年过节才有的稀罕物，“娘”是绝对不允许骂的，谁“骂娘”谁就是“反革命”，就要遭到极其残酷的镇压。1988年，市民以“骂娘”和“抢购”的集体行动反掉了“价格闯关”，这使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从而激励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来反对 “官倒”和“腐败”。

学生运动从来都是民意的潮头。从1985年起，每年都有学生运动爆发，逐渐形成了一个传统，也为八九学运准备了一批领导骨干和纲领口号。以上这些，就是八九民运从学生运动扩大到知识分子运动和市民运动的国内小气候。

作者注：

（1）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版，3页。

（2）《写于大学生绝食第五天》，载1989年5月21日《经济学周报》。

（3）徐庶：《当务之急》，重新刊载于《四五论坛》，第八期。

（4）《发刊词》，原载《四五论坛》第一期，重新刊载于第八期。

（5）叶向真：《叶剑英中央工作会议讲话起草记》，载北京：《财经》杂志，2008年第26期。

（6）《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载197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

（7）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302页。

（8）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末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5页。

（9）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末民主化浪潮》，1、21页。

（10）参见姚洋：《如何降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负面作用》，载上海：《瞭望 东方周刊》，2009年9月24日，总第306期。

（11）参见姚洋：《如何降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负面作用》。

（12）陈子明：《“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亢奋到疲惫（上）》，载香港：《领导者》，总第21期。

（13）张结凤采访陈子明等：《中国民主运动新路向——比较十数年来学运民运》，载香港：《百姓》半月刊，总第192期（1989年5月16日）、193期（1989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