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篇：俄羅斯PK中國：符合窮人利益的經濟增長 今年，世界銀行提供的報告中，有二份報告，極具震撼。第一份是世界銀行專家在4月17日公布的關于俄羅斯經濟狀況的報告中指出，俄羅斯經濟增長是符合窮人的利益的經濟增長。第二份是世界銀行專家12月1日宣布的分析報告：在2001年至2003年間，中國經濟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長，但13億人口中最貧窮的10%人群實際收入卻下降了2.4%。
一 第一份報告讓人震撼，是讓人們知道，有一種經濟增長，叫“符合窮人利益的經濟增長”。 俄羅斯的經濟增長，開始于1999年。從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長速度約6％，經濟總量增加了70％。然而，俄羅斯的工資和人均收入增加了500％，扣除通脹後，人均實際工資收入的增長，超過了200％。八年間，俄羅斯的人均實際工資和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長速度，高出二倍。俄羅斯的老百姓，實實在在地分享了經濟增長的成果。當下，俄羅斯人平均月工資10800盧布，約合人民币3650元。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資最高，目前人均約2萬盧布，折合人民币6700元；與中國接壤的遠東地區最低，月均工資在9500至10000盧布(人民帀3200至3360元)之間。 實際工資增長大大超過GDP的增長速度，隻是俄羅斯人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就是俄羅斯聯邦和各聯邦主體、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醫療、救濟等社會領域的。從而建立和維持了一套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讓退休、失業、兒童、學生等等弱勢人群，也紮紮實實地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 随着經濟增長，俄羅斯各地每一個季度都調整“人均最低生活标準”，也就是“貧困線”。最低生活标準每一季度由俄羅斯各聯邦主體制定，用于評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爲制定補助金、補償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項。莫斯科今年第三季度，人均最低生活标準爲月5124盧布(折人民帀每月1700元，北京市2006年7月1日起，基本生活費确定爲每人每月448元，僅爲莫斯科最低生活費标的26％)，有勞動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标準爲5795盧布，退休人員3533盧布，兒童是4381盧布。與中國東北接壤的濱海邊疆區今年第二季度居民人均最低生活費标準定爲月4362盧布(折人民帀每月1450元，與之接壤的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現行居民最低生活費保障标準是1997年制訂的，市區每人每月200元，阿城市、尚志市、木蘭縣和延壽縣爲117元)，有勞動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費指數爲4687盧布，退休人員3383盧布，兒童4202盧布。由于“貧困線”的标準特别高，全俄羅斯平均計算，相當于人均GDP的40％，而各級政府财政支出的最大一塊，就用在醫療、教育、補貼、救濟等社會保障體系上。以莫斯科市2007年預算兒童補貼項目爲例，全市明年财政預算，用于有子女家庭社會支持款項總額360億盧布(108億人民币)，生育二胎及更多孩子的家庭所獲一次性補助金額将增加4倍，從2000至1萬盧布不等；每個兒童的月津貼數額将增加1至1.5倍；多子女家庭的年度校服補貼從1000盧布增至5000盧布；因在家照顧3歲以下殘障兒童而不能外出工作的父母将獲得每月4500盧布(1300人民帀)；撫養三歲以下兒童的大學生家庭每月的食品補貼将增加兩倍，從550盧布增至1650盧布；爲預防社會孤兒出現及發展家庭教育方式，發放給監護人用于撫養被監護人的資金數額将從4500盧布提高到6000盧布。(注：最新彙率10盧布=2.9731人民帀) 可以這樣說，今日的俄羅斯，“貧窮”是相對的，從絕對意義上，已經沒有窮人了。民選的官員，拼命讨好選民，除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之外，俄羅斯政府補貼，救濟項目，共有幾百項之多。這樣情勢下，在經濟恢複了的俄羅斯，想當窮人，不容易做到。4月10日，俄羅斯财政部部長庫德林宣布，根據俄羅斯2007～2009年三年預算計劃，未來三年間，實際工資還将提高50%。俄羅斯宏觀經濟分析和短期預測中心《俄羅斯經濟長期趨勢》報告預測，2012年前俄可進入發達國家，趕上韓國、西班牙、以色列的經濟發展水平，2020年前，人均GDP可達29400美元。 十五年轉型，俄羅斯人民，真正地實現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百年之夢。 今年10月11日，普金訪問德國，接受德國ARD電視台和《南德日報》的采訪時表示：“我們正在建設一個與我們建設了幾十年的社會完全不同的新的社會。我們将盡力做到遵循現代文明世界原則和民主原則，保障我國公民的權利和自由。目前，俄羅斯有近四千個電視台，四萬多份報紙和雜志，其中半數以上系與外國媒體合辦。與許多其它國家不同的是，俄羅斯不打算對國際互聯網進行監控。俄羅斯不打算重返蘇聯時期的政治體制，我們隻是在探索一種适當的體制，既能保證我國公民享有自由，又能保障他們享有管理國家及解決各種問題的權利，同時還能使國家成爲造福人民的工具”。 二 第二份，世界銀行12月1日在北京發布将完成的《貧困評估報告》初步研究結果，顯示2001年至2003年，中國10％貧困人口實際收入下降2.4％，由于世行專家尚未完整得到2004年以後的數據，研究仍在進行。有迹象顯示中國最貧困的人群正在進一步滑向貧困的深淵。這份報告，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嘩然，是這個結果，徹底地颠覆了發展經濟學中“水漲船高”的基本原理。與腐敗共生的權貴資本主義社會，會産生極端的貧富差距，但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出現一個實際收入減少的龐大群體，全球第一次記錄到。 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通過分析發現，在中國現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中國的窮人卻更加貧窮了，不是相對貧窮，而是絕對貧窮。世界銀行說，中國的貧窮人口已經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區，而是分散在全國各地。新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貧窮人口中超過半數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劃定的窮困村莊，現在的貧困人口不僅分布在農村地區，而且已經蔓延到城市，各個發達地區和發達的城市都有。 在計劃經濟時期，城市裏不管是什麽樣的人，基本上都有個人頭費，生活都有所保障。貧困大多出現在農村地區。現在城市也出現了大批貧困的群體，并且城市的貧困群體有時候比農村的貧困群體甚至還要難過。因爲在城市的環境條件下，它的水、電、氣、買菜、買油這些所有的東西統統都需要錢。一旦沒有錢的話，就比農村還要難過。筆者的舅父和舅媽，在廣東東部沿海的一個小鎮，前幾天我問他倆，養老金每月多少？每人189.94元。我舅父說，他是集體八級工，30年前工資八十多元，現在每月拿189.94元，而一瓶液化氣就要90元。 “水漲船高”，經濟增長，全民的實際收入和生活水平就會提高。這是發展經濟學的根基，也是政府對其體制合理性和執政合法性論述的承諾。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與俄羅斯的增長同時起步于1999年，增長速度更快。但是，同樣甚至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反映在居民的實際收入和生活水平、生活素質的提高卻完全不同，猶如天壤之别。 1999年至2006年，中國的經濟總量翻了一番還要多。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全社會工資總額占GDP的比例不斷下降，多數非公職就業人者的工資沒有與經濟增長同步。與此同時，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公職群體和工商業者的财富迅速積累。“老闆”不再吃香，“下海”幾乎絕迹，買官最爲時尚，公務員成爲最搶手的職業。很大一部份人沒有分享到經濟高速發展的成果。令人不可思議的是，與非公職人員工資滞漲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七年間，國家财政收入增加接近二倍，增長迅速遠遠超過經濟發展速度。國家财政收入從1999年1.5萬億增加到今年接近4萬億元的情況下，社會保障體系卻近乎完全消失。人們在醫療、教育、養老、住房四座大山下，被壓得有些喘不氣過來。更有一個10％的貧困人口實際收下還在下降。世行駐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郝福滿（Bert Hofman）表示：“分析表明，大量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受到收入沖擊的影響，因此隻能依靠儲蓄來維持消費”。令人擔心的是，他們微少的儲蓄，能補貼他們維持多久；六年前1.5萬億的财政收入，建立不起社會保障體系，六年後，年4萬億的國家财政收入，也沒有一套社會保障體系形成，他們的希望，何等渺茫。 (三百門漁夫 2006.12.18)
在北京召開的中非首腦會議，中國政府對非洲國家承諾免除債務、提供貸款，開發投資，援助計劃共二百到三百億美元。這一款額，足以在中國農村建立起一套婦幼保障體系。下圖這是一對來自貴州，在地下輪胎煉油作坊打工的母子，他們這一階層的群體，生存環境和生活質量并不比非洲貧困人口好，人數可能不比非洲貧困人口少。
第二篇 中國巨人能放慢腳步嗎？
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過去三年，官方曾一再嘗試讓兩位數的經濟增速放緩，但都沒有成功。一些經濟學家樂觀地認爲，未來一年，随着人民币緩慢升值，加上北京對中國地方政府和銀行的過度投資“揮起大棒”，關于中國經濟減速的預測最終将會兌現。 但這意味着要冒改變中國增長模式的風險，而迄今爲止，這一模式在中國一直表現良好。幾年來，中國官方一直在采取措施，試圖駕馭經濟的快速增長，時刻警惕可能出現的經濟過熱和過度投資，以及随之而來的新增壞賬充斥商業銀行的風險。 這些措施包括：2004年加息；2005年開始允許人民币緩慢升值；以及對地方政府和銀行進行一系列常見的直接操控和政治勸誡。到目前爲止，所有這些舉措似乎都收效甚微。經濟依然增長：國内生産總值（GDP）在2003年、2004年和去年分别增長了10%、10.1%和10.2%。 事實上，中國經濟過去10年左右的總體增長模式大體上并沒改變，這一模式就是：經濟增長通常在8%至10%的水平，固定資産投資增幅始終高于整體GDP增長，通貨膨脹水平通常較低，且相當穩定。 但帶來這一結果的各種政策——包括爲抑制人民币升值而進行的大規模幹預在内，自身都蘊含着風險。抑制人民币升值需要伴以“沖銷”操作，以回籠因外彙市場出售人民币而增加的國内流動性。 這實質上是要求商業銀行購買短期央行票據，而這一操作本身已經壓低了票據價格，并可能推高銀行間市場的利率水平。如果這種扭曲持續下去，将增加銀行系統效率低下，而這可能大大超過允許人民币升值的風險，并吸引更多追逐較高利率的海外熱錢。 爲此，有關方面需要作出一個精确判斷：此種弊端是否比緊縮的政策措施更糟糕，特别是通過允許彙率上揚來實現的緊縮？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餘永定指出，在中國低成本的紡織品及玩具出口企業，利潤率僅爲3%至5%，即便是人民币相對小幅度的升值，這些企業也可能受到威脅。 他表示，紡織業直接或間接地維持着1億中國人的生活，讓如此有力的減貧發動機降低速度，這将是一種需要政治勇氣的行動。 但對餘永定而言，現在這種“風險-回報”考慮的結果表明，設法約束經濟增長屬于比較穩妥的做法，在去年人民币升值未産生明顯影響之後，這一點尤爲明顯。 他說：“如果彙率上升，我們可能失去20%的企業，但我們應當有能力重新爲工人安排更好的公司。到現在爲止，一切都還不錯。貨币升值了5%，沒有對經濟造成影響。” 政治考慮的結果，可能也在向更多地約束經濟增長轉變。由于國民儲蓄率在GDP中所占比例持續上升，中國的過度投資一直在受到國内儲蓄的支持——事實上，這種支持過頭了。 相應地，中國的經常賬戶盈餘增加而非下降了。事實上，面對如此快速增長的一個經濟體，人們可能對此早有預期。貿易夥伴對中國不公平競争的抱怨——特别是來自美國國會的抱怨，也比以往更厲害了。 自行提高中國的出口成本——不論提升比例有多低，或許都要好過讓美國國會征收緊急關稅來倒逼。 餘永定表示：“有關經濟減速的預測去年也曾出現，但其影響受到了政治因素的阻礙。”他指出，中國共産黨的地方領導人仍然在集中精力推動增長。但是，中國政府已在設法将地方領導人的政治動機往另一個方向引導。 五年一屆的中國共産黨全國代表大會，通常是刺激增長和鼓勵投資的信号，而将于明年召開的下一次大會可能産生相反效果，因爲中國政府要求避免過熱的政治信号更加清晰了。 事實上，從另一個角度看，今年中國政府高調立案審查原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表面上是因爲腐敗問題，但似乎卻是将刑事懲罰手段用作了宏觀經濟管理工具。 這個書記的罪行可能是渎職，但這次行動所發出的信号，對于無視中央政府約束信貸要求的地方政府而言，也是一次警告。但尚不清楚此次來自北京的勸誡是否有效。然而，即便是經濟确實過熱了，或美國市場對中國産品的需求真的減少了，中國也處于非常有利的應對位置。 中國的通貨膨脹水平較低，國債負擔率令人心安，而且如果銀行的确需要政府協助重組的話，那中國也還有1萬億美元外彙儲備可供使用。毫無疑問，放慢中國經濟步伐将是一個引人矚目之舉。與所涉及的相關利害相比，或許風險還沒有那麽大。（作者：Alan Beattie) 第三篇 中日經濟差距究竟有多大 趕超日本需幾代人努力
| 中日經濟差距到底有多少年？這是個由來已久的話題。2001年的時候，日本經濟産業研究所的關志雄先生說至少40年；筆者認識的一位日本經濟學教授在跑遍了大半個中國後感慨地說：“說差距有100年有些誇張，差距有50年有些保守，應該差距在80年左右吧！” 作爲經濟學家，會通過GDP、平均壽命、嬰兒死亡率、第一産業占GDP的比重、城市的恩格爾系數和人均電力消費量等方面的各項數據進行科學分析後得出自己的結論。但筆者想從科技的角度來探讨一下。 近日，在大阪舉行的第六屆中日經濟研讨會上，廣汽老總張房有驕傲地宣布“廣汽已經成爲本田最優秀的海外工廠”。豐田和中國企業的合資，正是中日互補的典型模式。在熱火朝天的建廠、造車、賣車後，在中國工人的辛勞後，利潤大都流向日本，中國不過賺了一點可憐的加工費。 當然，中國是“世界工廠”早已不是什麽新聞，這個地位并沒有多少值得驕傲之處。中日處在産業鏈的不同位置，兩國經濟界人士都非常清楚。中國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員丁敏女士和筆者聊天時說，日本掌握的是核心技術，我們處在邊緣，我們掙的是打工錢。 爲什麽我們處在邊緣，主要原因之一是不掌握核心的、先進的技術。“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這是一條永恒的真理。 資源短缺、國土狹小的日本，發展到今天靠的是技術領先。業内人士常說，美國人掌握标準，站在最高端；日本人掌握技術，站在中間；中國人有得是力氣，隻好在底端幹苦力。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企業缺少資金、技術和管理，于是采取拿來主義。最具典型的是汽車業的“以市場換技術”，結果市場給了人家，技術卻沒學來。 技術方面差多少，舉幾個例子就清楚了。中國準備建造高速鐵路，就引進法國的TGV還是日本的新幹線而熱烈讨論。可别忘了，新幹線是日本20世紀60年代發明的技術；廣汽集團先後和豐田、本田合資，而這兩家日本企業起步時，中國全國人民支援一汽，如今雙方卻完全不在同一檔次上競争。再想想豐田上百款車型的技術儲備，差距之大不能忽視。數碼産品方面，更是日本技術獨步天下，熱衷于抵制日貨的人買數碼相機、數碼攝像機時大都會碰到這樣的尴尬：沒有國貨可以替代，除非你不買。 在日本大阪的松下展示中心，有100寸的液晶電視；如果石油價格飛漲，豐田的燃料電池汽車會迅速占領市場；在神戶，政府耗資上百億日元進行基礎研究，向醫療尖端領域進軍。這絕不是給日本企業做廣告，他們靠着技術領先，站在産業的上遊，和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形成互補。按照日本企業界人士的邏輯，随着經濟全球化，開展商務活動時單靠一個國家能力有限，應當以國際分工方式來提高生産能力，中國是日本最好的國際分工對象。将這段話拆開解讀，無非是說“中國人是日本最好的打工仔”。 對這種流行已久的國際分工論、比較優勢論，應該仔細分析。關于這個問題，我贊同鍾慶先生《刷盤子還是讀書》一書的觀點：知識和技術才是寶貴的财富，是民族安身立命之本。氣派的摩天大樓、轟鳴的制造工廠和耀眼的GDP不是根本，因爲高樓大廈可以被地震毀掉，海外投資随時可能撤走，工廠也可以遷移，技術，擁有技術的人，擁有這些人的國家，才是最具競争力的。 回到開頭的問題，中日經濟到底差距多少年。筆者認爲至少50年，因爲技術差距至少50年。技術的差距，就意味着經濟的差距；技術水平趕不上去，就難免處于給人“打工”的地位。 日本的大公司重視研發，和日本的國家産業政策息息相關。二戰後，日本汽車工業起步時，也曾有過引進還是自己研發的争論，最終在國家産業政策的扶持下，日本的汽車産業堅持自主發展的道路，重視技術，走到了今天。 除了公司的投入，國家也一直保持對科研的高投入。據了解，日本的科研投入占GDP的3%左右，處于世界領先位置。從今年4月1日開始，日本推行爲期5年的日本第三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國家總投資額爲25萬億日元。 技術差距大，于是中國的企業在有了錢後決定購買。然而，日本永遠不會把核心技術、先進技術賣給中國。上個世紀80年代，日本的家電企業有個不成文的約定，向中國出口技術時，保證日本的技術至少領先20年。經濟會全球化，但技術不會。一位日本企業家說，技術是我們的命門，不會輕易賣出去的。 和中國打交道時，日本(包括美歐)動辄提知識産權問題，這表明了他們對此的重視。可以給你投資，用你的土地，用你的人來生産。可以在你的市場銷售，但對不起，我的技術不能給你。你要偷偷學，好，法庭上見。 對此，中國政府審時度勢，提出了“十一五”期間“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目标，一些企業也意識到加強研發的重要性。日本eAccess株式會社CEO千本癰夫在2006中日經濟研讨會上，對華爲公司大加贊賞，認爲他們的技術要超過朗訊和摩托羅拉，并介紹了他們公司使用華爲公司提供的技術的例子，令在座的許多日本人感到吃驚。 但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和日本的科技水平整體差距還很大。要想趕超日本，我們還需要很多年，甚至幾代人的努力。(據中國青年報；王沖) |
第四篇 正在消失的中國個體戶 在夜幕的掩護下，非法經營者小唐，一邊扇火，一邊左右望着胡同兩頭。有時候，他忽然全身一緊，死盯着看一會兒，然後松一口氣。 突然間一聲吆喝，他便和左右同行一起，雙手端起炭爐，迅速消失在黑影裏。也有的時候，逃跑是失敗的，他隻好跟着對方到辦公室蹲一夜。 小唐已經記不清自己被“罰沒”過多少東西 2006年冬天，北京市中關村街頭。幾名城管正忙活着将剛罰沒的一輛烤紅薯用的三輪車擡上拖車，一個頭戴綠色圍巾、有些瑟縮的中年婦女在邊上哀求。“求求你還給俺吧，俺以後不在這兒賣了。”“哪兒都别賣了，你還是回老家去吧！” 擦皮鞋、賣冰棍、修理自行車，這些普通的經營在許多國家并不需要登記注冊，而在國内，不注冊就是非法。有些城市甚至提出，連收廢品都要統一注冊、統一着裝 個體戶投資遭遇嚴苛政府規制 大老闆享受超國民待遇 河南沁陽:投資逾5000萬開車違法不罰款 娛樂場所不能查（法制晚報） 浙江溫州:紅頭文件規定外資享受超國民待遇（小康雜志） 《中國青年報》記者 張偉  不僅要注冊，還要“規範化”，營業者甚至要統一着裝（資料圖）
八十年代的個體戶 更多圖片請點擊>>> 個體經濟的哀歌 被冷落了多年的“個體戶”，近幾個月裏突然成爲焦點，登上許多報紙和網站的醒目位置。标題是：7年間，個體戶減少650多萬。 據國家工商總局的統計，1999年，我國實有個體工商戶3160萬戶，而截至2006年6月，這個數字變成了2505.7萬。 個體戶日漸“消逝”？生活中的人們可顧不上辨析這個問題，就像安徽籍的小唐夫婦，他們依舊日複一日在北京繼續着那算不得“個體戶”的個體戶生活。即便是在深冬，他們也總會在每天晚上8點左右，騎車來到北京大學西門外的一條胡同裏。 這名海軍轉業兵，麻利地支起他的燒烤鋪子。一個四腿木架，一個鐵皮炭爐，三五個塑料馬紮，構成他所有的經營工具。然後，他燃起炭火，一邊招攬生意，一邊習慣性地左右張望。 小唐符合個體經營的幾乎所有條件，然而他并沒有進入中國個體戶的統計數據。因爲他的經營，被認定爲“非法”。 這樣一架炭爐，在個體經濟發轫的上世紀80年代初，一度十分普遍。20多年前，這東西象征着社會的希望。 有人開始懷念中國個體戶的“好日子”。一家主流網站，發布了一組名爲“看看八十年代中國的個體戶們”的照片。照片上，有街邊衣服小攤，挂着“文明經商”、“禮貌服務”的白底紅字招牌；有留着剛興起的“青年頭”的小夥子，當街支起的“縫紉機”，爲排隊等候的顧客縫補衣服；還有沾滿污垢的灰白色鐵爐，上面架一個熱氣騰騰的鋁盆，裏面盛着茶葉蛋。 這段日子，被專家視爲中國個體經濟起步的關鍵。勤勞緻富重新成爲光榮的行爲，當時新的憲法修正案規定，“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某省副省長更是公開表示：“哪個地方個體經濟發展了，哪個地方就富裕。” “這是中國一代先富者事業的雛形。”有人對照片作出評論。然而，時過境遷，當年的财富雛形，如今成爲清理的對象。 北京老秀水市場的個體戶老張，是消逝了的650多萬個體戶之一。如今，偶爾路過老秀水街，他會短暫陷入對自己過去拼搏和輝煌的回憶中。 當時，秀水市場還未建立，隻是一批聚集在那裏販賣小商品的商販。老張記得，創業之初，爲了進一批衣服，他在大冬天守着發貨的倉庫，一蹲就是一夜。 而他更深的記憶，則是如何與管理人員“打遊擊”。那時，“個體戶”還沒被承認，牆上經常能看到“打擊投機倒把”的白漆标語。爲了行動方便，多數商販都有一輛三輪車，管理人員一出現，大家招呼一聲，一哄而散，“追都追不上”。 如今，老張常常在街頭親眼所見，也在報紙、電視和網絡上看到，當年他們的遭遇，正重新上演。 隻不過，當時孕育着個體經濟希望的這一幕，在今天重新上演時，卻似乎是在唱響個體經濟的哀歌。最新的證據是，2006年，有的城市，将創建“無攤城市”作爲塑造城市新形象的目标。 (中國青年報)
開店？哪有那麽容易咧！ 在夜幕的掩護下，非法經營者小唐，一邊扇火，一邊左右望着胡同兩頭。有時候，他忽然全身一緊，死盯着看一會兒，然後松一口氣。 突然間一聲吆喝，他便和左右同行一起，雙手端起炭爐，迅速消失在黑影裏。也有的時候，逃跑是失敗的，他隻好跟着對方到辦公室蹲一夜。 小唐已經記不清自己被“罰沒”過多少東西。“爲什麽不去開家店？”有人問。 他呵呵一笑，一邊低頭忙活，一邊敷衍地答道：“要開，将來一定要開。” 在他的心裏，将來最美好的事情，是在北京街頭，有一家小小的門臉。不過，身旁年輕的妻子則會露出驚異的神色：“哪有那麽容易咧！” “一丁點兒的小房子就要好幾千一個月，還得辦手續，花好多錢。”她說。對他們來說，房租、手續、稅收等等，都是棘手的問題。 針對此類狀況，中央黨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表示，與當年國家大力扶持不同，如今的中國個體戶們，遭遇了“嚴苛的政府規制”。 首當其沖的高門檻就是“準入”制度，這已成爲個體戶日漸減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周天勇稱，擦皮鞋、賣冰棍、修理自行車，這些普通的經營在許多國家并不需要登記注冊，而在國内，不注冊就是非法。有些城市甚至提出，連收廢品都要統一注冊、統一着裝。 不少有心擺脫“非法”的普通經營者，往往在嚴格的登記制度和繁瑣的審批程序面前，望而卻步。 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和世界銀行的學者曾對85個國家和地區的創業環境做過系統調查，結果表明，從注冊一家公司到開業平均所必經的審批步驟數，中國内地爲7道，需經的工作日天數達到111天，而環境較好的某些國家隻需要兩天。 根據官方公布的各種注冊、執照申請與審批費用來判斷，完成審批所需的顯性費用，占據了中國人均年薪的11％，遠高出許多國家平均1％這一數額。 《行政許可法》頒布後，各級機關部門的審批程序大大減少。不過，阻礙個體戶“合法”的門檻，依然以各種方式存在。 而在“準入”高門檻之外，小唐夫婦開店的夢想還面臨着更多的屏障。在“個體和私營經濟作爲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提法寫進憲法許多年後，衆多個體戶和準個體戶發覺，歧視性政策仍然存在。 2006年6月，北京市工商局“爲了規範市場秩序”，停止民宅商用的登記。周天勇認爲，這是對個體戶發展“雪上加霜”：假設一個租用民宅，每月隻需5000元租金的個體戶，不得不搬離原來的工作地點，在本就緊張的資金中拿出昂貴得多的租金來。 何況，租金隻是個體戶們沉重的負擔的一部分。 福建省古田縣國稅局調查過該縣集貿市場的個體魚攤。這些個人攤位，不到2米長，每月負擔各種稅費730~780元不等，其中稅收隻有260元，而攤位費、工商管理費、衛生費、檢疫費、治安費、教育費等費用，是稅收的兩倍以上。 專家稱，由于我國經濟法規不健全，個體戶在成長過程中由沒有人管，到誰都想管，經濟負擔不斷加重。周天勇就連用幾個“特别多”來強調政府各部門的收費和罰款。 全國工商聯相關調查顯示，繁重的政府收費使個體和私營企業的成本不斷提高。調查羅列了某些地方個體和私營企業需繳納的費用，包括衛生費、勞動用工年檢費、土地發放費、耕地占補開發費、出外經營手續費、工商年鑒公告費、造地專項基金、發票結報費、市政押金、電腦票據工本費、土地設施管理費、房産抵押管理費等各項政府征收稅費和基金多達375種。而這還不包括各種攤派、贊助、協會收費、有償宣傳費、部門下達的報紙雜志費和非生産性招待費用。 有評論指出，自從1999年工商部門實行垂直管理以後，一些工商部門的工作重心不放在維護公正市場秩序上，而是熱衷于收費，隻關心工商收費額的多少。 “稅費負擔沉重是個體戶數量銳減的罪魁禍首。”評論稱。 與政府管理功能“過度”同時存在的，則是政府對創業服務相當程度上的缺位。這被認爲是妨礙個體戶生存的制度性因素。 與各部門“情理之内”的索取相比，個體戶們幾乎得不到什麽服務，而且還會遭遇“意料之外的成本和障礙”。 據透露，北京市每年有大量創業基金和項目基金，但由于基層執行力度不夠，往往到不了真正的創業者手中。而由國家提供的創業無抵押小額貸款，在北京市一個區，5年以來隻發放了不到10筆。 對小唐夫婦這樣渴望一間“小小的門臉”的人們來說，這些其實存在的扶持資金，卻總是那麽遙不可及。中國的創業服務嚴重缺失，有專家稱，這讓衆多個體戶的創業活力遭遇了“制度性冷漠”。 哪怕是爲了生存 這是2006年冬天，發生在北京市中關村街頭的真實一幕。幾名城管正忙活着将剛罰沒的一輛烤紅薯用的三輪車擡上拖車，一個頭戴綠色圍巾、有些瑟縮的中年婦女在邊上哀求。 “求求你還給俺吧，俺以後不在這兒賣了。” “哪兒都别賣了，你還是回老家去吧！” “回老家……掙不着錢啊，你說。”中年婦女擠出個苦巴巴的笑容。 在城市街頭，這樣的情景并不鮮見。“回老家，掙不着錢”的故事，同樣發生在小唐夫婦，和他們所有外出打工的同鄉身上。 與此相關的是，據2005年的一份國際調查數據顯示，中國的個體戶，超過半數爲生存型創業，而非機會型創業。 而另一份清華大學所做的調查顯示，生存型創業在我國目前創業總量中的比例，占據了九成。這些創業者，大多爲下崗工人、失去土地或因種種原因不願困守鄉村的農民，以及剛剛畢業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 有人用通俗的話對“生存型創業”進行解釋：沒有更好的工作選擇，隻是爲了“活下去”。其創業範圍，多局限于商業貿易，如零售、個人服務、教育服務、社會服務等行業。與擁有技術和資金準備的創業者相比，生存型創業者往往個人能力較低，自身缺乏競争力。 這種前提下，如果國家政策在财政、金融、行政管理、信息等各方面，都沒能給他們提供有力和有效的支持，同時又缺乏中間機構和組織，爲他們提供切實有用的輔導，那麽，其失敗便很難避免。 “個體經濟天然地對其生存環境最爲敏感，由于其弱小無助，大多來自底層失業貧困人群，在很大程度上，最需要政府的積極扶持和良好的外在市場環境，才能夠生存下來。”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劉小玄和趙世勇撰文稱，如今的個體經濟，連賴以謀生的最低要求都難以實現。 個體戶“沒有交易自由，沒有地位，沒有尊嚴”，文章指出，因此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是要爲每個百姓提供必需的就業機會，使他們都能通過市場實現自食其力”。 個體經濟的式微，已成爲中國社會的現實難題。在全球商業運營活動的便利性排名裏，中國位居175個經濟體中的第93位，而在開辦企業排名裏，僅列第128位。這與讓整個世界爲之驚歎的“中國經濟奇迹”遠不相稱。 社會學家擔心，個體經濟的沒落，将凸顯社會階層劃分的隐憂，使中國社會難以擺脫不穩定的“洋蔥頭形”社會結構，建立穩固的“橄榄形”社會結構。 (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