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特約記者高伐林／被人稱為“當代中國政治人物的活辭典”的司馬璐，自己不無得意地說：“我這一生中，一個特別的經歷是，我可能是見過當代中國政治人物最多的人。”值得一提的是，他與江澤民的養父江上青也相當熟悉
司馬璐被人稱為“當代中國政治人物的活辭典”。他自己不無得意地說：“我這一生中，一個特別的經歷是，我可能是見過當代中國政治人物最多的人。”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共產黨人中，他見過毛澤東、張國燾、王明、博古、劉少奇、張聞天、朱德、彭德懷、周恩來、林彪、陳雲、鄧小平、康生、高崗、潘漢年、王稼祥、柯慶施、董必武等；中國民主黨派中，他見過章伯鈞、羅隆基、張瀾、沈鈞儒、張申府、張君勱、梁漱溟等；國民黨人中，他見過蔣介石、蔣經國、陳誠，還結識過徐復觀、雷震。中共幾個後來成爲話題人物的知識份子，像王實味、鄧拓、田家英，都是司馬璐在延安時期的好友。
值得一提的是，他與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的養父江上青也相當熟悉，他把江上青和自己的關係，稱作“亦師亦友”。他還記得，江上青讓他讀了《共產主義ABC》（布哈林）和《費爾巴哈論》、《哲學的貧困》（恩格斯），還有蘇聯的一套哲學著作，還將共產黨的一些文件給他讀。
黨史專家司馬璐。
司馬璐在延安時，正是血氣方剛，這就不難理解，他對延安的一些活躍女性也記憶猶新，像王明的妻子孟慶樹，“美麗大方”；陳昌浩的妻子張琴秋，“聰明能幹”。至於江青，司馬璐更說：“我清楚地記得見到她的那一天。為什麼呢？因為1938年1月28日，是日本人進攻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的日子，那一天在延安有一個紀念晚會，會上有一個話劇演出。這個話劇的主角是孫維世，江青做配角。”
在歷史舞台的聚光燈下，司馬璐一度跟這些風雲人物同台；後來，他激流勇退，到舞台側幕後的一隅，咀嚼酸甜苦辣，總結一處處陷阱和死角急彎。最後，他來到這裡，從紐約法拉盛的一家老人院，遠觀中國舞台上新一代明星的表演。
老人院裡他的書最多
老人院兩位老人住一間房，房間不算大，但還實用，衛生間考慮到了老人的特點和需要，相當寬敞，輪椅推進去都可以轉彎，墻上也安裝了結實的扶手。
我沒有見到司馬璐的室友，他告訴我，那是位意大利裔老人，屢屢嫌房間內太悶，於是常常去活動室、閱覽室，或者別的老人房間串門聊天。這也好，與司馬璐可以互不干擾。
司馬璐很少串門。他有自己的樂趣：讀書、讀報。書報中或許沒有黃金屋、顔如玉，但卻是一片浩渺天宇，任他的思緒遨遊，天馬行空，“精騖八極，思接千載”。
老人院管理相當嚴格周密。在我與司馬璐聊天的這段不長的時間內，護理服務人員三次進門來探望老人。一看他有客人，禮貌地跟我打個招呼，問問他有什麽需要，便退出門外；也巧，正是一黑一白一黃，黃的那位，看上去像華裔，卻不會說中文，司馬璐說她是韓裔。她告訴我，整個好幾層樓高的老人院，沒有哪一位老人，有“Mr.Ma”這間房裡這麽多圖書雜誌。
這些書刊，有的是他正在讀和打算讀的，有的是他撰寫和編輯的，在床榻旁的書架上擺放得滿滿當當。
這在司馬璐畢生撰述編纂的書刊中，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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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璐將他編纂的《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12大冊帶到了老人院。
司馬璐離開中共之後，在重慶組織中國人民黨，曾主辦《自由東方》、《人民週報》等雜誌；1949年定居香港，他出版《展望》雜誌；1983年移居美國，他又主持《探索》雜誌。
1952年他在香港出版《鬥爭十八年》，寫出自己從投奔共產黨到告別共産黨的曲折歷程；他主編了一套《中共黨史暨文獻精粹》。
幾十年間，司馬璐保存了不少中共的原始資料，也通過自己的研究、查證糾正了不少原先黨史上的錯誤，業內人士指出，這有很重要的史料價值。司馬璐舉過一例：
“原來大陸一致公認在中國最早介紹社會主義的出版物是在1905年……後來，我找到了在1902年(即清朝光緒二十六年)出版的一套木刻版的三本書，這一套書我從舊書店買來才五毛港幣，後來，它的拷貝件一份就賣一百港元。”
司馬璐還對若干中共領導人物，如瞿秋白、張國燾等，作過深入的專門研究。他告訴我，瞿秋白他並沒有見過，但非常景仰他、欽佩他，所以寫了一本《瞿秋白傳》，這是他寫得最早的一本書。
“張國燾我很熟，他長得很高大、很儒雅。”司馬璐直言：與中共創始人之一張國燾不僅有很多交往，並且對他印象很深，中共官方黨史中，按照毛澤東的旨意醜化張國燾，常常並不符合事實真相。
司馬璐在回答周義澄問題時說，他與張國燾是後來在香港真正認識的。在陝北見面是在1937年底，梁漱溟訪問延安時由張國燾主持的歡迎會上。此外，司馬璐還聽過張國燾的課。他認爲，張國燾吃虧在江西土話太重，別人聽不懂。“他對政治經濟學很有研究，聽課時聽得出來。他是北大的學生，有書生味道。”（《新史記》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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