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就自己的不恭命题，向各位致以歉意！
在稍纵即失的百年难逢之机，海外民运竟没一点把握的迹象，不是在那里相互责难，就是海阔天空地发表高论，甚至无不行英明地，隔海呼吁大陆民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不要犹豫走向街头——用血肉之躯勇敢地向坦克冲过去！
在其眼里，只要民众上街“闹事”，中共就有可能再施镇压，一旦镇压，国际就名正言顺地介入，有国际内外的夹击，中共岂不就垮了！接下去，那些民运“高级干部”（此为欧阳发先生在独评文章中的称谓）将举着义旗万般荣耀地从海外归来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回来建新政府、给国人以普世价值，从此中国就平等了、自由了、民主了，就一劳永逸了。也许并没这样想，但给大陆民众的感觉就是如此！
您们中的每个人，都是经历了血与火实战的民主、人权斗士，也堪称国人中的佼佼者，甚是受人尊重、敬仰，而目前这种状况很是让人费解，失望！
当然，海外民运也非常艰难，其中的甘苦局外人少有感受，特别是那些长期不改初衷者，他们无时不在倾己之力，但成效甚微，而更多的时间则是在分歧的吵闹中白白费掉，他们也很急、很痛心。
造成以上局面的主要原因，与中共间谍脱不了关系。
海外民运团队（政党），只是松散的社会自由结社，说得不中听一点，或多或少带有绿林色彩，对内外的“抗震”力十分脆弱，每当遇有风雨就不知所措、或轻重急缓不明，以致于终不成气候。
被迫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他们几乎没人不是抱着流亡救国的赤子信念。但在接下去的时间，由于不同的原因，他们的激情和为事业献身的精神，自觉不自觉的冷却了，或者将事业的未来转向了他方。
海外“民运”大致为如下几种：
1、那些有名气的精英、领袖，他们曾视死如归地在民运战场上与中共有过可歌可泣的较量（当然，很多没有名气的民运志士，在默默的与中共的短兵相接中，其精神、勇气也并不逊色多少），但在“三板斧”之后，耐心、意志有些不济了，以致于当“茉莉花”开时，却只有了情感和道义上的沸腾，对于如何把握难得的天赐良机，并有效发力？很是茫然，或甚感力不从心。何以如此？
因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具备登高一呼的集聚力，仅凭本党几十号人冲锋陷阵，无疑于向大海抛几块小石头。所以，仅管他们非常明白；此时是海内外向中共集中发力的绝佳时机，且必操胜卷，但也只能眼睁睁的坐失良机。
而在世人思动的局面下，身为前辈、精英、领袖，若静如泰山，与己与人都难有交待，那怕明知是呻吟，也得偶尔出来有所表示，于是，大家才有幸断断续续的看到他们的“时评”、“政论”。其中的一些人内心也充满了自责，深感愧对大陆父老乡亲，愧对一直寄有厚望的海内外各界人士、朋友。
也有人早将志向转于实业，“民运”成了往事，偶尔也以“领袖”的身影亮亮相、致致词，并呼上几句口号。
2、有些前辈，他们头脑敏捷，有知有识，对形势也洞若观火，倒共精神颇强，对自己能力估计不足，在其未能获到广泛支持和参与的情况下，仓促地组建光复大陆政党，因涉及面广，工作量巨大，人财物力等等的严重跟不上，使其根本无法正常有效的展开工作，只能无序、无力的应付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运作，多少带有一点小孩办“家家”的成份。
有人虽怀有宏志，但意识到自己无回天之力，所以他们并不考虑实际有效的作为，而是将心力专注于党务建设，按名气、资历排“梁山英雄”座次，并以此打发时间。
3、另一部分人，经民运多年的摸爬滚打，甚是知己知彼，深悉海外民运难有作为，自己名气稍欠，只能望“业”兴叹。于是，又折回头扎进书堆研究理论，专心于“琴棋书画”，展示其大师风采。更有一些干脆转为职业理论家，很是认真地与人探讨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沉溺于对人与事的点评。
4、更多的民运志士，因不见强有力的领航人，终日不晓有力往何处发。
除以上外，还有一种举着“民运”旗号受命于中共的线人，他们专事搅局之能，让海外民运在思想、组织、工作等方面，长期陷入混乱，使其无法正常有效的行民运大业。
前四类人士的共同点，严格地讲；只算是有作无为的民运志士。他们没有履行积极有效的民运职责，而是有意无意地走上了“岔道”。
诚然，对众多的海外民运志士而言，不是他们忘了本、丧了志，他们也想对自己的祖国、人民能有所作为，但面对各自为营、相互揭短，彼此不买账的“民运”主流，也实在是万般无奈。
那么，中国就只能让流氓共党为所欲为吗？我想，就算人民能忍耐，前进的时代也绝不会容忍，何况人民会继续忍耐么？不外乎在中共空前高压下，他的崩溃能稍多支撑些时候罢了。
无论与公与私，还是齐心协力地担当起民运使命才是。中共必亡是天意，而能独享将其送入坟墓的机会，实在是苍天对我们的偏爱。
人人都能看清；整个大陆就是一堆烈焰下的火药，为民运提供了从未有过的绝佳时机，若此时，您等还在那里无不优雅的挥舞“花拳绣腿”，那么，就必为国人所唾弃，且在海外也不会有好的名声。
本文甚是刻薄，必遭他人反感，但非如此难让其清醒！
和小敏
2011、07、08
在稍纵即失的百年难逢之机，海外民运竟没一点把握的迹象，不是在那里相互责难，就是海阔天空地发表高论，甚至无不行英明地，隔海呼吁大陆民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不要犹豫走向街头——用血肉之躯勇敢地向坦克冲过去！
在其眼里，只要民众上街“闹事”，中共就有可能再施镇压，一旦镇压，国际就名正言顺地介入，有国际内外的夹击，中共岂不就垮了！接下去，那些民运“高级干部”（此为欧阳发先生在独评文章中的称谓）将举着义旗万般荣耀地从海外归来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回来建新政府、给国人以普世价值，从此中国就平等了、自由了、民主了，就一劳永逸了。也许并没这样想，但给大陆民众的感觉就是如此！
您们中的每个人，都是经历了血与火实战的民主、人权斗士，也堪称国人中的佼佼者，甚是受人尊重、敬仰，而目前这种状况很是让人费解，失望！
当然，海外民运也非常艰难，其中的甘苦局外人少有感受，特别是那些长期不改初衷者，他们无时不在倾己之力，但成效甚微，而更多的时间则是在分歧的吵闹中白白费掉，他们也很急、很痛心。
造成以上局面的主要原因，与中共间谍脱不了关系。
海外民运团队（政党），只是松散的社会自由结社，说得不中听一点，或多或少带有绿林色彩，对内外的“抗震”力十分脆弱，每当遇有风雨就不知所措、或轻重急缓不明，以致于终不成气候。
被迫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他们几乎没人不是抱着流亡救国的赤子信念。但在接下去的时间，由于不同的原因，他们的激情和为事业献身的精神，自觉不自觉的冷却了，或者将事业的未来转向了他方。
海外“民运”大致为如下几种：
1、那些有名气的精英、领袖，他们曾视死如归地在民运战场上与中共有过可歌可泣的较量（当然，很多没有名气的民运志士，在默默的与中共的短兵相接中，其精神、勇气也并不逊色多少），但在“三板斧”之后，耐心、意志有些不济了，以致于当“茉莉花”开时，却只有了情感和道义上的沸腾，对于如何把握难得的天赐良机，并有效发力？很是茫然，或甚感力不从心。何以如此？
因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具备登高一呼的集聚力，仅凭本党几十号人冲锋陷阵，无疑于向大海抛几块小石头。所以，仅管他们非常明白；此时是海内外向中共集中发力的绝佳时机，且必操胜卷，但也只能眼睁睁的坐失良机。
而在世人思动的局面下，身为前辈、精英、领袖，若静如泰山，与己与人都难有交待，那怕明知是呻吟，也得偶尔出来有所表示，于是，大家才有幸断断续续的看到他们的“时评”、“政论”。其中的一些人内心也充满了自责，深感愧对大陆父老乡亲，愧对一直寄有厚望的海内外各界人士、朋友。
也有人早将志向转于实业，“民运”成了往事，偶尔也以“领袖”的身影亮亮相、致致词，并呼上几句口号。
2、有些前辈，他们头脑敏捷，有知有识，对形势也洞若观火，倒共精神颇强，对自己能力估计不足，在其未能获到广泛支持和参与的情况下，仓促地组建光复大陆政党，因涉及面广，工作量巨大，人财物力等等的严重跟不上，使其根本无法正常有效的展开工作，只能无序、无力的应付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运作，多少带有一点小孩办“家家”的成份。
有人虽怀有宏志，但意识到自己无回天之力，所以他们并不考虑实际有效的作为，而是将心力专注于党务建设，按名气、资历排“梁山英雄”座次，并以此打发时间。
3、另一部分人，经民运多年的摸爬滚打，甚是知己知彼，深悉海外民运难有作为，自己名气稍欠，只能望“业”兴叹。于是，又折回头扎进书堆研究理论，专心于“琴棋书画”，展示其大师风采。更有一些干脆转为职业理论家，很是认真地与人探讨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沉溺于对人与事的点评。
4、更多的民运志士，因不见强有力的领航人，终日不晓有力往何处发。
除以上外，还有一种举着“民运”旗号受命于中共的线人，他们专事搅局之能，让海外民运在思想、组织、工作等方面，长期陷入混乱，使其无法正常有效的行民运大业。
前四类人士的共同点，严格地讲；只算是有作无为的民运志士。他们没有履行积极有效的民运职责，而是有意无意地走上了“岔道”。
诚然，对众多的海外民运志士而言，不是他们忘了本、丧了志，他们也想对自己的祖国、人民能有所作为，但面对各自为营、相互揭短，彼此不买账的“民运”主流，也实在是万般无奈。
那么，中国就只能让流氓共党为所欲为吗？我想，就算人民能忍耐，前进的时代也绝不会容忍，何况人民会继续忍耐么？不外乎在中共空前高压下，他的崩溃能稍多支撑些时候罢了。
无论与公与私，还是齐心协力地担当起民运使命才是。中共必亡是天意，而能独享将其送入坟墓的机会，实在是苍天对我们的偏爱。
人人都能看清；整个大陆就是一堆烈焰下的火药，为民运提供了从未有过的绝佳时机，若此时，您等还在那里无不优雅的挥舞“花拳绣腿”，那么，就必为国人所唾弃，且在海外也不会有好的名声。
本文甚是刻薄，必遭他人反感，但非如此难让其清醒！
和小敏
2011、07、08
所跟帖: 和小敏 : 不务正业的海外“民运” 2011-07-08 07:58:46
作者: 徐水良
以社民党为例2011-07-08 09:44:36
一直“内斗”不息，无法做多少正业。包括刘国凯现在的处境，都是预料中间的事情。
将近11年前，社民党成立那一天，我不仅在会场上发表了《人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及马列主义的对立》，而且在晚上打电话给刘国凯，说，人家给你搭个架子，让你去做傀儡，你竟然会答应去做。他们到时候必然会把你搞得身败名裂。但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你赶快把你自己朋友、家里人，弟弟儿子侄子都拉进去，准备应付他们的恶斗。我当时还向他介绍了他的副主席方圆的情况，说你这个副主席一定很快就会来反对你。
国凯听了我这些话，很不高兴。但还是把自己家里人和一些朋友拉进去。不出所料，几个月后，方圆就和刘国凯闹翻，夺权不成，拉出人马搞工党去了。
刘国凯现在的处境，早在当年的预料之中。
我与正义党有过瓜葛，当过民联主席，花长时间调查了解过海外民运的情况，同时也了解国内民运情况。最后得出结论，如果留在狭义民运圈沦陷区中不走，做不成任何事情，只能停留在永无止息的“联合”和“内斗”中，被占狭义民运圈大多数的中共地下势力搞臭。所以后来毅然辞去民运一切职务，去搞《网路文摘》和其他有意义的事情。
将近11年前，社民党成立那一天，我不仅在会场上发表了《人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及马列主义的对立》，而且在晚上打电话给刘国凯，说，人家给你搭个架子，让你去做傀儡，你竟然会答应去做。他们到时候必然会把你搞得身败名裂。但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你赶快把你自己朋友、家里人，弟弟儿子侄子都拉进去，准备应付他们的恶斗。我当时还向他介绍了他的副主席方圆的情况，说你这个副主席一定很快就会来反对你。
国凯听了我这些话，很不高兴。但还是把自己家里人和一些朋友拉进去。不出所料，几个月后，方圆就和刘国凯闹翻，夺权不成，拉出人马搞工党去了。
刘国凯现在的处境，早在当年的预料之中。
我与正义党有过瓜葛，当过民联主席，花长时间调查了解过海外民运的情况，同时也了解国内民运情况。最后得出结论，如果留在狭义民运圈沦陷区中不走，做不成任何事情，只能停留在永无止息的“联合”和“内斗”中，被占狭义民运圈大多数的中共地下势力搞臭。所以后来毅然辞去民运一切职务，去搞《网路文摘》和其他有意义的事情。
所跟帖: 徐水良 : 以社民党为例 2011-07-08 09:44:36
作者: 徐水良
请大郎一阅。你少一点事后诸葛亮评头品足为好。2011-07-08 10:01:10
就像揭露正义党圈子不要你，你一直怪罪恨我和唐伯桥，事实恰恰相反，恰恰是我和唐伯桥主张吸纳你或保留你。社民党不要你和高寒，你一直怪罪和痛恨刘国凯，但据我所知，不要你和高寒，主要是某特派员等一些人的意思。
我不大了解社民党具体情况。但据我所知，此次“内讧”，是因西部发难，志在必得；刘不得不急召三大护驾保驾而引起。
我不大了解社民党具体情况。但据我所知，此次“内讧”，是因西部发难，志在必得；刘不得不急召三大护驾保驾而引起。
所跟帖: 徐水良 : 请大郎一阅。你少一点事后诸葛亮评头品足为好。 2011-07-08 10:01:10
作者: 欧阳发
胡扯了。西部高层人士几乎全打成特务，如何“发难”？若真发难2011-07-08 11:27:30
胡扯了。西部高层人士几乎全打成特务，如何“发难”？若真发难“志在必得”，西部早占了绝对优势，为何不去得？还是为了希望与国凯能“和”啊。
国凯显然是自己太累，不想干下去了，不如“破罐破摔”，自己不干了也不愿将罐子留下给“异己”的别人干罢了。
国凯显然是自己太累，不想干下去了，不如“破罐破摔”，自己不干了也不愿将罐子留下给“异己”的别人干罢了。
独立评论
金鐘：「盧布黨」的建黨偉業
2011-07-08
出處：《開放雜誌》
一個統治中國十三億人口的政黨建立了九十年，這是必須面對的課題。課題難免老生常談──中共從哪裡來？九十年之後，又要到哪裡去？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形容中共已不是小孩而是一個大人了，它和人老了一樣，也將死亡。蘇共從一九○三年布爾什維克興起到一九九一年瓦解，終年八十八歲，符合一個人的壽命，中共九十歲，還在高呼萬歲。為中共把脈算命的預言家蜂起，應不足怪。
九十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探討九十年的歷史真相，是很多人都在做的事。中共歷史的研究，現在已浮現許多十年二十年前不可想像的資料可供使用。中共九十年，我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盧布黨」。從一九一八年五四運動到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這近十年的中共，從無到有，是合法政黨，而且在中國政局中發揮重大影響，但其實質是一切俯仰於莫斯科的指揮與資助，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而已。最後被中國右派勢力所擊敗，淪為非法，再從地下轉入山區成為一支反政府武裝勢力。
第二階段「造反成功」。從一九二七年井岡山蘇區到一九四九年建立大陸政權。在此二十二年中，歷經蘇區割據、北上長征、假抗日以座大、打內戰而奪權。放棄工人運動，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武力路線擊敗執政國民黨。奠定槍桿子至上的一黨專政價值觀。
第三階段「現代化的挑戰」。從一九四九年建制到一九七九年毛時代結束。這三十年和平時期的基本特徵是，毛澤東獨裁導致禍國殃民的一系列災難。反右運動、大饑荒到文革的後果，將國家推到崩潰的邊緣。證明中共這個黨已經完全沒有制衡糾錯能力，沒有一點現代氣質，只是獨裁者的工具。以當代最保守落後的模式面對內政外交的重大挑戰。
第四階段「脫胎不換骨」。從一九七九年至今，這是中共當局標榜「改革開放」的三十二年，裡裡外外執行一系列非毛的政策，尤其和文革路線背道而馳。從階級鬥爭、以貧為榮的教條中脫胎出來，更借機加入國際市場、引進外資，造就一個「資本掛帥」的經濟體制，但是政治專制的骨架沒有拆散、沒有動搖。以一個超級嚴控的警察國家體制，維護一黨特權，擴大貧富懸殊，造成空前的貪污腐敗，社會矛盾日益激化。顯示中共擺脫暴政，並沒有真正的現代化反省，只是以物欲刺激求一時之穩，對社會的全面污染，已積重難返。
建黨偉業是一場外國導演的戲
本文著重探討上述第一階段「盧布黨」。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七，是中共的幼年期，也是中國辛亥革命結束帝制後最混亂、動盪，尋求中國未來路向的一個重要時期。五四運動的發生，顯示中國的民族危機仍然嚴重，新文化的創建在西風東漸之下，更如浪潮不可阻擋。孫中山提出國民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主旨，引領主流，萬眾心向。然而，他當時只是一個有三民主義號召力的精神領袖，建設一個新的共和國所需的政治、軍事、經濟實力皆不具備。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雖已過去，但中國的大部份地區仍在各派系的軍閥控制之中，而且時有爭戰，那情景真是天下大亂。
一九一九年孫中山的革命黨更名國民黨之後，孫重回廣州，二一年就任大總統。但他的北伐武力統一計劃，不為主張聯邦制的粵軍首領陳炯明接受，進而被陳部逼離廣州，再返上海。孫在上海和列寧的代表越飛簽訂合作宣言，利用蘇援打敗陳炯明，二三年才在廣州穩坐下來，制訂國共合作的重大決策。
不少人尤其指責孫中山的國共合作，把「赤禍」引入中國。這話題由來已久。其實，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在十月革命硝煙未散之際，就已經開始對中國下功夫，蘇俄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五十年代。「國共合作」只是這部長篇恩仇記中的一章，誠然是很有戲劇性的一章。
現在北京的宣傳家們正在熱烈鼓吹九十年前的「建黨偉業」。其實，那偉業不過是莫斯科導演的一場傀儡戲，當你探頭看見那些內幕，真是沒想到一場轟轟烈烈的民族解放大革命，是可以那樣被外人所操縱、製造與收買。
以獨立自主精神為人崇拜的毛澤東其實早就顯示「有奶便是娘」的個性。中共建黨初期，他對於來自蘇俄的誘惑，沒有表示過任何個性。他雖然參加了中共一大，但是不是黨員身份都有疑問，也沒有聽說他曾發言出聲，但開會可以拿到一百五十元的津貼，無疑是有吸引力的，已快三十歲的毛，當時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早先在北大當過一個閱覽室的管理員，月薪八元，只是校工的待遇，而陳獨秀當時在北大的教授月薪是三百元。會後毛回到長沙，陳讓他開一個書報社，每個月有數十到一百多元的活動費。他可以過起請傭人的小康生活了。這些錢都是俄國人出的。
共產國際雙管齊下：出錢又出人
共產國際對中共的資助，記錄顯示是源於其派駐中國第二任代表馬林，首任代表維金斯基一九二○年來華，待了十個月，沒有大灑金錢，是一次公關之旅。他當時二十七歲，任共產國際遠東局長，是俄國十月革命後第一個官方人物來華，會見了李大釗、陳獨秀。他極力推動建立共產黨，與陳一道擬訂黨綱，也見了孫中山，交流革命經驗，表示互相支持。維返俄後，列寧又派馬林來華輸出革命。馬林主持中共一大、二大、三大，包辦會議議程、決議與經費。中共每月所得經費，一九二四年三千元到一九二七年每月二萬元以上。特別費用另支：毛搞「秋收暴動」一萬、湖南農運五萬、周恩來搞上海三次工人起義三萬元。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舉行，大會全部開支十九萬盧布，由共產國際埋單。
陳獨秀最初和馬林商議建黨條件時提過「先獨立後報帳」的意見，不想做外國附庸，怕被人稱為「盧布黨」。但馬林堅持，中共只能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而且在建黨二月後，陳獨秀等被捕，馬林「弄了一大筆錢」才將陳等保釋出來。陳的書生之見自然放棄。他任總書記五屆期間，向共產國際要錢、報帳成為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做了盧布黨總書記。
中共在財務上對蘇俄的依賴，不僅在初期，完全是一個「盧布黨」。到延安之後，甚至在奪取政權的全過程中，都倚重蘇聯各個方面的援助（本期裴毅然文章有詳細介紹。一九四九後的蘇援問題在此不表）。於蘇俄言，這是輸出革命必付的成本；於中共言，是一個下屬機構應得的財政撥款。因此中共一切重大決策包括人事的任免，都要聽命於莫斯科甚至斯大林本人旨意，便毫不奇怪。
更重要的是，蘇俄對中共的控制，不僅在金錢、武器和物質上，而且直接派人來當「太上皇」，即共產國際的代表。他們個個是權威，人人是老闆。早期最知名的有：維金斯基、馬林、鮑羅廷、羅易、羅明那茲、米夫。還有兩位是官方的外交代表越飛和加拉罕。這些人大都是職業革命家，有在歐亞各地造反的經驗，最後都被列寧收羅在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旗下。由於俄國革命在二十年代剛剛穩定下來，而東方形勢與歐美工人運動差異甚大，這些世界革命的推銷者在中國問題上，難免發生內部矛盾，左右衡突，常常走馬燈式地換將易人。他們在中國大革命舞台上叱吒風雲，而命運卻飽含悲情。不少人不是被斯大林殺害、流放，就是自殺而死，包括鮑羅廷、米夫、越飛、羅明那茲、加侖將軍、加拉罕，馬林則被處死於納粹戰俘營。
馬林斥中共早產，首倡國共合作
馬林的角色是值得一記的。他來中國時三十八歲，已是比年輕的維金斯基成熟得多的革命家，早在一九一四年已親手建立印尼共產黨。因此他在打造中共時，很快就了解中國共產運動的底細。他在中共三大後給莫斯科的報告中陳訴：「中共黨員全數才四百二十人，其中工人只一百六十人，全部工作依靠國際經費，多數黨員沒有職業，在社會上沒有影響力。」這是實況。陳獨秀和馬林爭吵時，也說過：「現在沒事可幹，要錢也沒用。」
馬林的判斷是「中共是個早產兒，是有人過早製造出來的。」他認為中國不存在共產主義運動，中國只有民族主義。他在早前的報告中說：「中共黨員不足二百五十人，談不上是一個政黨，沒有工人黨員，大部份是學生，要建立共產黨只是一個烏托邦。」他認為現時中國唯一的任務是國民革命，只有國民革命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才有產生共產黨的條件。陳獨秀也服膺他的觀點，在中共三大上強調「中國處於產業落後，勞動階級極幼稚的時代」。
中共成立後，馬林和孫中山曾相處九天，作了三次長談，發現國民黨是一個多階級聯盟，和工人階級有密切聯繫，因此主張中共和國民黨合作，而且建議「進入國民黨內去活動」。在得到孫中山和莫斯科同意後，中共通過決定，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三大更進一步決議，「全體共產黨員與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接著，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召開一大，中共的活躍份子在鮑羅廷領導下（馬林已調回俄），不僅包辦了大會的文件起草，還得到部份領導職位（十個部長占其三）。這是國共合作的正式開始。到國民黨二大時，只有幾百名黨員的中共代表竟占了大會代表的三分之一。而國民黨此時已有數萬黨員。
可見這場國共合作，已有了中共篡奪國民黨領導權趨勢的實質。必將引起日後國民黨內非共勢力的不滿和反彈。然而時至今日，中共紀念九十年的官媒文章中，還在清算國共合作的右傾錯誤，只是把矛頭從陳獨秀轉到馬林身上（見人民網），而大捧主張鬥爭的維金斯基，在電影《建黨偉業》中還特地邀請當紅俄國高音歌手維塔斯來華扮演維金斯基。
歷史地看，馬林的主意完全是從實際出發，既照顧了小黨中共的發展，也支持了國民黨為主體的國民革命（中共黨員數到一九二七年已從四百擴大到六萬）。當然不排除共產國際有鵲巢鳩占的預謀，斯大林就講過「要盡量利用國民黨以便取而代之」的話。後來合作的失敗只是這一圖謀的破產而已，並非向國民黨屈服忍讓的結果，與左右傾何關！
鮑羅廷怎樣成為孫中山的親信？
接替馬林的鮑羅廷，在中國待了近五年，他的名份是共產國際駐國民黨的代表，受到孫中山的高度信任。信任到超過孫所有戰友和親信的地步，幾乎是言聽計從，少他不行。孫同意鮑用列寧方式改造國民黨，讓鮑用紅軍的政委制度建軍，讓他一手包辦黃埔軍校，接受蘇共五十人軍事顧問團，甚至孫中山哀悼列寧電報和臨終致蘇共的信，都由鮑起草。
孫中山「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鮑羅廷的影響不言而喻。孫中山容共至此（中共當然對鮑一直念念不忘），究竟孫對共產主義怎麼看？新資料顯示，共產國際早已盯上他，已派出數人前往拜訪，「做工作」。可援引二則：
一、一九二二年共產國際一位年僅二十歲的幹部達林（A.S.Darlin）和孫中山談了幾次話，談到意識形態時，孫向他解釋三民主義源於林肯主張的「民有、民治、民享」。並明確表示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不適合中國。他說歐美是患不均、反對貧富懸殊，中國是患貧，只有大貧和小貧之分，沒有階級鬥爭。中國適宜用溫和的建設的方法去解決社會的問題，不宜用階級鬥爭和革命專政的方法。只有荒涼的地方才可接受共產主義。孫用英語對達林說，如果你有興趣，我可以給你一塊荒涼的地方，你去試驗，成功了，我們再說。
二、一九二三年一月蘇聯副外長越飛和孫中山會談數次，簽署著名的《孫文越飛宣言》共四條，第一條是：「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越飛稱「中國最迫切的問題是求得民國的統一與國家之獨立。」
這說明孫中山對蘇俄的制度是相當清楚，認識也是堅定的。但是，在具體層面上又有不同。鮑羅廷作為首席政治顧問到任後和孫中山最初的交談，就讓孫佩服之至。鮑是一名經驗豐富的老布爾什維克，他很快摸到了國民黨的痛處。他對孫說，你號稱國民黨二十萬人，是按學生會和軍隊算的。廣州只有三萬黨員，交黨費的幾千人，黨沒有組織活動，沒有出版刊物，也不開會，就不是一支有組織的力量。你們做的只是徵兵徵糧、人民很反感──這些話針針見血，說到了孫心坎上。他當然清楚，他的黨權、兵權、財權都是空虛的。鮑羅廷再介紹蘇俄的做法，讓孫大開眼界，於是放心授權鮑大展拳腳，改組國民黨、創辦黃埔軍校，果真也有效。各地黨部紛紛活動起來。
莫斯科大力支持蔣介石北伐
孫中山臣服於鮑羅廷，無可爭議的是，共產國際對國民黨的大力金援，一九二三年一次就開了二百萬金盧布（中共只得二萬），對黃埔建軍、北伐的資助，更是大手筆。孫中山從此明白，他不單要會演講，號召天下，還要懂「以黨治國」。他可以用達爾文進化論拒絕馬克思，但招架不住列寧主義的組織方法。陳獨秀旁觀者清，對鮑羅廷使孫中山「只信蘇聯不信中共」不以為然。他挖苦說：「孫中山重視鮑羅廷，因為他皮包裡有莫斯科的巨額援助」。
莫斯科當時並不寬裕，但是就像毛澤東寧可讓千萬農民餓死，援外的金額不會減少一樣，當寧漢分裂時，武漢汪精衛已經向右轉了，聯共（布）還給汪精衛二百萬盧布懇請汪精衛扭轉局勢。接著斯大林又親自發電給武漢追加三百萬至五百萬，他相信「只要有所依靠，武漢就不會向南京投降，錢就不會白花。」
國共合作強化了國民黨勢力。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不可否認的來源之一，是列寧的新政權透過副外長加拉罕發表的三次「對華宣言」，宣稱放棄沙俄對華的一切不平等條約與特權，放棄庚子賠款，俄僑不享有治外法權......不論後來是否得到落實，但能如此鄭重明確地宣佈尊重弱勢民族的反帝政策，十月革命的形象，在飽受「巴黎和會」屈辱的中國人心上自然是相當友好，孫中山又何能例外。
孫中山一九二五年三月因肝癌病逝，他念茲在茲的遺志是北伐打倒軍閥，統一中國。辛亥革命已十三年，大局仍是內憂外患，軍閥擁兵自豪，且有列強支持，直系吳佩孚、奉系張作霖控制中原到北方，加上孫傳芳在東南，總兵力近百萬人。孫去世後國民黨最有權勢的汪精衛、蔣介石，在蘇聯提供數百萬美元軍事援助的基礎上，一九二六年七月誓師北伐，雖然國民革命軍只有十萬兵力，但國共合作、民心擁戴，只打了兩年多，就以少勝多，各個擊破南北軍閥，雖有南京排外事件和上層的派系之爭，還是實現了全國統一。
這是一場除四十年代國共內戰之外，中國二十世紀舉行的另一場大規模內戰。其歷史評價，各界至今尚屬肯定。北伐贏得國家統一之外，還有兩個重大成果，那就是國共合作的結束和軍事強人蔣介石的崛起。
中共的定論是，蔣介石趁北伐勝利之機背叛革命，發動四一二政變，建立反革命獨裁統治。官方對大革命失敗原因總結三條：地主買辦勢力大於革命力量、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沒有革命武裝。但是對很多史實諱莫如深。若干學者揭開了一些內幕，結論還有爭議。
四一二政變國共決裂的真實原因
國共決裂原因，有遠因，也有近因：
一、國民黨右派一直在抵制中共勢力明裡暗地在黨內的擴張、奪取領導權。例如中組部二十九人，中共黨員竟占二十六人。迫使國民黨通過限制中共比例的「整理黨務案」。蔣介石任總司令的北伐軍節節勝利，陳獨秀、鮑羅廷見蔣勢猛增，竟然公開反對北伐，此舉連莫斯科亦反感。反映中共的作為始終不得人心。
二、就在北伐同時，中共借大革命之機以「扶助農工」之名，組織工人武裝造反。周恩來領導大規模的上海暴動，欲組蘇維埃政府，奪取上海政權。蔣乃搶先解散東征軍二師為中共把持的政治部，命白崇禧在上海戒嚴，「四一二」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次日總工會萬人集會、武力反抗，被彈壓。連續數日，中共稱有三百人被殺，數百人被捕。蔣在這場「清黨」行動之後，迅即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宣佈武漢為偽政府，開始寧漢對立。
三、毛澤東也在北伐同時，發動湖南農運，將國民革命軍的反共情緒推向激烈。革命軍八軍中有三個軍皆為湘軍，毛以農運書記之名去考察，大肆煽動鄉民暴力，亂鬥亂殺「土豪劣紳」，勢如洪水猛獸，農會成員達二百萬之眾。在北伐前線的不少地主子弟，聞家屬被遊街、被鬥被殺，家財女人被共產，軍心為之動搖。毛二七年三月寫成那篇臭名昭著的農運考察報告，大讚痞子造反「好得很！」陳獨秀和中宣部長彭述之看到都不敢發表。後來長沙「馬日事變」就是北伐軍軍長何鍵因為父親被綁遊街，憤而指使團長許克祥的報復行為。
四、北京此時也發生「俄奸」事件。執政奉系警方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突然搜查蘇俄使館，查出大量中共秘密文件，其中有大量與俄共勾結顛覆出賣中國、私藏軍火謀反的證據，公開後激起公憤，張作霖下令逮捕李大釗等十九名中共與國民黨左派涉案人士，並以俄奸之罪處決。亦是四一二政變之因。
五、羅易洩密事件。寧漢分裂後，共產國際拉攏武漢政府反蔣，羅易時為國際駐華首席代表，為取信忠於「三大政策」的汪精衛，羅將共產國際在四一二之後做的「五月指示」，交給汪看。該指示密令中共發動土地革命，建立軍隊，組織革命法庭......汪看後企圖最後敲詐一筆，要蘇俄貸款一千五百萬元，斯大林只允二百萬。其後，汪將秘件公開，成為反共的鐵證。汪決意聯蔣，發動七一五政變，實現寧漢合流。為國共合作畫上最後的句號。
六、鮑羅廷在國共合作過程中可謂一名大導演，閉幕時四十三歲。此人老到幹練，不僅對孫中山影響巨大，對蔣介石也看好支持，並影響到斯大林對蔣的看法。但在一九二七年初國民分歧日深的時候，卻犯了一個失言的錯誤。對政府遷都武漢問題，蔣不想買帳，在漢口歡迎蔣的宴會上，鮑當眾批評軍人摧毀黨權，對蔣說：「蔣同志，我們三年共事，你曉得，如果有人壓迫農工，反對ＣＰ，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打倒他。」蔣事後忍不住反駁說：「我校長教學生，從未到如此嚴重地步，在數百人宴會上，把我一個革命領袖，黨國領袖，讓一個外國顧問當奴隸一般教訓。你不是欺負我個人，你是欺負國民黨，欺負我們中國人，我哪裡可以放過你！」鮑聞訊知禍，暗托宋子文道歉，無下文。寧漢分裂後，黨內便有人倒鮑，四一二後，鮑和陳獨秀都成為南京政府通緝一百九十七名共產黨員名單上的首要。六月被武漢政府解除職務，七月經蒙古遣送回俄。
四一二流血事件：傷亡一百零三人
以上六點可否解釋何以蔣介石發動「清黨」，國共合作最終破滅的主要原因？
關於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傷亡人數問題，尚可以作一點補充。
當年上海《時事新報》在事後四月十八日公佈過一篇〈糾察隊繳械之死傷者〉的文章，稱十二、十三兩日衝突，經確實調查，計閘北浦東兩處共死士兵十二名，工人二十名，受傷共六十一名。總計死亡四十二名，死傷並計一百零三名。文章並附錄此一百零三人之姓名、職業與死傷情形。稱外傳「死傷數百人殊屬駭人聽聞」。此文已為當今史家所悉。
但是直到今年五月十九日新華網對四一二的死亡人數還是「當場打死一百多人，到四月十五日，上海工人有三百多人被殺，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蹤。」
至於中共黨內被捕殺者，迄無統計資料可查。四一二政變後半個月在武漢召開了中共五大，出席者八十二人，全國黨員五萬七千九百六十七人。汪精衛等國民黨領導人曾到會，這是中共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黨代會。會議程序亦算周到，但並未有人提到向四一二的犧牲者致哀，甚至李大釗之死亦無提到。
中共歷程：成也蘇俄，敗也蘇俄
隔著八、九十年的時空，探索至今令人困擾的中共統治之謎，在最初階段已經顯示了影響後來數十年的某些特有的氣脈：
首先，中國共產革命可謂「成也蘇俄，敗也蘇俄」。從無到有，到打平天下，定為一尊，都是依賴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大力支援，完全是一個殖民主義式的革命，蘇俄模式的翻版，其影響力直滲透到蘇共瓦解之後。六、七十年代毛澤東帶給中國人民的大災難，也是由於和蘇共翻臉，一意孤行而致。後三十年的走資成就，不是革命的成功，正是革命的失敗。
其次，初階段業已顯示，在中共上層曾存在背景迥異的三派。一派是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留日派；一派是瞿秋白、劉少奇、周恩來、王明為代表的國際派；一派是毛澤東為代表的本土派。前兩派具有國際視野與現代教育影響。他們雖然都在權力鬥爭中先後敗落，但可以設想，如果他們執政，都將以現代國際的某種藍圖為本，至少不會演出大饑荒和文革那樣大規模的死亡和破壞。
不幸地是中國革命成氣候的，卻是背景與現代文明絕緣的本土毛派。毛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只是混進大革命的一個痞子型的邊緣人。他唯一留下的足跡是一九二六年的湖南農運，然而，正是那場不足半年的記錄已顯示他日後統治中國的核心本質﹕粗野、暴力與無法無天。毛的這筆遺產保留至今，雖然已經貶值。
最後，看看孫中山與蔣介石。一場國共合作、國民革命顯示孫是認同西方價值觀的領袖人物，這與他深入歐美社會的身世背景密切相關，指靠國際奧援以完成反帝統一大業，是他的選擇。他與農民造反，佔山為王的中國綠林傳統絕對是格格不入，因此他的「聯俄容共」乃是一種必然，一種侷限，也是一種幸運。不能想像，如果沒有俄國人的援手，他能在中國那樣複雜的人文環境中走出一條路來。
蔣介石就很不一樣，他追隨孫中山，追隨三大政策，可以讓獨子去蘇聯留學，但也是一個敬重傳統文化懂得自律又有敏銳判斷力和意志力的人。一九二三年，他被孫中山派去蘇聯考察三個月，看到人民饑寒交迫之下，進行血淋淋的階級鬥爭，令他失望之至。
在孫中山逝世後，他領軍北伐，成功統一中國，和後來堅持抗日到勝利一樣，是他一生兩個光輝的高峰。而毅然了斷國共合作，力排共產主義──則顯示他不僅是一個軍事統帥，也是一個有遠見有魄力的政治家。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紐約
一個統治中國十三億人口的政黨建立了九十年，這是必須面對的課題。課題難免老生常談──中共從哪裡來？九十年之後，又要到哪裡去？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形容中共已不是小孩而是一個大人了，它和人老了一樣，也將死亡。蘇共從一九○三年布爾什維克興起到一九九一年瓦解，終年八十八歲，符合一個人的壽命，中共九十歲，還在高呼萬歲。為中共把脈算命的預言家蜂起，應不足怪。
九十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探討九十年的歷史真相，是很多人都在做的事。中共歷史的研究，現在已浮現許多十年二十年前不可想像的資料可供使用。中共九十年，我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盧布黨」。從一九一八年五四運動到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這近十年的中共，從無到有，是合法政黨，而且在中國政局中發揮重大影響，但其實質是一切俯仰於莫斯科的指揮與資助，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而已。最後被中國右派勢力所擊敗，淪為非法，再從地下轉入山區成為一支反政府武裝勢力。
第二階段「造反成功」。從一九二七年井岡山蘇區到一九四九年建立大陸政權。在此二十二年中，歷經蘇區割據、北上長征、假抗日以座大、打內戰而奪權。放棄工人運動，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武力路線擊敗執政國民黨。奠定槍桿子至上的一黨專政價值觀。
第三階段「現代化的挑戰」。從一九四九年建制到一九七九年毛時代結束。這三十年和平時期的基本特徵是，毛澤東獨裁導致禍國殃民的一系列災難。反右運動、大饑荒到文革的後果，將國家推到崩潰的邊緣。證明中共這個黨已經完全沒有制衡糾錯能力，沒有一點現代氣質，只是獨裁者的工具。以當代最保守落後的模式面對內政外交的重大挑戰。
第四階段「脫胎不換骨」。從一九七九年至今，這是中共當局標榜「改革開放」的三十二年，裡裡外外執行一系列非毛的政策，尤其和文革路線背道而馳。從階級鬥爭、以貧為榮的教條中脫胎出來，更借機加入國際市場、引進外資，造就一個「資本掛帥」的經濟體制，但是政治專制的骨架沒有拆散、沒有動搖。以一個超級嚴控的警察國家體制，維護一黨特權，擴大貧富懸殊，造成空前的貪污腐敗，社會矛盾日益激化。顯示中共擺脫暴政，並沒有真正的現代化反省，只是以物欲刺激求一時之穩，對社會的全面污染，已積重難返。
建黨偉業是一場外國導演的戲
本文著重探討上述第一階段「盧布黨」。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七，是中共的幼年期，也是中國辛亥革命結束帝制後最混亂、動盪，尋求中國未來路向的一個重要時期。五四運動的發生，顯示中國的民族危機仍然嚴重，新文化的創建在西風東漸之下，更如浪潮不可阻擋。孫中山提出國民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主旨，引領主流，萬眾心向。然而，他當時只是一個有三民主義號召力的精神領袖，建設一個新的共和國所需的政治、軍事、經濟實力皆不具備。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雖已過去，但中國的大部份地區仍在各派系的軍閥控制之中，而且時有爭戰，那情景真是天下大亂。
一九一九年孫中山的革命黨更名國民黨之後，孫重回廣州，二一年就任大總統。但他的北伐武力統一計劃，不為主張聯邦制的粵軍首領陳炯明接受，進而被陳部逼離廣州，再返上海。孫在上海和列寧的代表越飛簽訂合作宣言，利用蘇援打敗陳炯明，二三年才在廣州穩坐下來，制訂國共合作的重大決策。
不少人尤其指責孫中山的國共合作，把「赤禍」引入中國。這話題由來已久。其實，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在十月革命硝煙未散之際，就已經開始對中國下功夫，蘇俄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五十年代。「國共合作」只是這部長篇恩仇記中的一章，誠然是很有戲劇性的一章。
現在北京的宣傳家們正在熱烈鼓吹九十年前的「建黨偉業」。其實，那偉業不過是莫斯科導演的一場傀儡戲，當你探頭看見那些內幕，真是沒想到一場轟轟烈烈的民族解放大革命，是可以那樣被外人所操縱、製造與收買。
以獨立自主精神為人崇拜的毛澤東其實早就顯示「有奶便是娘」的個性。中共建黨初期，他對於來自蘇俄的誘惑，沒有表示過任何個性。他雖然參加了中共一大，但是不是黨員身份都有疑問，也沒有聽說他曾發言出聲，但開會可以拿到一百五十元的津貼，無疑是有吸引力的，已快三十歲的毛，當時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早先在北大當過一個閱覽室的管理員，月薪八元，只是校工的待遇，而陳獨秀當時在北大的教授月薪是三百元。會後毛回到長沙，陳讓他開一個書報社，每個月有數十到一百多元的活動費。他可以過起請傭人的小康生活了。這些錢都是俄國人出的。
共產國際雙管齊下：出錢又出人
共產國際對中共的資助，記錄顯示是源於其派駐中國第二任代表馬林，首任代表維金斯基一九二○年來華，待了十個月，沒有大灑金錢，是一次公關之旅。他當時二十七歲，任共產國際遠東局長，是俄國十月革命後第一個官方人物來華，會見了李大釗、陳獨秀。他極力推動建立共產黨，與陳一道擬訂黨綱，也見了孫中山，交流革命經驗，表示互相支持。維返俄後，列寧又派馬林來華輸出革命。馬林主持中共一大、二大、三大，包辦會議議程、決議與經費。中共每月所得經費，一九二四年三千元到一九二七年每月二萬元以上。特別費用另支：毛搞「秋收暴動」一萬、湖南農運五萬、周恩來搞上海三次工人起義三萬元。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舉行，大會全部開支十九萬盧布，由共產國際埋單。
陳獨秀最初和馬林商議建黨條件時提過「先獨立後報帳」的意見，不想做外國附庸，怕被人稱為「盧布黨」。但馬林堅持，中共只能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而且在建黨二月後，陳獨秀等被捕，馬林「弄了一大筆錢」才將陳等保釋出來。陳的書生之見自然放棄。他任總書記五屆期間，向共產國際要錢、報帳成為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做了盧布黨總書記。
中共在財務上對蘇俄的依賴，不僅在初期，完全是一個「盧布黨」。到延安之後，甚至在奪取政權的全過程中，都倚重蘇聯各個方面的援助（本期裴毅然文章有詳細介紹。一九四九後的蘇援問題在此不表）。於蘇俄言，這是輸出革命必付的成本；於中共言，是一個下屬機構應得的財政撥款。因此中共一切重大決策包括人事的任免，都要聽命於莫斯科甚至斯大林本人旨意，便毫不奇怪。
更重要的是，蘇俄對中共的控制，不僅在金錢、武器和物質上，而且直接派人來當「太上皇」，即共產國際的代表。他們個個是權威，人人是老闆。早期最知名的有：維金斯基、馬林、鮑羅廷、羅易、羅明那茲、米夫。還有兩位是官方的外交代表越飛和加拉罕。這些人大都是職業革命家，有在歐亞各地造反的經驗，最後都被列寧收羅在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旗下。由於俄國革命在二十年代剛剛穩定下來，而東方形勢與歐美工人運動差異甚大，這些世界革命的推銷者在中國問題上，難免發生內部矛盾，左右衡突，常常走馬燈式地換將易人。他們在中國大革命舞台上叱吒風雲，而命運卻飽含悲情。不少人不是被斯大林殺害、流放，就是自殺而死，包括鮑羅廷、米夫、越飛、羅明那茲、加侖將軍、加拉罕，馬林則被處死於納粹戰俘營。
馬林斥中共早產，首倡國共合作
馬林的角色是值得一記的。他來中國時三十八歲，已是比年輕的維金斯基成熟得多的革命家，早在一九一四年已親手建立印尼共產黨。因此他在打造中共時，很快就了解中國共產運動的底細。他在中共三大後給莫斯科的報告中陳訴：「中共黨員全數才四百二十人，其中工人只一百六十人，全部工作依靠國際經費，多數黨員沒有職業，在社會上沒有影響力。」這是實況。陳獨秀和馬林爭吵時，也說過：「現在沒事可幹，要錢也沒用。」
馬林的判斷是「中共是個早產兒，是有人過早製造出來的。」他認為中國不存在共產主義運動，中國只有民族主義。他在早前的報告中說：「中共黨員不足二百五十人，談不上是一個政黨，沒有工人黨員，大部份是學生，要建立共產黨只是一個烏托邦。」他認為現時中國唯一的任務是國民革命，只有國民革命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才有產生共產黨的條件。陳獨秀也服膺他的觀點，在中共三大上強調「中國處於產業落後，勞動階級極幼稚的時代」。
中共成立後，馬林和孫中山曾相處九天，作了三次長談，發現國民黨是一個多階級聯盟，和工人階級有密切聯繫，因此主張中共和國民黨合作，而且建議「進入國民黨內去活動」。在得到孫中山和莫斯科同意後，中共通過決定，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三大更進一步決議，「全體共產黨員與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接著，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召開一大，中共的活躍份子在鮑羅廷領導下（馬林已調回俄），不僅包辦了大會的文件起草，還得到部份領導職位（十個部長占其三）。這是國共合作的正式開始。到國民黨二大時，只有幾百名黨員的中共代表竟占了大會代表的三分之一。而國民黨此時已有數萬黨員。
可見這場國共合作，已有了中共篡奪國民黨領導權趨勢的實質。必將引起日後國民黨內非共勢力的不滿和反彈。然而時至今日，中共紀念九十年的官媒文章中，還在清算國共合作的右傾錯誤，只是把矛頭從陳獨秀轉到馬林身上（見人民網），而大捧主張鬥爭的維金斯基，在電影《建黨偉業》中還特地邀請當紅俄國高音歌手維塔斯來華扮演維金斯基。
歷史地看，馬林的主意完全是從實際出發，既照顧了小黨中共的發展，也支持了國民黨為主體的國民革命（中共黨員數到一九二七年已從四百擴大到六萬）。當然不排除共產國際有鵲巢鳩占的預謀，斯大林就講過「要盡量利用國民黨以便取而代之」的話。後來合作的失敗只是這一圖謀的破產而已，並非向國民黨屈服忍讓的結果，與左右傾何關！
鮑羅廷怎樣成為孫中山的親信？
接替馬林的鮑羅廷，在中國待了近五年，他的名份是共產國際駐國民黨的代表，受到孫中山的高度信任。信任到超過孫所有戰友和親信的地步，幾乎是言聽計從，少他不行。孫同意鮑用列寧方式改造國民黨，讓鮑用紅軍的政委制度建軍，讓他一手包辦黃埔軍校，接受蘇共五十人軍事顧問團，甚至孫中山哀悼列寧電報和臨終致蘇共的信，都由鮑起草。
孫中山「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鮑羅廷的影響不言而喻。孫中山容共至此（中共當然對鮑一直念念不忘），究竟孫對共產主義怎麼看？新資料顯示，共產國際早已盯上他，已派出數人前往拜訪，「做工作」。可援引二則：
一、一九二二年共產國際一位年僅二十歲的幹部達林（A.S.Darlin）和孫中山談了幾次話，談到意識形態時，孫向他解釋三民主義源於林肯主張的「民有、民治、民享」。並明確表示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不適合中國。他說歐美是患不均、反對貧富懸殊，中國是患貧，只有大貧和小貧之分，沒有階級鬥爭。中國適宜用溫和的建設的方法去解決社會的問題，不宜用階級鬥爭和革命專政的方法。只有荒涼的地方才可接受共產主義。孫用英語對達林說，如果你有興趣，我可以給你一塊荒涼的地方，你去試驗，成功了，我們再說。
二、一九二三年一月蘇聯副外長越飛和孫中山會談數次，簽署著名的《孫文越飛宣言》共四條，第一條是：「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越飛稱「中國最迫切的問題是求得民國的統一與國家之獨立。」
這說明孫中山對蘇俄的制度是相當清楚，認識也是堅定的。但是，在具體層面上又有不同。鮑羅廷作為首席政治顧問到任後和孫中山最初的交談，就讓孫佩服之至。鮑是一名經驗豐富的老布爾什維克，他很快摸到了國民黨的痛處。他對孫說，你號稱國民黨二十萬人，是按學生會和軍隊算的。廣州只有三萬黨員，交黨費的幾千人，黨沒有組織活動，沒有出版刊物，也不開會，就不是一支有組織的力量。你們做的只是徵兵徵糧、人民很反感──這些話針針見血，說到了孫心坎上。他當然清楚，他的黨權、兵權、財權都是空虛的。鮑羅廷再介紹蘇俄的做法，讓孫大開眼界，於是放心授權鮑大展拳腳，改組國民黨、創辦黃埔軍校，果真也有效。各地黨部紛紛活動起來。
莫斯科大力支持蔣介石北伐
孫中山臣服於鮑羅廷，無可爭議的是，共產國際對國民黨的大力金援，一九二三年一次就開了二百萬金盧布（中共只得二萬），對黃埔建軍、北伐的資助，更是大手筆。孫中山從此明白，他不單要會演講，號召天下，還要懂「以黨治國」。他可以用達爾文進化論拒絕馬克思，但招架不住列寧主義的組織方法。陳獨秀旁觀者清，對鮑羅廷使孫中山「只信蘇聯不信中共」不以為然。他挖苦說：「孫中山重視鮑羅廷，因為他皮包裡有莫斯科的巨額援助」。
莫斯科當時並不寬裕，但是就像毛澤東寧可讓千萬農民餓死，援外的金額不會減少一樣，當寧漢分裂時，武漢汪精衛已經向右轉了，聯共（布）還給汪精衛二百萬盧布懇請汪精衛扭轉局勢。接著斯大林又親自發電給武漢追加三百萬至五百萬，他相信「只要有所依靠，武漢就不會向南京投降，錢就不會白花。」
國共合作強化了國民黨勢力。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不可否認的來源之一，是列寧的新政權透過副外長加拉罕發表的三次「對華宣言」，宣稱放棄沙俄對華的一切不平等條約與特權，放棄庚子賠款，俄僑不享有治外法權......不論後來是否得到落實，但能如此鄭重明確地宣佈尊重弱勢民族的反帝政策，十月革命的形象，在飽受「巴黎和會」屈辱的中國人心上自然是相當友好，孫中山又何能例外。
孫中山一九二五年三月因肝癌病逝，他念茲在茲的遺志是北伐打倒軍閥，統一中國。辛亥革命已十三年，大局仍是內憂外患，軍閥擁兵自豪，且有列強支持，直系吳佩孚、奉系張作霖控制中原到北方，加上孫傳芳在東南，總兵力近百萬人。孫去世後國民黨最有權勢的汪精衛、蔣介石，在蘇聯提供數百萬美元軍事援助的基礎上，一九二六年七月誓師北伐，雖然國民革命軍只有十萬兵力，但國共合作、民心擁戴，只打了兩年多，就以少勝多，各個擊破南北軍閥，雖有南京排外事件和上層的派系之爭，還是實現了全國統一。
這是一場除四十年代國共內戰之外，中國二十世紀舉行的另一場大規模內戰。其歷史評價，各界至今尚屬肯定。北伐贏得國家統一之外，還有兩個重大成果，那就是國共合作的結束和軍事強人蔣介石的崛起。
中共的定論是，蔣介石趁北伐勝利之機背叛革命，發動四一二政變，建立反革命獨裁統治。官方對大革命失敗原因總結三條：地主買辦勢力大於革命力量、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沒有革命武裝。但是對很多史實諱莫如深。若干學者揭開了一些內幕，結論還有爭議。
四一二政變國共決裂的真實原因
國共決裂原因，有遠因，也有近因：
一、國民黨右派一直在抵制中共勢力明裡暗地在黨內的擴張、奪取領導權。例如中組部二十九人，中共黨員竟占二十六人。迫使國民黨通過限制中共比例的「整理黨務案」。蔣介石任總司令的北伐軍節節勝利，陳獨秀、鮑羅廷見蔣勢猛增，竟然公開反對北伐，此舉連莫斯科亦反感。反映中共的作為始終不得人心。
二、就在北伐同時，中共借大革命之機以「扶助農工」之名，組織工人武裝造反。周恩來領導大規模的上海暴動，欲組蘇維埃政府，奪取上海政權。蔣乃搶先解散東征軍二師為中共把持的政治部，命白崇禧在上海戒嚴，「四一二」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次日總工會萬人集會、武力反抗，被彈壓。連續數日，中共稱有三百人被殺，數百人被捕。蔣在這場「清黨」行動之後，迅即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宣佈武漢為偽政府，開始寧漢對立。
三、毛澤東也在北伐同時，發動湖南農運，將國民革命軍的反共情緒推向激烈。革命軍八軍中有三個軍皆為湘軍，毛以農運書記之名去考察，大肆煽動鄉民暴力，亂鬥亂殺「土豪劣紳」，勢如洪水猛獸，農會成員達二百萬之眾。在北伐前線的不少地主子弟，聞家屬被遊街、被鬥被殺，家財女人被共產，軍心為之動搖。毛二七年三月寫成那篇臭名昭著的農運考察報告，大讚痞子造反「好得很！」陳獨秀和中宣部長彭述之看到都不敢發表。後來長沙「馬日事變」就是北伐軍軍長何鍵因為父親被綁遊街，憤而指使團長許克祥的報復行為。
四、北京此時也發生「俄奸」事件。執政奉系警方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突然搜查蘇俄使館，查出大量中共秘密文件，其中有大量與俄共勾結顛覆出賣中國、私藏軍火謀反的證據，公開後激起公憤，張作霖下令逮捕李大釗等十九名中共與國民黨左派涉案人士，並以俄奸之罪處決。亦是四一二政變之因。
五、羅易洩密事件。寧漢分裂後，共產國際拉攏武漢政府反蔣，羅易時為國際駐華首席代表，為取信忠於「三大政策」的汪精衛，羅將共產國際在四一二之後做的「五月指示」，交給汪看。該指示密令中共發動土地革命，建立軍隊，組織革命法庭......汪看後企圖最後敲詐一筆，要蘇俄貸款一千五百萬元，斯大林只允二百萬。其後，汪將秘件公開，成為反共的鐵證。汪決意聯蔣，發動七一五政變，實現寧漢合流。為國共合作畫上最後的句號。
六、鮑羅廷在國共合作過程中可謂一名大導演，閉幕時四十三歲。此人老到幹練，不僅對孫中山影響巨大，對蔣介石也看好支持，並影響到斯大林對蔣的看法。但在一九二七年初國民分歧日深的時候，卻犯了一個失言的錯誤。對政府遷都武漢問題，蔣不想買帳，在漢口歡迎蔣的宴會上，鮑當眾批評軍人摧毀黨權，對蔣說：「蔣同志，我們三年共事，你曉得，如果有人壓迫農工，反對ＣＰ，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打倒他。」蔣事後忍不住反駁說：「我校長教學生，從未到如此嚴重地步，在數百人宴會上，把我一個革命領袖，黨國領袖，讓一個外國顧問當奴隸一般教訓。你不是欺負我個人，你是欺負國民黨，欺負我們中國人，我哪裡可以放過你！」鮑聞訊知禍，暗托宋子文道歉，無下文。寧漢分裂後，黨內便有人倒鮑，四一二後，鮑和陳獨秀都成為南京政府通緝一百九十七名共產黨員名單上的首要。六月被武漢政府解除職務，七月經蒙古遣送回俄。
四一二流血事件：傷亡一百零三人
以上六點可否解釋何以蔣介石發動「清黨」，國共合作最終破滅的主要原因？
關於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傷亡人數問題，尚可以作一點補充。
當年上海《時事新報》在事後四月十八日公佈過一篇〈糾察隊繳械之死傷者〉的文章，稱十二、十三兩日衝突，經確實調查，計閘北浦東兩處共死士兵十二名，工人二十名，受傷共六十一名。總計死亡四十二名，死傷並計一百零三名。文章並附錄此一百零三人之姓名、職業與死傷情形。稱外傳「死傷數百人殊屬駭人聽聞」。此文已為當今史家所悉。
但是直到今年五月十九日新華網對四一二的死亡人數還是「當場打死一百多人，到四月十五日，上海工人有三百多人被殺，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蹤。」
至於中共黨內被捕殺者，迄無統計資料可查。四一二政變後半個月在武漢召開了中共五大，出席者八十二人，全國黨員五萬七千九百六十七人。汪精衛等國民黨領導人曾到會，這是中共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黨代會。會議程序亦算周到，但並未有人提到向四一二的犧牲者致哀，甚至李大釗之死亦無提到。
中共歷程：成也蘇俄，敗也蘇俄
隔著八、九十年的時空，探索至今令人困擾的中共統治之謎，在最初階段已經顯示了影響後來數十年的某些特有的氣脈：
首先，中國共產革命可謂「成也蘇俄，敗也蘇俄」。從無到有，到打平天下，定為一尊，都是依賴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大力支援，完全是一個殖民主義式的革命，蘇俄模式的翻版，其影響力直滲透到蘇共瓦解之後。六、七十年代毛澤東帶給中國人民的大災難，也是由於和蘇共翻臉，一意孤行而致。後三十年的走資成就，不是革命的成功，正是革命的失敗。
其次，初階段業已顯示，在中共上層曾存在背景迥異的三派。一派是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留日派；一派是瞿秋白、劉少奇、周恩來、王明為代表的國際派；一派是毛澤東為代表的本土派。前兩派具有國際視野與現代教育影響。他們雖然都在權力鬥爭中先後敗落，但可以設想，如果他們執政，都將以現代國際的某種藍圖為本，至少不會演出大饑荒和文革那樣大規模的死亡和破壞。
不幸地是中國革命成氣候的，卻是背景與現代文明絕緣的本土毛派。毛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只是混進大革命的一個痞子型的邊緣人。他唯一留下的足跡是一九二六年的湖南農運，然而，正是那場不足半年的記錄已顯示他日後統治中國的核心本質﹕粗野、暴力與無法無天。毛的這筆遺產保留至今，雖然已經貶值。
最後，看看孫中山與蔣介石。一場國共合作、國民革命顯示孫是認同西方價值觀的領袖人物，這與他深入歐美社會的身世背景密切相關，指靠國際奧援以完成反帝統一大業，是他的選擇。他與農民造反，佔山為王的中國綠林傳統絕對是格格不入，因此他的「聯俄容共」乃是一種必然，一種侷限，也是一種幸運。不能想像，如果沒有俄國人的援手，他能在中國那樣複雜的人文環境中走出一條路來。
蔣介石就很不一樣，他追隨孫中山，追隨三大政策，可以讓獨子去蘇聯留學，但也是一個敬重傳統文化懂得自律又有敏銳判斷力和意志力的人。一九二三年，他被孫中山派去蘇聯考察三個月，看到人民饑寒交迫之下，進行血淋淋的階級鬥爭，令他失望之至。
在孫中山逝世後，他領軍北伐，成功統一中國，和後來堅持抗日到勝利一樣，是他一生兩個光輝的高峰。而毅然了斷國共合作，力排共產主義──則顯示他不僅是一個軍事統帥，也是一個有遠見有魄力的政治家。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