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刘逸明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7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一份报告透露，截止去年年底，中国的网站数量相比前年年底减少了41%.中国社科院《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的作者说，这一数字的突然减少是因为经济原因，据统计，前年年底中国共有323万个网站，而去年年底中国的网站却只有191万个。
　　
　　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的网民和网站数量均呈现出了几何级数增长的态势。据上述报告称，去年是中国新媒体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一年，网民数年底达到4.57亿，超过三分之一的中国人成为网民。可见，新媒体的影响力已经完全超越传统媒体，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获取资讯。
　　
　　网络时代的到来可以说为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今，不管是科技工作者还是媒体工作者都离不开互联网，就连很多商家都在用入网的电脑收银以及让同一单位员工共享销售信息。互联网的作用已经显得日益重要，很多人一旦脱离了互联网，就有与世隔绝之感。
　　
　　互联网对于中共当局而言，可谓爱之深恨之切，因为它既能帮助发展经济，又能冲击官方的意识形态。在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初，网民数量非常有限，而网络封锁和网络审查也完全不存在，所以，那个时候的网络环境非常自由，是名副其实的国际互联网。
　　
　　随着网民数量和网站数量的激增，中共当局对于敏感言论和敢言网站一时间束手无策，为了实现对网民和网站的控制，不得不花费重金求助于西方的网络公司。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出几年时间，绝大多数含有敏感信息的海外网站便被中共拒之门外。不过，在本世纪初，虽然已经无法正常造访敏感网站，但在国内的很多网站上发言依然非常自由。不过，好景不长，很快，不少网站均被关闭。
　　
　　即使如此，仍然不断有敢言的网站出现，但最终都难逃被关闭的命运。2003年被学术界称之为中国的“维权元年”，这一年，孙志刚事件在互联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之后，“不锈钢老鼠”刘荻案以及杜导斌案先后成为了网民关注的焦点，不计其数的知名或不知名的网民为他们大声疾呼。
　　
　　以言治罪之事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史不绝书，但各个朝代的情况仍然有所不同，虽然清朝有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但因言获罪的人数仍然无法跟毛泽东时期同日而语。在邓小平登上大位之后，因为先后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开明，上个世纪80年代基本上看不到以言治罪的事情发生。即使在“六四”之后，政治环境逐渐恶化，仍然没有听说过谁因言获罪。
　　
　　互联网进入中国，可以说开启了一个以言治罪的新时代，从刘荻在2002年因为网上发文被抓之后，这些年因言获罪的网民不计其数，罪名包括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颠覆国家政权、诽谤、造谣等。从江泽民时代到今天，诸如黄琦这样的网民已经是几度入狱，而刑期则从原来的两三年上升到了如今的动辄上十年甚至十几年。
　　
　　敢言人士的层出不穷令中共当局非常头痛，虽然花费重金屏蔽了海外的敏感网站，但破网软件的超强突破封锁能力却让很多中国国内的网民依然可以进入自由的网络世界。在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撑下，当局在封锁网络和控制网民上已经不再求助于国外的网络公司，而是自主打造了“金盾工程”，所以，如今的网络长城比之前更为坚固，网民的一举一动更没有秘密可言。
　　
　　中共当局的封网行动可以说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自《零八宪章》问世之后，封网行动更为频繁，一次又一次发起“打击低俗”行动的根本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清除异己的敢言网站。诸如牛博网那样精英云集的高雅网站最终也被扣“低俗”之名，可见“打击低俗”行动的虚伪性。为了更加有效地控制网络，中共当局后来又使出了要求网站必须备案的杀手锏，只要你的网站没有在有关部门备案，随时都可以封锁。
　　
　　在中国经济和网民高速增长的这几年，按说网站数量也应该高速增长才正常，然而，从社科院的报告中，我们却发现了网站数量突然大量将少的这种怪象。社科院的报告主要作者之一刘瑞生说，一些网站是因为受金融危机冲击而关门，还有的网站是因为传播淫秽色情内容被关闭或者被屏蔽。
　　
　　该报告的作者称网站大量减少是因为经济原因，显然这种说法是自欺欺人，因为从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看，中国的经济这几年一直是持续增长，增幅而且很大，经济原因导致网站减少的说法显然不成立。至于说一些网站因为传播淫秽色情内容而关闭或者被屏蔽，虽然这种情况存在，但数量也不至于会大到100多万个。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网站数量突减呢？显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当局的网络封锁。刘瑞生还说，中国一方面在加强网站内容，另外，“在管理方面越来越严格，越来越规范”。他的这番话乍听起来的确是冠冕堂皇，但是，仔细揣摩，就不难领悟出其背后的真实内涵。“加强网站内容”其实就是在加大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力度：“在管理方面越来越严格”其实就是在控制网络方面越来越严厉和苛刻：“越来越规范”说明当局对网络的控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今年在中东和北非发生了“茉莉花革命”，而这种革命的发生和通过互联网传播以及获取信息有莫大的关系。很多人原以为今年的敏感程度会不如前些年，但是，因为担心“茉莉花革命”之火会延烧到中国，所以，中共当局今年对网络的控制便显得更为严厉。不仅对国内的网站控制得滴水不漏，而且还加强了对海外敏感网站的控制力度，不仅仅是屏蔽，很可能还对它们实施了有组织的攻击。
　　
　　今年的敏感日子包括“六四”事件22周年，中共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和苏联解体20周年。“六四”事件22周年和中共建党90周年已经平稳度过，在很多民众看来，在今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和苏联解体20周年似乎更有纪念意义，估计到时候中共当局又会进一步加强对网络的控制，并且会在现实中加大维稳力度。明年中共还要召开十八大，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年和明年，中国的网络自由度仍然不会改善，自由空间很可能还会进一步压缩。

IT业遇黑色死亡之月 9天之内3位领袖精英去世 2011/07/12

环球网　　 　　7月2日晚间，百事通首席运营官、凤凰网原总编辑吴征在上海长征医院逝世，时年39岁。他是IT界9天内去世的第三位高管。 　　6月25日，用友致远软件首席运营官、前SAP公司中国区副总裁黄骁俭在南戴河参加工作会议期间不幸发生意外。友人在微博中感叹：“游完三圈以后第四圈大家就没见人了!就这么就没啦，生命真脆弱!” 　　6月27日，中芯国际董事长江上舟因癌症去世。江上舟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后出国留学，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海归，也是上海芯片产业的奠基人、国家大飞机项目的启动者之一。 　　英年早逝精英的名单很长很长 　　如果罗列近些年来离世的IT业精英，这份名单可能很长： 　　江民软件创始人王江民因心脏病突发去逝，享年59岁。中国反病毒第一人就此陨落。 　　网易代理首席执行官孙德棣猝死，年仅38岁。 　　前IBM大中华区政府及公众事业部总经理李清平突发心肺衰竭去世，享年46岁。 　　域名注册系统顶尖专家、中国频道的CTO黄柏林在初为人父时病逝，年仅37岁。 　　爱立信中国总裁杨迈心脏病猝死。这位经理人在连续超负荷工作之后，倒在了健身房中，再也无法苏醒。 　　这一份不完全的统计反映了IT从业者处在高压力、超负荷的状态中，健康状况岌岌可危。据调查，我国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大约超过老年知识分子的两倍之多。这种早亡、猝死的现象在一些脑力密集型的行业中显得更为严重。 　　结束过去，开始未来，珍惜每一天 　　如果IT的发展是建立在用自己透支的健康甚至是生命换来的话，这不但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产业的悲剧。 　　而悲剧接二连三的发生也引起了业界的关注，同时也引发了IT行业人的反思。巨人网络董事长兼CEO史玉柱近日在微博中表示：刘永好、马云、冯仑、茅永红、郑跃文、张征宇和我，在重庆集体研究决定：举办一个集体追悼会，每人给自己致悼词。结束过去，开始未来。每活一天就净赚24小时，珍惜每一天，充实每一天，快乐每一天。 　　确实，在这个快速运转的社会里，不止是IT人，每一个白领都在承受着来自工作的巨大压力。在面对鲜活生命骤然消失而唏嘘不已的同时，所有人应以此为鉴，善待生命，爱护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