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7/01）
刘国凯与王希哲、方圆论证人民文革的思路是两个文革，以人民文革与毛文革相对立。
具体来讲：在起因上是“趁机造反”即造反派是有意利用毛文革来反迫害，在过程中，与毛文革步调不一致。从结果上看，造反派在文革中主要是受迫害者、而不是迫害者。所以人民文革的逻辑就是：造反派是受迫害者独立的运动。
“人民文革”把“自发性”“独立性”作为“人民性”的标志。他们认为只有与毛文革划清界线才能论证人民文革。这其实就默认了毛文革不是人民文革，或者有领袖发动的文革，就不可能是人民文革。
但这在事实上很难自圆其说。毛一直提供着造反的理论、纲领，控制着运动的节奏与步骤，大多数参与造反是响应毛的号召，这与主动地利用毛造成的局面，是很不同的。到底是毛推着造反运动向前走，还是造反利用来毛，这是关键。实际上我们看到造反运动的独立性并不强，上层的政策直接主导着各地的运动。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混乱，但混乱并不说明主流。
特别是对于毛抛弃造反派，似乎显示了毛文革与人民文革的不同。怎么看待毛的妥协，把造反派作为祭品献出来呢？人民文革派视毛的背叛为毛是阴谋家，利用造反派的证据。但毛的行为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解释。一则毛是个政治家，不能完全凭理想行事，必须兼顾现实权力的平衡，这是一种解释。二是毛毕竟是中共领导人，他并不想推翻中共，而是要改造中共，当他看到有推翻中共的苗头时，他就退缩了。这样解释毛的背叛行为的话，则毛与造反派的分歧是在运动发展中产生的，而不是预谋的。毛本人处于矛盾之中。
在人民文革说中，有把人民文革纯洁化的倾向，即人民文革是纯正的人民运动，其起因是反迫害，其结果是受迫害，文革后期(如果是十年文革的话)还发展出异端思想与反毛运动。但是在这个纯洁化的人民文革中，掩盖了造反派的基本思想与行为方式与保皇派并没有本质的区分，他们的斗争主要是权力斗争，如果说有区别，造反派的要求是要中共把纸面上的落实到实际上，是更纯洁化的要求。
如果从原教旨主义与现实主义来区分左右派话，刘邓周是代表是现实主义右派，而毛与中央文革是代表原教旨主义的左派(原教旨主义不是指正宗马克思主义，毛绝不是正宗马克思主义，但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平等理想，所以坚持平等理想，我们称为原教旨主义)。左派对右派想维护的等级制的攻击是有力的。但是另一方面左派又是乌托邦的空想。因为在原有的框框中放弃平等理想是惟一的办法，而坚持平等理想，只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左派的平等理想不可能达成，人性不可能改造，有权阶层不可能不搞特权，以致毛完全陷入了绝望，只能寄希望七八年来一次文革，在运动中消灭特权。毛是左，为了理想不惜牺牲现实。而造反派有极左的，如杨小凯的巴黎公社原则，也有形左实右，打倒官僚，不过是要取而代之，或者从右的方面要求中共进一步放弃专政。不管是极左，还是极右，实质上都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与毛的思路是冲突的。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上，毛与刘邓周更有共同语言。
我的人民文革思路：
1、平等理想的正当性：兼顾底层的平等理想，即使有乌托邦成分，也有合理性成分。
2、造反运动的现实基础：文革不是疯狂，而是底层积累的矛盾的爆发，反迫害，反暴政的情绪是在全国弥漫的。毛引爆的这个运动，但运动有其自身本质原因。
但这个人民文革，有极大的局限：1）党文化。造反派虽然部分突破了党文化，但其基本原则与行为方式是党文化与阶级斗争话语，枉顾人权是基本特点；2）过分纯洁化。人民文革是对中共纯洁化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一定意义上是不现实，与人性不合的。
其实，底层民众的平等愿望在文革的背景下无法达成，只有在保障人权、自由的宪政民主下才能实现。但文革表达了底层民众的平等愿望，而且通过打倒维持等级制的中共官僚把这种渴望清晰地表达了出来。这是文革“人民性”的表现。
原载“独立评论”：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613279
——回应闲话网友
（2006/07/02）
基本同意你的“人民文革”的论证思路。但今天能用这种辩证逻辑思考问题的人已寥寥无几了。
在我看来，从文革出发，至少有这么几个层次或几个方面的悖论（内在矛盾）需要研究：
第一、毛是中共党内自始至终代表着中共建党时追求人间平等理想的几乎唯一一人。诚然这个理想不过是小农社会主义——至于他（们）自以为是什么则是另一回事。即使是红军、延安时期的残酷清洗，以及建国后的反右和文革等等，实际都被他视为是坚持和实现这一理想的权宜之计和必要代价。不过，今天的问题是，这个几可说贯穿了人类数千年而不灭的平等理想，发展到现代，若不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必然性——市场（经济）、宪政（政治）、多元（精神）——联系起来（顺便强调一下：这才是本来意义上的、原汁原味的，或“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那就归根结底只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从而在总体上是反动的了。关于这一点，《共产党宣言》早有论述。而小农社会主义最终却只能导向皇权复辟，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历史观。于是，这里便体现出贯穿了毛终生生涯的一种内在矛盾：追求人间平等、反压迫（以前是反国民党、后来是反党官僚）的历史进步性，与反历史必然性的逆动性合为一体。
第二、刘、邓、周，则代表着中共党内现实主义传统的一面（老毛在战争时期也是现实主义的代表——譬如他批王明时说：第一、人是要吃饭的；第二，子弹是要打死人的）。而现实运作的惯性又都无一不受着铁的规律的支配：不讲投入产出效益的大呼隆经济运作，必然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无情惩罚——饿死几千万农民；没有充足的物质基础，维持国家机器的日常运转，就不可能不给官吏以特权，因而也不可能消除分工、并还会不断地产生出特权阶级——这些又都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早有预见的。而这些铁的规律的背后，都不可抗拒地将其现实操作的政策向着资本主义文明倾斜：如“三自一包”、等级工资、奖金制，……等等。于是，这里便体现出党官僚——当时的刘邓周、以及现在的第三、第四代——的内在的矛盾：镇压老百姓广泛而日益强烈的要自由，争平权诉求的反动性，与一定程度上顺应（资本主义文明）历史必然性的进步性结合于一体。而鉴于老百姓的平等、自由要求在当代的意义均无一不实际受着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的支配，因而，在今天这种社会转型期，党官僚们集于一身的悖论便体现在：用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去顺应资本主义的经济文明。
第三、文革民间造反派（区别于作为官僚附庸的老红卫兵）既是党官僚十七年压迫的产物，也是毛实现其文革乌托邦理想的产物（这后一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包括老红卫兵）。造反派在文革中，实际上也有几种分化：（一）将毛的乌托邦理想主义推向极致，即鼓吹在毫无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移植“巴黎公社”——须知马克思主义界定的“巴黎公社精神”是以既定的资本主义文明现实为其实现前提的——从而走向极左（湖南省无联）。这当然为中国的现实所不容，故毛后来在政治现实的压力下，不得不联手周，给予了镇压。而这种反历史必然性的平等化追求，其极致的实例，就是波尔布特的柬埔寨（顺便一提，“走资派”邓小平可是用不惜发动战争去支持波尔布特的）。（二）开始质疑毛的乌托邦理想而向右转，延着支持周，到支持邓（四五运动），到反“文革派”，李一哲算是其代表。但由于他们身上鲜明的造反派的印记，故也不被复辟后的党官僚所接纳。（三）上海、辽宁的的掌权派，实际上变成——也不能不变成——新官僚。所以，造反派内在的悖论仍然是：平等理想和特权现实的冲突。直到“四五运动”，造反派的最前卫思路，都还是没有超出中共两派斗争的思想框架。
第四、其实，考察文革，还可以有另外两条参照系。一个是中共与国民党；一个是中共与苏共。从一定意义上说，当年的中共，不外乎就是从国民党内杀出来的造反派（顺便一提：现在的解密档案显示：当年列宁物色的中共第一任总书记，即为孙中山，后因被陈独秀、李大章所反对而未果。对此，孙一直忿忿不平），而蒋介石国民党也就是中国当时维持现状的党官僚：经济上走资，政治上集权。国民党镇压共产党，也就完全类似于走资派镇压造反派。区别在于，造反派在毛的正统压力下，将枪缴了出去；而共产党在当时却没有这种正统压力——当然抗日战争是另外的因素。不过，即使造反派当时真的能占山为王打游击（1976年10月政变后，各省造反派曾有此动作），但其指导思想，基本上还是很难超出毛的小农乌托邦。至于中共较之苏共，则可说中共是造反派，苏共是走资派，中共代表了第三国际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想”——跨越资本主义而实现所谓“社会主义”。而苏共，则是代表着不得不屈服于现实中无处不在的历史必然性压力的务实派。区别只在于：苏共手长衣袖短，它没法如中国走资派镇压中国造反派那样去镇压中共罢了。但须注意的是：中共这个国际共运中的造反派，当时既有支持波尔布特的极左行为，也有支持捷克之春的右派行为。
第五、此外，还可以有一个参照系：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当今中国的自由主义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反毛胜过反邓；骂民粹胜过骂党官僚。在反文革造反派这一点上，自由主义与党官僚是结盟的。但在旗帜鲜明地主张宪政民主制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又代表着历史必然性。如此，今天中国自由主义主流的悖论即：找不到实现历史必然性的政治力量。因为这个最大的争民权、要自由的政治力量被他们——作为党官僚的附庸——以“民粹”、“动乱”、“造反”、“革命”等过滤词汇给滤掉了。他们那种对民众的傲慢和鄙弃，与民主政治家在实现民主前需要大规模地动员民众和民主实现后则为争选票而必须讨好民众，恰成悖论。再有，当今中国的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本能的敌视，他们根本无法或拒绝理解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区别，就更不要说与毛及其中共的区别了。中国自由主义者完全不理解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反专制集权、实现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制这一点上是天然的盟友。但我相信，在动员民众，改造中共这两点上，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自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六、目前“人民文革论”的绝大多数主张者，都试图将造反派与老毛截然区分开，而这——毛与造反派的联系——又恰恰成了“反人民文革论”者所主攻的一个缺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两派对毛，都作了一个简单化、妖魔化而不是历史的、多层次的理解。看不到毛自身的内在矛盾和老一代共产党人（也包括国民党人）的内在历史悲剧。实际上，解决中共两派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上的内在紧张，解决造反派与党官僚间的内在紧张，杨各自之长，避各自之短，也就是说，能够将毛派的平等观与邓派的现实主义，将造反派的反抗压迫与官僚的追求社会秩序，作最佳整合的，在今天这个时代，对于中国而言，就还只有资本主义的宪政民主制。然而，我们——中国的体制内外的马克思主义者——今天之所以特别坚信这一点，难道不是因为我辈站在了老一辈共产党人（也包括国民党人）的肩上吗？正是他们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的失败摸索，才使我们今天痛切地感到，离开资本主义的文明去寻找任何其它快捷方式去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统统是没有出路的。
总之，无论从那个方面看，用直线性思维都是理不清文革这团乱麻的。故我以为，辩证逻辑才是理解历史与现实最为有效的思维利器。
原载“独立评论”：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613449
高寒先生，你的评论有总体眼光，我很佩服
（2006/07/02）
总的来讲，在这里争论的朋友，一个大问题，是缺乏大框架。而没有这样的框架，即使在局部上有不错的看法，总体上仍没有说服力。再一个大问题，是喜欢用个人品质说事。我觉得我们不是法学家，要为前人定罪，而是作为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看历史，我们应该放弃那种对个人的道德化的判断，才能抓住背后的理念(实际的历史当然与个人道德有关，但我们关心的个人道德背后的东西)。
看你的文章总是很有启发，就是有一种总体眼光，这大概就是理论的魅力吧。
原载“独立评论”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613456
附录：
高 寒
（2006/6/20）
转帖按语：
当年刘国凯在某国外自由主义论坛宣扬“人民文革”论，被一帮自由主义右派冷嘲热讽给气得罢坛而去。我也是该坛的常驻网友，在刘罢坛当日，写此短文，专挺刘国凯。
（此为民主社会主义 2010年6月23日的转载按语：http://www.dscn8.info/ds/viewthread.php?tid=3024）
“文革”、“文革”，没有造反就没有“文革”，没有“牛鬼蛇神翻天”就没有“文革”，没有将党官僚打翻在地就没有“文革”。所以，什么“人民线索”，不响亮、太迂腐，太软啪啪！就是要用“人民文革”这四个字，就是要一字不改！它是一块顶天立地的墓碑，用以告慰当年因反抗压迫而英勇牺牲的造反派战友们。
人民文革的要害是造反。我们要肯定、赞扬、保护的，就是这个造反。而反对人民文革，其骨子里要反的也就是这个造反。中国官府那帮狐群狗党今天怕得要命、恨的要死的，是这个造反！那伙天生脊梁骨里就缺丐的中国腐儒们成天喋喋不休诅咒的，还是这个造反。然而，象干柴般遍布全中国的老百姓，谁怕这个造反了！？王斌余的弟兄们害怕这个造反了？王维林的哥儿们害怕这个造反了？失地农民们害怕这个造反了？暴力拆迁户害怕这个造反了？被扫地出门的老工人害怕这个造反了？被“股市”玩完的股民们害怕这个造反了？……没有，当然没有，他们盼还来不及呢！君不见，中国好几亿人现都在翘首握拳等待时机。一有可乘之机，就反他娘的，来个“人民文革”！岂止“人民文革”，还要大大超越“文革”！
其实，当年老毛搞党内清洗，不就是一个“可乘之机”？历史的机遇稍纵即逝，不用白不用。今天如果也有这种天赐良机，还管他什么告别革命、诅咒暴力的这说教那说教劳什子紧箍咒？先揭杆而起反了再说。须知，政治学的常识在此就是：只有用实力对付实力，才能逼迫党官僚就范，才有开启谈判的可能。什么宪政啦、法制啦、什么开放言禁党禁释放政治犯，……等等、等等，也才有可能实现。总之，用实力之剑逼着对手的咽喉，此时此刻的一言不发，胜过彼时彼刻的一万遍“强烈呼吁”。
不错，人民文革没有反老毛，没有反皇帝，尤其没有触及制度变革。但那是人民文革的局限，不是人民文革的罪过。因此，我们今天不是要否定人民文革，而是要超越人民文革。历史不是天安门前的长安大街，笔直又笔直。历史也不是任何书本教条的逻辑演绎。在任何一次历史大变局中，各种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乃至民族的力量，都处在一种自觉不自觉的互相利用、彼此借力、相互推动、又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那种用一个既定的教条来剪裁活生生的历史事变的思维，不是既无知又可笑吗？
原载“独立评论”：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609288
以上各篇均被民主社会主义论坛转载 ：http://www.dscn8.info/ds/thread-3023-1-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