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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领”集体世袭被揭

2011/07/25

多维新闻/中国《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曾是新华社高级记者。他最近出版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增订本）》引发很大反响。这本书曾被中宣部禁止，最近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他在该书中指出，红顶商人是中国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交媾的怪胎。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7月24日报道，杨继绳以翔实的权威资料分析中国各社会阶层的形成原因，并指出中国社会不和谐的根源所在。他认为，中国改革以来，蛋糕最大最美的部分被有权人占有，没权的人只能得到剩余，就此造成了社会的“仇官、仇富”现象。而“富二代”和“穷二代”则是“集体世袭”和“阶层固化”的产物。

杨继绳指出，因为出现了不公正的现象，中国人的怨气却越来越大。改革以来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成本支付和改革利益分享错位，即对改革成本支付多的社会群体（主要是工人和农民）得到的利益少，而对改革成本支付少的群体（官员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人）得到的利益多。改革以来，中国的“蛋糕”的确做大了，但有权的人占有了“蛋糕”最大、最甜美的部分，而没权的人群只得到剩余。

关于中国“红领阶层”和“红顶商人”，杨继绳说：1992年底中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时，我写了一篇评论：【权力不能进入市场】，表示了我对权力进入市场的忧虑。不幸的是，两年以后，我看到权力真的进入了市场，1995年我写了题为【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文章，所谓“红顶商人”是依靠行政权力发财的人。我在文中说：“红顶商人是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交媾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 为什么权力能够进入市场？为什么能够利用公共权力为私人发财？这是因为权力不受制衡。而权力不受制衡，是因为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民主。 “红领阶层”（有权的人）和“红顶商人”（依靠权力发财的商人）他们是中国社会的上层。

杨继绳说，与“穷二代”相对应的是“官二代”。“官二代”的形成不仅仅是官家的主观愿望，还有一种利益机制。这种利益机制形成的制度条件是，经济市场化了，权力还是高度集中，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高于子弟最接近权力，他们成了市场上最稀缺的资源。

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高干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利益机制是这样运行的：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高干子弟，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让高于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有了这种动力机制，不仅是高干子弟，连高干的跟班、司机、情人，也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杨继绳于2004年末曾出版《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披露了他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至1989年六四事件中他的亲身采访资料，并刊载了六四后被软禁的赵紫阳与他的三次访谈内容，因杨与赵曾承诺在赵在世时不会出版，故直至2004年末赵病重时才付印面世，因题材敏感及他的新华社记者身份，出版时颇受注目，该著作亦有被其他媒体引述如日本产经新闻之《邓小平秘录》。

至于1999年4月完稿之《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早在2000年已在香港发行，却在中国大陆出版屡遭阻挠。分别在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年）与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未果，而经增补资料的书稿在2006年透过广州花城出版社与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与香港版本相比虽有删节（分别在第二章与第十八章的最后一节），但仍受警告，其书不能参展或者重印。杨怀疑是因为2004年末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之关系，遂于2007年1月投书至时任中宣部长刘云山批评当局违反宪法、剥夺他的出版权利。2011年，此书终于解禁，公开发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