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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彤談中國共產党/芦小郎,那你何必再到奸坛.../芦笛回答
發佈時間: 7/26/2011 7:12:09 PM 被閲覽數: 221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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彤談中國共產党——答《動向》雜志記者問 

 

时间: 2011-7-23


作者:海外逸士罕见奇谈 发贴


问:中国共产党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执政集团,眼下正在铺天盖地举行九十大庆,恐怕又创造了一个世界之最。作为一个过来人——你曾经在中共决策核心工作过,二十多年前六四事件又使你成为“党外人士”,请你谈谈你对中共的观察。
答:九十年从哪里谈起?就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开始吧!毛泽东这句话,说明中共是从俄国进口的,中国则具有接受的土壤。不过这句话也有毛病,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救苦救难的希望。马克思主义被毛泽东神化了。
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因此而如飢如渴,个个雀跃,人人激动。没有那么回事。一般头脑清醒、行为持重的人,相当准确地称马克思主义为“过激主义”,敬而远之。马克思主义只对一些愤怒的年轻人有些吸引力,他们是少数勇敢分子,初次见面,就认为这是当代欧洲最革命最科学的思潮,不惜孤注一掷,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主义”上面。至於对那些有野心的政客来说,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又一块时髦的招牌罢了。
毛泽东喜欢把马克思主义挂在嘴上。其实,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能打动毛的只有一条:“造反有理”。这是毛自己说的,我相信这是真话。但“造反有理”这个东西,说穿了,是中国的土产,《水浒传》里的好汉管它叫“替天行道”。
毛泽东有个毛病,把凡是自己喜欢的东西一古脑儿称为“马克思主义”。仿佛自己就是“马克思转世”!比方说,他自己实践了一辈子的公式:“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普遍地对的,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其实同样不必劳十月革命之驾,千里迢迢送过来,因为它与其说是德国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不如说是中国军阀主义的原则。从袁世凯到张勋,上溯到项羽、刘邦,问鼎逐鹿,成王败寇,这种东西,怎么是列宁送到中国来的?毛泽东嘴里的“马克思主义”,大抵如此。
我不知道毛泽东到底读过几本马克思的书。反正给他印象最深的,无非就是造反啊、武装夺取政权啊之类。其他的东西,大概未必看,未必懂,未必喜欢。连毛泽东也不懂的马克思主义,怎么可能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产生作用?我看中共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党,它是一个为权力而斗争的党。没有政权时,它最大的欲望是造反,不择手段,夺取权力;有了政权以后,它最大的欲望是维稳,不择手段,保住权力。毛泽东在“与人奋斗”之中,所以能够屡屡得手,靠的不是马克思。

问:毛泽东的共产党是靠什么上台的?
答:一靠日本侵略,二靠国民党不争气,三靠不择手段的纵横捭阖——这东西并不神秘,翻开通俗演义《东周列国志》之类,就有许多“超限”的“战略战术”。对毛泽东,勾心斗角比马克思的书实用得多。
党史把秋收起义、井冈山、中央苏区、长征神化了,其实那是从失败到失败的记录,没有多少值得载入史册的范例。秋收起义失败,才上井冈山;再失败,才转移到“中央苏区”;继续失败,只好长征。打土豪分田地的失败是必然的,跟梁山泊的必然失败一样。流亡的失败也是必然的,跟黄巢的必然失败一样。所以连毛泽东门下最忠诚最精明的林彪,也惶惶不知所措,内心深处充满了疑虑:“红旗能打多久?!”毛泽东自己也不知道,只能说些不着边际的大话套话,搪塞了事。读一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清楚了,这位导师在本文中所作的浪漫主义的预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一条也没有出现;倒是日本军国主义,却跑到中国来救了中国苏维埃主席毛泽东。
是的,毛泽东的第一个大救星不是别人,而是日本侵略者!如果日本不入侵,非法的山大王就永远走不出梁山泊,永远变不成合法的抗日军,只好逃来逃去当“流寇”。日本一入侵,“工农武装割据”的党军,就堂而皇之当了官兵,在华北和华东的大地上纵横驰骋,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仅全力保存自己,而且全力发展自己。所以毛泽东一见日本客人,就由衷地连连道谢。这不是笑话,不是客套,这是毛泽东的真心话。毛心里最清楚,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最大的赢家是自己。日本输了,投降了。国民党阵亡了几百位将军,大伤元气,精疲力尽。共产党只牺牲了左权和彭雪枫两位,不到国民党的百分之一。毛泽东说,蒋介石先是坐在峨眉山上观战,最后抢下山来摘桃子。毛泽东是信口开河,撒谎。一个堂堂中共中央主席,靠造谣过日子,可见不是什么革命家,十足是个政客。
问题是国民党自己不争气。蒋介石挑了抗日的重担,但是解决不了自己的腐败问题。特别是日本投降后,他派人到沦陷区接受敌伪的“逆产”,发财的机会来了,发胜利财,发接收财,接受即劫收,蒋介石治国无方,纵容下属腐败,加以滥发钞票,物价飞涨,失掉了民心。其实,当时国民党的腐败,和今天共产党的腐败相比,小巫见大巫,差远了。
抗日战争结束,各种政治势力都出来发表自己的主张,显示自己的力量,群雄纷纷上台。毛泽东乘机统战,打出愿意继承孙中山衣钵,做出学习林肯和罗斯福的民主姿态,终于通吃一切,当了大救星。所有这些,基本上都和马克思主义无关,功耶罪耶,都不必挂到马克思帐上。
毛泽东这个政客,没有道德,食言而肥。白纸黑字的诺言,给中国以民主,给农民以土地,给知识分子以自由,让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好话说尽,一条也没有兑现。最后的结果,中国得到的是独裁,农民分到的耕地得而复失,知识分子得到的是不准开口,民族资本被消灭,代之而起的是权贵暴发户一个个白手起家。
毛泽东有一条,“土地改革”。搞倒是搞了,不过,一旦自己在中南海里坐稳了,下一步就用“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把土地夺回去,而且变本加厉,不管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叫大家统统沦为无地阶级。

问:翻云覆雨的“土地改革”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答:起了欺骗作用,欺骗了农民。对农民是个骗局,农民得到的是零,被共产党耍了。但对共产党,起了天大的作用。第一,骗得了农民的拥护,从而打败了蒋介石,夺到了统治权。第二,通过斗争地主,在全国范围内显示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党的威风。第三,通过农民这个中介,顺顺当当,把全国的土地,第一步转化给农民,第二步转化给政府,从此归各级党委和大大小小干部支配。当时就如此,随着地价飞涨,土地越来越成为有权有势的人的摇钱树。所以閙到现在,围绕着城乡土地和房产的掠夺和反掠夺、侵权和维权,中国出现了无数惨绝人寰可歌可泣的群体事件。只要中国农民的耕者有其田的要求不解决,中国整个社会就势必继续动荡下去,不可能稳定。“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未之有也!”我相信孟夫子这句话中包含的真理。

问:毛泽东翻云覆雨,把全体农民害苦了。
答:是的。毛泽东不是农民的大救星,而是农民的大灾难。如果毛泽东就此住手,中国人也许还能少受一些苦。问题是毛泽东野心包天,非要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不可。於是,大跃进,於是,饿死了几千万农民!於是,就有杀刘少奇等反对派以灭口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口号自始至终没有变化过:“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中国就是这样被毛泽东沦为人间地狱的。所以,我完全赞成茅以轼先生的文章,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问:有人警告说,不得丑化党史……
答:不是别人要丑化共产党,是毛泽东自己丑化了自己。毛泽东已经把自己丑化到不能再丑的程度,谁还能使他更丑?大概是1980年前后吧,有一位美国科学家访问北京,这位老先生是华裔,邓小平一见他,第一句话就是:啊呀老先生,我们党对不起老百姓啊,我们犯了罪啊!邓小平说得对。你想,共产党饿死了几千万农民,能对得起老百姓?你能昧着良心说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你能说邓小平丑化了共产党?邓小平当时还有良心。至於他调集几十万国防军向老百姓开枪,那是后来的事。

问:反正只要讲党史,就绝对不能掩盖毛泽东饿死了几千万农民,绝对不能掩盖邓小平天安门屠杀。这是实实在在的历史,是真实地反映了两代核心的本质的历史。这是中共的大事啊。
答:可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九十年的重要讲话里,严严密密回避了这两件大事,好像共产党没有饿死过农民,没有杀过老百姓。他没有勇气正视现实,因此就没有勇气正视历史。他远远不如刘少奇、杨尚昆。刘少奇有勇气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杨尚昆有勇气承认:天安门事件“是我们党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胡锦涛不敢,甚至在时过境迁几十年之后,他还不敢正视历史。
在九十周年大会上,他把中共的全部历史概括为“做了三件大事”,并且由此推出结论:“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他列举的事实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根本没有完成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根本不存在什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人民未必是福。根据宪法,中国只有五年一次的选举是法定的;所谓“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没有法律根据,不足为训。
这种味同嚼蜡的讲话,照例都是“写作班子”拼凑出来,经过机械的程序通过,最后照本宣科,用以应时应景的,不一定代表得了有血有肉的总书记。不过,这篇讲话,起草得实在太糟糕,水平太低,不像话。

问:您认为对共产党的历史应该怎样概括?
答:我想首先应该打破两个迷信。
中共1949年以前的历史,只对共产党掌权不掌权有意义,对老百姓不见得有多大意义。曾经有人说,“建国有功。”这是一种不加分析的迷信。首先必须分析,这个“国”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然后再下结论。所以,不必急於给1949年评功摆好,称它为“解放”。如果她真的给人民带来了“解放”,当然值得我们热烈庆祝;如果她只给统治者带来了权力,老百姓就完全没有必要跟着兴奋。
经常有人条件反射地说,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不符合历史。据我所知,中国人民站起来,是在1945年。当时,联合国成立,中华民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是宋子文,董必武是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当时列强对华的不平等条约几乎全部废除,唯有苏联例外。毛泽东宣佈向苏联一边倒,肯定不是“站起来了”的标志。周恩来和莫洛托夫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有苏联管理中东路和它在新疆有採矿权的条款,肯定是新的不平等条约。所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说,中国人民站起来是在1945年,而不是1949年,至於1949年和1950年,那是蒋委员长领导我们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毛主席又领导我们重新跪下去了。——请不要忘记,毛泽东自己本来也高呼过“蒋委员长万岁”;后来他也同意把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

问:这两个迷信,的确必须破除。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因为共产党不让他们知道。不过,我也想聼聼您对中共九十年的概括。
答:我没有资料更没有能力概括它的内在的本质,我只能归纳一些近在眼前的现象。我想简单说这么三点:
1,中共的历史,是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的历史。它的核心利益,是把统治国家支配一切的权力永远掌握在本党手里,正如2011年6月30日庆祝大会的主题歌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的政治伦理:“打天下,坐江山,打天下,坐江山……”谁打过天下,谁的子孙、亲友、关系户,就应该像八旗子弟享受战利品一样,世世代代坐江山;反之,凡是没有打过天下的中国人,都有原罪,必须被别人坐江山。
2,中共的路线,是辩证法的路线,否定之否定:合作,内战,再合作,再内战;把土地给农民,再夺走农民的土地;把人民的财产充公,再化国有为官有;制造冤假错案,在一定条件下平反,然后再斗争,再制造冤假错案,乐此不疲,不由自已,折腾来,再折腾去……
3,不断的斗争再斗争,斗死了几千万人,饿死了几千万人,打造出一种在本党领导下的举国体制,叫做“中国模式”。这种模式是凶是吉,国内外大家正在评价,也许不要太久,能够大体上达成共识。

问:好多人在谈“崛起”……
答:你是在讲经济起飞吧?要讲起飞,四小龙比大陆早,比大陆快,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普遍地而且远远地好过於大陆。如果把大陆起飞归功於中共,那么四小龙的的起飞,应该早已证明他们的领导远远好过於中国共产党。
评价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能忘记三个因素:第一,不要忘记中国的劳动力数量遥遥领先,是全球的绝对冠军。第二,不要忘记毛泽东的大破坏。只是由於劳动者和经营者部分地挣脱了毛泽东的枷锁,中国经济才得以发展到今天的规模。第三,不要忘记“中国模式”不仅能够集中力量办好事,也非常善於集中力量办坏事。在这里,别的我不再说了。它已经永远糟蹋了三峡,我不知道下一个受难的对象将是哪里。对这种心想事成,轻举妄动,一呼百应,无人负责,“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模式”,我非常恐惧,不敢不担忧。

问:您对中共未来的领导人有什么希望?
答:我对他们抱着极大的希望。因此,我不敢偷懒,只要一息尚存,我会竭尽绵力,和全国同胞一起,向未来的领导人施加压力。我认为,向领导人施加压力是公民不可推诿的天职,歌功颂德无异于引诱他们堕落。一切领导人,只有在压力下,才能不懈怠,才能不腐败,才能有动力,才能有进步。如果连这样的常识也不懂,不宜於担当重任。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7月号

屁话,很容易?鲍彤自己来一个。  马悲鸣
 
 
 

共高层的荒淫无耻 

   时间: 2011-7-24 周日, 上午12:48


作者:马悲鸣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代弃妇怨

王若望

  在哈尔滨只有十来天,我们就回到上海,可以说是一无所获,第二年就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全国卷入了打倒美帝的狂热中,各个大城市皆成立了抗美援朝后援会,发动捐献飞机。

  大概由于我在宣传捐献飞机中表现突出吧,上级指派我参加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团长廖承志,以大军区为单位成立慰问分团(西北、华东、东南、华北、四个分团)。

  我任华东分团秘书长,浩浩荡荡开赴朝鲜前线。后来还组成了第二、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梅兰芳、巴金等都到过朝鲜前线。

  参加慰问团,特地挑选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徐铸成(《文汇报》主编)、武和轩(民革中央委员)、陈仁炳、张孟闻(民盟上海主委),出发以前每人做了一套统一的御寒服装,四个分团有一百四十余人,分头去沈阳会师。

  那时,南韩李承晚的部队与美国兵已打到平壤以北,形势吃紧,志愿军总部命令慰问团先在沈阳待命。这样,我们在沈阳停留至阳历年底。全体慰问团皆住进东北旅社。

  有一天下午,我发现电梯间旁的一间小屋,一个女服务员送进窝窝头和一点儿小菜;当她打开门时,我好奇地看里头究竟是什么人生了病。

  我惊奇地发现,小房间里是一位女性,面色憔悴,头发不整,似曾相识,一下子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她。我就问那位女服务员,她说:“她是神经病,丈夫是东北局的大官,不要她了,就把女人扔在我们这里不管”。

  反正我们在沈阳闲着,我倒要弄明白,这个疯女是哪一位高干的弃妇?

  我上门去找旅社的政治指导员,由于穿著慰问团的统一服装,用不着介绍就取得了他的信赖,他告诉我当代高干依仗权力干出了一出“现代弃妇怨”的悲剧。

  这位不幸的弃妇原来是方纪同志(参看本自传第二卷:“抗婚小组”一节中,她与凯丰的强迫婚姻有过详尽的交代)。

  方纪的美貌我曾作了如下的描述:“她的美丽在群芳中确实有突出之处,她端庄里透出娟秀和灵气,青春的光芒四射,她一旦进入会场,随便什么人都会向她行注目礼,觉得能多多看她几眼也是一种享受”。(239页)

  何凯丰,原名克全,江西人,与王明、秦邦宪都是留苏派干将,何的年龄比方大十多岁,我在延安听过他多次演讲,那时他任中宣部长,他的报告与王明异曲同工,枯燥乏味,口齿不清是他做报告的特征,喜欢引用斯大林语录,凯丰的文章散见于《解放周刊》和《新华日报》,江西土话和口齿不清总算避免,但言而无味象个瘪三依然如故。象方纪那样的美人儿与他结合,一枝鲜花插在牛粪上,怎不令人惋惜!

  政治指导员回答我的提问:“凯丰怎么把方纪关在沈阳呢”?那是八路军乘着苏联红军开进东四省,我们党的大批干部与国民党部队争夺领导权,高岗、林彪、凯丰、罗荣桓等,分别担任东四省的东北局党、政、军领导。凯丰的太太到第二年从关内调来,没有多久,方纪发现凯丰爱上了文工团的演员,年龄比他小二十多岁,可以做凯丰部长的女儿了。党组织对下面的干部搞重婚,生怕影响不好,一定会干预的,唯有对高层干部不敢碰,惹不得,听之任之。真正的带头人是高岗。

  方纪闹着要离婚,但党组织不许,理由是刚到新开辟的根据地就闹离婚,怕影响不好,怪就怪在凯丰另外搞女人,怎么不怕影响不好?方纪气不过,慢慢得了个癔症,经医生诊断,其实就是神经病,去年凯丰离开了满洲,就把他的妻子扔在我们这里,比扔掉一块抹布还干脆,而且特别关照,要保密,又说是怕传播出去影响不好。不过东北局人事处答应每月支付两百元人民币作为这个疯女的生活费。指导员问起:王同志为啥对方纪这么关怀?

  我说:“在方纪没结婚前我们就认识,她与凯丰的婚事比封建婚姻还要野蛮,完全是运用组织压力强迫配对,没想到来到沈阳碰巧看到了这一出悲剧。是不是同意我看看她?也许能测定她的神志还有几分是清醒的”。

  得到宾馆指导员的允准,我把方纪领出那间充塞着臭味的黑屋。她认不得我了,我亲切地连叫了两声她的名字,她才回应说:“你是毛陈”(我在宝鸡时的化名,证明她的记忆蛮好。)我邀请她到东北旅社的餐厅吃饭,方纪走出黑屋,大概从玻璃窗里见到自己的面影,她招呼我“慢着,慢着”。她折回去,重新整理一下衣裳,并且搓开手指梳理头发(可怜,她连梳子都没有)。我重新审视她,没有爱情的女子容易衰老,当初那么美丽的方纪,现在活象一个祥林嫂,头发不再蓬乱也不能掩盖苍老而憔悴的面容!我在餐厅里叫了几个菜,她象饿煞鬼一般狼吞虎咽,似乎好多天没有吃饱,只有从吃相难看上判断,才象是精神异常的样子。

  在就餐时我问:“你想回家吗”?

  “我提出我要回家,这里不答应”。

“你的老家还有父母姐妹吗”?

  “爸爸不在了,妈妈还在,还有一个哥哥在天津市工业局”。

  “还记得你老家的地点吗”?我继续测试她的记忆力。

  “怎么不记得”?

  “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

  她木呆的眼神突然闪出一丝智慧的火花,欣喜地说:“你能送我回家吗?我妈在天津”。

  我十分有信心地对指导员说:“方纪同志的神志可清醒咧。要求我送她回天津老家,为什么你们不答应?甩掉一个包袱不是很好吗”?

指导员苦笑着说:“一个神经病患者,放到社会上她要是胡言乱语呢?就是怕影响不好”。

我生气地说:“又是那个影响不好!你们宁愿养着一个疯女,只是为了给党的部长遮丑!牺牲一个女人,去保护一个首长的名声。如果你的妹妹是方纪同志,你将心比心,就会觉得你做了凯丰的帮凶角色”!

  指导员脸红脖子粗地为自己辩护道:“上级关照下来,不这么做也不行呀”!我拍拍胸愿意承担责任,希望尽快回老家,对公对私都是上策。

我从朝鲜回国以后,仍旧关注方纪的命运,只是从安东乘火车回到上海,没有在沈阳停留,我写了封信给东北旅社政治指导员,他回信告诉我:最后请方的哥哥来到沈阳,护送方纪回天津老家,你所说方不象有神经病,她的哥哥也是这么说,他气愤地辱骂凯丰耍了诡计,这样,凯丰就可以逍遥自在地乱搞女人了。

【王老自己的最后一任妻子是他老朋友的女儿。】

【附录】~~~~~~~~~~~~~~~~~~~~

共高层的荒淫无耻



鲁直人

遵义会议前,毛泽东的对手除了博古、李德本人外,还有一个反对者,那就是时任"少共"中央局书记(即共青团中央书记)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何克全1906-1955)。凯丰是江西萍乡人,二十年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就同王明、博古等交往很多、关系密切,后来就成为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和"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到苏区以后就和博古搞在一起,他对于老同学洛甫、王稼祥的"反水"站到了毛泽东的一边,支持和参加了毛泽东的"非组织活动",十分不满,认为毛泽东等"结伙煽动反对中央"即他的好朋友博古和国际顾问李德,简直是大逆不道。在遵义会上,他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身份出席会议的,当时党内反对毛泽东的一条理由,认为"毛泽东算什么?不过就是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那一套老玩意在打仗!"就是凯丰说的。

会后,他被撤销了所担任的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职务。到延安后,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还写下《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在洛川会议和12月政治局会议上,先后被选为中央军事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抗战初期,凯丰在南方配合周恩来做统战工作,1940年底才回到延安,任中宣部代理部长。七大后,凯丰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中共沈阳市委书记。1952年11月,凯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马列学院(今中共中央党校)院长,1955年3月,49岁的凯丰在北京逝世。

抢占他人妻子的"小三"

近读已经过世的原外交学院院长陈辛仁(1915--2005)的回忆录,才知道这身为革命元老的凯丰,也曾横刀夺爱,充当过破坏他人家庭婚姻、抢占革命干部妻子的"小三"。

陈辛仁是1935年与妻子房纪在东京结婚的,一年后生下女儿阿英。当年男二十,女十七。抗战爆发后,陈辛仁到新四军任职,房纪则到西北大后方的宝鸡工作。分别后三四年时间里,陈辛仁也曾接到过女方的四五封来信,但一直没有实现把房纪调到新四军来工作的愿望。一天,新四军政委饶漱石突然找陈辛仁谈话,开门见山地劝他并可以批准他"另外结婚"。陈辛仁当时觉得十分可笑,自己为什么要"另外结婚"呢?饶漱石直截了当的说:"现在改名王茜的房纪,早已经被人家调到他的办公室担任秘书工作了,与此同时,也兼私人秘书。他们已经结合到一起,这是两厢情愿的事情,如今木已成舟了!"

听到这番话,如晴天霹雳,陈辛仁才知道自己的家庭发生了婚变,悲愤的说:"我不理解,在那崇高的革命圣地,竟发生了这种令前线指战员寒心的恶劣行为!"就在与饶漱石谈话之后,陈辛仁收到了化名王茜的女方寄来的一封信,简单写着几句话:"别来数年,不知音讯,相见无期,请另觅伴侣,善自珍摄。"地址上是让何凯丰来转的。

接到这封信后,陈辛仁才清楚地断定,那个改名换姓的房纪,已经彻底落入了隐藏在大后方的一个色狼陷阱,她要高攀大树做靠山,但却找到了何凯丰这样一段朽木头。后来又得知,凯丰在占夺房纪的同时,还凶狠地抛弃了和其在长征路上同甘共苦的发妻廖似光(1911-2004),廖本人竟是被凯丰命令警卫员把她赶出家门外的,也是一个婚变的受害者。

陈辛仁书中回忆,他在遭受沉重打击的同时,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在那人人憧憬的革命圣地,竟然出现了披着高干外衣的色狼,利用职权,公开抛弃自己的发妻并非法占夺前方军人的妻室,还不曾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这种衣冠禽兽般的可耻行为,岂能让受害者容忍?

中共高官在延安的第一轮换妻潮

"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文革期间,受到审查的陈辛仁从专案组口中得知,凯丰到了关外之后,为了另娶新欢,又像抛弃发妻一样地把房纪给遗弃了,凯丰喜新厌旧的牺牲品,同时对外还散布"王茜已经死了"的谎言,不过化名王茜的房纪并没有死,仍孤独地活了很多年,直到1971年患癌症病故,时年才52岁。不过她虽然没有像传言的那样早死,但早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了,文革期间,当专案组向她问起陈辛仁的历史情况时,她两眼直视前方,旁若无人地说:"是共产党派来的吗?我准备去开党代表大会去了!"一看患者病状如此,专案组就没有再深究下去了。凯丰抢夺陈辛仁之妻时,陈正在担任着新四军军政治部敌工部科长,四支队十四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等职务。就连这样高级指挥员的妻子,凯丰也敢毫无顾忌地下手,可见此人不仅色欲包天,而且权势炙人。

其实,中共自建党之后,高层利用权力以逞淫乱是一种常态,从曾任中共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的回忆录"革命与恋爱"的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出,已有家室的中宣部长彭述之先是与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胡搞,后来又与罗亦农的妻子睡到了一起;向警予死后,蔡和森又夺去了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而罗亦农后来又夺去了贺昌的妻子诸友伦;李一纯则先后与杨开智、李立三和蔡和森都组成过家庭;而与朱德的前妻(朱敏的亲生母亲)私通者,正是出卖罗亦农的叛徒后遭中共暗杀。他们之间关系的混乱与乱来,到今天都很难梳理清楚。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到了延安后不久,中共高官开始了第一轮的换妻潮,毛泽东首先停妻再娶,抛弃贺子珍而和江青搞在了一起;战功威赫的老红军黄克功求婚不成、竟连开两枪杀害陕北公学只有16岁的女学生刘茜,而且事后还大言不惭地反诬"刘氏狼心恶毒,玩弄革命军人!"邓力群趁着李锐在延安整风时挨整之际,趁虚而入,占有了后者年轻的妻子范元甄。说起来,这些都是当时延安流行的一种风气,正如西谚所讲的,"美女与骏马永远是属于部落酋长的"。所以,作为文化人的王实味、丁玲来到延安之后,从革命圣地的一派光明中看到了依旧是封建性的专横与野蛮,这才写下了《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抨击革命圣地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等不良现象。

有一个史料,贺龙从前线来到延安,冲着王实味这帮子文人大骂:"老子在前方卖命,你们在后方骂娘!"其实,现在看来,那些骂娘的,倒是从社会公正的角度出发,说了些大实话,结果给自己带来了惨遭砍头的杀身之祸。难道说,如凯丰这样高级干部抢夺民女的流氓行径,不该批判吗?不过,对这些高级干部,倒是相安无事,延安整风期间,凯丰不仅没有为自己的丑行为受到惩处,反倒成了整风运动中督促学习和检查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就连被他欺骗抢夺来的房纪,后来也成了骇人听闻的"抢救运动"中的一个牺牲品。到了今天,随着权力的不受约束和金钱的腐蚀毒化,中共官场上淫乱更为变本加厉,无以复加。如重庆的司法局长文强,能利用职权威逼十多个女明星与其同眠、并强奸几名女大学生、一掷千金地给幼女"开处"等等骇人听闻的恶性丑闻,只不过是中共这种淫乱常态的顺延与膨胀的个案而已!

(引用材料来自于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陈辛仁回忆录》)

【附录】~~~~~~~~~~~~~~~~~~~~

志革命的凯丰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活泼、严肃,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里,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高唱着这首《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驰骋疆场,奋勇杀敌。这首歌词的作者就是凯丰。

  凯丰(1906—1955),原名何克全,生于萍乡市湘东区老关镇三角池村。1925年夏,凯丰在萍乡中学毕业,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在此期间,他经常阅读《语丝》、《莽原》等进步书刊。为了抵制湖北的“反赤运动”,凯丰写了一篇关于武汉“反赤”情形的通讯,登在鲁迅主编的《莽原》上,署名“未名”。该校校刊也不时刊登凯丰署名何克全的文章,后来他担任校刊的主编。1927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初,任团中央巡视员,不久任团广东省委书记,化名“开封”,按谐音写成“凯丰”。

  1931年5月,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在狱中,凯丰坚贞不屈,3个月后,经党组织的努力,终于被营救出狱,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东方青年》主编。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爱护并引导学生运动,凯丰在《红旗周报》、《东方青年》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历数国民党罪行,充分肯定广大青年学生的民族觉悟和爱国热情。凯丰还分析了学生运动的特点,指出了学生的斗争应与工农的斗争密切结合,以及在新的形势下共青团工作的任务。1933年春,凯丰到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书记,在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凯丰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奉命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出发前夕,中共中央派凯丰到红九军团担任中共中央代表,随九军团行动。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凯丰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身份出席了会议。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这一切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拥护。凯丰由于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缺乏认识,不支持毛泽东,会后,中共中央撤销了凯丰所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职务,不久,他改正错误并恢复职务。在长征路上,在与张国焘路线错误的斗争中,凯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态度坚决。

  1937年春,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并常到抗大讲政治经济学课程,作形势报告。1937年初,凯丰写下了催人奋进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在洛川会议和12月政治局会议上,先后被选为中央军事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1938年2月,凯丰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宣传部长,并参加党报《新华日报》编委会。1939年1月。凯丰到重庆工作,配合周恩来做了大量统战工作。1940年底,凯丰回到延安,任中宣部代理部长。这期间,凯丰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组织、督促、检查工作。1942年9月,凯丰筹组了中央编译局,亲自编写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等著作,还编译了几本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册子。

  1945年中共“七大”以后,凯丰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参加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凯丰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中共沈阳市委书记。为抓好沈阳这座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的生产、市政、社会秩序和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竭尽全力。

  1952年11月,凯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列学院院长,为党的宣传理论工作付出了极大的心血。1953年,凯丰为中宣部编写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共中央指示各级党组织应根据这个宣传提纲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总路线的宣传和教育。

  凯丰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劳成疾,终因医治无效,于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49岁。

  凯丰自1927年参加革命后,一直没有回过家乡。他时刻牢记共产党员的宗旨,廉洁奉公。1951年3月,凯丰得知二女儿淑英成家并参加了工作,就写信勉励女儿、女婿,“在工作中仍应继续学习,提高政治文化。”告诫他们“应当时时注意廉洁奉公守法”,并在“廉洁奉公守法”几个字下加了着重号,这充分显示了一位革命家的精神风范。

【附录】~~~~~~~~~~~~~~~~~~~~

  陈辛仁(1915.11.7--2005.7.25)左翼作家。笔名辛人,广东普宁县人。北平中国大学学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成员。1933年夏,北平“左联”组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随后,他积极投入恢复“左联”的工作,编辑“左联”机关杂志《理论与创作》。1934年,北平“左联”再次遭受大破坏,同年夏,他被迫流亡日本,在东京积极参加东京“左联”各项活动,参与编辑《杂文》(《质文》)月刊。在上海《申报•自由谈》发表《艺术的形式和遗产》等杂文13篇,翻译了海涅的《德国宗教及哲学史概观》,并努力学习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出版《现实主义论》(苏联吉尔波丁著)、《批评论》(苏联倍司巴洛夫著)等书。1936年,在香港编辑《民族战线》杂志,并在上海《夜莺》创刊号和1卷2期发表翻译论文《现实主的问题》(日本高冲阳造作)、《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日本森山启作)。同年6月,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同时在以鲁迅为首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名,拥护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月,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上签名,赞同使用、推广拉丁化新文字。同年8月1日《现实文学》1卷2期发表他的论文《论当前文学运动的诸问题》,赞同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批判“左联”叛徒殷作桢反动的“战争文学”理论,也赞同“国防文学”口号。他还在《太白》半月刊上发表《文学得搀紧科学的手》一文,倡导科普文学。又在《文学》7卷4号上发表《但丁的言语观》,在《新认识》3号上发表《论知识份子的新生》等文章。

建国后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1954年9月至1958年 12月,驻芬兰大使。1959年1月至1966年5月,外交部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外交部党委委员。1972年1月至1974年12月,驻伊朗首任大使。1975年1月至1978年10月,驻荷兰大使。1978年10月至1980年12月,驻菲律宾大使。1981年2月至1982年6月,对外文委党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2年7月至1986年7月,文化部顾问、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主任。1986年8月后任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文化部党史征集委副主任、外交学院兼职教授。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附录】~~~~~~~~~~~~~~~~~~~~

丰、方纪夫妇

黄河清

凯丰,延安时代中宣部长;方纪,延安时代革命青年、大美人。王若望认识凯丰、与方纪则是好朋友。凯丰停妻再娶,威逼小他十几岁的方纪嫁他,方纪不从。王若望与妻子李明支持方纪,组织了一伙年青女子成立抗婚小组为方纪打气。凯丰让许多人来做方纪思想工作,说动了资格最老的女革命家蔡畅来动员方纪听党的话,嫁给他。胳膊扭不过大腿,方纪最终不情不愿地成了凯丰的新妻子。

【马评:“自古红颜多薄命”,不管是否宣誓入党都一样。中国男子最不愤的“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只要宣誓入党,也能忍了,把一切献给党嘛,包括老婆。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因被高衙内夺妻而逼上梁山。延安还上演过《逼上梁山》戏,凯丰就在延安上演现实版的夺妻剧。林娘子被高衙内威逼时,林冲能从大相国寺和鲁智深的聚会上赶来相救。林娘子最后自杀殉节,没能让高衙内得手。房纪被凯丰逼婚时,陈辛仁不但无法相救,而且蔡畅要房纪听党的话,最终使凯丰得手。延安的第一波换妻潮后,还有进城的第二波换妻潮。刘少奇和凯丰两波换妻潮都赶上了。弃妇,如毛泽东的贺子珍,李维汉的金维映,刘少奇的王健和凯丰的房纪,都因不愤而被当成疯子。“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让凯丰名垂千古,即使霸占了优秀子孙中最优秀的人妻儿女。功利一定能够战胜道德。】

作者:马悲鸣

 
 
 
小郎,那你何必再到奸坛“发动广大革命群众围观”哩?
 
 
 
余大郎 于 北京时间 07/21/2011

[芦笛之声] 原还有个越侨light劝你,现在好像全体哑吧啦?你迫害我不得人心唷。

本来,要讨论时局也好,要探讨社民党何处去也好,有话好好说,不见得就套不出来。可你就是要表明自己是蛇歇,哪怕一时眯细眼妙妙媚态,马上就凶神恶煞起来。

我应当觉悟你本质上是以伤害他人为乐的,纵然再有背书之才,也还只是一笃人渣一条烂仔,说你流氓还真抬举了你个王八蛋。

还想让我像书呆子马背鸣一样,被你污辱伤害再陪你练螳螂拳?
你是多蠢啊,你的单相思,磨钝了你做坏事的智慧噢。

就是你那颗小人物的龌龊心,使你无法做大唷,
你这辈子就当定夜郎国王啦,千万表想去写小说---
你没那颗细腻慈爱,所以笑也只能像僵尸啊。

有当了皇帝还是一颗乞丐心的。
你是当不了皇帝,以拥趸自慰,黑匣子却永远在乞讨,
因为说到底,你坏事也做不大,更不知赐予是一种快乐捏。

小小的不齿和淡淡的不屑啦,不过是一只南美的半红蓝毒蛤蟆。
有点悪心有点恶,如此而已。
我的心思在那永恒空灵的世界,怜狗苟蝇营
 
 
 

答: 芦小郎,那你何必再到奸坛“发动广大革命群众围观”哩? 余大郎 于 07/21/2011

主题:情郎,两天没来,你还在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对不起哦

芦笛

[芦笛之声] 1)我在芦区留帖请革命群众围观,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不能在你不能回击的地方打你,但也不能让敝帖淹没在《天坛》里,被你和你的老相好错过。我知道,芦区是你和你的老相好每日必访之处,所以,在那儿留帖告知,才能起到您们看到该帖的目的。请你看的目的就不用说了,那是让你难受难受。请你的老相好看的目的,是要让他们提高警惕,不要让共特牵着鼻子走,按上书房、军机处的意思,以痞子运动搞垮海外民运组织。这些人里,我特别想让草庵那著名的两面大特务看到敝帖并出来作证,向FBI举报你的不是我。

这些目的都完全是正当的:敦请民运组织提高对共特的颠覆破坏,是我身为公民的责任,而请草庵为我的清白作证,证明你被FBI抓捕与我毫不相干,是你对我的长期无耻诽谤引出来的最起码的自卫,你说是不是啊,情郎?

2)与我不同,你确实细腻敏感,仁厚祥和,你细腻到当初和我们称兄道弟握手言欢的同时,深谋远虑、预为之备,把内坛所有的帖子都拷贝下来,及至你与狼协破脸,便践踏你加入俱乐部时发下的神圣誓言,把它们贴到公共论坛上去。你毫无顾忌毫无约束可以到这种地步:就连安魂曲那种同情你的人,你都有本事把他在内坛的发言贴到矛盾江湖去,致使“国安高度评价安魂曲近期取向”的丑闻暴露于全天下,使得他在醒悟过来后不能不从网上永远消失。这里面透出来的长期隐忍、阴毒和无耻,令我不寒而栗,而你在干出这种卑鄙下流至极的事来后,居然还以为可以继续和我交友!你以为我是什么人?猪头三?呸!瞎了侬格狗眼!!!

3)我确实没出息,请你从此放过我,不要再纠缠不休,行不行?你又无法嫁给我,管我有无出息则甚?再度含泪请求你我相忘于江湖,从此彻底忽略对方存在,这是我从2006年以来一直在反复提出的请求。你也几次同意过,但没多久就要犯贱,在我去不了的智力难民营里叽里咕噜污蔑我,说我是两面线人,借美刀杀人,到FBI诬告你,致使你抛妻弃子仓皇出逃,等等,等等。这才引出我的反复辩解。你如今却倒果为因,说我的自卫反击是以伤害你为乐,有你这么无耻的人么?

余大郎,爷爷告诉你,你爷爷有无数锦绣文章要写,只恨一天没有25小时,哪来功夫跟你这经典小人没完没了地纠缠下去!似你这种无耻之徒,古往今来多如恒河沙数,而你芦笛爷爷只有一个。你爷爷自上网以来,已经编出了13本免费电子书,挂在网上供人下载,出版了7本书,一共六七百万字,电脑里刻下还存着3本电子书没功夫编,其中就有一本《小说试笔》含3个中篇小说,此外还跟出版社签了两本书的约(《治国白痴毛泽东》与《华夏文明解剖》,眼下正在写《中印边界冲突史话》,哪有闲情逸致以伤害你这废物为乐?

请问你这辈子做出了什么事?做成了什么事?连个小特务都当不称头(四川话)。我就算是把你收拾得服服帖帖,“小人不复反矣”,那充其量也就等于把死沾在鞋底上的狗屎鼻涕蹭掉而已,能算什么永垂不朽的赫赫武功?!而我留在身后的那些锦绣文章,深刻思想,才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芦笛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才会一代代流传下去,令后人代代受益,代代铭感!

所以,窝囊共特,失败小人,猥琐男人,你这就滚吧,爷爷再跟你纠缠下去,不但是亵渎自己,更是对全民犯罪!你趁早给我滚得远远的,这辈子再不要让爷爷见到你那三寸丁谷树皮龟背蛇腰獐头鼠目尖嘴猴腮的恶心样!

最后请草庵居士出来说一句:众所周知,你是两面大特务,在网上既留下与共军特务魁首熊光楷的合照,也留下了与FBI高官的合影。据你自称,你每次去中国,下飞机后走的都是总统通道。既然如此,余大郎的案情你定然了如指掌。当初FBI去抓捕他时,说不定就是你向他泄露了风声,让他逃回国去的,是不是啊?请你这就出来讲清楚,当初向FBI举报他的到底是不是我,行不行?

据我的分析,举报者只会是余大郎的两位老相好——徐水良与高寒——中的一个。高寒本人是犯罪事实昭昭在目的共特。他曾在海外网上设局诈骗,将中共痛恨的异议人士杨天水等人的名字绑架进他的“临时政府”名单中,为中共提供了判那些异议人士重刑的借口,后来又涉嫌写出《民运精英大起底》的污秽读物,诽谤污蔑民运头面人物,还捏造无耻谎言,把本独知污蔑为杜导斌的化名,最后更与中共里应外合,将刘晓波告上美国法庭,企图在国外搞臭他。犯罪事实如此确凿的特务,怎么会去向FBI举报你?因此,看来还是徐水良干的事,因为该徐此前曾无数次在网上正确地检举你是共特,无数次扬言要到FBI举报你。当你主动在网上承认你奉“摄政王”“童贯”之命,在海外实行“诺曼底登陆”,留下了大量白纸黑字的证据后,他不去举报就是根本不可思议的。

这当然只是我的推测,毫无过硬证据。是否正确,还请草庵和徐先生出来说一声,以解脱我的不白之冤。即使两位无法说出真正的报案者(芦某在此向你脱帽致敬!您才是具有高度公民觉悟的同志。我这种饱受传统教育熏陶的最后一位士大夫,要获得这种西式公民觉悟的确很困难)是谁,也请草庵居士说一声:“我神通广大,深知案情,据我所知,不是芦笛举报的。”多谢!拜托!

 

答: 看天猫份上,天坛转萧文后余有按简答大势及选择。毋再大不敬 余大郎 于 07/21/2011

主题:奥,你原来果然是奉中共当局之命参与社民党内斗?我所料一点不错

[芦笛之声] 原来捧王打刘护草,是“军机处”“上书房”的意思,而据说那是为了保持海外民运的激进?因为你是奉命行事的共特,所以我不能对你大不敬,必须乖乖闭嘴?

我这就奇怪了:

1)王希哲完全是个共产党人,主张与中共一模一样,甚至比中共还“激进”,也就是更具有浓烈毛共气息,因而远比现代中共更反动。他虽然至今还在笃信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土匪哲学,崇拜暴力,却毫无推翻中共的意愿,还曾长篇大论地证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对台湾倒是摩拳擦掌,巴不得明天就率领千军万马跨国海洋,去解放台湾的阶级弟兄与劳苦大众。敢情这就是你说的“激进”的意思?原来,在你的字典里,“激进=极左”,不是主张推翻中共,而是“解放台湾”?因为王是中共的海外别动队,所以,不但你这共特必须奉命行事支王打刘,就连我这独知,也决不准作任何评论,必须对执行主子的密旨的公门鹰爪孙毕恭毕敬?

2)这么说,草庵也是奉同一主子的密旨与你一道行动的?他也是共特?这倒不是什么秘密了,他不是早就在网上张贴过与特务头子熊光楷的合影么?

只是,既然是奉“军机处”“上书房”的密旨捧王打刘护草,那为什么草庵要撒下弥天大谎,制造冤案,胡说什么刘国凯导致200多民大陆秘密党员被捕呢?这鬼话骗谁去?任何一个海外华人,若不是那么迟钝的话,都知道民运早已奄奄一息,堕为“政庇民运”,连开会都只能靠想拿身份的福建盲流充门面,哪来什么200名党员的神话?何况是地下党员?既然中共一家伙逮捕了那么多人,何以海外一点风声都听不到?在网络尤其是微博发明前,这还有点可能。但在现今这个时代,中共是再也无法将如此大的事封在黑箱里了。就连前两天新疆分裂主义者袭警,中共也无法隐瞒,只能及时通报全球。请问他们是怎么把这200多人失踪的轰动大事封在黑箱里的,请问是何时何处发生的?莫非为了中共的好处,尔等就可以把中共制造冤案打击政敌那套卑劣手法搬到海外来?这就叫“民主运动”?

3)草庵和你都是奉中共之命行事,王希哲与刘因全呢?老王是否知道中共已秘密任命他为社民党党魁?刘因全是不是也是你们共特组织的成员?他为何如此听中共的话,乖乖遵命行事?总不至于毫无好处就为中共义务劳动吧?你不是多次在网上自承“摄政王”“童贯”等人给了你大量经费,若我投靠你那间谍组织,你可以立即给我开钱么?虽然我每次都坚决拒绝,并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还多次与你大闹,你仍不死心,一有机会就要塞钱给我,急切到多次在公众论坛上这么干,甚至在《矛盾江湖》上告诉我,说你得到了一笔丰厚遗产,自己用不完,要我帮着你花,是不是?请问王、刘(因全)等人是不是也跟你一样,也得到你家童贯爷爷的“遗产”,因此才这么卖力地“尊王攘刘护草”?

4)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拿了中共的“遗产”,就得替人消灾,你们这崇高的职业伦理,我虽然无法欣赏,但还是能理解的。只是,你们为什么不能关起门来,悄悄地在社民党内部干,通过组织程序罢免刘国凯,而要在公众论坛上发动大轰大嗡的痞子运动,试图把不明真相的局外人也拉下水呢?那是不是也是“军机处”“上书房”的意思啊?目的是什么?我猜,那是你的主子觉得,光是撤了刘的职还不够,还必须把他彻底搞臭,一劳永逸地结束其政治生命,这才会让尔等使用这种超限战手段,是不是啊?那请问,你主子为何如此痛恨刘国凯?莫非是因为他态度不够激进,主张与中共缓和,因此无法起到推动政改的作用?即使这真是你主子的打算,那也只能是功利考虑,并非出于仇恨,为何还要如此斩尽杀绝呢?

5)在下有一事不明,上次就请教过,未蒙你回答,难得你这次特地光临敝坛赐教,这就再问一次。你看,你的骨头太轻,“我在接近权势”的陶醉感让你飘飘然到彻底忘乎所以,竟然公开炫耀你是“摄政王”“童贯”的亲信,时时行走于“上书房”“军机处”,奉两人之命,领取了大量经费在海外办网站,准备“诺曼底登陆”,在网上留下了千言万语白纸黑字的铁证,被人举报到FBI去,FBI立案调查,你听到风声,在人家来逮捕你之前便一道烟逃回中国去了(我看FBI的无能也快赶上国民党的军统了)。请问,是谁向你通报FBI的动向,让你得以及时逃出美帝魔爪的?

我想来想去,只可能是手眼通天的草庵——这网上,除了他还能有此神通?他不是曾经在网上既张贴过与共特头子熊光楷的合照,又贴过与FBI某高官的合照么?他还披露,他每次去中国,中共都拿他当国宾接待,在机场走的都是总统通道。由此可知,能刺探到FBI的内部机密,并及时向共谍通报危险将临的人,也只可能是草庵居士,是不是啊?

既然如此,我就不明白了,草庵既能刺探到如此重大的机密,就算不能保你过关,让你坚持“劈荆棘,战斗在敌人心脏,望远方,想战友,军民携手整装待发痛打美帝野心狼”,那起码可以告诉你到底是谁向FBI举报了你吧?为什么他不这么做呢?为什么你要一口咬死是我向FBI举报的?无论我怎么辩白,你都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蛮不讲理到了极点。请你这就去问问草庵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行么?也请草庵出来仗义执言说句公道话:你的部下余大郎(或你的上司,待考)被FBI立案调查,害得他仓皇出逃,逃回他那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去,这事跟我到底有无相干,是不是我举报的,多谢!拜托!

余大郎,跟你说实话吧,你为你中共主子传来这密旨,还梦想我因此对你毕恭毕敬,奉命唯谨,完全是对我的智力与人格的严重的双重侮辱!

In the first place,谁都知道海外民运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完全堕落成了个简易饭碗,在海外华人中毫无感召力(急于办身份由黑转白的福建盲流除外)、影响力,根本不可能构成什么压力集团,促使中共推动政改。只有白痴,才会相信“胡锦涛想隔山取火,借助海外民运突破党内阻力”的梦话。

Secondly,任何人都知道,真正的民主志士都在国内,真正的压力集团也只能在国内。因此,你那主子(听你那意思,似乎你吹嘘多年的所谓“摄政王”就是胡锦涛,是也不是?)若真的想借力打力,从容应对薄熙来与习近平的严峻挑战,最简单的就是容忍国内的自由主义者,让他们获得与毛左的同等发言权利与活动空间,藉此去平衡毛左。最起码的,他可以批准芦某一系列批毛文字,尤其是最近出版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邮购信息:http://www.mirrorbooks.com/news/html/60/n-31060.html;http://www.staritebook.com/root/Book.asp?ID=1420;http://www.cp1897.com.hk/product_info.php?BookId=9781935981251)进入大陆,逐步开放公民社会,可他完全是倒行逆施,不但铁腕管制舆论,关闭或整肃了大量比较自由的网站,而且堵死了江泽民当国时本已小得可怜的一切民间活动空间,把中国完全变成了个百分之百的警察国家,purely and solely地靠暴力维稳,致使维稳预算连年超过国防预算,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捏造罪名,把献身于推动中国和平转型的改良派刘晓波抓了起来判了重刑,而你和高寒这类中共的海外别动队(高寒是事实共特,而你则是既有事实也有主动口供、明码实价的共特)还在海内外密切配合,为中共摇旗呐喊,企图帮助我党在海外也把他搞臭。

而今你却来告诉我,你那童贯爷爷告诉你:“所以海外可坚持激进、社民党须尊王攘刘护草,以施压作嫁推小步慢步渐进也”,呸!

从人格上来说,我早就告诉你一万遍了,芦某生天地间,凛凛一躯,堂堂一表,磊落昂藏,独往独来,心术可对天地,品行无愧子孙,绝非你那种獐头鼠目、蝇营狗苟之辈,过去在国内迫于中共淫威,在大会小会上说了无数违心的无耻言语,从小学开始就写过无数检查,好不容易逃到了自由世界,岂能发言不凭一己良知,坚持独立批判立场,还要生贱了,遥作那个黑社会土匪组织的万里孤臣?!还会对你这种出卖灵魂与良知,向中共摇尾乞怜,卖身投靠,以一己尊严和前同志的安危为代价,换来丰厚“遗产”,在“长三角”那寸土尺金的风水宝地购买豪宅的无耻走狗奉命唯谨,千依百顺,“毋再大不敬”?!呸!

余大郎,我第一万次告诉你,你我遗传基因截然不同,芦某是世代清白的正派人家教育出来的正派人,是天生的非卖品,便你那摄政王爷爷把金山搬来,我要是眨一眨眼睛,流一滴馋涎,死了见不得祖宗!你趁早死了如此难死的拉我下水的贼心,给我滚得远远的,让我永远也见不到你那獐头鼠目、尖嘴猴腮的三寸丁谷树皮,鼠窃狗偷的鼓上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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