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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第一人”张曙光被曝国外存款28亿美元

2011/07/31

投资者报　
　这是“硕鼠”的现实版本。短短五个月，铁道部今年已有七名高官因涉嫌贪污腐败案件被拉下马。如果算上去年十月案发的原中铁集装箱运输公司董事长罗金保，不到一年时间已经有八名铁道部高官相继落马。

　一面是高铁事故频发，一面是铁道部高官落马，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堡垒”正在从内部开始崩塌，而其中的贪腐问题让人触目惊心。

　对铁道部官员的调查仍在继续，究竟会有多少高官因此被免职查办？

　部长落马牵涉高铁腐败

　在八位落马高官中，职务最高的是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刘志军。新华网在2月12日发布消息称，经中纪委证实，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志军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这则消息给铁道部带来了全面的震动，因为铁道部在刘志军治下政企不分、改革滞后等沉疴积弊早已为中国公众诟病多年。目前，中纪委表示刘志军案件仍然处于调查阶段，需要等调查结束后才会向社会公开。但是，自公布之日起，刘案的关注度一直很高。

　据报道，刘志军落马与山西博宥集团董事长丁书苗案及中铁集装箱原董事长罗金保案均有关联，牵涉中国高铁巨额腐败。事实上，早在罗金保案发时就暴露出中国高铁项目中违规插手建设项目招标、大肆收受贿赂的问题。而丁书苗被视为中国高铁及衍生项目重要既得利益者，与罗和刘的关系密切。

　在刘志军落马前，罗金保与丁书苗已经提前涉案而被调查，其中主要原因是涉及铁路投资领域。现在，虽然没有官方的确认数据，但是据估计刘志军在期间收受贿赂数额高达近十亿元人民币。

　今年58岁的刘志军与铁路有着不解之缘，他19岁在武汉铁路分局从养路工做起，直至团委书记，后被选拔到华东、西南交通大学培训3年，此后又辗转郑州、广州、沈阳等铁路局任职，1996年升任铁道部副部长，2003年任部长至今。

　 “高铁第一人”存款28亿美元

　在刘志军之后，铁道部相关司局和地方铁路局领导屡曝被查。2月底，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被停职审查；6月下旬，南昌铁路局局长邵力平、呼和浩特铁路局局长林奋强、副局长马俊飞等三人被“双规”的消息又相继传出；其后，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杜厚智被免职；7月，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苏顺虎被中纪委双规。

　值得一提的是铁道部运输局以及该局局长张曙光。张曙光所在的铁道部运输局，在铁路行业内大权独揽：该局一方面分管铁路装备购买和招投标，另一方面负责高铁技术引进。张本人曾在中国高铁技术引进谈判中，担任首席谈判代表，有“高铁第一人”之称。

　有网络传言称，张曙光与刘志军关系密切，是刘志军实施贿赂、分配高铁工程的执行者。张曙光发妻在美国洛杉矶有三处豪宅，在美国和瑞士有存款28亿美元。虽然现在难以证实该数字的真伪，但如果是真的，那么这个数额之大的确让人震惊。

　张曙光在铁路系统内的口碑并不好，而且有“裸官”之称。张曙光的夫人和孩子一直在美国居住，张则孤身一人在北京。

　另外，张曙光在铁道部运输局的副手苏顺虎也于2011年7月被中纪委双规，据媒体披露，原因是“批条子”帮一位内蒙古煤老板“协调”煤炭的铁路计划运力，而后者曾赠送苏顺虎一套位于北京的房产。

　由于铁道部运输局拥有制定国家铁路客货营销战略，指导部署运输企业客货营销工作，组织实施和管理客货运价等重要职能权力，因此，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极易出现“寻租”或者权力金钱置换等贪腐行为。

　高铁跃进滋生腐败温床

　在刘志军任内，中国铁路“突飞猛进”。中国成为世界高速铁路发展最快的国家，里程数居世界第一位，甚至美国都来中国取经。

　也正是此时，高铁发展中的贪腐问题逐渐暴露，曾经“风光”的刘志军黯然下台。此后，高铁本身也是问题频出，引发社会强烈质疑。

　国家审计署曾指出，铁道部存在大量“小金库”案件，京沪高铁是涉案最广的。其中包括贪污和挪用公款、挪用贷款、违规收费获利、账外存放资金、弄虚作假骗取拆迁补偿、转移资金、私设小金库等各种类型。

　此外，审计署还表示，在2003年至2010年，所属铁道部经济规划研究院受铁道部委托管理全国铁路客站站房建设工作，在未取得招标代理机构资格的情况下，以设计方案竞选方式开展全国客站建筑设计方案预审、征集、评审等招标工作，确定客站建筑勘察设计单位。

　甚至在2010年，铁道部所属信息中心曾经有六名司局级干部未经批准，在所属企业兼职，其中个别领导一人兼任18家所属企业董事长。

　铁道部在没有内部和外部监督的情况下，很难改变其管理体制和权力体系，才会有借高铁发展出现的大量贪污腐败行为。

　而对于铁道部密集的反腐行动，或许能够触及到目前铁路的管理体制。因此，我们还是会追问：究竟多少高官会在这次高铁风暴中落马？

动车之殇网路社会运动崛起

2011/07/31

　台湾旺报报道，　「『不成啊，温总理』您昨天在现场说调查组是独立的，今天一看名单，铁道部副部长居然是调查组副组长！这样的调查组想独立于铁道部都是一句空话，不知道您的词典里如何解释『独立』一词。还是希望用您巨大的影响力，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特别调查吧。法律规定国务院可以提出这样的议案的。」

　　微博或成政治广场

　　这是贺卫方7月29日的微博发言，很快被删除，但在删除以前，已经被转发和评论了数千次。从7月23日晚发生温州动车事故至今，一周过去，微博依然在沸腾、在哀嚎、在追问、在抗争，众声喧哗，有冷静分析，恳切诉求，有怒气冲天，也有绝望灰心。

　　其中以新浪微博最具代表性，它已经成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媒体」。同时，它也成为中国社会最有可能的政治广场。

　　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改革开放确立的市场经济主导带来的经济发展，大陆生长起一批可能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市民、城市白领。可以说，大陆的公民社会乃至自发的社会运动，近10年来从萌芽走向崛起的态势。但是，由于官方对公民社会的态度一直暧昧犹疑，甚至一度有官媒《求是》杂志发表文章称社会管理要「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

　　当然，此一说法很快遭到批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随后撰文指这种看法是一种偏见，是把「社会组织设想为政府的天然对手」，呼吁中国官员「应鼓励、支持」公民社会发展。而广东更是在7月14日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10届9次全会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官方社会治理的思路是「从万能政府变有限政府，鼓励成立大量民间组织」。

　　颠覆传统社运概念

　　按理来说，发展公民社会，鼓励微博成为一个线上（online）的公共空间，应无疑义甚至显得迫切。但深切了解这个被社会学家孙立平诊断为患有「体制性拘谨」顽疾的人们，还是显得极为焦躁不安，人们开始担心，微博还能获得持续的发展吗？

　　在微博空间，传统的社会运动概念被完全地颠覆了，它是一种多方互动的「抗争性话语」（contentious conversation），其主要形式是发帖转帖评论，当然，还有影象和视频资料借助微博得以传播，但总体来说，网路社会运动仍然以话语为主要的抗争工具，有的人将这种网路生态评估为「围观改变中国」。实际上，有必要更新这种表述，因为庞大的民意表达已不仅仅是「打酱油」（编注：网路用语，指与我无关）或「围观」了，只要在每一个呐喊的网民面前架上摄影机、递上麦克风，他们就是实实在在的广场政治。

　　在网路社会运动里，说即是做，意见表达实际上已经非常显着地影响着官方决策，很多的民意呼声和质询，官方都不得不重视和回应。而由于微博的实名认证制，更加给这种社会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技术上更趋「去虚拟化」的条件。

　　因此，不能再把网路社会运动视为虚拟的政治抗争了。你能够想像，在微博上，不仅有无数不知名的网民，还有大量实名认证的学者、媒体人、律师、企业家，甚至政府官员、宣传干部、抗议者，可能就在这同一空间展开对话。而受害者、当事人，更是越来越多地开始经微博来伸张自己诉求。此前有宜黄自焚事件中的钟氏姐妹，今天有温州动车事故中不幸失去5位亲人的家属杨峰，他成了微博声援动车受害者网路社会运动的焦点人物。

　　管制微博于事无补

　　如果官方以健康的社会治理心态来看待微博，应当从这种便利中看到了协商性民主的微妙可能性，看到了协力治理的现实条件。但如果将其视为威胁维稳的洪水猛兽，恐怕就会启动管制之闸，将网路社会运动扼杀于摇篮之中。　这样做的结果不是网路社会运动从此消失了，而是民意的出口阻滞了之后，会在其他管道谋求出路。

　　　社会矛盾和冲突是否发生，实际上和技术工具并无必然关系，曾经引起舆论强烈关注最终导致大陆废除收容条例的孙志刚事件发生于2003年，那时，并无微博。可见核心问题不在于管不管制微博，而是如何从不断发酵的民间诉求中，发现和检讨当前濒临危机的政府公信力及其背后的体制性缺陷，适时开启政治改革，释放社会力之门。

　　【彭晓芸】（作者为龙应台基金会驻台学人、曾任广东《时代周报》评论部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