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6日会见了来渝调研的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薄熙来说，马馼同志有个比方，“纪检监察工作就像杀毒软件”，这个说法很形象，我赞成。“打黑除恶”十分需要这样的“杀毒软件”。

《重庆日报》8月8日报道， 马馼说，早就听说重庆的发展日新月异，这次来渝考察，真是“眼见为实”。在薄书记的领导下，重庆一手抓改革发展，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敢想敢干，敢闯敢试，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有很多创新的思路和举措。“五个重庆”建设、“民生十条”、“万元增收”计划、“共同富裕”十二条、公租房建设等，有力地推动了重庆经济社会发展，老百姓得到了很多实惠；“唱读讲传”、“打黑除恶”，提振了市民的精气神，树立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党风、政风，振奋人心。

马馼强调，尤其是纪检监察工作方面，将“打黑除恶”与反腐败相结合，打掉了保护伞，老百姓增强了安全感；开展“三项治理”，从制度上预防和遏止腐败行为的发生；设立工程招投标中心、产权交易中心，从根本上解决工程建设领域的突出问题，确保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这些措施很有效，给我们很多启发和思考，不少经验值得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推广。

薄熙来说，改革开放之初，小平、陈云同志提出重建纪律检查委员会，真是高瞻远瞩。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强调要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地位的高度来认识其重要性。重庆是西部地区的直辖市，在历届市委、市府打下的良好基础上，正步入科学、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建设“五个重庆”、推进“十大民生”、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建设开放高地，项目多，资金流量大，如果没有科学、严格的监管，就可能出问题，“好事变坏事”，而腐败的滋生对一个地区的工作可以说是“一票否决”。

薄熙来说，马馼同志有个比方，“纪检监察工作就像杀毒软件”，这个说法很形象，我赞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十分需要这样的“杀毒软件”，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些年来，重庆市委、市府结合重庆实际，将“打黑除恶”与反腐败、打击保护伞相结合，并逐年开展“三项治理”、“三项行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对建设领域大宗招投标的规范管理等，有效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

薄熙来时常指出，纪检监察工作极其重要。老百姓看到廉洁、清正之风，就会发自内心地拥护党和政府，精神状态就好；反之，如果贪腐成风，贿赂横行，就会让人一肚子气，干工作的精神头儿就会大打折扣。所以，纪检监察工作不仅可以调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也有直接作用。

“腐败恐怖主义”威胁中国 2011/08/08

作者：韩咏红 中国官场的各种腐败现象，外界早已听闻过许多。记得听台湾同行说过，在广东某市做生意的台商，一年3次大节都要向有关的正、副职主管官员“上供”数千元红包，而且纯粹是打点关系，如果要请托办事还得另外送钱。我算算一下，那些官儿也太好捞了，再次感觉到以权谋私果然是一门高回报生意。 　　 近几年中国中央政府不断提高反腐的声势，加大动作。根据最高法院对外通报的数字，2008年至2010年间全国法院判处贪污贿赂罪者6万9038人。2009年，官至正部级的陈同海被判贪污将近2亿元，当时被形容为“国企第一贪”；今年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上庭时，被判处贪污受贿金额2.1亿，刷新了陈同海的记录；今年2月落马的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据说贪得更厉害，是“成亿地索取，若干亿的回扣”。 　　 位高权重者被揭露的腐败金额不断创记录；在民间，一些地方官处理日常工作、安排职务也要索取好处。如果将这些景象加起来，腐败正呈上下双向发展，深入到国家社会各个毛细血管，不断出现的不公不义实例将对普通老百姓产生的心理冲击，有良知的官员想起来应该毛骨悚然。 　　 腐败是一种毒，这对任何社会而言都一样。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刺激民众对体制的不满与反叛；腐败也影响社会氛围，因为社会无法公平赏罚努力者与犯错者，不劳而获与走捷径的心理就会蔓延；腐败更影响效率，因为腐败导致资源不在最有效的条件下配置。在最近的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中，有民众发现，当腐败蔓延到一定程度，人们连生命财产安全都难有保障。 　　 7月底的温州动车事故后，中国网络上一个流传甚广的转帖称腐败已发展成“腐败恐怖主义”。据说这个概念早在2009年里就有网友提出，动车失事隔天，网络意见领袖进一步对“腐败恐怖主义”做了分期说明。 　　 这种观点认为，腐败恐怖主义初期，中产者似乎不用担心，因为他们不用下井挖矿，不用去流水线上打工，无需担心矿难和生产事故。腐败恐怖主义发展到中期，多数人就无法置身于外了，大家都得坐火车地铁，得开车经过大桥，得住房子去超市购买食物。腐败恐怖主义发展到晚期，就连特权者也不能远离“恐怖袭击”。 　　 虽然并没有明指所谓的腐败恐怖主义已到了哪一个阶段，但这些描绘的可能性让不少人感到共鸣。当前，还没有证据说明动车事故的背后存在腐败因素，但是许多大型工程弊案中确实曾被发现腐败的痕迹，民众对腐败的担忧完全能够想象。“腐败恐怖主义”也让人想起清华大学学者孙立平的“社会溃败论”，两者各以不同方式强调向心力流失的问题，描述凝聚力瓦解的趋势。 　　 中国现在问题不在发展不够快，而是社会互信流失，权力失控、法治不彰，它们都与直接或间接腐败有关。中共高层对于腐败的危机并非不警觉，领导人多次强调腐败会导致“亡党亡国”，但是在缺乏外在监督的情况下，社会的印象是“越反越腐”。 　　 要避免所谓的“腐败恐怖主义”出现晋级式的发展，最佳方法是引入社会监督，让反腐脱离“密室”状态，这取决于领导层是否敢于对社会放权，引入社会力量来进行自我治疗。中国执政党不存在外在政治对手，所以真正威胁只有一个，就是自身的腐败。如果用通俗的话说，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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