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尚金州　　

颠倒黑白的奇谈

——《联合早报》何能自圆其说？

尚金州


古语云：国之将亡，必有妖孽。看来这句话现在有必要改一改。试看当今之中国，抗战岁月国破家亡的惨景早已远去，但却也出现了黑龙江省方正县（有网民建议更名为歪斜县）狗官为日本“开拓团”亡灵树碑立传顶礼膜拜的怪事丑事，无独有偶，在同样早已从日本法西斯“大东亚共荣圈”中解放出来的新加坡，其《联合早报》也刊发了署名于泽远的一篇奇文，可以想见，如若方正县大人老爷读到此文，必定弹冠相庆，因为他们终于在四面楚歌口诛笔伐中找到了“战友”。

细读此文，发现其最大特点是难以自圆其说，这也难怪，因为方正县的行为早已有目共睹，无论辩护士们怎样努力也难以解脱。试为举例如下：


原文：尽管上世纪30年代前往东北的“开拓团”是日本侵华的产物，开拓团也具有准军事组织性质，但开拓团中的大部分人仍是平民身份。同时，无论开拓团是什么性质，因“饥寒流疾”而“殁于荒郊野外”的这5000多名日本人，毫无疑问也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周恩来1963年批准为他们建立公墓，不仅体现了中国的人道主义情怀，也为日本民众反省战争、以史为鉴提供了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场所。

方正县为部分死于该县的日本战争受害者立一块名录墙，其实是继承了该县民众领养日本遗孤、集整散落荒野的日本人尸骨的“仁善之心”。



点评：无论真心还是假意，奇文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开拓团”是日本侵华的产物，具有准军事组织性质，但是笔锋一转，立即抓住“平民身份”和“也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两根救命稻草。不过稻草是救不了命的，非但救不了命，而且还会使自己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为什么？同样是古语云：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开拓团”死者中大部分是“平民身份”和“也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那么请问：二战中盟军对德累斯顿和东京的大轰炸、被炸死者大多数也是平民，也是德日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听说有什么人给他们修建“名录墙”。不仅如此，既然“开拓团”死者中大部分 “也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那么再请问：为什么奇文作者不去要求在日本为他们修建名录墙，“为日本民众反省战争、以史为鉴提供了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场所”。而要在连作者自己也承认是“曾遭日本奴役的方正县” 来树碑立传呢？难道按照作者的逻辑，曾受纳粹野蛮蹂躏4年之久的苏联（俄罗斯）应该修建“攻克柏林战斗中死亡平民名录墙”、有珍珠港、菲律宾战俘“死亡行军”之惨的美国应该修建“冲绳、塞班岛死亡平民名录墙”，才能够“为反省战争、以史为鉴提供了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场所”吗？

其实，方正县的碑文，已足够描绘狗官大人老爷的嘴脸，全文一字不提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一字不提“开拓团”给中国人民、东北人民、方正人民造成的灾难，而是大书特书日本投降后“开拓团”的“遭遇”，其用意不言自明。至于“告之日本后人，其先人长眠于此，勿以忘之”，尤为无耻。用意何在？难道希望日本人世世代代牢记侵略历史，时刻筹划卷土重来不成？！所谓“至善大爱”、 “反思战争之危害，昭示和平之可贵”一类空话，更是言之无物，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的14年“王道乐土”中，何曾对中国人民有过一丝一毫的“善”与“爱”？！“战争之危害”源于何来？“和平之可贵”怎样保持？也许方正狗官老爷大人们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但人民是永世铭记的。

奇文中还别有用心地提到所谓周恩来1963年批准修建日本人公墓一事，并把名录墙和方正人民收养日本遗孤、收敛死者遗骨的“仁善之心”相提并论。那么好了，再请问：第一：所谓周恩来的批准，有何原始证据，难道就凭方正县碑文中的一句话吗？第二：退一步讲，即使确有其事，但问题的实质在于“修墓”和“树碑”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问题。不要说什么“开拓团”，就是在战场上，包括中国军队在内的反法西斯同盟国军队，都曾收敛埋葬过德日意法西斯军队官兵的尸骨，甚至被纽伦堡、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执行死刑的法西斯战犯，其丧葬事宜也由法庭料理，但这绝不是要为他们树碑立传，恰恰相反，法西斯战犯尸骨火化后，骨灰均被盟军撒掉，以免日后成为法西斯残余顶礼膜拜的“圣物”，而现在方正县所做的，并非葬埋死者尸骨，而是刻石立碑，使“开拓团”“名存后世”。这与埋葬尸骨的“仁善之心”，相距何止十亿八千万里！第三：把风马牛不相及的“收养遗孤”也拉来作挡箭牌，只能说明奇文作者已慌不择路。中国人民的确以“仁善之心”抚养过日本战争遗孤，聂荣臻和美穗子的故事就是最著名的一例，但如聂荣臻所指出的，正是日本法西斯军阀肆行残暴，入侵中国，才导致战火绵延，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流离失所者不知凡几，此等惨剧“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再看看方正碑文是怎么写的？奇文作者还有何说？



原文：历史与现实的恩怨情仇让中日关系十分复杂和脆弱，这对双方都不是一件好事。方正县这次成为众矢之的，再度表明中日之间的敌意难以化解。有网民将方正县的做法讥讽为“中国式碑剧”，但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之间的敌意不减反增，又何尝不是双方的“悲剧”？　



点评：看来奇文作者可能生活于火星之上，对地球上特别是中日两国间的“人事” 知之甚少。“中日之间的敌意难以化解”，原因何在？难道不是因为日本政要不断“拜鬼”、因为日本不断通过教科书等形式篡改历史、否认侵略罪行、因为日本不断增强军备，威胁亚洲与世界和平吗？“中日之间的敌意不减反增，又何尝不是双方的‘悲剧’？” 此话倒也不是奇文作者的独创，当年汪精卫就说过，中日之战是“兄弟之间一场厮打之后，抱头痛哭，重归于好”，以便共谋“复兴家道”。请读者不妨对比一下。



　至于文中对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所说的风凉话，实在不值一驳，只说一句，当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和组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的，这个光荣传统绝不会仅仅因为几只苍蝇嗡嗡乱叫而被遗忘。相反会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放射出更加灿烂夺目的光彩。

　最后笔者奉劝奇文作者和《联合早报》几句话：你们身在新加坡，不会不知道新加坡的历史，在那日本法西斯铁蹄蹂躏下的4年里，不足80万人口的新加坡，有15万人死于屠刀之下，“大检证”（注：新加坡陷落后，日寇以“检证”为名，大批屠杀华人和当地居民，持续一周之久，被害者4万以上）的惨剧难以回首，投入大海的冤魂岂能安息！甚至连时钟都要采用东京标准时间，最后索性以“昭南”的名义，被日本法西斯“并入本土”！难道这些你们都忘了吗？建议诸位在为方正“名录墙”的倒掉而痛心疾首之余，也去瞻仰一下你们那里的“日据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也为修建“日据时期死难人民名录墙”而呼吁一下，这应该是更有意义的吧！





附文：



为“侵华日军亡者立碑”？

于泽远 (2011-08-04)



　　近日，一则“黑龙江省方正县为吸引日商投资花了70万（人民币）为侵华日军逝者立碑”的微博让方正县陷入舆论漩涡。一时间，“忘记国耻”、“放弃尊严”等大帽子铺天而来，就连不少传统媒体也登上“爱国主义高地”，对方正县口诛笔伐。的确，“为侵华日军逝者立碑”的指控如果属实，方正县就算浑身是嘴也解释不清，必遭唾骂，所立之碑也难逃被拆除的命运。但问题是，曾遭日本奴役的方正县真会愚蠢到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侵华日军立碑吗？



方正县常务副县长洪振国前天解释说，方正县原本有一处日本人公墓，后来又在其相邻处由方正县日本遗孤建了一处中国养父母公墓。今年方正县同时为两处公墓设立了名录墙，分别称为“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和“中国养父母逝者名录”。其实，刻在“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墙上的序言，比较清楚地解释了方正县建立名录墙的背景与目的：“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开拓团民1万5000余人集结方正，欲取道回国。因饥寒流疾，有5000余人殁于荒郊野外，简而掩埋。



其间历经近二十年，方正人民不忍其尸骨散落于荒野，遂以仁善之心将其集整。1963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建设‘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将尸骨埋于墓中。1984年，‘麻山地区日本人公墓’迁移至此。墓中亡者多无姓名，经各方努力，搜集部分，故今将墓中亡者姓名刻录，一为告之日本后人，其先人长眠于此，勿以忘之；二为展示人类至善大爱乃人性之根本；三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思战争之危害，昭示和平之可贵。故立此名录，以警世人。”



　　从序言中可以看出，死于方正县的5000多名日本人并非“日军”。尽管上世纪30年代前往东北的“开拓团”是日本侵华的产物，开拓团也具有准军事组织性质，但开拓团中的大部分人仍是平民身份。同时，无论开拓团是什么性质，因“饥寒流疾”而“殁于荒郊野外”的这5000多名日本人，毫无疑问也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周恩来1963年批准为他们建立公墓，不仅体现了中国的人道主义情怀，也为日本民众反省战争、以史为鉴提供了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场所。



方正县不过是给已有48年历史的日本人公墓立了一块名录墙，经过微博和网络上一番添油加醋，成了给“侵华日军立碑”，动机也成了“吸引日商投资”以满足该县领导的“政绩”需要。再加上传统媒体的抨击，方正县就算还想辩解，在一众手持“国家大义”、“民族气节”宝剑的批判者面前，恐怕只能乖乖低头，“引颈就戮”了。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45年抗战结束，日本曾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历史不能忘却，但牢记历史不等于延续仇恨，更不等于要去仇恨那些同样身为战争受害者的普通日本人。



方正县为部分死于该县的日本战争受害者立一块名录墙，其实是继承了该县民众领养日本遗孤、集整散落荒野的日本人尸骨的“仁善之心”，就算有招商引资之意，也与“汉奸”之类的谴责扯不上干系。历史与现实的恩怨情仇让中日关系十分复杂和脆弱，这对双方都不是一件好事。方正县这次成为众矢之的，再度表明中日之间的敌意难以化解。有网民将方正县的做法讥讽为“中国式碑剧”，但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之间的敌意不减反增，又何尝不是双方的“悲剧”？　　　

《联合早报》

学者呼吁中共开办政治特区   2011/08/15

中国移居海外的著名学者何清涟近期在《中国人权双周刊》刊登文章称，假设北京高层尚有具政治前瞻眼光者，这时候就应该借力成事，促成中国政治转型。她建议中共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开办政治特区，让少数地区与人民先民主起来，带动全国人民共同民主。她并称，如果错过这段中国尚有“面包”的时机，中国虽然能在近十年继续维持“溃而不崩”的状态，但最后必然走向双输之局。以下为文章摘要（以第一人称作）： 中国目前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权利”叫板“权力”、“维权”对抗“维稳”、“上网”渐渐取代“上访”，民间与政府的对峙以越来越尖锐的形式突显出来。即使对时事漠不关心者，也能从7．23高铁事故中的媒体集体起义中感受到社会求变心切。假设北京高层尚有具政治前瞻眼光者，如当年启动经改的邓小平，这时候就应该借力成事，促成中国政治转型。 北京经常表示对民主化的深切担忧，一是忧虑“子民”素质太低，一旦“君父”放手就不知道如何走路；二是担心“民主导致动乱”。在此，我对症下药，帮助中南海衮衮诸公解惑释疑。 一、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开办政治特区，让少数地区与人民先民主起来，带动全国人民共同民主 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第四、五两代中共领导人完全可以师法当年邓小平开办经济特区的做法，拿出政治智慧与政治勇气，在广东、浙江、江苏，以及四大现代化橱窗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开办政治特区，让它们先走一步，开出一条路来。 为何选这些地区与城市做政治特区试点？主要原因是这些地方经济发达，人均GDP与人均受教育程度与开放度都远远高于国内其他地区，可以免除中南海领导们对人民素质低不堪承担民主化大任的担忧。尤其是北京，既是中国高等学府云集之地，九大常委〝龙潜〞时大多在清华、北大读书，这些地方既然能哺育出中共的多位高级领导人，谁敢说它们素质低不能实施民主？而且这些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知识精英云集，经济精英众多，行政人才与智囊型人才都不缺。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高，做为权利主体的自治能力也比较强，党不用累得像如今这样，连个居委会主任都要一一考核任命。只要给这些地区松绑，他们定能创造出比现在好的政治格局。 在经济发达地区试办政治特区，还有一个好处，便于精简行政。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现在几乎占了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正应了“政府太大，养不起”的尾大不掉之局。裁员吧，又担心引起很大矛盾，比如云南等地方政府一裁员，那些失去了铁饭碗的小公务员无处可去，只能长年上访。在经济发达地区开办政治特区的好处，一是政府的社会保障体制据说已经完善（我这里假定媒体上就此所做宣传全是真实情况），二是其他部门就业机会相对多一些，因而化解裁员压力的渠道远比落后地区多，不用担心被裁汰人员因无出路而成为上访族。 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试办政治特区成功之后，就可以在其他地区逐渐推广，通过这种让少数地区的人民先民主起来，再带动全国人民共同民主，就可以促使整个中国民主转型。 对于一些不同意见，比如希望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左派，北京也可以划出几块区域来试办红色特区，重庆就是现成的红色特区，如果需要一个乡村试点，可选在湖南韶山，这个地方是毛泽东的老家，对毛的情感很深，念念不忘，有很好的心理基础。 当然，如果还有地方愿意充当红色特区试点，经过当地民众投票表决，也可自愿申办试点。这样省去了“乌有之乡”上的左派们成天打口水仗，引导他们将精力全部投放到建设红色特区这种创造性工作上去。 我这说法并非拍脑袋想出来的，发明权可归于党内老臣田纪云先生。1992 年邓“南巡”之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发表了一篇内部谈话，传达到科级干部，听了印象深刻，记得大意是：“有人要坚持计划经济，好办。建议搞个计划经济特区，发粮票、布票、统购统销。实行自愿原则，让坚持要搞计划经济的人住那里去。看他们愿不愿意去。”后面大概还有让计划经济特区与实行商品经济区域竞争，看最后谁赢之类。 田纪云是中共自己人，所思所想当然都是从党的长远利益考虑。从他这建议里可以化出政治特区的构想。至于是骡子是马，还是那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五年十年可见分晓。如果红色特区赢了，至少可为上世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比赛，最后以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惨败的历史挽回一点面子，为国际共运史留下一条小小的光明尾巴。 二、实行党内民主，让党内形成一些派别，竞争上岗。这种稳步放开，可免中南海“民主导致动乱”的担心 所谓“民主导致动乱”论，当局以前常拿来做例子的是1989年六四运动，最近这些年随着民智渐开，六四已经成了当局需要紧紧捂住的疮疤，因此所举的例子又变成了台湾与泰国的红衫军——其实这两国人民本身倒真还没觉得他们那有什么“动乱”，当局是在代古人担忧。今年5月我去台湾，台湾知识界与文化界人士很骄傲地对我说，“我们台湾人现在最不怕的就是换政府，干不好，就下来，换一个就是。塌不了天。” 我当然理解当局所谓“民主引起动乱”的担忧，并不真是担忧民众上街游行，聚在一起评议时政这类小动作。当局真正的担心是“千里长堤溃于蚁穴”，一个小口子没捂住，导致政权易主，继任者将严厉清算前政权的政治帐与经济帐。通过换位思考，我很理解当局这点担心。我也很认真地代当局想过这事，改革以来的30年，执政当局的政治帐倒是欠得不太多，除了“六四”，其余都是些零星帐，因此欠的主要是经济帐，那些关于红色家族巨富的故事，以及时时被提及的大规模资本外逃等，都属于经济欠帐。对此我也提供一个疏导之法，在这类善后工作上，采取软着陆的方法比硬压制要好得多。 去年瑞士制定的《独裁者资产法》已于今年2月1日生效，中东北非几个国家独裁者的家族资产按法规均已冻结，所以中国高官其实也只剩下维京群岛这些不太牢靠的地方可以藏金。为了保证这些年来聚敛来的财产不至于化为泡影，唯一的办法是让政权继续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里。最现实的做法是先在政治特区的中共内部实行党内民主，摹仿日本自民党，允许党内有派，互相竞争。政治特区的议员与行政首长都通过选举产生。这种选举其实翻不了大浪，因为在目前的中国，没有什么政治组织可与中共争雄，只要宣传与组织工作得当，选举的结果大概还是中共的几个政治派别推选出来的候选人当选。 只要政权暂时姓共，即使在政治特区内逐渐推行司法独立，放手让民众自由结社，放开新闻，形成社会压力集团，也不会导致一夜之间风云变色，政治全部翻盘。这样做，中共官员失去的只是继续腐败的机会，但可以保全以往积攒的腐败存量。 中共作为一个整体，有足够的时间为自己平安下车做准备。历史上，许多皇帝都成天祷祝，希望上天保佑自己万岁万万岁，但从来没有不变之政权。穆巴拉克一世英雄，就是因为多恋了几年权，最后难免铁笼之羞辱。那个蒋经国，当年台湾戒严难道没他一份？只因人家明智地做了“结束专制的最后一位专制者”，为台湾民主化创造了条件，不仅本人青史留名，也改善了人们对蒋氏家族的风评。 所谓政治转型，无非是三点，第一，政府为构建公民权利搭建制度平台，让人民能够成为自治的权利主体；第二，为权力退出经济领域开列时间表，实行倒计时办法，逐步改变目前政府既是资源的垄断者与分配者，又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与参赛者，最后还是裁判者之格局，减少官员腐败机会，让官府不再从民众口中夺食，就能消除政府与民众的矛盾根源；第三，建立超越一党利益的政治换血机制，即多党竞争。这三点要达成的目标无非是约束权力，减少腐败，让人民能够活得有尊严一些。如果抛开一党（尤其是中高层利益）之私利，这种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无论于国于民还是于共产党自身，都极为有利。以中共目前的庞大势力，只要能够洗心革面，施行善政，就能赢回民心，在民主选举中获得大多数的选票。 我这“策论”写得既不恭谨，也比较刺耳，但句句都是肺腑之言。请中南海衮衮诸公三思：过去就是由于你们太关心人民，老将人民当作不会走路的婴儿看待，要一切代管到底——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说一下，有时候我实在分不清党与人民的关系到底谁是谁的爹娘，比如在追悼会上为党的领袖亡灵致辞时，总要说某某是人民的儿子（邓小平就被称为“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但这“儿子”却将做“父母”的人民当作弱智儿童，从言论到思想再到行动，无一不行“代表”之权，结果这“儿子”劳心劳力还折腾得“父母”吃有毒食品，喝三鹿奶粉，坐D301高速列车，劳碌终生买不起一套房子，散个步都有警察拿枪看着，最后“父子”之间反目成仇，势成水火，何苦呢？ 十余年前，我写了那本《现代化的陷阱》，向国人，尤其是向中共执政者发出呼吁，但当局不仅不愿意面对问题，反而以为消除作者的声音是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现在我再次向中共执政者呼吁，历史机遇不会永远存在，如果错过这段中国尚有“面包”的时机，中国虽然能在近十年继续维持“溃而不崩”的状态，但最后必然走向双输之局。国人输掉的是社会重建的资源，统治者除失去政权之外，还将面临铁笼之困与倾巢之忧。 附何清涟简介： 何清涟（1956年－），女，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经济学家。文化大革命中在湖南从事铁路建设。1979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83年毕业后在湖南财经学院工作。1985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88年获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曾在广州暨南大学任教，后在《深圳法制报》社任编辑，业余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其著作《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于1998年1月在国内出版，国内各界好评如潮，至今仍被誉为“成功地预测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代表作。后迫于国内政治压力，在遭受长达一年半的全天候监视后，2001年6月14日从深圳家中只身出走，前往美国。在美期间，先后担任过芝加哥大学、纽约市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校访问学者。 何清涟至海外后，撰写了《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这是目前唯一一本专门研究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的专著，因其资料翔实受到中国研究界与中国国内新闻业者高度重视。主要著作有《现代化的陷阱》、《经济学与人类关怀》、《我们依然在仰望星空》。1999年《三联生活周刊》将她列为25位时代人物之一，称她“代表了中国改革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