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舵: 台湾的民主化经验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施晓渝先生鉴于我最近写的一篇两万多字的中篇《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想让我讲讲，但我考虑这个东西太长，另一方面不切题，所以我讲老话题。
今天的题目是“超越左右”，我恐怕要从顶层的质疑开始切入，所谓超越左与右恐怕本身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根本超越不了。
我还是介绍一个政治生态图（图），这个生态图是两维的坐标图，横坐标是政治立场或者政治派别，纵坐标是一种政治策略、政治手段或者说是一种态度，这边是激进，这边是温和，立场实际上是你所主张的一套目标，这些目标是要靠手段来实现的，可以用改良的和平的温和目标，也可以使用革命的暴力的和激进的手段，这是两种不同的手段去追求各自的政治目标。
这个图上，我归纳出六派或七派，这边是极左，在政治立场上他是最左的，同时使用的政治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不择手段，使用暴力、革命的、激进的手段，今天的新毛估计是这样。相对的是极右，它使用的手段也类似。我想在这个立场上主要是两派，一个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华盛顿共识就包含这个成分，还有是激进民粹民主，激进民粹民主在西方政治格局中是极左，但邓小平说是极右，我们姑且按邓小平的定位是极右。
这就是子明所说的宪政左派和宪政右派，宪政左派就是中左，极左往中间靠，温和化了，中左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从第二国际发展到今天的社会党、民主党、工党。中右是自由主义的右翼，像罗尔斯等人他们所主张的。这两派实际上就是今天西方稳定的自由民主的两大主流，这两大主流交替执政、轮流执政。我主张我们要往这个格局去推动，推动谁？推动整个社会，其中非常重要的是把现在官方，官方已经不是极左，恐怕也不是极右，已经从极左开始往这个方向走，但走到半路，下一步往哪走有多种可能，良性的演变是往中左走，这是其良性的发展，对整个民族、所有人有利。但也有可能往恶性发展，倒退回去的可能性非常小，搞成极右的可能性也非常小，恶性发展最大的可能是跑到极端民族主义，反美、反西方的，主张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片面地追求富国强兵，不要自由，是当年的德日道路，我把它叫新法西斯，这是现在当局、主流派一个最危险的发展趋势，但我认为这可能性不是很大。
一言以蔽之，我们要促成中左和中右成为主流，要防止三种极端主义成为主流，这三种极端主义就是崔卫平所说的撕裂主义，凡是极端主义不管是哪一种不会认同大家公认的游戏规则，但无法消灭它，它是多元博弈方的其中几元，它有它存在的土壤与理由，只不过千万别让它成为主流，所以多元当中一定要区分好与坏，主与次，这三种极端主义是坏的，所以不能成为主流。
共同的游戏规则是中左和中右都认可的一套基本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是三条腿支撑的一个平面：首先是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但要有政府的适度干预，政府的适度干预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宏观经济调控，这是1929年经济大危机之后才出现的，才这之前根本没有宏观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出来之后西方采纳了才有了宏观经济学，有了宏观经济学才有了所谓政府宏观调控，实际上就是两套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以政府对市场要有适度干预，不能干预过分，也不可以没有干预；二是政府要承担对穷人的关怀和帮助的责任。
其次是自由民主。宪政、法治、人权、保障基础上的民主。自由和民主是什么关系？自由和民主不是一个东西，不但不是一个东西而且它们还不断冲突。民主有两个非常不同的传统，形成两种不同的民主类型或者民主模式导致非常不同的两种结果：一种是自由民主，宪政法治人权保障基础上的，是先有了自由，先有了宪政法治人权保障，然后逐步落实平等和政治权利，才从有自由没民主变成了既有自由又有民主，另外一种民主是从古希腊传过来，中间中断了，到卢梭又复活了，通过卢梭法国大革命有了三个激进阶段，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是温和的，是相对保守的，我们所了解的法国大革命是中间的激进阶段，卢梭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的激进阶段，然后巴黎公社、马克思传到俄国，然后传到中国，这是另外非常不同的民族传统，叫民粹民主。这是第二条腿，叫自由民主，绝不可以是民粹民主。
第三，福利国家。对弱势者对穷人有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这同样不能过度，现在欧盟问题是福利过度，变成了父爱主义、母爱主义的政府，最后是政府破产，如果要削减他的一点福利，百姓就闹事，福利、社会保障一定要有，但要量力而行，不能多。
这三条腿是这个共同的游戏规则，对这个游戏规则的认知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共识。
刘仰先生说到政府到底为穷人还是为富人。实际上政府既不能为穷人也不能为富人，在这点上，共和主义、自由派、民主派都有相当大的分歧。80年代以后，西方曾有一段共和主义的复兴，就是强调政府应该是中性的，应该以正义为主要诉求，什么叫正义？给每个人他所应得的。什么叫做“应得的”？有很多争议与分歧。
我比较赞成自由派的主张，市场经济是真正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我们现在变态的政府有形的脚踩进去破坏了看不见手的自动调节功能的市场经济，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是没有垄断的，更没有政府的权力介入，而是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下，通过自由平等的竞争优胜劣汰。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公正的，就是正义的。但这一定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贫富分化。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弊端，必须要解决。
但这不是正义和非正义的问题，是有博爱和没有博爱的问题，那是博爱。一个残疾人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如果按照这种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他可以一无所得，他会活活饿死，如果从正义的角度，如果把正义理解成每个人得到他所应得的，不能说不正义，没有贡献，应得是什么，有贡献才有应得，但这触犯了人类另外一种高尚的感情：同情、怜悯、博爱，人类之爱，是另外的价值目标，叫做博爱，不是正义，很多左派把这两个东西混为一谈。
一个政府怎么样能做到不偏袒？正义？正义就是不偏袒，给每个人应得的，既不偏向穷人与富人，怎么样做到？是通过中左和中右两个政党轮流执政，中左上去把整个社会往左推，每一种政治目标或者政治价值都有无限扩张的冲动，一定按照他自己的内在动力一直往左走，但这个社会已经建立了一套自动调控的机制，使它不可能走得特别远，会有一个东西在限制它，碰到极限之后，选民开始不满，要求改变政策，于是把中右选上，中右选上之后就把政策往右推，同样它也可能走得太远，这样一左一右，在比较小的范围内波动，既有活力又在往前发展，就像在一个良好的司机的控制下行使的汽车。（施晓渝插话：增幅变小变大是一个问题。）
在这个前提下自由民主稳定了、成熟后会有自动的调节机制，会在有限的幅度之内波动。我们的问题是，自辛亥革命以后恰恰不是这样，尤其是孙中山死之后，孙中山是想把极左的共产党拉进来，让共产党温和化，我们现在反过来用合理的眼光看，孙中山未必是这样，孙中山死之后，国民党中极右势力抬头，把共产党推出去，杀共产党人，把共产党推到极左中，于是中国变成了一个极左极右两大极端势力的反复绞杀格局，最后台湾变成了只有极右，它又经过非常长的演变过程，今天终于基本健全了自由民主，台湾的民主化经验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大陆从一开始的新民主主义变成了一党专政，一党专政最后变成了个人民族主义，到了邓小平才第一次把共产党引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
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