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八确立”、“五不搞”的理論思考之十五
杜光
（一）提出“八确立”、“五不搞”的社會背景
吳邦國委员長的“八确立”和“五不搞”，出現在今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主席台上，看来不是偶然的。它是近几年改革與壟斷、民主與專制的理論對抗的産物。
近几年来，改革與反改革、民主與反民主的對抗與鬥爭，出現了一些新的發展；或者，換一個角度来说，壟斷與反壟斷、專制與反專制的對抗與鬥爭，出現了一些新的發展。這是值得高兴的。
22年前的血腥鎮压和隨後的清查清洗，把體制內外主张改革和民主的力量一網打盡，反改革反民主的高調一时甚囂塵上。經曆了萬馬齊喑的九十年代，進入新世紀後，改革和民主的力量才逐漸复蘇。在朝者推進改革、突破壟斷的努力，在野者提倡民主、反對專制的呼聲，都有日漸高涨的趨势。特別是由于有了互聯網，民間的民主思潮獲得了一個豐沃的园地。正是這個当代科學的産兒，在進入新世紀後，突破了文化專制主義的輿論導向，哺育了一代的民主主義新人。它已成爲民主主義反對專制主義的强有力的鬥爭陣地。人們在互聯網上議論时政，臧否人物，維護公民權利，揭露贪官汙吏，對社會發展産生越来越大的影響。這個民主主義的發展趨势引起了權貴壟斷势力的警覺，于是就有了對普世價值和“零八憲章”的批判。由于他們壟斷了全國所有的傳播媒介，因而整個批判過程呈現一面倒的圍剿之势。中共中央宣傳部在2009年5月出版的《六個爲什么？》，是批判與圍剿的理論總結，從理論上全面否定普世價值和《零八憲章》的理念與主张；吳邦國委员長的“八确立”、“五不搞”，則是批判與圍剿的政治總結，從政治上全面否定普世價值和《零八憲章》的理念與主张。有了這两個總結，反改革反民主的壟斷專制力量似乎可以高唱凱歌、得勝还朝了。
幸而現代科學技術提供了互聯網，使我們有一個可以充分利用的园地，從理論上、政治上對《六個爲什么？》和“八确立”、“五不搞”作出回答。前面的14篇文章，就是適應這個社會需要和曆史任務而産生的。
（二）“八确立”、“五不搞”的要害是反對政治體制改革
“八确立”的前四個“确立”，实際上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翻印版，而所谓“四項基本原則”是同政治體制改革互不相容的。它是拒絕政治體制改革的最有力的借口：既然已經确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有了共産党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还有馬克思主義等等作爲指導思想，這個體制不是很完美嗎？还要改革什么？
俄羅斯共産党總書記久加诺夫在紀念十月革命八十周年时曾經指出，蘇聯共産党的统治是經濟上壟斷所有權，政治上壟斷國家權力，文化思想上壟斷真理。四項基本原則就是這個“三壟斷”的中國版，是粉飾“三壟斷”的理論涂料。所谓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保證了對生産资料所有權的壟斷；堅持党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保證了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保證了對思想文化的壟斷。這正是中國特色的專制主義。
改革開放的本质意義，就在于突破三大壟斷（或者加上在社會領域對公民權利的壟斷，則成爲四大壟斷），实現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會公平化，把專制主義轉化爲民主主義。所以，改革開放同粉飾四大壟斷、掩蓋專制主義的四項基本原則，始终處于對抗状態，二十多年的改革曆史，本质上就是這两者之間的矛盾鬥爭史。
1987年中共十三大确定的“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即所谓“一個中心，两個基本點”，是領導集团內堅持改革的力量同維護專制的势力達成妥協的結果。把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這两個不同發展方向的指導方針扭在一起，既缺乏邏輯的合理性，也不可能实現真正的結合。说它是妥協的結果，是因爲两股势力都在指導方針裏保留了自己的立足點，同时也容納了否定自己的因素。但由于專制主義有着長期積累的深刻影響，而改革開放則是經曆了文革之後的社會覺醒的産物，只有几年的曆史，两者实力和思想理論基礎的懸殊，使改革開放始终處于劣势。這就是爲什么這些年經濟體制改革步履艱難、政治體制改革彳亍不前的基本原因。
（三）從“四項基本原則”到“八确立”、“五不搞”
“四項基本原則”從提出的第一天起，就是以扼杀思想解放、阻撓體制改革爲使命的。
1978年關于真理標准的討論，具有反專制的民主主義性质。它沖破了“两個凡是”的迷信，打開了思想解放的閘門，但也受到一些人的质疑。有些人指責有關的文章和討論是“非毛化”、是“砍旗”，甚至质问：“這是哪個中央的意見？”
当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雖然肯定了關于真理標准问題的討論，並且作了高度的评價。但對一些重大思想理論问題，没有也不可能展開充分的討論。
根據叶劍英的建議，並經華國鋒同意，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在当时的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央宣傳部部長胡耀邦的主持下，舉行了“理論工作務虛會”。按照原定計劃，會議分两個階段，春節前開10天，春節休息，春節後再開10天。
在真理標准討論的高潮裏召開這次會議，毫無问題應該是一次進一步思想解放的會議。尤其是會議第一階段，集中了在北京的约200名理論工作者，多數是這場思想解放运動的先鋒人物。加上開幕式上胡耀邦做了引言報告後，剛從鄧小平家裏趕来的周揚向大家傳達鄧小平對會議的意見：“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這更使大家深受鼓舞。會議開得十分熱烈，在進一步深入批判“两個凡是”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梳理了曆史上的一些是非，分析了現行政治制度的得失，並且理直氣壮地揭露批判了毛澤東的錯誤，從理論上剖析他所提倡的階级鬥爭和“無産階级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謬誤和危害。這些深刻的見解和犀利的剖析，是對專制主義的有力聲討，它很有可能推進全党全國的思想解放和改革运動，開辟中國民主革命的新階段。
這個發展趨势引起了那些專制主義維護者的驚恐。據《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記載，胡喬木在春節前一天對鄧力群说：“這個會越開越不像话，這個也否定，那個也否定，歸納起来，是五個否定，即否定社會主義、無産階级專政、党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鄧力群还感覺到胡喬木“爲此感到很不安”。
胡喬木深知自己是無力阻挡這個思想解放大潮的，能夠挽狂澜于既倒的，只有鄧小平。他清楚了解，复出不久的鄧小平雖然支持思想解放运動，但同时也是專制制度的堅決維護者，絕不會允許任何运動損害他赖以安身立命、使他位高權重的專制制度。
第二階段的理論務虛會一開始，就在3月30日請鄧小平讲话。胡耀邦和多數與會者本来期望鄧小平的讲话能夠對思想解放运動有所促進，不料他讲话的主旨却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所谓四項基本原則，就是社會主義道路、無産階级專政、共産党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同使胡喬木“感到很不安”的“五個否定”正相對應。從中我們不難窺見這两者之間的聯系。
鄧小平的讲话徹底扭轉了會議的方向。會議没有按原計劃用10天时間来深化第一階段取得的成果，只是討論了鄧小平的讲话，4月3日就草草結束了。一場正在奔騰洶涌的思想解放运動，本来可以引向革除專制體制、走向政治民主的軌道，却被鄧小平的鐵腕扼杀了。這既反映了專制主義傳统的深厚，也表現出剛從文革中蘇醒過来的民主力量的脆弱。
当然，鄧小平關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宣告不是他的個人行爲，而是共産党內还十分强大的專制势力對党內外的民主訴求和思想解放运動的反攻。從此之後的五十多年，四項基本原則一直是維護專制的頑固派用来反對改革、反對民主的利器。九十年代後期權貴资産階级形成和毛左派兴起後，它又成了這两大頑固势力百寶囊裏的法寶。
在吳邦國委员長的“八确立”、“五不搞”裏，前四個“确立”就是四項基本原則，後四個“确立”和“五不搞”，都是四項基本原則的內涵或延伸。“八确立”意味着現有政治體制已經十分完善，不需要進行改革；“五不搞”則是公然拒絕改革。我在前面的14篇“思考”裏，已經揭示了“八确立”的虛伪性：這些所谓已經“确立了”的東西，实際上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是用来掩蓋專制主義实质的畫皮。我还指出：“五不搞”的內容，不過是一些進行改革时可供選擇的方案，只有經過全社會的廣泛討論，才能最後确定是要搞还是不搞。現在就悍然宣布“不搞”，不但拒絕了這些可供選擇的方案，排斥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而且还剝奪了廣大民衆參與討論這些方案的自由權利。
（四）“八确立”、“五不搞”是理論上的蒙昧主義
這些掌握着党政大權的高官們爲什么反對政治體制改革？已故的蔡定劍教授2008年在一次讲演时说：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有两點：“一是思想的禁锢，二是既得利益。”确实點中了反改革派的要穴。
思想的禁锢来源于理論的蒙昧。理論的蒙昧使得当政者在禁锢民衆思想的同时，也禁锢着自己的思想。我在前面的14篇文章裏，逐一剖析了“八确立”、“五不搞”的理論謬誤，由此也揭示了当政者的蒙昧主義。其中最具根本意義的，当數對社會主義的理論蒙昧。鄧小平曾再三指出，什么是社會主義我們没有搞清楚。這就是说，從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改造到後来的社會主義建設，都是在不知社會主義爲何物的情況下，盲目地進行的。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级階段”，爲這個難題的解決，構築了一個下台的階梯。但後来掌握党權政柄的人却没有繼續前進，仍然抱着社會主義的招牌不放。“三個代表”提出後，在輿論導向的指引下，許多報刊大谈鄧小平解決了什么是社會主義的问題，江澤民解決了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问題。這些不能自圆其说的幫閑文章，除了令人作呕之外，似乎没有産生任何效果，于是又有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十几年来，許多在名利場上奮鬥的理論幫閑們著文写書，論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它的理論內涵提出形形色色的見解。其中最有共同性的，是都把共産党的領導和公有制列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我在前面的文章裏已經分析，所谓党的領導，是用專政的思想和專制的方法来实現的，是一党專政和專制统治的代名詞；公有制經濟則是比资本主義私有制还要落後的國家壟斷所有制。所以，以共産党的領導和公有制爲基本特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实際上是政治上專政、經濟上壟斷的中國特色專制主義。把專制主義当作社會主義，既自欺，也欺人，十足地表現出中國特色的理論蒙昧主義；说他們用社會主義来掩蓋專制主義，恐怕还是過高估計了他們的智商。
關于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我們現在是不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在本系列文章的第一篇裏，已經作了簡要的分析，這裏不再多谈。我想指出的是，權貴资産階级和毛左派之所以對社會主義津津樂道，反對政治體制改革，是因爲他們都钟情于以社會主義爲旗帜的專制主義體制。他們的不同僅在于，前者只想維持現有的專制形式，後者則想回歸毛澤東的專制时代。對于前者来说，由于政治權力不受制约和監督，現行的一党專政體制使所有掌握一定權力的高官小吏，都能獲得以權谋私、發財致富的機會。這個政治體制是他們既得利益的源泉，也是維護既得利益的屏障。改革政治體制不但將剝奪他們繼續以權谋利的機會，而且連既得利益也有喪失的危險。對于後者来说，只有回到毛澤東时代，才能恢复他們失去的天堂，而現有體制是回歸毛澤東时代的最佳起點；如果改革政治體制，实現政治民主化，复辟毛澤東體制將更爲困難。這就是爲什么這两種势力雖然各怀不同的鬼胎，却能一致高舉社會主義旗帜的理論基礎和物质基礎。
（五）從討論“八确立”、“五不搞”入手，開展一場新啓蒙运動
思想禁锢和既得利益，实際上也是提出“八确立”、“五不搞”以阻撓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根由和物质根由。因此，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实現政治民主化，就必須打破思想禁锢，堵塞既得利益者以權谋利的孔道。達到這個目的的最佳選擇，是開放報禁，实現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是破除理論蒙昧最有效的工具。破除理論蒙昧，需要開展一場全國范圍的思想啓蒙运動。爲此，共産党應当履行憲法關于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的承诺，承認公民有權辦報辦刊、組織社团，使民間的報刊和社团成爲新啓蒙运動和監督權力的两大支柱。官方媒體應放棄熱中于政治八股的傳统作風，真正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爲新啓蒙运動提供論坛和园地。
爲了切实有效地開展啓蒙运動，可以考慮以“八确立”、“五不搞”的是非作爲切入點，允許人們在報刊上和社团裏，暢所欲言，各抒己見。這場討論的深入必將引向對一百余年中國曆史和九十年中共党史的回顧與審視，從對曆史的反思和再認识的過程中，吸取經驗教训，總結科學真理。與此同时，廣泛介紹與傳播古今中外先贤先哲的思想成果，把它同曆史的反思和再認识結合起来，從中寻獲振兴中華的康莊大道。
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也是監督權力、防止腐敗的銳利武器，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强大動力。現階段民衆最迫切的要求，是建立强有力的、制约與監督政治權力的機制，以遏止贪腐和两極分化，保障公民的基本權益。在官方無力建立有效的制约與監督機制的情況下，朝野的新闻媒體將發揮巨大的監督功能，並有力地推進政治體制的改革。
前面的設想和推論也許只是一廂情愿，甚至難免有“癡心妄想”之譏。但是，互聯網的普遍化和民間民主意识的覺醒，却使我對未来怀有謹慎的樂觀。我曾經提出，體制改革、維權运動和啓蒙运動，是当代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這三大运動的結合互動，將開辟中華民族的未来。我相信，專制制度總有一天會退出曆史舞台，民主自由的光輝總有一天會普照中華大地。我們当代人的責任，是努力爭取這一天早日到来。盡管我們也許不可能親眼目睹這一天的来臨，但我們絕不能放棄时代和社會赋予我們的責任。
我希望我的這15篇“理論思考”能夠在這方面多少發揮一些作用。
2011年8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