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儿子习近平、习远平
不管世人用何种目光看待习先生，2013年10月他都将如期成为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对此全世界都不怀疑。现在人们能够做的，就是对他执掌权柄后的行为进行种种猜测。那么笔者愿意在此提出三则预言，简称“近平三不”，留待历史验证。
预言之一：不搞和平演变
不少悲观者认为，杜勒斯曾寄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的预言已经破产，因为习近平掌权时，中共政权已然传承五代，成功度过危险期。此话大谬。杜勒斯预言的是世代概念，而非换届交替。从生物世代角度观察，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与毛泽东同一时代的革命前辈，邓小平也属这一世代，只是邓小平、胡耀邦、习仲勋等人相比毛、周、朱诸人年轻而已，毛开始革命时已年近30岁，习开始革命时只有16岁。毛与邓属于杜勒斯说的第一代掌权者，此后江与胡只是夹在两代之间、无关紧要的过渡，正如台湾两蒋之间也曾有严家淦作为过渡。到了习近平掌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二代，习这一代权力将禅让几届，暂不知道，但可以明确的是，目前在英国留学的帅哥薄瓜瓜同学、在美国留学的美女习明泽同学，才是真正的第三代，如果他们有机会执政，杜勒斯所预言的和平演变，就将在那个时候隆重上演。
撇开杜勒斯的预言不谈，单论习先生本身，相信看法不会分歧——他是一个循规蹈矩、中庸稳重之人，并无开创新纪元的雄心壮志与远大抱负，也就是不搞和平演变。正因为他是一个循规蹈矩之人，是一个肯定不搞和平演变之人，才有机会被选作“革命事业可靠的接班人”。可作对照的，是与他同一世代、位置相同的薄熙来，其人风流倜傥，才华盖世，高出习先生不知几个档次，可惜不为第一代元老们所放心，立储时未能入选，抱憾终生。薄氏聪慧玲珑，擅于权谋，借打黑以赢底层民众拥戴，凭唱红可获上层权贵青睐，以为自己智慧非凡，左右逢源。岂不知打黑虽获民意支持，但同时已震慑上层权贵，招致严重猜疑，个个心怀惊惧，而唱红又引起底层民众和知识界强烈反感，到头来变成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他治下的城市从民间荣获“西红柿”雅号，只值一嘻。
纵观习先生一生，其最为出格的经历，大概是15岁左右的青春期，恰值父亲坐牢、母亲受整、个人失学，爆发出一股破罐子破摔的牛劲，公然与当红造反派对着干，被专政机关抓起来，并认定为一群孩子里的“坏头头”，威胁“可以枪毙100次”，遭送派出所、少管所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夜夜学毛选，天天挨批斗。无奈之下选择到陕北农村插队落户，以逃避少管之灾。但又受不了农村之苦，趁春节“回流”北京，再被收容、扭送学习班，每天拉到北京海淀一带掏下水道，形同劳改。大概除过这段“青春期叛逆”，他的一生，可以用“听话”二字概括。
同样是少年时代遭遇磨难，薄选择了剑走偏锋哗众取宠，习选择了埋头苦干温良谦恭，这大概是个人气质所决定的。试想整个九零年代，习在福建历练，其起身之地厦门，1999年爆发远华大案，厦门、福建官员几无幸免，传凡处级以上官员，护照全部收归中纪委保管，习独出污泥而不染，在次年反升任福建省长。这种为官之道，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真正的中国智慧就是藏拙、装傻、无为而治，习先生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习先生牢记在心的，是其父习仲勋的日常教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事不能只看自己愿不愿意，还要看其他人愿意不愿意”。那么从的他角度，“其他人”是谁？所能看到的“不愿意”又是什么？人总是有局限的，习先生眼里的“其他人”，自然是他从陕北梁家湾大队开始一路入党、任党支书、推荐上清华大学、选拔进中央军委工作、安排到河北正定锻炼、再选调厦门到沿海开放特区锻炼等等人生旅途中的那些叔叔阿姨们，那些不断关心他、帮助他、照顾他、提拔他的各位老领导、老上级。这些人“不愿意”什么？答案不言自明。虽不敢断言如果薄氏荣登极位后，会不会头脑发热，大搞和平演变，但可以断言习大权在手，绝不会头脑发热，少年叛逆的青春期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说，在习先生任内，中国不会发生民众所期待的和平演变。
预言之二：不会有所作为
相比过度人物江胡，习有更好的作为机会，但他决意放弃。
江冒着炮火进京，踏着血迹加冕，在位12年，如临深渊；胡隐忍一生，练就面无表情独门功夫，勉强维持10年，如履薄冰。他们是注定会被历史遗忘的两个小角色、小人物，一如台湾的严家淦。不出三年五载，什么三块表也好，和谐号也好，就会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不留痕迹，偶尔提起名字，甚至还要想半天才知道说的是谁，这就是江胡的所谓历史地位，咎由自取。
江登大位，出乎意外，本人惊惧忧疑，他人鼓励激发，这才勉强就位。意外的含意有两层，第一，其人才干一般，不堪治国，不曾入选储君；其二，本人既无心治国，也未预备治国之策，车到山前才修路，能走多远算多远。掌权一朝，贻笑大方，实不足奇。胡处心积虑二十余载，立储又十二载，终登大位，按说应该有备而来，成竹在胸，一朝权在手，便能施号令。但无奈这胡氏起于草根，出身寒微，登基之后，环顾左右，皆是些陌生面孔，喝令手下，总是些不服之人，勉强弄得一批团干，也仅能派作地方大员，身边近臣，面和心异，悉数为他人安插，这胡氏能够平安交班，已属超水平发挥了，更不可能指望他弄些推动历史发展的动静出来。
但习先生与江胡大为不同，习首先是革命江山的正宗二代传人，嫡长为储，既合乎皇权继承传统，民间觉得理所当然，也满足了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合法性，官方认为无比正当；其次习有其父70余年品德积累的荫庇，朝野上下，人脉广布，抬轿、鸣锣、开道、欢呼者有之，支持、鼓励、帮助、保护者有之；再次，习在官宦经历中，时刻以“三刘”为楷模，以尊重他人、团结他人、信任他人为第一要务，他执掌权柄后，左右虽不由他各取所长量材录用，但元老们安排给他的一套人马，他一定会左谦右恭，甘作刘备，乐得给左右各展所长的机会，这也就最大限度的团结了他们；最后加之他有在中央军委工作的经历，穿过正宗的军服，不同于江胡身上那冒牌一般、临时借用的、非军非民的怪异服装，在讲究资历的军队来说，对习的认同与服从，远高于江胡。对专制国家的最高领导来说，谁掌握了军队的指挥权，谁才算真正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
有以上这些，习在自己任内完全可以放开手脚，有所作为，但他为何甘心放弃？
这首先是基于形势判断，其次是个人性格。但凡历史上有为之君，多是个人凭借雄才大略，打倒一批，征服一批，远如李世民，近如邓小平，外国如戈尔巴乔夫。李世民干掉太子建成，夺嫡登位，这才有了贞观之治；邓拿下已经登基的华某，隔空取权，强势逆转，这才有了所谓改革开放；戈尔巴乔夫更加特殊，是在三位最高领导接连死在任上、统治集团内部急于推举一位健康领袖的特殊情况下，意外上台的。戈氏上台后，乘人不备，不给对手喘息之机，左冲右突、战斗不休，迅速打败一系列政敌，快速确立个人权威，这才得以推动政治改革。大凡按部就班、排队等候、被他人选拔到大位上来的，一如江胡之辈，都是历史过客。习是聪明人，深知自己是如何登上龙床的，其在位期间，不可能四处树敌，并逐一打倒，然后放手施为，这是他对形势的总判断。其次他性格敦厚温和，早过了偶尔露峥嵘的15岁青春叛逆期，不愿弄些剑拔弩张之事。试想，如果想有一番作为，不剑拔弩张，与身边的政治对手大战几百回合，怎么可能？他既然打定主意要团结大多数人，这就只能达成最大限度的妥协，得到容人、容事的美誉。何况他所要团结的大多数人，绝非13亿民众，甚至也不是8000万党员，具体而言，就是政治局的另外8个常委，身边要害机构的工作人员，执掌兵马的军头，再包括一部分地方大员。除此之外，他精力有限能团结得过来吗。
如此团结，实际就是平衡各派利益，做一个维持会长，任内还能干成什么？也不尽然。他会让媒体适度放开以缓和政治氛围，对腐败官员加大惩治力度以平息民怨，放缓垄断国企挤压民企生存空间的脚步，通过控制政府预算以适当减少征税额，扩大经济适用房的建造数量以缓和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对立等等，凡此种种，江胡不可能做、甚至想做而做不到的，他都可能会作。而党内民主、推进政改、司法独立、言论自由、遏制腐败、打破国企垄断、缓和官民冲突等等议题，江胡任内搁置，在他任内也不会有大的改观。待其十年任满转身离去之际，人们蓦然发现，他是一个平庸之君，顶多被誉为“慈君”，留下一些相对宽容、相对温和的故事供人们怀念。
预言之三：不想严厉镇压
这个预言，是基于习先生本姓善良而言的。他虽平庸，但绝非大奸大恶。这从他一生与人为善的经历可以得到佐证，也可以从他父兄的各种事迹得到印证。中共党史界对其父习仲勋的评价是“一辈子被人整，一辈子不整人”，在陕北肃反时期，明知即将对他和刘志丹等人挖坑活埋，他给身边人交待的仍是，干好工作，不要埋怨。一生被整肃无数，但心地纯正，不怀私怨，甚至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样“爱你的仇敌”。据说在1987年1月保守派拿掉胡耀邦时，只有习一人敢拍案而起，怒斥“这是政变”！其兄习正宁曾任陕西省政法委书记、海南省司法厅厅长等职，其为人善良正直，口碑之佳，甚于其父。对于其兄的评价，不管来自官场，还是来自民间，不管来自身边人员，还是来自远乡外地，笔者听到的是“这是共产党最好的官”，“这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可惜好人命不长，其兄1998年在计划出任海南省高院院长前夕突发心脏病而亡，留下无尽遗憾。
可以说正是其父其兄的善因，才结下习先生立为储君的善果。纵观习先生从插队知青、大队支书升任一国副主、兵马副帅的传奇经历，可以说一路走来，艰难之处有扶手，烈日之下有阴凉。可以想象如果不是陕北的县委书记敬仰其父，在他写了8次入党申请、公社书记一请示，县委书记马上就暗示应该批准入党；如果不是感激其父的与人为善，在他1975年争取陕西省仅有的两个推荐上清华大学的指标之一时，会无人出面作梗；如果不是感佩其父人品，在他入学尚需要一份关键证明时，其父当时下放劳动的洛阳耐火材料厂，又如何敢冒着风险出示“习仲勋子女升学不受影响”的证明；当他作为工农兵学员1978年毕业时，如果不是其父的老战友中有人暗中相助，他又如何能够幸运的进入中央军委工作？可以说习先生一生受尽父荫，其后的一系列升迁，在每个关键环节，总有各种有利因素碰巧发挥作用，如果不是其父一辈子善良正直、积德行善，怎会有那么多人在关键时刻愿意出手？而这些特殊经历，无可避免的塑造了他的个人世界观：与人为善，好人好报。我相信习先生推崇刘邦、刘秀、刘备，低调谦虚，尊重他人，在任何时候都愿意与大多数人团结在一起，不是出于弄权的现实主义需求，而是出自他的真心实意。
不管愿意与否，习先生任内都将陷入维稳的两难困境：出手维稳，显得神经过敏，杯弓蛇影，遭人贻笑，但不出手维稳，则可能弄假成真，顷刻覆亡。维稳是一种现实需求，他只能继续沿用胡某任内已广为泛滥的种种维稳手法，包括下流手法，对各种批评声音进行压制，对此起彼伏的民间行动进行围追堵截，以图自保。
两难处境也造成习先生的内心焦虑，他不是一个“只见权力不见人性、只讲利益不讲正义、只有利害没有是非”的权力怪物。须知他曾当过整整7年农民，在那些日子里，他与泥腿子们一起摸爬滚打，一起讲女人，一起睡土炕，一起说黄段，一起骂皇上，这与面无表情的政治辅导员、全国学毛选积极分子之类不可同日而语。举例而言，如果他面临1989年赵紫阳先生同样处境、需要凭借人性作出选择时，相信他至少会做出与赵紫阳相同的选择——宁愿失去权力，也不愿意亲自下达向人民开枪的命令。但枪杆子打出来的万里江山此刻在他手上，如果就此葬送，他又如何面对父辈的信任与重托？
当一个人内心出现矛盾时，其外部行为就会犹柔迟缓，1989年的赵紫阳就是这样。基于这种判断，相信在他任内，中国暂时不会出现大规模人权灾难，甚至良心犯频频坐牢的现象也一定会受到遏制，像刘晓波、刘贤斌先生这样的案件，如果发生在他任内，采取长期监视居住，待形势缓和后就释放回家的可能性更大，决不会动辄11年、10年冤狱，轻易就将谁的丈夫或父亲送进深狱大牢，背上千秋骂名。即使再出现1998年的组党活动，他的手法可能也与江某大为不同，估计会受理申请，但不予登记，而申请者、参与者被长期软禁、甚至借机驱逐出境，当然不会再以颠覆罪罗织10年冤刑，让自己在全世界声名狼藉，骂声不绝，也使家世清白、个人清誉尽毁。
如此以来，民主人士、维权人士、敢言媒体的春天就来到了吗？当然也不是。民主人士、维权人士、敢言媒体等还是会受到各种压制，尤其是某些与利益集团结盟的权贵，一定会借口社会稳定祭出镇压手段，甚至不惜编造虚假情报来请求采用“断然措施”。这个时候，习先生将面临一次次艰难选择，是宽容以待，还是断然处置，是服从所谓党性原则，还是坚守人性伦常，是遵从自己内心不做恶的戒律，还是恪守权力游戏的既定规则？这将成为对他最大的折磨。如果这样，只要他梢有迟疑，他的十年任期，也将成为22年来最好的历史时期，将给公民社会的发育创造难得的历史机遇，杜勒斯预言的实现，也需要一个这样的宽容时期作为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