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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幕令人揣摩 香港亚视地震反映了什么/官场痼疾久难愈
發佈時間: 9/7/2011 1:23:24 PM 被閲覽數: 170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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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幕令人揣摩 香港亚视地震反映了什么?

2011/09/07 

香港亚洲电视这几天发生一起风波,不但使刚上任的大股东王征陷入困境,而且也再次折射香港政治文化发生的微妙变化,以及在政治文化发生微妙变化之际,香港新闻界的艰难守卫。

亚洲谎报新闻,内幕令人揣摩

事情起源于今年7月6日晚上,亚洲电视忽然在晚上十八点的节目中,播出了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死讯。在这之前,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圈内人士已盛传江泽民患病的消息,因为江泽民没有出席七月一日的中共建党九十周年的庆典。然而,江泽民忽然“被死亡”,却还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

之所以称江泽民“被死亡”,乃因为亚视是唯一报道江泽民“死讯”的香港媒体,而与此同时,香港所有的媒体都没有办法获知这一内幕消息。后来的事实证明,亚视的这一消息明显是误报了,北京官方媒体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北京驻港中联办也出面否认。

但到底是谁签发了这一假消息的播出命令?表面上似乎是亚视的新闻部主管要承担责任。但人人都知道,这么重大的新闻,以亚视作为拥有一批资深新闻传媒人员的情况来看,任何一个资深新闻工作者都会以其专业的谨慎来对待这一新闻,而不会只根据一些道听途说就轻易发稿。后来有消息显示,消息的真正来源很可能是刚上任亚视大股东的王征,因为王征据说与江泽民家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王征显然没有江泽民家庭的内幕消息,他与江家的关系也远没有他自己所说的那么紧密,不然就不会有江泽民“被死亡”的假消息了。 本周一,亚视负责新闻的两名副总裁宣布辞职,其中一名副总裁还爆出内幕,称他7月6日当天“无力阻止播出”。显然,如果这一说法属实,那么说明一定有比该台新闻副总裁位置更高的人出面施压,才导致就连新闻副总裁也“无力阻止播出”。就亚视内部的运行而言,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与号称与江泽民家族关系密切的大股东王征。

王征入股成谜,求成心切闯祸

问题是:王征的这一做法显然违反了编辑部独立、中立的原则。王征虽然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毕业生,但毕竟不是新闻从业人员出身,因此他的做法既有求成心切之故,同时也体现了“外行领导内行”的弊端。

但如果联系王征入股亚视的背景,那么人们对于亚视股权变动的真实内幕就必须谨慎看待了。如前所述,王征毕业于上海,在中国大陆房地产市场发迹后,便开始对收购香港媒体跃跃欲试,而经营状况始终不好的亚视则正好提供了一个机会。但人人都知道,凡是入股亚视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背景,更何况王征本身就是中国大陆的全国政协委员,其继父是中共元老舒同,而他自己也一直以盛宣怀的后代自居。去年他高调入股亚视时,一同签约的还有中国大陆的几个大型国有企业。

因此,香港媒体早有猜测:王征入股亚视,是北京渗透香港媒体的一步棋。这一“阴谋论”是否成立暂且不论,但没有北京方面背景的人,要想从中国大陆轻而易举地进入香港收购亚视,却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问题是,王征求成心切又玩过了头,最后“拔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香港《明报》今天的报道写道:“初步看来,亚视今次应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更严重的是,王征的大股东地位可能不保。政坛耳语透露,王征藉着自己系江泽民亲戚的不实传言,装出有许多权威北京消息的样子,下令亚视新闻部抢先播发江泽民死讯,令内地若干媒体网站也不慎中招转载,事件令北京高层震怒,中联办翌日以强烈措辞谴责亚视造谣,有消息指北京已严令要求王征交出亚视控制权,转移大股东地位予作风较稳健人士。消息称,王征正在押注豪赌,希望在极短时间内令亚视业务起死回生,以抗衡外界压力,巩固自己的地位。”

媒体良知犹在,提醒香港警示

但此次事件中值得关注的另一面却是,不管亚视大股东如何胡来,也不管北京试图渗透香港媒体的企图是否成功,但香港始终有一批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秉承专业精神,守住新闻自由的最后底线。前天宣布辞职的亚视新闻副总裁临别时给同事留下一句话:“守不住新闻底线,就不要做新闻”,给了人们许多提醒和启示。

作者:李崇光(香港的中国问题分析员)

德国之声中文网

 

官场痼疾久难愈,诚心悔过不彻底

——许迈永悔过书全文点读


2011/09/07 



高卧故园
 

一个许迈永去了,千百个许迈永还会前腐后继的,按照伪善家们的普世人性论,我对于许迈永的不幸不能不给予人类普世的同情,于是我仔细的点读了他的悔过书,我想那些普世们是不会这么认真的阅读一个已死之人的悔过书的,他们只关心废除死刑,他们要争取的是腐败不死的普世最高价值。而我却要找寻一个贪官的心路,并且在他已经非常诚心的悔过之上(虽然他没有对情妇多表示悔过,这个按照普世的说法叫感情丰富或博爱吧),指出他的悔过是不彻底的,或可为后来者鉴戒,于是有了下面的全文点读:

   

   

   

1984年6月,萧山县(现杭州市萧山区)进行机构改革,我从一个普通教师被组织上选拔担任城厢镇副镇长,从此走上领导岗位。在组织的精心教育和大力培养下,我努力工作,岗位不断变化,职位不断提升,先后担任过萧山市(现萧山区)委组织部部长、副市长,杭州市西湖区区长、区委书记,杭州市副市长等职。

   

我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组织关怀、培养的结果。我本应更加努力地为党、为人民工作,报答组织的培养恩情,却犯下了严重的违纪违法错误和罪行。

   

从小穷怕了,工作后考虑经济问题比较多  

【贫穷不是腐败的原因,许迈永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周总理少时穷的家里锅碗瓢盆都当了,母亲去世都借钱安葬,周总理成为了一代楷模】  

   

1959年1月,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双目失明,以算命为生,母亲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72年,母亲得了气管炎,之后身体一直不好,不能坚持正常的生产劳动。我有两个双目失明的弟弟,当时父亲的生意不好,家里比较困难。【当时迷信没有市场】

   

记得1971年我奶奶去世时,家里还欠下300多元债,父母天天为此犯愁,担心何年何月才能够还清债务。我16岁高中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深切体会到做农民的辛苦,起早摸黑,日晒雨淋,蚂蟥蚊子叮咬,劳动一天也只有几角钱。

   

1975年下半年,我到戴村镇中心学校担任民办教师,吃住都在自己家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经济上的困境。1979年我考上大专,全家人都很开心。伴随着改革开放,农村经济的发展,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好,【这算不得春风吹起,这是迷信回潮】收入大大增加,条件极大改善,家里也建了新房,我深刻感受到经济基础的重要。

   

自从我走上工作岗位后,有了一份固定工作,拿国家工资,医药费可以报销,自己感到很欣慰,很自豪,所以工作也很安心,也很努力,对安逸的生活很满意。但由于我从小家里的经济条件就差,生活比较苦,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也没人帮忙,【一天几角钱收入的时候,谁借你家300多元,这算不算帮忙?】所以我时常担忧,不知今后家里还会不会再次出现困境。再加上两个弟弟均双目失明,特别是侄女出生后也是双目失明,我的担忧与日俱增,经常考虑经济上如何有保障,如何解决后辈的生存问题,不让后辈再次受苦。【安全感是如何失去的?你的这点不安全感与下岗工人比算的了什么?你保后代不受苦,普通群众辛劳一世,自身有保障吗?】所以,我在如何打好经济基础的问题上考虑得比较多,有着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这不是小农意识,这是以权谋私,不要厚诬农民】

   

看着老板们的财富迅速增长,心态变得不平衡了  

   

在组织的不断培养下,我的工作岗位越来越重要,级别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我本想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华,更好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贡献,报答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人民的信任和期望。但随着我到外地出差、出国的机会越来越多,对外面精彩的世界【外面的世界不都是精彩的,英国发生暴乱,美国也有平民窟,关键是你接触的范围,在哪里都远离了普通群众的艰辛民生】没有正确的认识态度,使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改变了初衷。

   

记得1989年,我在萧山市委担任办公室主任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时,第一次去深圳、珠海,是随几个搞经济工作的领导一起去的。我们当时住的是四星级以上的宾馆,吃的都是饭店里最好的,一顿饭就要四五千元。看到他们潇洒自如,【这不是潇洒自如,是挥霍民脂民膏】我感到做党务工作与搞经济工作大不一样,我一年的工资还抵不上一顿饭钱,感觉搞经济工作真好。

   

1993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有个企业老板高某送给我1000元美金,说是给我的出国花费。我感慨到,就凭自己挣的这点工资,想到国外买东西,那只能是望洋兴叹。当时,我感觉搞企业真好。【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求钱求利莫进来】

   

思想观念的变化,逐步反映在行动上。本来,领导干部的工作岗位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岗位,职位的提升,意味着更有条件、更有空间施展才华,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悔过的态度是诚心的】但由于自己思想受外界的干扰,我逐步认同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观点,【这个思想观念的普遍形成,需要警惕,需要重视】把私利和金钱看重了。与此同时,我看到与我打交道的老板,一个个都很富有,他们每年的利润有几千万元、上亿元,甚至更多。看着他们的财富迅速增长,我也存在着心态不平衡和红眼病,认为他们的能力也不比我强多少,凭什么有那么多财富?看看他们赚钱也很容易,而自己工作那么辛苦,不仅要起早摸黑,还承担很大的责任风险,得到的工资又是那么少。我对经济上总不满足于现状,心态不平衡,时常有一种攀比思想,与老板比,与高收入阶层比,越比差距越大,越比心态越不平衡。【老板阶层的形成,需要客观分析,是不是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老板光鲜的社交形象不代表他们不辛苦,经营管理的能力和行政管理的能力也不是一回事,官员不是商人】  

   

由于比较的方法不正确,比较的参照物、对象找错了,比较的内容、标准搞错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发生了更大的偏移。我认为,人生不仅要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后人考虑,虽然地位、职务、荣誉不能传承,但金钱、资产、物品可以继承,【这种普遍存在的继承思想既有封建主义的遗毒,也有新时期思想文化领域新的源头,党的思想建设需要加强,】应该多积蓄点财富给后人。因而,金钱第一的思想在我的头脑里越来越深。

   

我虽然身处党政领导工作岗位,但是经常考虑经营上的事,实属“身在曹营心在汉”。【他的悔过证明了曾经有一段时间鼓励官员下海是多么的可笑,有一点需要主义,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官员,需要做的是公平规则的营造,而不是亲自去捞钱】同时,还想尝试自己的经营才能,要让财富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大,致使自己离组织的要求越来越远。

   

法制观念不强,法律意识淡薄  

   

平时,我注重对业务知识的学习,不注重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就是法制观念不强,法律意识淡薄,政策界限模糊,不能明辨是非。【这个一点都不重要,比如你法律学的再好,其实也就是多几把隐蔽犯罪的刷子,蒙蔽人民更长一点的时间,更善于钻法律的空子,更便于逍遥法外而已,一个官员了解基本的法律常识就可以了,没必要深入研究,想找找有什么法律漏洞除外】  

   

如2003年,我与浙江坤和集团董事长联系商定购买杭州“山水人家”五套公寓房,本想向浙江开氏集团董事长项某借钱炒房,但又怕自己同时炒5套房子被人发现,因而请项某直接操作。因为之前我帮了项某许多忙,他愿意把投入资金扣除利息后的收益归我。2004年,我又委托项某在杭州“云栖蝶谷”炒一套排屋,炒房收入共计有500万元左右。

   

原来我一直以为是我向项某借钱,请他帮助我炒房,收益归我。通过深刻检讨,我认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错了。虽说我向项某借钱,但我没有出具过借条,借钱从事实上看不成立,买卖杭州“山水人家”五套公寓房、“云栖蝶谷”一套排屋,我没有参与买卖,都是项某在操作。从本质上看,我没有炒房,因为我既不出钱,也不出力或参与经营活动,这500万元实质上是项某送给我的。【这个依然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不想“别人发现”的规避法律手段,是太懂法律的结果】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这些都是我法律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政策界限模糊,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造成的。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学法、懂法、用好法非常重要。我们的一切行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我没有学好法,法律意识淡薄,是我酿成大错的重要因素之一。【新亏没研究成叱咤国中的法学砖家,否则人民的损失更大】

   

严重的侥幸心理使自己越陷越深  

【准确的说是钻法律的漏洞,是太懂法了】  

在我长达十多年的违纪违法过程中,群众不时有举报,【群众举报是如何被压制的,颇有意思】组织上也给我敲过警钟,【组织上警钟敲得不到位】但我没有清醒,不是去改正,而是去掩盖,【太懂法的缘故】继续去犯错误。我总以为朋友靠得住,并心存侥幸地认为,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会有问题,即使出了事,组织上查,也会有人替我挡一下。

   

而且,我还错误地认为,群众的举报涉及不到核心问题,他们掌握的只是一点皮毛,掌握不了实质,他们举报的只是道听途说的一些小事而已。【这是群众举报的悲哀,信访制度需要完善了,信访家们大谈特谈的刁民就是这么一知半解】只要自己不露马脚,不主动向组织反映问题,是查不到自己的。

   

如2008年6月中旬,我听说有人向纪委举报我,怀疑我拿了通策集团10%的干股。于是,我暗中与该公司董事长吕某一起做了手脚。这10%的干股,总价是1000万元。我相信他们不会说10%的股权是我的,只要吕某不说,就无从可查。而且我认为,说出来对吕某也没好处。见事后没什么动静,我以为自己又一次骗过了组织。

   

所以,对一次一次的举报,我都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没有正确认识,没有举一反三,深思反省,没有认识到自己违纪违法问题的严重性,总以为只要事情做得牢靠,是可以过关的。【一次次的过关,一次次的群众意愿的失败,群众监督政府的渠道和机制值得探讨】

   

严重的侥幸心理,使我没有悬崖勒马及时去改正错误,而是去掩盖错误,企图蒙混过关,致使自己的胆子越来越大,错误越犯越大,在犯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总是要钻法律空子,这是太懂法悲哀】 
  

辣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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