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痛斥广东官员的优越感、督促官员读书学习，到在传统政治词汇上“较真”，将政协委员“建言献策”修改为“建言谋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治粤以来，其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派与大胆言论，在中国政坛里独具风格。

敢于与众不同的“汪氏”作风得到广东学界肯定。受访的广东学者认为，汪洋对于现代政府职能的认识“走在很多人前面”，他在主政广东后的一系列举措，展示出其社会治理的先进理念。

今年56岁的汪洋，被视作下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热门人选。他自2007年底主政广东，甫一上任，便提出“解放思想”、“杀出条血路”等言论。在治粤三余年里，汪洋的种种施政表现也体现了创新精神。在行政领域，广东这几年在不同城市陆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经济领域上，广东“腾笼换鸟”，推进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在思想领域，汪洋高调倡导“解放思想”，并屡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言论。

近期，他对中共传统政治话语作有意识的修改，就再次引起广东媒体与学界的肯定。

中国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时，常用“建言献策”这一政治词汇。在上月的广东政协工作会议上，汪洋称自己将这一词改成“建言谋策”，他解释“献”字意为“恭敬而庄严地送”，显得中共居高临下，并强调说：“作为执政党来讲，不应在民主监督政治协商的问题上用这样的词汇。”

随后，汪洋再在广东“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干部大会”上提出改词，指执政党要改变观念，要从“依靠群众打天下”向“依靠群众治天下”转变，从“对社会管理控制”向“为社会和群众服务”转变。

“打”与“治”仅一字之差，但前者强调阶级斗争，后者则强调了社会治理。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对汪洋改词一举表示肯定，指修改后的词汇摆正了执政党的位置，“从中可感受到，汪洋对现代政府职能的理解，比一般官员要来得深刻与全面。”

中国税务杂志研究员李伟东对本报说，自任职广东后，汪洋施政理念予人更关注民主与民生的印象。他指出，任何新政治词汇的出现，都意味着国家政治观念的改变，也象征着民主理念的跨越式进步。

尽管修改几个词汇尚不意味着现代民主的实现，但李伟东仍肯定，在当前背景之下，此举具有积极意义。

汪洋也要求广东官员“多读书、少应酬”，力推建设“学习型政党”。中共广东省委面向广东官员定期举办了读书学习讲堂，主题内容广阔，除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等主题外，也有中国传统文化讲座，如“元曲”、“明清小说”等专题。此外，广东省委也对官员开出书单，推荐给官员阅读的书籍，在政治、经济、历史、人文等类别上均有涉及。

中国官员近年多有“晾晒”书单之举，除汪洋外，包括重庆、海南等省市的一把手都曾推荐书籍。

袁伟时认为，中共官员通过阅读来提高自身，无疑有助个人提升，帮助官员静下心来提高自己，值得肯定。

从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

在法治建设方面，汪洋的表述是，要推进广东从“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而且提出广东逐步向社会组织放权，用法治手段加以规范，促进全社会形成良好法治氛围。他不讳言民主，并赞许广东有一定的民主氛围，在今年3月致信广东官员推荐书籍时，汪洋说：“如同民主和自由一样，幸福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袁伟时评论说，汪洋发表的关于公民意识与政治参与的言论，显示其发展公民社会的意识，“尽管短期内无法实现社会根本转变，但官员有意识地由此开头，已是一大进步。”

作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广东的市场经济意识更深入民心，在实践现代国家治理方面，也比内地省市具有更优越的条件。在7月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上提及广东转型发展时，汪洋指“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强调注重民生问题，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一边分好蛋糕，一边做大蛋糕”的施政理念形成对比。放到媒体视角下，“汪帅”与“薄帅”似乎形成了前者更重视发展、后者更重视公平的公众形象。

对此，李伟东认为，广东与重庆在产业方向和治理目标上存在差别，但两者的发展目标一致，两套“蛋糕论”并无实质冲突：“蛋糕做大了有助于分配，做大蛋糕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公平分配。”

不过，李伟东也表示，广东在过去30余年实现了经济腾飞，但不能忽视，该省长期存在“血汗工厂”与社会公平问题。他指出，广东提出建设“幸福广东”，致力经济转型，在此过程中，广东还有待继续解决社会公平分配问题。而类似民工讨薪难、增城事件等危机，将一再考验汪洋的现代施政理念与行政方式，落在具体实践中，是否能真正兼顾发展与公平，而这一点，也会成为影响他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的重要因素。

明目张胆打压唱红，太原公安局自比阎锡山？ 2011/09/13

作者：列焰熊火　　 明目张胆打压唱红，太原公安局自比阎锡山？　　 ——评太原唱红歌被判违法　　 2011年9月9日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35周年纪念日。当日，全国各地民众自发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网上纪念文章铺天盖地，网友们纷纷发文追忆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以及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功伟绩。北京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缅怀和纪念的群众排成了长队，绕场数周。韶山毛主席的故里更是游人如织。全国各地，更多的人们则是以唱红歌的方式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歌颂毛泽东那个光辉的时代。　　 然而听到老百姓唱红歌，有人却恨得咬牙切齿。前几天就听到太原五位民众因唱红歌被警方当场带走的消息。当时还不信，心想红歌大都是当年流行于社会和民间的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祖国的歌曲。和唱其他类型歌曲相比，唱红歌可以祛邪扶正，陶冶情操，提振精、气、神，可以促人们奋发上进，使人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太原，有人因唱红歌而被治罪，岂非咄咄怪事？难道不准唱红歌，只准唱淫词滥调？难道太原当年反共、反人民的军阀阎锡山的阴魂不散，已经附上了某些人之体？　　 然而，正如有人所说，在当今中国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发生。不是不信吗？现在就有网友公布的太原市迎泽分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为证。上面赫然盖着太原公安局迎泽分局的朱红大印。处罚书上被处罚人姓名是宋保存，处罚理由是2011年9月9日下午，李忠（在逃）伙同宋保存在太原市迎泽公园藏经楼前组织200余人未按规定申请，进行非法集会：喊口号、唱红歌、诗朗诵、散发宣传资料。处罚结果是对宋保存行政拘留5日。　　 真是不可思议！共产党领导下的太原市公安局，号称人民公仆、拿着人民的俸禄，干的却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勾当。其所作所为，就连当年蒋介石、阎锡山都不及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建设，是伴随着一首首红歌走过来的。《十送红军》表达了红军长征前夕，人民对红军的依依不舍之情。《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唱出了解放区人民翻身当家作主的无比喜悦之情。解放军战士唱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奔赴祖国解放的战场，歌声所到之处，国民党反动政权土崩瓦解，灰飞烟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颂了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丰功伟绩。《歌唱祖国》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社会主义好》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无比热爱。　　 从革命战争年代起，在民间涌现出千万首的红歌，每一首红歌都记录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时期的一个印迹，记载着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设新中国的光辉业绩。在整个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年代，红歌教育着人民，团结着人民，鼓舞着人民。人民听了心情豪迈，斗志昂扬，敌人听了则失魂落魄，闻风丧胆。　　 因此，最惧怕红歌的是谁？是当年的蒋介石、阎锡山之流，是当今的汉奸、买办、官僚资产阶级、贪污腐败分子。听到红歌他们犹如芒刺在背，坐卧不宁，寝食难安。因为红歌意味着人民的团结、意味着人民的觉醒、意味着他们的灭亡。　　 回头我们再看看太原市公安局对宋保存的处罚理由是多么的荒诞和牵强：“未按规定申请，进行非法集会：喊口号、唱红歌、诗朗诵、散发宣传资料”。　　 唱红歌本是民间自发的一种娱乐方式，既不是游行，也不是集会，为什么要申请获批？试问商家街头的促销活动，兴师动众，搭台演出，动辄引得数百人围观，阻断交通，高分贝的音量产生的噪音，严重地影响周围居民的生活。这些难道都事先进行了申请吗？太原市公安局查处了哪一件？难道喊“共产党万岁”这样的口号也算犯法吗？　　 什么非法集会、喊口号？这都不是问题的核心，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唱红歌。核心是里面有一个“红”字。　　 试想，人家在反独裁，大力提倡普世价值、民主宪政，你却要歌唱共产党好。人家在实行国退民进，大力推行私有制，把公有制都快搞垮了，你却在唱社会主义好。人家都已经给当年的地、富、反、坏、右平反，当年的右派甚至跻身高层，你却在唱反动派被打倒。人家在大力招商引资，甚至提出谁妨碍招商引资谁就是人民的敌人，你却在唱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红歌和人家所要推行的大政方针背道而驰，这怎能不使人家心生厌恶和反感？红歌映衬出某些人的黑心，使之暴漏于光天化日之下，岂能不使那些人心慌胆颤？　　 可是，无论怎么反对，唱红之势势不可挡。西南重庆唱红打黑映红了西南一隅，成为代表中国未来希望的一种模式，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并引起中央高层一些领导的高度重视。就连广州市长在考察重庆时，也表示要向重庆学习。　　 对此，山西太原难道就无动于衷？山西太原非但不支持唱红，反而对自发唱红歌的老百姓实行法西斯专政，进行无情打压。一般来说红黑势不两立，反对唱红歌的地方，黑恶势力必然泛滥成灾。山西太原恐怕也很难以逃出这个规律。　　 太原公安局请听：在祖国大地，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唱红之音就像涓涓小溪，已经汇成了滚滚的洪流。这洪流必将涤荡一切污泥浊水，其势磅礴不可阻挡！太原公安局难道甘心要当阻挡这洪流的围堤？　　 　　　　　　　　　　　　　　　　　2011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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