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根据内地维权人士野渡网上推特消息透露，正在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其81岁的父亲刘伶已在农历8月15日，即中秋节当日病逝，刘晓波不只未能为父亲送终，甚至可能连老父的噩耗仍未能得悉。但也有报道指，等同被软禁在家的刘晓波妻子刘霞，则可能因此而获准到锦州监狱探望刘晓波，同时将刘父的死讯告知刘晓波。
野渡19日在推特网上发文透露刘晓波父亲的死讯，帖文说：「哀悼！料想晓波在狱中，不能送老人家一程，该是多么的哀痛！」有网民则呼吁当局准许刘晓波为父亲送葬，但刘晓波的律师尚宝军说，内地法律本身就没有规定「可为亲人送葬」。法律本身的障碍，加之案件特殊，尚宝军认为刘离开监狱机会很小。

刘晓波的弟弟刘晓暄则向《明报》证实了父亲病逝的消息，又说丧事已经办理完毕，他个人已经回到广州家里，但拒绝对丧事透露任何详情。报道引述刘晓暄表示，家人并无任何渠道能够通知刘晓波和刘霞，相信他俩仍未知情。另有消息指，刘霞有可能因此事获准前往锦州监狱探望刘晓波，并告诉他这一消息，但刘霞的好友北京作家莫之许，则表示自己并无听闻，也联络不到刘霞的家人。

刘晓波于2010年被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监11年。现仍关押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而在去年10月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其妻子刘霞一直遭软禁，除其父母外，其他亲友都联络不上。

炎黄春秋借辛亥革命警示中共改革 2011/09/20

具有“老人”背景的大陆敢言文史类杂志《炎黄春秋》最新一期，就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发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的署名文章，借辛亥革命100周年以来的风云激荡以及中国社会当前的种种问题，警示中共执政应更自觉主动地把握改革的机遇和发展的进程，呼吁中共进行社会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 文章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一百年前就高瞻远瞩地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开篇，回顾辛亥百年，尤其是中共建政60年来以及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发展进程，作者宣称，中国的改革无疑吸收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因素，使传统社会主义走出困境，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认为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以崛起的姿态走进世界各国的视野。 但作者同时指出，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要有清醒认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与低工资、低地价、低人权的“三高三低”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复制推广；资源、资金、权力高度集中下的举国体制，虽然可以办大事，抗灾害，但也容易带来决策不当，暗箱操作，造成腐败，造成巨大浪费。 甚至，由于其不计成本的特点，容易形成官僚利益与垄断利益相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举国体制办大事的特点又极易让执政者产生“大跃进”、“跨越式发展”这样的冲动。这种冲动如果和特殊利益牵扯在一起，将给中国社会带来无法估量、难以挽救的灾难后果。这已成为中国深化改革、社会转型、民主建设的一个难题。 文章同时借蒋经国在台湾主政后采取一系列政治革新举措，特别在晚年出于“向历史交代”、“不计个人毁誉”的强烈心理动机，大力推进台湾民主政治转型，解除戒严，取消党禁和报禁，充实民意机构，促使地方自治法律化，作了宪政民主的勇敢探索，成就了民主转型的成功，呼吁中共进行民主改革。 文章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奇迹般成就。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国实现了三大社会经济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然而，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随着国力的增强，人均GDP的提高，随着30多年来市场化的改革，也积累起来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困境。 其一，大国崛起的烦恼。近年来围绕汇率、海权、领土、军事、周边关系、意识形态领域争议，中国与世界大国及周边国家不断产生摩擦，凸显了中国外交的严峻挑战，也透露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担忧，甚至敌意。在对待西藏、新疆、台湾、人权等问题上更经常产生纠纷。南中国海争议，美越联合海上演习，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日本民间反华情绪抬头，延坪岛炮击带来的频繁且规模升级的军演，以及诺贝尔和平奖揭晓引起新一轮对中国民主与人权的施压，等等，说明中国崛起遇到的外交挑战与麻烦也大大增加了。 与此同时，国内狭隘民族主义思潮也抬头了。每出现一个涉外问题，民族主义思潮就上来，对正常外交产生干扰。而在外交应对上，受意识形态影响，常出现进退失据、十分被动的局面。尤其在处理与美国、朝鲜、非洲、中东等国关系上常陷于被动。外交工作上我们有时显得过于“另类”，适应不了大国崛起的挑战，往往很难与国际社会达成共识。同时，应对的对策不足，方式也不够灵活，缺少纵横捭阖的大国气度和韬略。 其二，社会经济转型的困惑。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带来了四大问题：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中国总人口千分之0.2的人，持有相当于全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20万亿元的近一半资金。此外，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而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电力、电信、石油、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工资与福利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显出来。这些年GDP快速增长，财税大量增加，许多地方大造高楼大厦，经营城市，改造旧城，成了一种潮流。政府机关的大楼造得漂漂亮亮，但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农村小孩上不起学。不少城镇居民买不起房子，居住条件很差，等等。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问题，民众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 三是发展方式粗放，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水资源污染严重，全国七大水系都遭到污染，食品卫生问题更是十分严重。高投入，高消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吃老祖宗和下几代人的饭。如此高消耗发展模式引发了近年来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暴涨。 四是权力腐败和社会腐败。中国国腐败的严重性在于第一卖官买官盛行，导致吏治腐败，败坏党风、政风、社风，影响恶劣。第二，腐败蔓延到法院、检察院，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开始，到各地法院、检察院不少法官检察官犯案，有的甚至“一锅端”，这在法治国家少有。第三是媒体舆论腐败，本来媒体是监督公权力的有力工具。中国媒体不但丧失了舆论监督的功能，而且还产生腐败现象。一个是吏治腐败，一个是司法腐败，一个是舆论腐败，显然比经济腐败更严重，是与政治体制弊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体制性的腐败，值得引起严重关注。 其三，市场竞争的焦虑。文章指，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大陆民众由人人参与政治搞阶级斗争的“政治人”，变为人人关心经济利益努力创造财富的“经济人”，出现了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堵塞了民众的上升通道。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现在要上好学校读书，要找好工作，要升迁，要提职，都要跑关系，找靠山，讲背景，这就产生了市场竞争的焦虑。 文章称，社会上弥漫着浮躁情绪，不满情绪，幸福感减弱，失落感增加，教育学术领域也受到侵蚀。这样一来，就进入信仰空虚、是非无据、唯利是图、险燥慆慢的时期，多年积累的不满、怀疑、怨恨，到了释放期，一方面督促当局改善改革，另一方面，也越来越不信任当局，当局做什么都会被怀疑指责，越来越偏激，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具有破坏性。 这就导致民粹主义思潮起来，仇官仇富仇警的情绪到处宣泄。同时，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受主义，成为社会普遍现象。金钱至上观念泛滥，人文精神丧失，人性的物化，导致不少人紧张、焦躁、精神崩溃，引起精神病患者大为增加，自杀率也不断上升。文章指出，这就提出了一个迫切的任务，务必要把“经济人”变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人”，以取得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 社会经济转型积累的这些问题，给社会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基层权力失控，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加。1993～2006年从8708件发展到9万件。2007～2009年连续三年社会群体性事件都超过9万件。 2010年全国信访总量970万件（人）次，群体事件官方统计20,817起。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用和城镇房屋拆迁上，集中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上。群体性事件大体分三种类型： 一种是维权型的社会事件。从农民抗税费到抗圈地，又发展到地下资源、林权、环境污染问题，矛盾冲突加剧。2010年发生十大社会群体事件，安徽马鞍山万人群体事件、山东潍坊拆迁冲突、江西九江拆迁冲突、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拆迁冲突等都是数千上万人闹事抗议。从成都唐福珍到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到今年5•26江西抚州连环爆炸案，标志着暴力化加强。抚州钱明奇爆炸案具有典型的警示意义，标志着民众通过各种途径维权意识的崛起。 今年6•6发生广东潮州古巷镇和6•10广州增城新塘镇群体事件，引发本地民工与四川籍民工大规模持械斗殴和互相报复，标志着二亿农民工维权问题提到新议程。 内蒙古锡林郭勒今年5•11与5•15抗议煤矿开采污染环境的两起命案,引起5•23、5•25全盟族众与学生抗议游行，接着又引发5•30呼和浩特20年来最大规模的民众上街抗议活动,蒙古族民众、学生呼喊“还我草原”口号。这标志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资源开发与维护当地民众利益的矛盾激化了！ 另一种是社会泄愤型事件，参加者没有利益诉求，主要对社会不公发泄心中怨恨，对公权力和有钱人的不满。2009年6月湖北石首事件是典型。为一个厨师死亡，7万人围攻政府，火烧公安局。这种泄愤型社会群体事件没有组织动员，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不讲规则底线，打砸抢烧行为随意爆发。2009年海南东方事件、四川南充事件都属此种类型。 还有一种社会群体事件是骚乱。2008年9月湖南湘西苗族自治州骚乱，把政府砸了，也把当地超市砸了，超市与事件毫无关系。结果国庆节商店全部关门，野战部队开进去才恢复秩序。2008年3•12拉萨事件，2009年7•5乌鲁木齐事件，都属于骚乱，但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差别，其共同特点是攻击无关人员。 文章指出，正是由于这样那样的问题，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走回头路，为“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鸣冤叫屈的思潮，借反思改革的名义来否定改革。值得警惕的是，这样的思潮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60周年建国大庆时，当局有意无意地屏蔽了前30年的沉痛教训，这极不利于树立改革开放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 文章在肯定中国发展道路的同时，警示中国要走出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困境，化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必须要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为什么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呢？文章称，攻坚内容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深化改革必定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 但是，鉴于中国目前的情况，作者指出，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四位一体改革，又要分步骤实施。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现在看来，中国的整体全面改革也需要一个“三步走”的路线图。中国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处于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文章指，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在制度层面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 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六大民生问题。 一是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 二是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三是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 四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尤其是农村医疗服务最差，要改善。医疗卫生作为公益性事业，应当以人为本，最大努力保障民众的身体健康。 五是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建设制度，但不是人人拥有产权房。应该建立廉租房、平租房、产权房三级体制，对于平民大众，到处都有平租房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大众就有居住自由了；对于穷人，提供廉租房。 六是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 　 经过经济体制为重点的改革阶段，现在的社会矛盾暴露很多，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预示着，如果不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不解决民众关注的民生问题的话，就会影响到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同时，在社会矛盾多发的情况下，如果不经由社会体制改革，而突出政治体制改革，在社会基础、公民素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落空，甚至带来政局动荡。 文章指，在基本完成社会体制改革之后，需推动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努力建设经济富强、宪政民主的国家，建设法治文明、自由发展的社会。文章称，改革30年多来，中国丧失几次政治体制改革的好机会。但30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两大成就，即党与国家领导人形成年龄、届别的定期规范的交接班制度；网络媒体日益成为推进民主政治的平台，这些成就意义重大，为未来的改革做了必要的准备。 文章称，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社会民主问题，也即解决党政职能分开、权力过度集中、缺少监督的问题。 具体来说，要改变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调整执政党与民意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与执政党的相互监督作用。执政党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要进一步完善起来，提倡竞争性选举，从党中央到乡镇委员会实行较大差额的民主选举。协商民主与直接民主互动，监督和制衡体制健全完善，党内民主风气活跃，社会思想文化更加多元，舆论更加自由开放。党管军队、管干部、管舆论，如何管得科学、管得民主、管得依法，要有新的规范和制度。四大基本政治制度（人大、政协、民族区域自治、社会基层自治）的改革要配合推进。总之，通过改革建立现代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制度，改变传统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保证既能体现党的领导，又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都统一在依法治国、宪法民主之下。也就是说执政党应当遵循民主政治的规律，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文章最后称，政治体制改革，是自己改自己，共产党改共产党，政府改政府，官员改官员，所以相对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而言更困难一点，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要有自我改革的决心和献身精神。到新中国建国100周年的时候，中国经济总量有望超过美国，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完成，社会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