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领袖需要冲破心魔
邱立本
这是另一种忆苦思甜。台湾老百姓今天目睹中国大陆民主选举先锋的遭遇，都有一种独特的情愫，因为大陆今天经历的，台湾都经历过。
这是台湾老百姓太熟悉的场景——执政当局使用种种光怪陆离的手段来对付民主运动的先锋，污蔑，用尽各种「人格谋杀」的方式；如果还不能将你斗垮斗臭的话，还有更多更赤裸裸的方法。
从五六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八十年代的党外运动，挑战国民党的力量，前仆后继，屡败屡战。雷震、郭雨新、黄顺兴、黄信介、林义雄等名字，已经成为今天台湾政治史的传奇，而在当年，他们都是被情治单位镇压、下狱、被公权力不断找麻烦的人。
而台湾民主运动的发展，除了参政先锋的勇气之外，还有整个经济与社会的支撑，培育大量的中产阶级，可以更有力量和当局博弈，民间社会也在不断成熟中。八十年代，工人组织和各种社会组织也茁壮长大，在每一个领域，都越来越有自主性，而因此到了最后，台湾的民主化就变得水到渠成。
但如果蒋经国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去世之前的一年，没有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顺应民间潮流，开放党禁和报禁，那么台湾的民主化还会有更多的弯路会走，还可能流很多的血。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位威权的领袖在关键的时刻作出关键的抉择，历史的走向就不会免于血腥和恐怖。台湾在蒋经国的一念之差中，平稳地经历了一场宁静革命，在宪政的体制下，宠辱不惊，即使政党轮替也不怕。无论谁当总统，无论哪一党执政，都不会出现政治的脱轨，人民也不会有任何惊恐和生命的危险。
如果台湾可以，中国大陆可不可以？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可以学蒋经国模式，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回归宪政？
对中国大陆老百姓来说，这是最好的结局，否则中国就要面对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从民间爆发，重复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模式，自江湖发难，向权力的庙堂挑战。
这也当然带来巨大的风险，成为中国不可承受的重。自上而下，都可以在操控的范围内；但自下而上，就会难以控制，尤其今天的江湖已经超越陈胜吴广的时代，而是进入了微博的世界，让民间的网络孙悟空，可以「一呼百万应」，让信息以细胞分裂的方式，瞬间传遍天下。而中国的中产阶级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也比当年台湾更成熟，更有行动的能量。
越来越多台湾知识分子觉得，中国大陆的保守和僵硬派，是台湾民心对大陆离心离德的主要动力。每次中国大陆当局打压民主改革势力时，台湾的民心就会有说不出的厌恶，也不禁会对大陆的政治有一种莫名的疏离感。
但如果中国的领袖们毅然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让绝对的权力不再绝对地腐败，让权力可以出现制度性的制衡，那么台湾的民心就会被自然吸住，两岸的统一，就会克服当前种种障碍。从一国两制的争论中，提升到一国良制的层次，台独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这是全球中国人的希望，也是北京领袖需要冲破心魔的抉择。
| 吴敬琏越来越像茅于轼了
2011/10/07 |
吴
作者：安庆仁
近日凤凰网首页刊登了茅于轼的一篇文章，大意是，要避免次债危机爆发，就要鼓励民间放高利贷，要让高利贷合法化，云云。今天的中国不是十年前，茅于轼坐冷板凳有年，无论说什么，也无论哪些人还愿意给他捧臭脚，愿意抬举他，实际上对国家大政方针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另外也不仅仅是茅于轼，还有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等一批前朝炙热可热的高参，如今胸口都拔凉拔凉的。同时我们也没必要感到意外和愤怒，像他这样老而不知耻，老而不知自尊，老而不思留个好名声的人，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不敢做的，也没有什么话是他不敢说的，我们只要掌握住一个原则就行，尽管他敢说，但高层可不敢听，更不敢信，进而对他这个中国社会的麻烦和矛盾制造者讨厌之极。
要弄懂高层对茅于轼持什么看法也不难，只要看看当下房地产业惨不忍睹的形势就明白了，不然高层要是还重用他的话，房价不但不会将，没准早就又翻一翻了。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视角观察，智囊人物的观点和理念一旦不被采信，即说明他已然失宠。失宠的后果在古代是很危险的，轻者坐牢，重者割头兼满门抄斩。现代社会当然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对失宠者而言，心理上的巨大落差所带来的苦闷是无法排遣的。最近两年，网络和报刊上，经常可以见到官员因抑郁而跳楼、投水甚至乱刀自戕的报道，很多网友从当下官场的诡谲解读，更愿意相信是被自杀，当然不否认这种可能，但更多的原因，还是应该归结于心理落差造成的抑郁所致。
按照心理学原理研究，茅于轼的表症就属于歇斯底里，用东北老百姓的话说：OUT了，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就他个人的心态分析，两个字就能概括：报复。具体而言是这样：既然你们冷落我，出我的丑，那也别怪我不是人，我天天跟你们唱对台戏，给你搞破坏。我知道，我的话没人信，进而还挨骂，但只要让你们看见就行，癞蛤蟆不咬人膈应人，你们看见了心里就会不舒服，就会反胃，那么我茅于轼的目的就达到了。反正无论说什么，你们也不敢把我怎样。有人在跟帖中骂茅于轼老而不死，未免太过，八十多岁的人了，还能活几天，既然高层没人把他的话当回事，网友们不妨网开一面，只当他是老糊涂了，让他开开心心的度过人生那所剩不多的时日。
外国人说中国人不会宽容，其实不会宽容的背后是不能超然、不能超脱、不能超越，老百姓如此，官员如此，学者亦如此。中国是信佛、崇道、尊儒的国度，然而就从现实看，佛与道对中国人的影响只及于浅表，而儒家思想则深刻的控制着中国人的灵魂。由于儒家的入世观念中毒太深，所以中国人总是摆脱不了功名利禄的诱惑，尤其是儒家知识分子，完全成了功名利禄的木偶，因此一旦失宠就会心灰意冷，气愤填膺，骂不绝口，进而走向曾经的自己和自己曾经效忠的官方的反面，叛变国家和民族这样的事情也不在少数。非常有意思的是，为了给自己这种不耻的行为开脱罪责，同时也为了得到某种自我慰藉，儒家知识分子就发明了一套逻辑：“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然而真实的历史却告诉我们，昏君当道的时候，儒家知识分子各个如鱼得水，没一个“臣投外国”的，反过来倒是明君治国的时候，儒家知识分子最容易“臣投外国”了。比如汉武帝，雄才大略，一代圣主明君，但也没能阻止住某些汉族知识分子当汉奸的脚步。
历史的看，在汉民族统治中原的时代，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智囊人物，其实都是来自中原的儒家知识分子，比如契丹的智囊人物韩知古、韩延徽、康默记等，都死心塌地的效忠大辽。儒家知识分子所以投靠异族，原因不外乎这样几点，一是自恃才高，但不受重用；二是犯罪受到惩罚，遂一反到底，报仇雪恨；三是经受不住金钱和美色的诱惑，如洪承畴，一夜快活，就成了后金的走狗。今天的儒家知识分子比他们的前辈还无耻，普遍没有国家和民族观念，道德水平更低，故而以认贼作父为荣，以卖国敛财为能，以买官淫乱为乐。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何自喻为公共知识分子了，敢情这“公共”的含义，就是没有国家界限，没有民族界限，没有道德和法律界限，公而共之也，共国、共民族、共家、共产、共妻，活活的一群畜生。
文化是心灵的主宰之神，文化如此，儒家知识分子自然无一能例外，是故从古到今，只要是儒家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高地的时候，儒家官员无不是前腐后继，皇帝杀都杀不过来，旧的还没杀光，新上来的又相继犯事了。朱元璋其实就是活活被儒家知识分子气死的，但谁也没奈何，无耻的文化，必然造就无耻的知识分子，无耻的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必然是无耻的官员。不然我们看时下的中国，尤其是那些身兼官员和学者双头衔的人物，有几个不如此呢，最近不是又曝出官员作家犯事的丑闻了吗。有人说，当中国人，最要紧的是必须要有良好的心态，心理一定要特别健康才行，不然当官稍有不慎就会抑郁，当老百姓稍有不慎就会神经，当学者稍有不慎就会歇斯底里。
但尽管如此，有些事情还是让人略感意外，比如凤凰网上，茅于轼刚刚挨了骂下去，吴敬琏就粉墨登场了：《不改革国有经济，就无法实现共同富裕》。这不整个一睁着眼睛胡喷吗，想当年国企改制，就是打着这个招牌把几千万工人给忽悠下岗了，但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国企几乎都搞没了，老百姓非但没有富裕，反而更穷了，下岗女工只好靠出卖肉体维持生计，童工背一趟砖，往返十几里才给三毛钱。如此民营企业家，与刘文彩何异？以这样素质的民营企业家，即便把所剩无几的国企都打包出售给他们，老百姓也不可能富裕，只会命运更加悲惨，甚至还不如当年国民党时代要好。所剩无几的国企都不肯放过，吴敬琏的良心绝对喂狗了，万幸的是，这一次他忽悠不了老百姓了，而高层里大多数早就对他嗤之以鼻。
笔者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吴敬琏白天姓蒋晚上姓汪》，看到他今天这篇文章，笔者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蒋汪合流了。吴敬琏到底扯下来遮羞布，公开表明自己的身份：我，吴敬琏，跟茅于轼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曾几何时，吴敬琏遮遮掩掩，矢口否认新富平基金是他跟茅于轼合伙做的，如今被冷落了几年，自知再无受宠的希望，遂效茅于轼而法之，厚起脸皮，裸奔上阵，助茅于轼一臂之力。遗憾的是，流水落花春去也，今天早不是十年前了，猖獗的腐败也罢，社会道德水平低下也罢，不法商人血腥敛财也罢，不过都是靠惯性推动，因为进入新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用最新理论武装全党。赚几个臭钱，留一身骂名；得半世风光，换千年不耻。恶心，真真的恶心，太宇恒长，怎奈去日不多；家财万贯，毕竟无福消受。棺材里装不下太多的钞票，开一张支票，千万拿好，阴间或许有用，但千万别走错门，18层满员，去28层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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