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1911年11月16日，从欧洲起程回国前，孙中山致电《民立报》表示，革命后的民主共和国总统应当推选黎元洪，但袁世凯亦可。这是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第一次公开发表对袁世凯的看法。

　　就在这同一天，袁世凯正式就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组成责任内阁。

　　此前，袁世凯的秘使已与南方革命派多次密谈。革命派内部也已经形成了一个看法：若袁宣布拥护民主共和，清帝退位，则选任其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回国后，各省代表关于国体的讨论迅速中止。同年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是，孙中山随后电告袁世凯，“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

　　袁世凯到底是窃国大盗，还是共和之功臣？革命派、袁世凯、清廷等之间的来往电函中可窥一斑。

　　清廷无奈再次起用袁世凯

　　1911年10月10日，起义的枪声在武昌打响时，袁世凯正端坐于河南老家，准备他的52岁寿辰。三年前，由于被载沣怀疑出卖维新派，致使光绪被幽禁至死，袁世凯被解除官职，返回河南，隐居于安阳洹上村，暗地等待时机。

　　武昌起义枪响的第三天，清廷命令陆军大臣荫昌统率北洋军两镇南下讨伐，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派遣兵舰协同作战。

　　然而，这支由袁世凯一手打造的清廷最具战斗力的部队，似乎只听从他的命令，将朝廷面临的危机视若罔闻，行动颇为迟缓。无奈之下，10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两周后，再发上谕：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路军队，均归袁节制调遣，陆军部不为遥制……

　　但是，袁世凯决定待价而沽，以当年朝廷罢免他官职的理由——足疾，拒绝了朝廷给予他的湖广总督的任命；另一方面却又表示，“现赶加医治，一面料理筹备，一俟稍可支撑。”

　　与此同时，继武昌起义后，湖南、陕西、江西等多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廷独立。京津谣言纷起，人心惶惶。越来越多的文臣武将联名电奏，提出以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开放党禁，作为解决政治危机。

　　1911年10月26日，袁世凯电奏清廷，决定复出，并于30日南下督师。清廷则于次日连发四道上谕，承诺此次湖北军务“不为遥制”，并调荫昌回京。

　　10月30日，袁按照事先承诺起程，11月1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掌握了政、兵、财大权。

　　袁世凯很快获得对革命军的部分胜利，以新军实力，当可继续攻破武汉三镇，但他缓下了脚步，转而开始南北和谈。攻陷汉口、汉阳之后，清军前敌总司令冯国璋急于挥军过江。袁世凯告诉他，王朝像一棵大树，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拔起来的，要先摇动他的根柢。

　　革命派事先约定袁任大总统

　　1911年12月29日，齐聚南京的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天，孙中山即给袁世凯发电称，“北京袁总理鉴：……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这个话的意思是说，我孙中山只是暂任此职，这个位置以后还是你的。

　　此前革命军和袁世凯曾有密约：若劝动清室退位，即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袁世凯这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孙中山当选大总统，使袁世凯殊为不悦。在孙中山当选的次日，袁世凯撤去唐绍仪代表的资格，改由他自己直接和民军代表用电报交涉，并回电表示，“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

　　另一方面，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则通电誓死反对共和政体，令前线清军炮轰武昌，中止南北和谈。革命派则组织了六路大军北伐。但是，南京临时政府军事力量薄弱，难与抵抗北洋军。

　　而孙中山当日即再复电，继续表态，“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让功能，自是公论。”

　　南北双方再次坐上谈判桌。孙中山以大总统的桂冠作为交换，要求袁世凯推翻清帝，实行共和。1912年1月15日，孙中山致电议和代表伍廷芳：“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有了孙中山的承诺，袁世凯把主要力量放到压迫退位上去，1912年2月13日清廷发布谕旨，宣布宣统皇帝退位。同一天，孙中山向南京参议院请辞临时大总统，并推荐袁世凯接替。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于北京就职。

　　孙袁一度处于“蜜月期”

　　“孙大总统鉴：昨行受职礼，承遣蔡专使致贺，感意无已。凯以不才，承公推荐，忝兹重任，尚望随时指使。将来解职后，甚盼来京，面聆雅教，庶免陨越，幸甚。袁世凯。”1912年3月11日，袁世凯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邀请孙中山赴北京面晤。

　　6个多月后，即1912年8月18日，孙中山来到北京，孙袁二人的首次见面是当时国内轰动一时的大事。袁世凯把孙中山招待得很好，孙中山在北京呆了一个月左右，两人会谈了13次。两人讨论的话题非常广泛，包括内阁、军队、外交、迁都、实业、党争、铁路、国民捐等问题。

　　到了8月底，孙袁的会谈已经到了高潮。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吉奎告诉南方日报记者，有次会谈中，袁世凯喊了一句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赶忙起来说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气氛非常热烈。孙中山还提出，袁世凯你当10年总统练百万精兵，我10年内修20万里铁路，何愁国不富民不强啊？袁世凯说好啊，任命孙为“筹画全国铁路全权”，每月拨办公费三万元。

　　李吉奎说，会谈让孙袁二人的关系处于“蜜月期”。孙中山对别人说，“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

　　可惜蜜月期维持没到一年，孙袁的关系便宣告破裂。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杀，袁世凯被认作暗杀背后的策动者，孙中山决定“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

南方日报

怀念美国“大萧条”时代 2011/10/15

在1930年代期间，大萧条悲惨表象之下的美国经济正悄然大步向前迈进。期间发明了电视及尼龙丝袜。冰箱和洗衣机成为大众市场产品。铁路速度越来越快，公路越来越宽阔平坦。正如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菲尔德（Alexander J. Field）所说，1930年代可谓是“二十世纪科技进步最显著的十年。” 经济学家经常把周期性趋势与长期趋势——即短期波动与经济基本结构的长期变化——区分开来。这两种趋势之间的差异在1930年代最为突出：从周期性趋势来看，这是二十世纪最糟糕的十年，然而从长期趋势来看，则又是最美好的十年之一。 倘若我们能够从这个历史事实中获得一些安慰的话，那显然倒也不错。但是，1930年 代给予我们的教训很有可能恰好相反。当前美国经济低迷最令人担忧的地方在于：它既存在一系列源自金融危机而且非常明显的短期问题，也存在一系列较为隐蔽的 长期问题。这些长期问题包括长达十年之久的新企业形成步伐放缓，教育改善停滞不前，以及包括金融及医疗在内的行业迅速发展这个喜忧参半的问题。 纵观这些问题，美国正在遭受的可能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经济严重衰退。而是美国或许已进入一个失业率高企已成为常态的时期。 美国劳工部本周五（10月7日）发布报告称，9月份就业增长情况平平，失业率仍维持在9.1％高位。在费城联邦储备银行最近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中，预测人员表示，美国失业率至少在2015年之前不太可能降至7％以下。他们预计，在2015年之后，失业率也很少会降至6％以下——即便在经济良好时期。 就在不久之前，6％还被认为是一个很高而令人失望的失业率。从1995年至2007年期间，失业率仅在2003年的五个月时间内超过6％——而且从来没有超过7％。 “我们遭受的是一场双重打击所造成的影响，”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哈尔蒂旺格尔（John C. Haltiwanger）如此评论道。除了长期危机之外，还出现了周期性危机，现在这两者正彼此相互助长。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美国已陷入一段类似欧洲上一代人所经历过的时期：生活富有但又艰辛。高失业率将加重美国人对国力衰退的担忧情绪。政治局势有可能动荡，而且早已如此。许多人将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就业大门之外。 自2008年以来，已有近650万人至少正式失业六个月，还有数百万人已退出了就业市场——也就是说他们不再寻找工作。这些核心失业者突显了长期及短期经济问题间存在的联系。他们大都因为经济衰退而失去了工作。但是，在经济开始再次增长之后，其中许多人仍将没有工作。 事实上，这些失业者将成为美国经济承负的压力。无论公平与否，雇主将不愿雇用他们。许多有不明健康问题的人最终将依赖联邦残疾计划，而联邦残疾计划已成为大多数受益人永远无法放弃的影子福利计划。 目前，造成人们对美国经济感到恐慌的主要原因仍然是金融危机。美国长达一代人时间之久的借债消费泡沫已然破灭，这致使美国家庭纷纷修复各自资产负债状况，而且在确信消费者支出将会回升之前，企业对雇人一事非常谨慎。即便现在，许多大件物品——住房、汽车、家用电器、许多服务项目——的销售依然远低于它们在危机前的峰值水平。 虽然每次金融危机的详细情况各有不同，但是大致格局都是类似的。据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M. Reinhart)及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S. Rogoff)近来经常被引用的学术研究所示，危机通常会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长达近十年之久。他们认为美国最近这次危机始于2007年夏季，这意味着美国经济甚至还没有走完失业率居高不下长达十年之久的一半时间。 当然，预测美国经济前景暗淡——尤其是在经历了一次衰退之后——可能并不靠谱。仅在过去五十年里，灾难预言者就曾宣称美国正落后于苏联、日本和德国，结果每次都被证实是错误的。 美国依然拥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任何国家所不具备的一系列优势：世界上最好的风险资本网络系统，完善的法治体系，颂扬冒险的文化氛围，对移民无与伦比的吸引力。这些优势通常能够催生出下一个影响巨大的新兴产业，即使这些优势不如美国存在的诸多问题那样显著。 这正是1930年代所发生的部分情况，1990年代也曾发生过这种情况，当时许多人对失业率回升而经济下滑感到忧心忡忡。1992年，刚当选总统的比尔·克林顿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了美国经济问题，据与会者回忆，当时还没有人提到互联网。 然而，今天人们所担忧的问题非常严重。即使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经济形势也并不是很好。从2001年到2007年的经济扩张期间，美国就业率非常疲弱，就业情况没有跟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在职成年人比率出现下滑。对于有份工作的普通人来说，收入增长勉强超过通胀步伐。 如果要对这些问题给予一个统一的解释，那么最贴切的做法就是对比那些促使1930年代对美国经济发展如此重要的原因。当时美国普遍提高了其生产能力，正如菲尔德在他的新书《大跃进》（A Great Leap Forward）所述。这部分是因为大萧条消除了美国经济中的各种低效现象，但更主要是因为新科技的涌现，美国经济增加了动力，提高了效率。这些变化加上二战带来的工业化浪潮，为战后经济蓬勃发展创造了可能。 另一方面，近年来，美国经济在提高其生产能力方面并没有获得特别明显的提高。是的，诸如iPad及Twitter等创新产品及技术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是的，各大企业已想出办法如何在雇佣较少员工的情况下生产或提供同样多的产品或服务。可是美国没有开拓出任何能够雇佣大量而且越来越多员工的重要新兴产业。 美国现在没有出现1870年代的铁路、1920年代的汽车工业甚至1990年代的互联网行业的现代版本。在过去10年里，按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美国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低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中的任何一个年代。 除 了金融危机之外，或许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劳动力的总体技能水平。在过去30年里，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获得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的青少年人数所占人口份额没有 出现显著增长的富裕国家。人力资本方面的一些非技术性指标——比如随父母一起生活的儿童比例——也出现恶化。而且，美国也没有采取措施，吸引那些希望移民 美国的科学家和企业家。 劳动力技能水平与经济成功之间并没有精确的关系，但是两者之间的相关程度足以值得人们关注，而不只是局限于对这个问题进行的同行评议研究上。比如说，自19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北欧许多国家都在教育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 这些国家的失业率曾经都高于美国，但现在都低于美国。据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的统计，在美国50个教育程度最高的大都市区，平均失业率为 7.3％，而在50个教育程度最低的大都市区，平均失业率则为11.4％。 尽管美国媒体侧重于报道那些就业艰难的大学毕业生，但是并不夸张地说，受过四年高等教育的人(他们的失业率为4.3％)目前几乎没有感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 经济衰退确实经常会促使人们纷纷返回学校，这次也不例外。因此这有可能导致劳动力在技能形成方面出现急剧上升。然而，这次在这方面的收获不会像大萧条时期那样高，在大萧条时期，这个现象促使高中教育得到了普及。当然，高中教育是免费的，而今天的教育前沿——大学并不是免费的。实际上，近年来大学学费越来越高，因为各州政府削减预算导致学费上涨。 除了教育之外，美国经济似乎还遭受资源分配不当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促使我们过度消费而生产过少。但是大部分的资源分配不当问题都是美国自身造成的原因。 特别是三大产业——金融、医疗和房地产——现在都拥有大量非生产性资产。房地产行业可能已萎缩，但是与美国许多其他行业相比，房地产行业规模依然较为庞大，而且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 医 疗行业规模更加庞大，美国人均医疗费用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至少高出50％，但并未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美国医疗在某些方面——比如癌症治疗技术——比较领先， 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医疗错误率——却很糟糕)。这种鲜明的对比表明，大部分医疗支出都被浪费，无论是医疗措施没有改善民众的健康，或是由于保险公司的 官僚作风。 在金融行业，交易量在近几十年来迅速增长，但尚不清楚所有这些活动是否有助于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A. Volcker）曾揶揄道，近年来唯一有用的金融创新产品是自动取款机。诸如沃尔克等批评者认为，现代金融大多数活动实际上不过是套利行为而已，科技发展及全球化已使交易者能够通过第一时间注意到微小价差而从中获利。 在此过程中，华尔街在全球经济这块蛋糕中攫取了越来越大的份额，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现象，但它对扩大全球经济这块蛋糕并没有做出多少贡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的一项分析发现，收入不平等加剧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有鉴于此，华尔街甚至可能缩小了全球经济这块蛋糕。 这些行业常被提起的一个问题是，它们正在使用的资源是否本可以用在他处，从而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卡茨（Lawrence F. Katz）说，“医疗问题与金融问题非常相似，即非常有才能的人正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浪费在一场基本上等于是零和博弈的行业之上。” 正如行业游说者急于指出的那样，金融、医疗和住房这三个行业在短期内可以带来就业机会。然而，很难看出不必要的背部手术和普通的套利行为能在未来创造出就业机会。它们与过去那些带来重要价值并可以拉动其他行业发展的“增长引擎”(比如更为快捷的交通运输方式或者新知识)有所不同。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通过用更富活力的行业取代活力消退的行业来克服后者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过去马车行业的衰落对从业者可能是个打击，但在宏观经济上并没有造成麻烦。如今的问题是，那些更富活力的新行业看来并不会马上出现。 在过去十年，新公司成立的速度在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处于下滑之中。现有公司增加就业岗位的速度亦是如此。卡茨说：“目前的问题并非裁员很多，而是雇员不多。” 如果历史重演的话，那么这种局面将最终会有所好转。或许某地某实验室的某位美国科学家即将取得某种新的突破，或许某位企业家即将发明出某个伟大的新产品，或许美国近来的医疗保险改革法案以及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将会遏制这些问题的膨胀。 但就目前而言，美国还缺乏如此乐观的凭据。美国经济若要恢复到哪怕是勉强健康的水平，也还需要创造几百万个就业岗位。 （作者：戴维·莱昂纳特，《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