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

（本文选自环球时报，原标题：认识民主，谨防陷入七大误区）

“民主”一词是当今国际上使用最广、也是最富有争议的政治概念之一，以至于西方一些政治学者抱怨：对民主脱离现实的抽象而概念化的阐释与争论几乎变成了文字游戏。

　　在西方世界，近百年来“民主”被认为是西方社会最主要的政治构架。冷战结束后，西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家们罕见取得共识并一致认定，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西方民主更好的制度了。好像如果国家制度离西方模式越远，就意味着这些国家政治上越野蛮、越落后，不得不被迫接受来自西方的“民主教化或自由改造”，接受西方“民主法官或教师爷”的训教，否则还会遭受导弹轰炸式的“外科手术”，甚至要付出丧失主权和民族国家分裂的代价。

　　国际历史经验表明，每个国家的民主都应符合自身国家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发展民主应当因地制宜，外部强加和全盘照搬往往是得不偿失。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在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同时，一些国家却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认识误区和思想迷局”，出现了各式的政治乱象。

　　首先，民主被泛国际化。在西方战略家眼里，民主已经成为了一种全球化现象，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一样，已经成为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价值、观念、标准、制度、原则、做法等。

　　近些年来，国际上的“民主阵营”嚣张一时，极尽政治渗透和武力干涉之能事，这不仅导致了国际关系紧张和国际政治动荡，也延缓了一些地区政治发展的进程，败坏了民主的声誉，导致了以下伴生性政治“后遗症”：民主道路迷失、民主思想嬗变、民主结果异化、民主机体溃疡、民主泛化与民主赤字并存、不少国家政治风险上升和政局动荡频繁；与民主在空间上蔓延的同时，也出现了“依附性民主、复仇政治、寡头式民主、财阀的自由”等民主异质现象。

　　其次，民主被神圣化、宗教化。在西方，民主被“教化”，主要表现为“宗教化、教条化”两方面。例如，宣扬民主拜物教，将民主宗教化、民主形式神圣化、民主制度西式化、西式民主理论教条化、西式民主程式化和模式化。一个政治人物、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旦笼罩上“民主、自由”的光环，便可以随意指责对手是野蛮的、专制的、独裁的，被奴役的，等等。

　　对于民主的宗教化色彩及背后的战略考虑，西方政治学者常常开门见山，毫不掩饰。亨廷顿在《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中写道，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扎根于西方社会。亨廷顿认为，民主是好东西，民主为西方所特有，可以被西方对外政策制定者所利用。

　　第三，民主被工具化、功利化。典型的西方政治逻辑就是：我即民主，谁不与我在一起，就是民主的敌人。冷战后，美国继续以民主划线，将世界分割成敌我对立阵营。在民主工具化和功利化的背景下，严肃的民主话题变成了“政治快餐”，不仅恶化了民主形象，而且引发政治冲突，误导了一些国家对政治发展的探索，拖累了整个世界的政治发展进程。

　　第四，民主被标签化、碎片化。一些国家的政治势力往往将民主制度与西方的政治制度简单等同，将民主化视为西化。一些国家急欲给自己贴上“民主化”的标签，以求在国际关系中能够与“冷战”后的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站在一起。

而一些西方国家也习惯以自己的民主框架来衡量和谈论别国的政治制度或政治进程，把持民主的定义和标准，随意给他国打上“民主”或“独裁”的标签。

　　西方极力推广民主的“政治实用派”笃信民主的普适性和通用性，忽视民主的多样性、现实性和发展的阶段性。殊不知，民主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民主的发展程度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密切相关。实际上，近年来包括苏联、东欧地区以及拉美和非洲等国家在内，人为移植民主模式很少给各国人民自动地带来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和幸福。

　　第五，民主被庸俗化、手段化。民主成了随意张贴的标签，自我贴上之后，便像找到了政治避难所，从此有了免受批评，并且可以指责别人的权利。民主成了一些政治人物的外衣，民主被绑架变成了被随意打扮的婢女。有的人误认为实行民主就是政治放松、绝对自由、党派竞争。民主化就是意味着要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改组、政党斗争、投票选举、全民公投等等。实际上，民主要求良好的政治素养和成熟的政治文化，也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妥协、协商。

　　第六，民主被程序化、格式化。这突出表现为将复杂庞大的政治体系简化为民主化，而民主化等同于选举和多党竞争，进而将复杂的政治民主过程简单化为一套选举程序。选举是必要的，是民主的重要表现和形式，但并非是民主的全部和实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普选常常变成一场全社会范围的“政治大赌博”。公民投票时就像是在下“赌注”，一些党派和政治领袖往往不吝许诺，让普通选民在政治制度、社会发展方向等问题上进行选择。而这类选择的后果不仅普通百姓无法预料，而且连政治家也“心中无数”。因此，选民投票时只能凭借自己的情感和直觉。结果是，过分关注投票过程和结果，而忽视选举之后的政治规制和监督制衡，造成一些政权出现宪政危机或独裁当道，从而陷入无休止的政治动荡和社会泥潭。

　　在法制软弱的情况下，买卖选票和政治腐败的现象极为猖獗。腐败交易的主体不仅仅是官员，而且还有为数不少的居民。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就变成选票的市场交易，议会所反映体现的也是院外活动集团的利益，职位和决议也可以买卖。腐败猖獗，制度质量低下，经济受到抑制。

　　第七，民主被绝对化、终极化。主要表现是宣扬西式民主模式的全球普适性和历史永恒性，认为在一国政治中，民主涵盖了所有政治进程的总和。民主是政治发展总体进程中唯一的和终极的追求，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和绝对的“自由”，可以不顾、甚至抛弃“稳定、效率、秩序”等政治价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在这些极度追求“民主”、“自由”的国家里就曾出现所谓民主化浪潮。然而，在上述国家中，这股民主化潮流潮起潮落，来去匆匆。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这里的人民由“渴望民主”变为“厌倦民主”，转而变为追求稳定和秩序。

中国当代发展三大趋势不可违 2011/10/19

作者：丁咚 过去三十余年来，中国积极奉行改革开放战略，推动国家发展，虽然中间屡经波折，时而旁逸斜出，但终究拨云见日，总算没有迷失大的航向。然而，随着改革、建设和发展的日益深入，中国社会正在面临社会转型的瓶颈阶段矛盾多发、问题频现的困难局面。 在这一突出情势下，各种思潮、观点纷繁迭现，并使出浑身解数争相影响执政者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策略，影响社会发展的趋向，而网络新媒体的兴起无疑为它们插上了一对飞翔的翅膀，也铺就了一个让它们争讼不已的巨大舞台。 这些思潮、观点被世人归结为左、中、右三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前者，一般被视为保守的代名词；后者观点更加激进，主张中国不能停下脚步，要以更大的决心推进改革，进一步改变中国人生存的小世界，更加适应全人类共同理想铸就的大世界；而中间观点持有者，则希望中国这艘大船行驶得更加平稳有效，既不采取激进的改革措施，大刀阔斧改变社会，也不墨守成规，抱残守缺，不希望将国家重新带入泯灭人性的陈旧历史中。 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在他看来，一个社会、一个组织，无党、无派，是不靠谱、不正常的。我们处在一个复杂多变、众说纷纭的时代，在执政的精英阶层内部和围绕在它周边的摇尾系统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三种持有不同取向观点者，分别为传统的政治话语体系的坚守者、新兴利益集团的代表者以及推崇改革乃至激进改革的主张者，这些不同观点的持有者，往往在相互论争中实现不同格局的力量消长。执政的精英阶层会调和不同的观点，凝聚共识，以整齐划一的形象，公开推行其战略、策略和政策。 而在当今时代，特别是在所谓的“三个世界”，同时出现了“乱象”，革命和改革的呼声正日趋成为世界的主流。在稳字当头的现实压力下，上述持三种倾向观点的人中，前两者基于类似的危机感以及害怕改变的心态，似乎寻找到了利益交汇点，合流而成共同的政策主张，并推动纳入执政的话语体系。然而在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前，保守主义者并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和趋势，反而由于他们以怀旧意态和维护既得利益的世故，逆潮流而行，从长远角度看，或将导致中国某些领域的停滞不前，深刻影响中国发展进程，使中国丧失进入全球主流社会的大好契机。 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来说，由于人的主观上的愚蠢判断，违背下面的三大历史发展趋势，因此引起中国社会的裹足不前甚或倒退，将是不可原谅的历史过错。 经济更加发展和人民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水平越来越高的趋势。 实现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中国的永恒主题。三十余年来的经济发展，使中国经济总量迈入全球第二的位置，公共财政收入和国家外汇储备大幅提升，经济发展后劲显著增强，同时，人民生活水准也得到了较大提高，民生福祉总体上得到了较大改善。 但毋庸讳言，经济发展的重要后果，也包括培育了一个政商一体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利益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处于支配决策或者至少影响决策的关键位置；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现象更加突出，由此导致社会变得分裂，对抗色彩越来越明显；缺少有效制约的权力与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勾结，引发腐败横行，吏治败坏，社会不公现象普遍发生。 在尊重效率的基础上，以共富为目标，对现行经济、政治体制进行深入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更为有效服务于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健康、均衡发展，促进政治清明、廉洁，降低贫富差距，使经济发展成果普惠广大人民，提高民生福祉和生活水平，是中国发展的第一个趋势。 社会更加开放和人民享受社会宽容的水平越来越高的趋势。 开放和封闭，是古老的中国两个完全相反且并行不悖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既有蒙古大军东征西讨，加速世界融合的光辉业绩，也有清王朝固步自封、闭关锁国的暗淡时刻。中共建政后的相当长时期，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以社会主义阵营为界限，将自己封闭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之外，加上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导致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全面滞后。尤其是斗争哲学的盛行，增加了人民相互间的戒备和仇恨，其心理也受到扭曲、变得狭隘，加剧了人际关系的疏离。 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发展表明，开放社会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没有开放，中国的改革将寸步难行，经济上就不会取得今天的成果，人们的物质生活十分贫乏；没有开放，中国社会将依然封闭落后，灰黑蓝红色一统天下，电视、电影等文化产品就不会普及，人们的精神世界一片荒凉；没有开放，就不会带来电话、互联网等通讯工具与世界同步，人们就无法享受地球村的便捷和快乐；没有开放，当然也不会带来政治领域的松动，人们从大一统世界看到了中国未来的曙光......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封闭永远不会有市场。令人庆幸的是，无论政治上有什么变化，中国社会再也不会走回头路，重新进入自我封闭的牢笼。谁想这么做，人民都不会答应。因此，社会更加开放必然是中国发展的核心趋势之一。正如前文所述，开放社会带来了物质、精神、政治生活的丰富多彩，也带来了社会包容度越来越大，迫使执政者以宽容的态度面对人民参与经济、参与社会、参与政治、参与文化的方式。 10月17日的《北京日报》发表署名“甄言、晓刚”的文章，痛陈微博的危害，如果不加以遏制和改善，将成为巨大的社会危害，呼吁官方尽快建立和完善网络媒体的责任追究制度，“我们不仅要在道德层面对虚假信息给出批评，更需要强化法律和制度约束，让相关责任人真正承担起相应的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对于有网络不法行为的人和机构，该管的必须要管起来，该严惩的必须要严惩。” 这篇文章通篇漏洞百出，却煞有介事、自以为是，以真理的代言人的口气，教训网民，主张对网民进行严管，缺乏独立立场，完全站在利益集团一面说话，因此缺乏应有的公信力和说服力。比如，它指责互联网尤其是微博正在成为虚假信息、非主流思想文化的主要集散地和负面舆论的放大器，滋生着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但却对传统媒体一味“假大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做法置若罔闻，显示了其极其虚伪的面目。比如它引述网络上对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的传言，认为微博上充斥着不负责任的谣言、谎言、传言，许多都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但没有证据表明，它为了证实释永信消息的真伪，进行了任何的调查取证，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在传播谎言，如此怎能批评别人说谎？ 这篇文章就是一篇典型的与社会宽容背道而驰的文章，它以完全站不住脚的观点、论据和论证过程，夸大微博的缺点和危害，以偏概全，企图以此一棒子打死微博等网络新媒体，达到为利益集团张目，加强社会控制，打压言论自由的目的，因此是与社会开放和宽容的时代“主旋律”根本不搭调的，必然将遭受到中国5亿网民和2亿微博主人的唾弃（注：各类五毛包括高级五毛除外）。 政治更加开明与人民享受民主和法治的水平越来越高的趋势。 这句话反过来说可能更加符合现实状况：人民追求民主和法治越来越自觉与政治更加开明的趋势。几十年来的中国政治呈现出波浪式发展的特点：中共建政后，能够称得上政治开明的，大概只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中期；之前，是谷底；嗣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跌至谷底；再后来有所改观；然后，柔性往下...... 但是，我依然相信，在一个经济日益发展的国度，在一个社会更加开放的国度，在一个地球村的时代，在一个以互联网为交际手段的历史阶段，任何势力也无法违逆历史大势、世界主流，反潮流而动，将人类拉回黑暗的中世纪，唯有顺势而为，才能赢得公众的支持，也才能保住自身的地位。政治上走开明路线，是当代中国的必然选择。人民追求民主是因，也是果。正因为人民追求民主，所以政治才更加开明；政治开明了，人民享受民主的水平也才越来越高。 至于法治，与民主也是互为因果的。一个民主普及的社会，必然是法治的社会；一个法治的社会，可以更加有力地保障人民民主。它们都与政治开明有着关键的联系。 但，有鉴于人民质素不高、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等等理由，在中国，民主和法治仍然是两个梦幻般的术语。还要强调的是，虽然民主和法治须有开明的政治推动，然而却不能依赖于政治的开明，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开明政治。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民主和法治不仅是目标，更是追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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