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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日子到头了——钟伟开讲

  

钟伟，男，1969年生，江苏溧阳人。经济学博士学位。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 2000同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后 1999 获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4 获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程学士学位 1990 获南京大学物理学系理学士学位 社会兼职： 长城证券股份责任有限公司 特约经济学家 北京安邦信息集团公司 特约经济学家 上海惠普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特约经济学家 中央电视台《中国财经报道》 特约观察员 学术背景： 专著和合著有《金融资本全球化论纲》（2000年版）《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和背景》（1999年版）《21世纪初期世界经济新格局研究》（2001年版）等多部。 个人随笔集著作有《感恩之心》《一生之水》两部（2002年版）。 主持或参与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教育部、国家计委、UNDP，联合国大学等国际合作或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10余项。 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民日报》等几十种权威报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文章多被大小参考，党建内参等转载。 在《联合早报》等几十种刊物发表经济评论和随笔300余篇，其中关于多篇文章社会反响巨大并引发《经济日报》等的讨论。 学术领域： 在人民币问题和资本市场研究方面的成果较有影响，同时对宏观经济的若干专题也有涉及。 　　　　　　　　来源：于光遠博客

 

 

 

 

神一般的食品 神一般的中国人

【 阿波罗新闻网2011-10-18讯】  

有网友发表了一个“神一般的动车盒饭哪，保质期居然有半年”的帖子，帖子称，在动车上购买的35元一盒的盒饭，竟然标明在常温下保质期可长达半年。网友很不解：“这用的什么技术可保质半年？”生产该盒饭的浙江桐庐冠华兔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快餐“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属于无公害的绿色食品”。对于如何能保存这么久的原因，则称“这是我们的机密，怎么能随便告诉你呢？” 作者﹕乔志峰 网友曝光，在动车上购买的35元一盒的盒饭，竟然标明在常温下保质期可长达半年。（网络图片） 　　 盒饭在常温下可以保质半年，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奇迹。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有什么奇迹创造不出来呢？不过，看到“这是我们的机密”的说法，我还是忍不住笑了。这年头“机密”是何其的多啊，除了领导的个人机密和国家机密，现在又冒出来个“保质机密”。中国特色万千条，十亿神州尽“机密”。如果非问为什么，这事儿不能说太细。我只有一个建议：如此保质技术应该申请世界记录甚至诺贝尔奖，为国家争光、为世界人民造福。说不定，这能跟地沟油、三聚氰胺奶、染色馒头一起，并称中国的“新四大发明”哩。 　　 神一般的食品，神一般的“机密”，背后的本质是“神一般的中国人”。试问一下，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有哪个地方的人在食品科技方面能够有这样旺盛的创新能力呢？“中国以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的伟大业绩能够得以实现，窃以为跟食品科技层出不穷的杰出成果密不可分。地沟油让很多人吃上了便宜油，三聚氰胺让很多人喝上了“化学奶”，染色馒头让我们吃到了色香味俱“假”的主食，而神一般的动车盒饭则让我们长期保存剩饭的难题迎刃而解，那是相当的符合“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需要啊。 　　　 神一般的食品，神一般的“机密”，背后的本质是“神一般的中国人”。试问一下，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有哪个地方的政府监管对各类食品安全表现得如此“慈悲为怀”呢？现如今一些政府部门应对食品安全事件已基本形成了固定的套路：一边由官方或义正词严辟谣或循循善诱澄清公众的“糊涂认识”，另一方面“关门，放专家”。官方和专家这“哼哈二将”联袂出击、完美配合，再轰动一时的食品安全事件也能被消弭于无形。　　 　　 神一般的食品，神一般的“机密”，背后的本质是“神一般的中国人”。试问一下，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有哪个地方的老百姓能够有如此强大的体魄，可以吃问题食品、喝污染水、呼吸肮脏空气仍能活蹦乱跳呢？毒大米、毒盐、毒酒、毒奶粉……现如今食品中超级毒物品种之丰富，恐怕连四川唐门的嫡系传人都瞠目结舌。中国人啥毒物没有见过，啥毒物没有往肚子里塞过？！　　 　　 神一般的食品，神一般的“机密”，背后的本质是“神一般的中国人”。试问一下，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有哪个地方的人吃东西也分等级，特殊人物吃“特供”，普通百姓则“以身试毒”呢？虽然特供食品至今尚作为“国家机密”而存在，但毕竟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近年来除了坊间对此议论纷纷之外，媒体上也时不时会提及一下。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甚至还高喊“同一个梦想”，可是却不许在同一个锅里吃饭，这是怎样的“国情”和“特色”啊！

蒋介石设计锄奸行动 青帮大佬死于保镖枪下 2011/10/17

●案发时间：1940年8月14日 　　●案发地点：上海 　　●出场主角：张啸林、土肥原、林怀部 　　本期阵眼：张啸林何许人也？ 　　他与黄金荣、杜月笙相互结为把兄弟，并称“上海三大亨” 　　他是如何当汉奸的？ 　　为日本侵略者强行征购粮食、棉花、煤炭等军需用品布置手下，大肆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捕杀爱国志士 　　他是怎么死的？ 　　国民党两次暗杀没能得手后，策反保镖枪杀张啸林 　　引子 　　张啸林与黄金荣、杜月笙并称“上海三大亨” 　　张啸林，浙江慈溪人，出身贫寒，父亲是个做木桶的工匠。青年时代的张啸林在杭州机房学织纺绸，后考入杭州武备学堂，又拜到杭州府衙门的一个领班门下，从此在拱宸桥一带以敲诈赌博、衅事打架为生。 1912年，他结识大流氓季云卿，随其赴上海拜青帮“大”字辈樊瑾丞为“老头子”，成为青帮“通”字辈门生。此后张啸林便广收门徒，扩充势力，逐渐成为了青帮头目之一，众多盗匪、歹徒、地痞、流氓均投其门下。 1919年，张啸林与黄金荣、杜月笙相互结为把兄弟，排行老二，三人被并称为“上海三大亨”。 　　1940年8月14日，上海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上的张公馆，连续不断地传来几声枪响，随之而来的是女眷们惊慌失措的尖叫声和保镖的追喊声。一片混乱中，一名持枪男子被几名保镖拦腰抱住，只见男子毫无惧色地把枪往地上一扔，振臂高呼：“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 ”从容就擒。 　　暗自盘算 妄想借机独霸上海滩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当时，张啸林与黄金荣、杜月笙一起组织了中华共进社，配合蒋介石镇压上海工人纠察队。大批青帮党徒，臂缠白布黑“工”字标志，手持盒子炮等武器，从租界冲出，向上海总工会会所、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华商电车公司等处发起突然袭击，大批工人遭到屠杀。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之后，张啸林曾先后当上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上海华南纱布交易所监事等职务。然而，在张啸林看来，这些都不过是徒有其名的虚职，他真正想要的是掌有实权的大官。 　　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日战争全面打响。 10月下旬，战局恶化，蒋介石准备放弃上海。为防止“三大亨”的势力被日本人利用，蒋介石劝说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三人一起去香港。 　　正当蒋介石部署撤退之时，张啸林却暗自盘算：上海华洋杂处，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日本人攻占容易统治难，必定要拉拢和利用帮会头目。而“三大亨”中，黄金荣已明确表示不会出头为日本人做事，而杜月笙又去了香港，这似乎正是张啸林独霸上海滩的大好机会。这个时候他实际上已经决定了要投靠日本人。 　　打错算盘 官没当上，发起汉奸财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本大特务土肥原通过曾经担任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下财政总长的李思浩与张啸林正式洽谈“合作”条件。张啸林提出要当伪“上海市长”或伪“浙江省主席”，土肥原为引诱他早日上钩，爽快答应。心痒难熬的张啸林要李思浩尽快安排他和土肥原见上一面，以便把事情敲定。 　　与土肥原约见当日，张啸林和一帮保镖分乘三辆汽车前往位于虹口区的东湖旅社，途经外白渡桥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哨卡以没有收到命令为由，加以阻拦，迫使张啸林的车队在外白渡桥停了大半天，由此，张啸林去日租界的事情很快就在上海传得沸沸扬扬。 　　这实际上是土肥原特意导演的，目的是以这种方式将张啸林准备当汉奸的事公之于众，以影响上海的其他人士。此时的张大亨还以为自己踏上了平步青云、飞黄腾达的阶梯，然而，张啸林没有想到的是，日方已与汪精卫集团加强了勾结。与汪精卫之流相比，张啸林的利用价值自然要小得多，所以会见时，土肥原对官职一事只字不提，张啸林好处尚未到手，卖身投敌的企图却已路人皆知，心里好不懊丧。 　　张啸林虽然没有做成汉奸官，但却发了汉奸财。 1939年前后，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的补给供应发生了困难，日本人找张啸林帮助解决物资短缺的难题，这正中了张啸林的下怀。 　　张啸林和他的亲家俞叶封一起公开组织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专门为日本侵略者强行征购粮食、棉花、煤炭等军需用品，日本人因此而获得了大量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与此同时，巨额的法币、美钞也滚滚而来，流入了张啸林、俞叶封等人的荷包。 　　此外，张啸林还趁机招兵买马，广收门徒，并布置手下，胁迫各行各业与日本人“共存共荣”，大肆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捕杀爱国志士。正是如此这般肆无忌惮的投敌卖国行为为张大亨招来了杀身之祸，一双无处不在的眼睛早已盯上了他，一场腥风血雨的除奸行动已经悄悄地拉开了序幕。 　　一波三折 两次暗杀没能得手 　　随着张啸林叛国举动的愈演愈烈，国民党的不安与日俱增，除掉张啸林，已被提上议事日程。蒋介石亲自指示军统局长戴笠对张啸林予以制裁。戴笠向潜伏在上海的军统上海区发出了针对张啸林的锄奸令，此事由军统上海区第二行动大队分队长陈默负责具体策划和执行。 　　陈默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曾在国民党中央军校高级班受过训，抗战之前曾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经济组组长。 　　1940年1月13日，行动组获悉张啸林的亲家俞叶封邀请他第二天去更新舞台包厢看京剧名角新艳秋的演出，于是，陈默决定利用张啸林在包厢看戏之际对他下手。 　　行动那日晚上，军统的若干便衣特工早早地来到更新舞台楼上第一排就座，旁边就是俞叶封。特工们紧紧握着藏在怀里的手枪，伺机而动。 　　此时的张啸林对戏院里的情况毫不知情，集结了一干保镖正准备出门，他决不会想到，在戏院里等着他的不仅仅有一台好戏，还有几把蓄势待发的手枪。 　　正当演出进入高潮，观众如痴如醉之时，突然，一阵枪声响起，刹那间，楼上包厢内已有人倒在了血泊之中。 　　可惜的是，张啸林那天临时有事，没能去剧院看戏，只有俞叶封做了他的替死鬼。 　　一次暗杀不成，已然打草惊蛇。俞叶封被乱枪扫死在更新舞台的包厢里，这件事着实使张啸林心惊肉跳，吓得他一时不敢出门。然而，张啸林赌性难改，即使是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仍然每天晚上要带上十余名保镖到大新公司五楼的赌场去赌博逍遥。 　　行动组清楚地获知了这一情况，并且具体掌握了张啸林的行车路线。赌完之后，路上必然要经过善钟路(今常熟路)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交叉的十字路口，陈默决定就在这十字路口下手。为了保险起见，他们事先对红绿灯做了手脚，只要张啸林的车队一到，特务们就可以拉开红灯。 　　一切按计划进行着，行动当日，军统在十字路口设下了埋伏。张啸林的车队出现在路口了，特工忙拉开红灯，司机见了红灯，被迫减速。埋伏在一旁的军统特工没等汽车完全停稳就一拥而上，对着汽车乱扫一气。张啸林的司机多年来跟他出生入死，经验很丰富，一见这种情况，立即猛踩油门，汽车冲了过去。车身虽然中了很多枪弹，但是张啸林却又逃过了一劫。 　　重现转机 策反保镖随时待命 　　两次险些遭人暗算之后，张啸林开始足不出户，以静制动，导致军统特工对他束手无策，找不到任何下手的机会。陈默只好另找办法，动用内线。其实，第一次暗杀张啸林未成之后，陈默就已经在张啸林的周围找到了一个做内线的人选，并且以铲除汉奸的民族大义将他成功策反，此人便是林怀部。 　　接连遭人暗算，张啸林不得不加强守卫，希望能找到几个身手和枪法都十分超群的保镖，于是，他的贴身司机王文虎向他推荐了林怀部。林怀部，山东人，其父曾在北洋军队当过团长，后因父死家贫，便到上海投考法租界的巡捕房，因为枪法精准，成了巡捕房的一名华捕，并拜张啸林的司机王文虎为“过房爷”。 　　此时的杜月笙虽然人在香港，但仍密切关注着上海的动向，与戴笠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为了便利港沪两地的联络和通讯，杜月笙让一名与日本特务机关有关系的代理人，在上海设立了秘密电台。电台不仅使杜月笙能够时刻保持同上海的密切联系，同时也使军统指挥上海铁血锄奸的地下行动，如手使指，极其灵活。 　　张啸林与日本人打得火热之时，戴笠也曾经提示杜月笙要放弃兄弟情谊大义灭亲。但当时杜月笙没有明确表态。 　　当然，杜月笙也不是没有劝过张啸林，在去香港之前，他曾多次劝张啸林离开上海，无奈张啸林不仅不听劝告，反而将他大骂一通，并且执迷不悟地继续同日本人狼狈为奸，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此时的张啸林，处境已经十分危急，军统在他府中安插了内线，随时都会取他性命。杜月笙远在香港，眼看着自己的拜把子兄弟命悬一线，但民族大义当前自己又不能有所作为。此时的张啸林，自以为有了保镖和日本宪兵的保护就可以安枕无忧，完全不知道自己末日已近。 　　拔枪就打 故意吵架激怒张啸林 　　1940年8月14日，一辆汽车驶进了张宅大院，从车上走下来的是张啸林的得意门生吴金桂，时任伪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金桂一进门，就被管家迎上了楼。 　　张啸林和吴金桂相谈甚欢，突然从楼下传来一阵嘈杂的喧闹声，吵到了张啸林的好兴致。他两步跨到阳台一看究竟，原来是林怀部在和司机吵架。 　　张啸林将半个身子探出阳台，冲着林怀部大骂，林怀部也毫不示弱，拔出了枪。林怀部一枪射中了张啸林，子弹从咽喉贯穿到后脑，张啸林还来不及惨叫一声，就已经倒在了阳台上。 　　见此情形，一旁的吴金桂连忙打电话给日本宪兵队，刚拨通号码，还来不及通话，就被赶到楼上的林怀部一枪击中后脑，吴金桂只得和他师傅张啸林一起踏上了黄泉路。林怀部又对着张啸林的尸体补了几枪，确信张啸林已死后才飞步出门，刚到门口，就被冲上楼来的几名保镖拦腰抱住，林怀部面无惧色地把枪往地上一丢，振臂高喊：“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 ”从容就擒。 　　林怀部到案后声称他刺杀张啸林完全是出于一时激愤，与军统没有任何关系。军统特务头目陈恭澍在他写的《上海抗日敌后行动》一书中更是列出种种理由，否认林怀部与军统特务有关系。他说当时军统“上海区”所属的八个行动大队中，无论是真名还是化名，从来没有林怀部这个人。 　　由于林怀部在被捕后不承认和军统的关系，法租界巡捕房一时无法“定罪”，也没将林怀部引渡给日伪。最后定为泄愤报复的普通刑事案，租界法院判了林怀部有期徒刑15年。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将他无罪释放。 　　然而，在陈恭澍的《上海抗日敌后行动》一书中却披露了这样一些事实，张啸林被杀后，陈恭澍曾经接到“第二大队”的书面报告：由该队所布置的内线，已经发挥作用，完成了任务。由此可以说明，林怀部正是由军统特务安插在张啸林身边的内线，林怀部的杀张锄奸行动也是由军统精心布置的。 　　张啸林一生都有一个做官的梦，但是一辈子也没当过官，最终也是因为他的这个做官梦让他丧了命。因为一直没能和日本人达成协议，虽然他做了汉奸，但却没能当上一天汉奸官。 据《大众日报》《法制晚报》报道

1973年邓小平为何拒绝执行毛泽东“最高指示”? 2011/10/19  据相关资料记载，1973年初，毛泽东决定重新启用“文革”中已被打倒的邓小平之后，曾随手写下了“三多一少”这四个字，并向身边工作人员解释说：周恩来应多休息，邓小平应多工作，王洪文应多学习，江青应少说话。可以说，这“三多一少”也是当年毛泽东为稳定中国政局的最大心愿。 然而，历史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战略家也是如此，因为他所期望的“三多一少”这四个人中一个也没有做到。所不同的是，前两位是无法做到，后两位却是不愿做到。 周恩来无法休息 周恩来是在1972年初的一次常规尿检中被发现有癌细胞从而被确诊为膀胱癌的。据医疗专家介绍，这种病是比较能医治和好控制的，只是在过度劳累的情况下容易复发。然而，林彪事件后，大量党和国家的繁杂工作，国务活动和军事战备，“文革”中的无理纠缠等等一股脑儿地压到周恩来的肩上，他哪能不劳累呢？ 作为一个年逾古稀的高龄老人，在病魔和繁重工作的双重夹击下，周恩来的病情自然会不断加重。邓小平复出以后，周恩来当然比谁都高兴：他清楚邓小平的才干，他更了解邓小平的施政方略。因此，周恩来在一次接见外宾的时候曾说：“现在，副总理(指邓小平)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我的主要任务是休息。”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毛泽东、周恩来期望的休息实际上周恩来是无法实现的。 一是“四人帮”早就把周恩来视为他们夺权的最大障碍。林彪事件后，以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满以为是他们在中国政坛上登顶夺权的最佳时机，没想到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把邓小平从江西召回来担任副总理，而且很快便安排了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明眼人一见就知，对邓小平的这一安排是毛泽东百年之后的影子格局。江青等人对这样的安排真可谓是恨之入骨，他们对毛泽东无可奈何，而周恩来、邓小平却是他们发泄怨恨的对象，也是他们要打倒的对象。于是，“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外交部“153号简报事件”等等一个接着一个。“四人帮”的目标很明确，利用这些所谓问题整倒周恩来，即使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倒、折磨倒。在中美“乒乓外交”时，周恩来要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的基辛格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出于礼节的需要，无法考虑那些无所谓的细节。“四人帮”却听到风就是雨，无限上纲地向毛泽东打小报告，告黑状，于是，中美会谈中，周恩来犯了投降主义的大帽子就戴到了他的头上。这样，也就引发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于是，“四人帮”便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于1973年年底至1974年年初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展对周恩来的批判。这次批判整整持续了两个多星期。 “四人帮”批判周恩来在对美谈判中犯了投降主义错误之后，毛泽东在一次评《水浒传》中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宋江接受朝廷招安，搞投降，做反面教材”。于是，文痞姚文元立即借题发挥，将毛泽东的话批发全国，在全国展开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主义的运动。以致周恩来在一次进入手术室前，还大声疾呼：“我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 我不是投降派！” “四人帮”还利用在林彪的住处发现有许多孔子言论，发起“批林批孔”运动，他们也把“孔”影射为周恩来：周恩来读过孔子的书，孔子做过鲁国的宰相，宰相就相当于现在的总理。 后来，光影射周恩来还觉得不过瘾，江青、张春桥等干脆在全国掀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狂潮。 周恩来，一位年逾古稀的重症病人，他要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他要和“四人帮”周旋，他要支持邓小平工作，许多事还要灵活掌握毛泽东的意图。他还怎么休息呢？ 到了1974年11月下旬，四届人大即将召开。原先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周恩来已经三四次准备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结果都被迫流产。这时，毛泽东提出“以安定团结为好”，一再耽搁的四届人大还是被提上了国家议事日程。这又是“四人帮”企图上台掌权的最好机会，他们是万万不能放过的。“四人帮”的目的是江青在毛泽东百年之后任党中央主席，王洪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便在88岁高龄的朱德谢世后取而代之，让张春桥当国务院总理。在这样一个险恶的政治背景下，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一大批党内健康力量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叶剑英首先考虑到，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只有请周恩来出山到长沙去和在那里的毛泽东当面商谈才能定夺，或者更准确点说，才能挫败“四人帮”以他们为主的组阁阴谋。因为只有周恩来才最了解毛泽东，也最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但是，周恩来的病势已经很沉重，他还能不能离开医院远行呢？叶剑英通过和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联系和了解，最后仍然忍痛让周恩来乘专机飞一趟长沙。与以往不同的是，过去只带随行人员外出的周恩来这次还带了协和医院心脏内科专家方圻教授和秘尿科主任吴德诚教授以及他自己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保健护士许奉生等人。连氧气瓶等一些急救器械及药品也捎带上了飞机。叶剑英还当面交代周恩来的随行医护人员：“一定要让总理安全地返回北京。”可见当时周恩来的病势已经严重到何等程度！但是，他为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仍然把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最后一次乘上飞机飞赴长沙。 据相关资料记载，仅从1974年1月到周恩来住院的6月1日这5个月时间内，周恩来除了几次病重不得不卧床之外，其工作时间达139天。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的有9天，工作14—18个小时的有74天，工作超过18个小时的有38天，工作24小时的有5天，还有一次他整整连续工作了30多个小时不得休息。 是啊，在那样一个全国都乱的非常时期，周恩来哪能安安稳稳地休息养病呢？ 邓小平不好工作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就大病了一场：因为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对他来说就等于从理论到实践都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这时，已年近八旬的毛泽东不得不考虑自己身后由谁来治理中国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周恩来重病缠身，王洪文资历太浅，其他在中央高层工作的人员中当时似乎还没有进入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视野。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在国运维艰时想到了已经“流放”到江西的“开国重臣”邓小平。 据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早在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时，当赫鲁晓夫问他：“毛泽东同志，我们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新的领导人已经平稳的接了班，你今年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不知道你的接班人考虑好了没有？” 毛泽东当即回答说：“这个问题我们早就解决了。”赫鲁晓夫就问：“你身后是谁？”“是刘少奇。”“刘少奇之后呢？”“是邓小平。”“邓小平之后呢？”“那我就不管了。”毛泽东说罢哈哈大笑。 这一历史事实说明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已十分器重邓小平的政治魄力和治国才干了。因此，他在1972年初的陈毅追悼会上就透出风来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一听马上暗示陈毅夫人张茜把这一信息传出去，为邓小平复出造舆论。不久，邓小平就被毛泽东“请”了回来。他还一再说邓小平“绵里藏针，人才难得”，并希望他多做工作。 毛泽东在观察和考验了一段邓小平之后，决定对他委以重任，亲自提议让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这就体现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政坛人事布局的展望：“文革”前邓小平就是副总理，现在恢复是在情理之中，他原来是中央总书记，是当时的七大常委之一，恢复他政治局委员也是很正常的。然而，邓小平战争年代虽有重大的军功，但建国以后他一直从事政府和党的工作，没担任过军事方面的实职。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衔时，他和周恩来等一道，连元帅衔都放弃了。这时的毛泽东却在恢复他的党政两方面职务的同时又在军事方面委以重任，让他党政军都管，这在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内，是除周恩来之外的第二位。毛泽东的用意已是中央高层领导人中人人心知肚明的事了：对邓小平的安排是有着毛泽东、周恩来百年之后让邓小平挑大梁这一考虑的。 这就急坏了“四人帮”，也气煞了江青等野心家：林彪垮了，周恩来病重了，老家伙都被他们斗下去了，他们正要登上中国的最高政治舞台，可这半路里偏“杀”出邓小平这么一个“程咬金”来。于是，“文革”派们在恨、气、急之中，就加大了对邓小平工作的干扰和各方面的破坏。 首先是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代表人选。本来，大外交家周恩来是最理想、最合适的人选。但当时他的病情已经沉重，无法出国了。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毛泽东提议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去参加。这是毛泽东的一个深思熟虑的决策，也传达出一个重要信息。在周恩来重病之后，未来将由邓小平主持中国的对外事务。 江青对这样一个令她无法容忍的决定当然不能接受，便一再反对，还借口什么“安全问题”、“国内工作忙”进行阻挠。以至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后，江青仍不依不饶地扰闹。周恩来只好让王海容、唐闻生将会议情况直接报告毛泽东。在毛泽东动怒并严厉警告江青之后，江青才被迫同意。 不久，江青又抓住“风庆轮”事件纠缠不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预谋地逼邓小平表态，叫嚷着要揪出“崇洋媚外”、“卖国”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总后台”。邓小平只能愤而离开会场。这时，张春桥望着离去的邓小平背影，恶狠狠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于是，当晚“四人帮”就聚集于钓鱼台17楼，江青说邓小平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张春桥说，邓小平这么做是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和军队总参谋长提名有关；王洪文则说邓小平对新生事物不满，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姚文元也在日记记下了“斗争形势突然地变化了！ 邓小平同志在昨天会议结束时站起来骂江青同志”，“已有庐山会议气息！” “四人帮”这次密谋后，就让王洪文背着政治局其他成员飞长沙向在那里的毛泽东告状。结果是挨了批评又碰了一鼻子灰。 邓小平复出后，他要挽救我们这个国家：军队要整顿、铁路要整顿、教育要整顿。可每一项整顿都遭到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他们还以邓小平同意放映《创业》、《海霞》等电影攻击邓小平是“黑线回潮”。在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江青一再在邓小平讲话时冷言冷语插话说什么“评《水浒》不只是文艺评论，还有现实意义”。“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把晁盖架空了”。邓小平女儿毛毛说，江青在这里是把邓小平比做宋江，笔者看来，江青是把周恩来、邓小平两人都比做宋江。周恩来进手术室前的“我不是投降派”那声拼尽力气的呼喊正是印证着他当时的心迹。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可以说周恩来是江青一伙的眼中钉，邓小平是江青一伙的肉中刺。只是由于有毛泽东的支持，有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健康力量的存在，江青一伙才无法扳倒邓小平。 不过，在当时特殊的“文革”岁月里，我们党和国家的整个命运安危均系于伟人毛泽东的一人之身。而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他对中央及身边人的信任都产生了怀疑，他曾一度让王海容、唐闻生专门为他传话，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造成两人不愿为他传话。于是毛泽东便起用自己的亲侄儿毛远新作为他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成了晚年毛泽东最重要的一个“天子近臣”。而毛远新一到北京就和江青搞成了一伙。他秉承江青的旨意，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上台后最终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这一下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因为他曾对自己的护士长吴君旭说过，“小吴啊，别人都喊我伟大领袖，其实我这一生也就做了两件事：一是带领全国人民打倒了蒋介石，二是发动全国人民搞了个文化大革命。对前一件事，全国人民反对的不多，对后一件事，全国人民赞成的不多”。现在自己殷殷期盼的邓小平上台后就要否定掉他做的两件事之一，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也是不能允许的。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一位伟大的开国领袖，他在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人事安排上是不会草率行事的。他在一次由邓小平陪同他会见外宾后将邓小平留了下来，并明确交代邓小平说，由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做一下，还是那句老话，“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令毛泽东失望的是，邓小平具有和他相同的性格：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是绝不让步的。他明确地回答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的结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样，毛泽东对邓小平彻底失望了，当场就对邓小平说，那别的事你就不要管了，就负责外交事务吧。 在那个年代里，毛泽东的话就是组织决定，邓小平哪还能工作呢？ 王洪文不愿学习 王洪文是“文革”中造反起家的新贵，在林彪自我爆炸后被毛泽东看中，决定作为接班人培养。这样，他从上海造反，一路升迁。张春桥传达的毛泽东关于王洪文的“最高指示”是： “毛主席称赞洪文同志是‘工农兵’干部！” “是毛主席点名调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 在此之前，根据毛泽东的安排，1972年就让王洪文进中南海边工作边学习，更准确地说，是进行“实习”。从1972年9月7日到1973年5月这八个多月的实习，毛泽东对王洪文是满意的，到筹备党的十大时，毛泽东对他委以重任：与张春桥、姚文元一起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 随后，毛泽东对王洪文的一系列安排是：十大主席团成员，位置仅排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十大选举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是周恩来等人；十大召开时，由王洪文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十大召开后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擢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位置仅列在毛泽东、周恩来两位都已重病缠身的开国元勋之后，须知，王洪文是小毛泽东42岁的人。 十大之后，王洪文入主中南海。从1973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两周年那天，毛泽东会见来访的法国总统蓬皮杜的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在毛泽东身旁陪同会见的人是周恩来和王洪文。随后，王洪文曾先后16次陪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这是很明显地向全世界昭示：王洪文将成为毛泽东身后的接班人。 可是，王洪文不仅资历太浅，而且无论德、才，他都不具备党和国家最高级领导人的水平。毛泽东为了抬举他，也为他费了不少心思。除上边说的一些外，毛泽东还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故意让王洪文这个中共中央副主席点名。王洪文仗恃着毛泽东的重用，拿起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名册，第一个就点了：“许世友。” 坐在台下的许世友仰着脸，望着天花板，装做未听见。 “许世友！”王洪文提高了嗓音。 “咚！”随着王洪文的叫声，许世友把自己面前的茶杯猛的一下砸在台面上，看也不看王洪文一眼。许世友的做法弄得王洪文很尴尬。这时，睿智的周恩来出来解围，他从王洪文手中接过八大军区司令员名单，头一个喊：“丁盛。”丁盛答：“到！”再喊“陈锡联。”陈也响亮地答“到！”然后，周恩来才喊“许世友”，这时，许世友不仅响亮地回答，还站起来向主席台上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 这一严峻的事实说明，王洪文的资历还远远不够当接班人的要求。 资历只是一个方面，王洪文的才干、德行就更差了。在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一般事务都是汪东兴给他操办，遇有重大问题，他又不大愿意向别人求教，自己妄自尊大，要面子，态度也不够诚恳，问题就很难得心应手地处理，以致当时传出许多政治笑话来。 其中有一个笑话说，有一次王洪文为处理一件事去找朱德。他先夸夸其谈地说了一大通话之后，问朱老总有什么意见。朱德默默无言。良久，才用手杖指了指天、戳了戳地。王洪文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跑去问邓小平。邓小平笑着说：“老总的用意不是很清楚嘛，他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呀！” 事实上，王洪文也确实辜负了毛泽东对他的期望。俗话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因为王洪文是靠造反起家的，所以他到北京工作后，很快就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伙“文革”新贵们打得火热。毛泽东发觉后多次对他批评教育，他却不思悔改，反而和上述篡党夺权分子结成牢牢的“四人帮”。 早在1974年12月，为四届人大组阁的事，王洪文就曾秉承江青旨意，飞赴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等老干部的状，毛泽东就已当面批评他“你们不要搞四人帮”。 王洪文不听劝告使毛泽东渐渐对他失望甚至反感了。在四届人大上，毛泽东没有给他安排重要职务，在中央工作上，毛泽东一度让邓小平主持，批邓后不久，特别是周恩来去世后又让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这时的王洪文也还不是谦虚谨慎、好好学习和积极进取而是整日花天酒地。 王洪文是从上海起家的，他当上党中央副主席之后俨然成了上海的主人，只要他喜欢的东西，伸手就要，往往一次还要很多很多，上海方面都得给。一次周恩来配戴的上海牌手表用久了，记时不准，他到上海后要到上海手表厂重买一块。偏巧那次王洪文也在上海，他得知总理要上海手表时，立即给上海手表厂去了个电话。结果上海手表厂按王洪文的要求，一下给周恩来的住地送来整整一瓷盆各类手表。因为以往王洪文都是这样，要一给十甚至给百，他都是照收不退也不给钱的。周恩来当然不会，他只留下自己需要的一块，并付了钱，其余都给手表厂退了回去。 王洪文，这个当年“乘直升飞机上来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由于不听毛泽东教诲，不愿好好学习和工作，最终成了“四人帮”的重要成员而为全党全国人民所不耻。 江青哪肯少说话？ 在“文革”中，江青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她秉承毛泽东的意旨，迫害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她挟嫌报复，只要她看不惯的人都会加上各种罪名加以迫害；她杀人灭口，只要是知道她的一些底细的人，便指使爪牙们去抄家，并将这些人关押批斗，置之死地而后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当然，毛泽东对江青的情感也很复杂：有一些事，比如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前奏曲”，他交给任何人也不放心，就让江青秘密去干；有些“戏”他期望江青能演好，可是江青演砸了，令他恨铁不成钢。他对江青不满意时，还说：“江青无大错，离婚影响不好。” 殊不知，由于毛泽东在“文革”中重用江青，不仅使她的职务扶摇直上，而且她自己也私欲膨胀，出尽洋相，抢尽风头。像这样一个特殊人物，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当中，她怎么可能少说话呢？ 到1973年，开国元勋们已经打倒的打倒，死的死，病的病，在江青的眼中，影响他们夺权上台的最大障碍莫过于周恩来和邓小平。 本文前边说的“风庆轮”事件，还有“蜗牛事件”，禁映电影《海霞》、《创业》等都是江青发难造成的。 当毛泽东对周恩来在中美会谈中的一些做法不满时，江青马上跳出来，说这是犯了投降主义错误，是“宋江”要架空“晁盖”，在批判周恩来的同时，还要说这是我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他(指周恩来)是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主席。事后，毛泽东找周恩来和王洪文谈话说：“这次会(指批判周恩来的会)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指江青)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毛泽东对江青一针见血的剖析反映了伟人的睿智，也说明了毛泽东生前是绝不会把党和国家的大权交给“四人帮”一伙的。 同时，江青还分别在1974年1月25日和1月27日背着党中央、毛主席在首都体育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大会，叫嚣“批林批孔”，影射攻击周恩来。江青还滥发淫威，当众点名批判郭沫若，当众让人摘下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将军的领章和帽徽。 据曾任周恩来秘书的姚力对笔者回忆，江青还曾于1974年上半年的某一天，亲自带了20多个人来到中南海西北门，让人叫来周恩来，就在大门内，江青颐指气使地批判周恩来搞投降主义，是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才扬长而去。事后，江青还洋洋得意地说，她是带头到国务院去“点火烧荒”。 在那段时间里，毛泽东对江青是不满意的，但他毕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有些事处理得已经不再是得心应手了。比如他曾对身边人说：“叫总理把江青赶出政治局！”在“文革”那段特殊岁月里，毛泽东的话一直是一言九鼎的，如果毛泽东真的不想再使用江青，哪怕就是留在政治局，也完全可以让江青变成一个摆设而不会让她发挥任何作用，显然，他并没有下决心将江青赶出政治局。 “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这是新中国成立初周恩来在国画大师徐悲鸿的一幅《奔马图》上的题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经无数次艰难险阻后终于在邓小平的带领下，走上了改革开放这一富国强民的道路。但我们还要牢记历史，因为那段历史对全党、全国人民都是个永远的教训。   邓小平在72年给毛泽东主席的信原文:永不翻案（图） 2011/10/18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这封信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