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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拯救"精神死亡"已刻不容缓
中国广东佛山上周发生一起"小悦悦惨案"，引发一场关于中国转型期道德和价值观念的讨论。这个问题虽然只是个案，但确实折射了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期的价值真空现象。而这一现象在世界其他国家的高速发展历史上并没有出过。那么，今天中国问题的关键到底在哪里？
中国道德崩溃来自何方？
10月13日傍晚，广东佛山的一条小巷里，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化名小悦悦）在七分钟的时间内，先后遭到面包车和货车的两次碾压，与此同时旁边还有十八个行人经过，但均视若无睹，直到最后一位捡垃圾的阿婆才将小悦悦送到医院。直至今日，小悦悦还在医院处于生命垂危之中。
长达几天的时间里，一段小悦悦被碾压和十八个路人视若无睹的视频，一直在互联网上流传，也在各大电视台播放，牵动了无数人的心。很多人很难将这段视频与一个所谓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形象相联系，更难以将其与一般舆论所称的所谓"中国模式"或 "中国震撼"相联系。如果说与"中国震撼"相联系，那也是与负面意义上的"震撼"相联系。
用一般的标准来看，这十八个路人显然是良心冷漠，犹如冷血动物；但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救人者反而被栽赃为肇事者的事业屡见不鲜。因此，"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所谓中国崛起的今天，又一次成为无数中国人的处世准则。由此，很多人想起了鲁迅当年抨击的中国人的"看客心态"和喜欢吃"人血馒头"的特征。与此同时 今天的中国大陆，苏丹红、地沟油等丑恶事件的报道屡见不鲜，社会成员互不信任，缺乏安全的现象几乎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八十年代中国著名作家梁晓声最近说的一句话，成为网上转载的对象："十年后的中国如果依然是这个样子，那么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
中国转型期道德缺失、价值观崩溃的现象到底来自何方？有人说，它来自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得太快；也有人说，它来源于中国缺乏严密的宗教体系；也有人更认为，它来自中国的国民劣根性。但其实，这三种原因听上去似乎都有道理，但仔细想来却经不起严密的推敲。首先，在欧洲早年市场经济起步的阶段，并没有发生象今天中国这样的大规模道德崩溃的情况。同时，世界上有些地方也并没有严密的宗教体系，但却依然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另外，将中国的问题称之为"国民劣根性"既来自"五四"运动时的观点，同时也是一种肤浅的认知，因为同样智商和情商的华人只要在其他土壤上成长，就一样可以成为文明之士。
思想启蒙关键但仍缺乏条件
真正的答案在于，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始终缺乏一个思想和人性启蒙的进程。如果说，这在过去中国数百年的历史中看得还不是十分明显，那么在中国衰败期开始的集体焦虑和迷茫中，就已经可以略见一二。而到了中国崛起的时代，这一缺陷就更为明显。
必须承认，随着商业文明的兴起，传统的价值体系受到冲击并趋于崩溃，这在欧洲早年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但欧洲早年与今天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欧洲在传统价值体系崩溃后，迅速地出现了宗教改革的进程，宗教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观迅速进入了人们的世界。与此同时，在欧洲早年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精神启蒙和人性启蒙的进程，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由此导致欧洲在物质现代化的同时，基本上也完成了人性现代化的过程。
但中国今天则完全没有这一切，由此便出现了价值真空。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也教人向善，中共体制教育也曾教人学习雷锋，但问题是：前者属于未经现代文明洗礼的传统价值观，而后者则是赤裸裸的政治说教，两者都无法解决市场经济下出现的精神真空问题。然而，要今天的中国出现一场象欧洲早年那样的文化启蒙运动，谈何容易。其重要条件之一，是政治和舆论的宽松。欧洲历史上，凡是文化的启蒙无不以政治宽松为前提，今天的中国显然缺乏这一前提。
有学者称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精神死亡"。若借用医学术语，一个"精神死亡"的人，距离"生物死亡"似乎也距离不远了。
作者：李崇光（香港的中国问题分析员）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国要为衰落作准备
2011/10/20 | |
中国已经是个世界大国。这一不可争议的事实，向当今所有的中 国人提出了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挑战：怎样做大国？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向想象得那么简单。历史上，从罗马帝国到大清帝国，未能有效地回答这个问题的大国，都走向了衰亡之路。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必须回答这个问题的国家。它们如何回答，将决定两国未来的命运。
为什么说中国是个大国？不妨看看基本的数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2008年中国的GDP达到四万四千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十四万亿多美元） 和日本（四万九千亿美元），超过了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三万六千多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在2010年中国的GDP将超 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经济学家们还经常通过另一种方式来核算GDP，那就是购买力。对购买力的估算最简单的解释是：因为各国生活费用差距相当大， 每一个美元在不同地方能买到的东西也不一样。中国因为物价相对便宜，十美元能买的东西比在美国用同样十美元能买的东西要多。如果按照货币在各国的这种实际 购买力来估算，GDP就会重新排座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这种方法估算的结果是：2008年美国GDP以同样的十四万亿多美元排名第一；中国则以将近八 万亿排名第二；百物腾贵的日本，GDP总量仅为四万三千亿，远远落后于中国而屈居第三；印度则以三万两千多亿上升到第四（在以美元面值计的常规GDP榜上 仅排名第十二），德国以不到三万亿跌到第五。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领先于印度，在未来十年，美国和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有经济影响的大国。当然，我们还 不应该忘记许多经济学家的预言：再过三十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这些统计数字和理性的预期来看，已经没有人能说中国 不是个大国。
但是，统计数字还揭示了另外一面。中国成为大国，主要在于中国有十三亿国民所构成的世界第一大人口，并不说明中国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准。庞 大的经济总量被十三亿一除，一下子就变得很不足观了。再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以美元面值计，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为三千三百多一点，在179 个被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104位，如果以购买力估算，则以不到六千美元排在194个被统计国家和地区的第100位。连萨尔瓦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 利亚、纳米比亚、安哥拉等等听起来很落后的国家，也排在中国之前。这就形成了我所谓的“大国小民”综合症：经济总量的壮大使许多中国人有了强烈的民族主义 情绪和大国意识，觉得自己在世界上应该有相当的发言权，甚至可以“摆摆大”。但是，真正落实到个人层面，大部分中国人则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现实：自己还属于 世界上贫困的一族，经济力量甚至还不如被人看不上眼的非洲、拉美一些小国的国民。更何况，中国的发展是经济改革优先，政治改革滞后，小民百姓的基本权利还 没有得到充满保障，还没有建立有效的政治渠道，让普通公民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事务有足够的发言权、参与公共决策。大家不仅是经济贫民，而且是政治 小民。大国意识的膨胀和这种小民的无助感相互撞击、冲突，自然产生了强烈的心理挫折。所谓“中国不高兴”的口号一呼百应，也就不那么奇怪了。
遗憾的是，以“不高兴”的心态是很难当大国的。人在“不高兴”时作出的决定经常是基于情绪（而且多是恶劣的情绪）而非理性。这种决定的错误性自然导致 更“不高兴”的结局，并接着触发下一轮的“不高兴”。
如此恶性循环下去，“不高兴”就会演化为压抑、愤怒、疯狂…具体而言，“不高兴”的民族主义心态强调 的是大国“应有的地位”，把个人层面的挫折感归结为国家的国际地位被低估、归结为外国亏待了自己，进而激发极端的排外、仇外的民族主义情绪，却忽视了这种 挫折感的根源其实还在于“小民”、“贫民”的现实，在于我们国家自身的原因。这是典型的通过对外发泄而躲避自己问题的弱国心态，和大国的地位很难共存。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不久前，国内有一股强劲的“航母热”，甚至掀起了民间捐款造航母的运动。在中新网论坛“中国造航母，你是否会捐款”的调查中，近万 名网友投票和参与讨论，超过八成网友表示愿意捐款。其中，77.53%的网友表示愿意无条件捐款，只因自己是个爱国者，8.15%的网友表示愿意捐款，但 会量力而行。有网友留言说，“只要中国建造航母，我愿意捐出一个月工资”，更有网友表示“愿意捐出一年的工资，以支持建造航母”。
我看到这种现象，心中不免吃了一惊。首先，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拥有强大的财政机器，能够有效地支付国家的种种职能、特别是国防职能。靠民间 捐款维持军力，往往是国家贫弱或破产的症侯。这种破产国家本应与中国当今的国力相差十万八千里。“航母热”的导火索，是最近的南海海域争端。中国是世界上 领土第三大的国家，有漫长的边疆，加上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开始得晚，和邻国之间在边界上的历史遗留问题自然比较多。但是，这和国家安全受到巨大威胁完全是 两回事。作为大国，处理这些事务本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大可不必抱着半殖民地的心态，动不动就觉得别人要来瓜分自己。在南海和中国有海域争议或潜在争议的诸 国，最大印度尼西亚，GDP不过五千多亿美元，相待于中国的八分之一；马来西亚不过是两千多亿美元的GDP，不足中国的二十分之一，甚至远远顶不上一个广 东；菲律宾一千六百多亿，越南不足九百亿，加起来也不过中国的四分之一。和这些国家有一点小争端，如果换上老挝、柬埔寨，也许会演成举国动员的危机。中国 这么一个世界大国犯得上吗？这种心态，是属于大国还是小国呢？更不用说，近些年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军事战略讨论中都特别强调航母这种大型战争机器的过 时性，无法适应二十一世纪的战争。大家倾注资源发展灵活快捷的高技术小型武器，如无人驾驶飞机等等。可见即使真有国家安全问题，航母也未必是个良好的解决 办法。但是，“大国小民”需要的未必是真正有效地捍卫国家利益，而是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要解决的是高不高兴的问题。航母规模巨大，有威风，更象个大国宣 言。这是“航母热”的重要根源。
中国是否要建航母，还是留给有关决策部分审慎考虑。但“航母热”帮助我们揭示出了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这种“不高兴”会导致更“不高兴”。大 国当然有国家安全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妨问一问：作为一个普通中国老百姓，不管你生活在北京、上海等沿海发达城市，还是甘肃、贵州等落后的内陆地区，你最 大的不安全感从哪里来？究竟是外国军队入侵、自己马上成为亡国奴？还是生了病去不起医院、干活拿不到工钱、下矿井一去不归、退休后丧失了生活来源、或者房 子被人强制拆迁？
本书写作的一个基本预设，就是认为后者才是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影响最大、中国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本书所讨论的，也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我深信，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中国才能高高兴兴地做大国。
本书虽然叫“怎么做大国”。但大国仅是一个背景，一个生活场景。书的核心是人，是中国人的生活。在讲到中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体时，我要探讨的是 这究竟对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离开了人，经济总量在世界排第几并不重要。三十多年后，也许中国的GDP确实会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许 多人为这一远景兴奋不已，甚至“不能不看好中国”。但是，这些人往往没有意识到，在鸦片战争时，中国同样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个地位，大致到太平天国以 后才被美国取代。难道有人想回到那样的时代吗？
所以，做大国不是坐在GDP的头把交椅上自我陶醉，更不是站在这把交椅上大喊大叫“不高兴”。做大国的目的是做“大民”，让中国人生活得有保障，有尊严，有价值。
以人为中心，自然就要讲人口。所谓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样的地位，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其实对中国而言并不新鲜。至少从宋代到清末，中国当了几百年的世 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中国当了至少一千多年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则很快就会失去。到2030年，印度就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表面 上，这一变化意味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最近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这一政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孩子少了，被 抚养人口少了，教育开支少了，中国可以全心全意地把资源投入经济建设。但代价是未来几十年的人口老化。世界卫生组织 （WorldHealthOrganization）有个衡量人口老化速度的尺度，即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增长到14%所用的年份。法 国是从1865到1980完成了这个过程，用了115年，美国将在1933-2013年间完成这一过程，共69年，日本是迄今为止衰老最快的主要发达国家 之一，在1970-1996年间用了26年时间走完这一过程。中国将和日本一样，在2000-2026年期间用26年达到这样的老龄化。看看日本就明白， 因为用26年走完了美国69年的过程，虽然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在八十年代国民所得超过美国，但九十年代背上老龄化的负担，进入了所谓“平成不况”，经济停 滞，甚至出现过负增长，2008年按购买力计算的人均GDP仅为34，100美元，和美国（46，859美元）已经不在一个层次。美国因为出生率在发达国 家中较高，又不断引进年轻的、生育率高的移民，未来几十年（特别是在老龄人口比例达到14%后）人口老化速度减缓，甚至会比中国的人口年轻。中国则在 2026年六十五岁老年人达到人口的14%后和日本一样继续急速老化。日本自九十年代以来的经济轨迹，自然对中国有相当的参照。
一个老龄化的国家和一个年轻的国家自然有不同的经济战略。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强调的问题。几年前，我提出“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具体针对的是周 其仁先生的“衬衫经济学”和他那个“不能不看好中国”的乐观态度，实际上是对中国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反省。中国靠低端的制造业、靠来料加 工、靠给外国公司制造衬衫鞋袜等等达到经济起飞，这在一穷二白的起步阶段本来无可厚非。
特别是在拥有大量年轻廉价的劳动力时，这样的战略确实有着不可忽视 的相对优势。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经济起飞和一些石油国家的繁荣有着非常类似之处，那就是依靠资源发展。只不过中国的资源不是石油，而是人力，是被外国人 描述为“庄稼”一样的老百姓，你只要收割就行了。但是，这些资源很快就会枯竭。计划生育的一大代成为主要劳动力后，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就消失了。一个大国 的经济战略，当然要有至少二、三十年后的战略设想。
日本经济起飞二十五年时，已经创造了一批世界级企业、世界级品牌，并把日本转化成高工资、高福利、高附加值的三高经济机器。这种建立在高技术之上的经 济，每件产品赢利都比较大，劳动生产率比较高，每个日本的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也比较多。这样，当人口老化、劳动力供应减少后，因为每个劳动力的产值较 高，就大大缓解了人口老化所带来的经济冲击。这也是为什么日本虽然经历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后，依然能够以几乎是世界最老的人口维持其经济竞争力的原因。
中国经济起飞二十五年时，则基本没有世界级的企业和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大多只能在别人的牌子底下搞利润最低的来料加工。而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速度，和 八九十年代的日本是一样的。中国靠什么缓解日本式的老龄化冲击？如果日本以如此高附加值的经济都无法避免九十年代以来的衰退的话，等着中国的将是什么？这 个问题如果现在不思索就会太晚了。
我曾经打过这样的比方：经济就象人一样。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还没有受多太多教育，经验也非常浅，但是有一身强壮的肌肉，他当然是个打工的好料子， 靠扛大包能挣不少钱。但是，如果你是位负责的长辈，你就会劝说他，扛大包可以，但要适可而止，挣点钱可以去读书，日后可以避免找个更高层的工作。毕竟你不 能永远这么扛下去，年纪大了就扛不动了。“衬衫经济学”则根本不考虑这个小伙子会老，于是不断给他打气：看看，你干这行比谁都好！要一直这么干下去。这是 你的优势。我的基本观念是，中国的经济在十七八岁刚刚起步时可以扛大包，但必须想到五六十岁的时候该怎么办，要有以后怎么当经理或工程师的长远考虑。大概 各国的情况都是如此：干粗活、端盘子打工的以年轻人为多，ＣＥＯ等等领导层，则多是更有训练和经验的四五六十岁的人。如果中国经济步入中年但还在打工，这 个经济就有问题。
我能想象“衬衫经济学”派对我的批评：打工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你要强行走高端的路，就是要刻意增强政府干预，人为地提高劳动力成本，这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去！要回答这一批评，就必须超越经济学的范畴来讨论问题。这也是我下几部分的中心。
当今中国经济学界流行一种“经济学原教旨主义”。仿佛一离开经济学来讨论经济问题，就是反市场经济。事实上，任何市场经济都是镶嵌在一定的政治、社 会、文化、和道德框架中的。比如，成熟的民主制度，是市场经济的最理想的政治框架。在这种制度下，公民可以通过由选票所塑造的政治权力干预市场经济的运 行。由纳税人的钱所建立的公立学校体制、医疗和退休等等社会保障制度，都是政治权力介入市场经济的结果。这种介入，也保障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在文化和 道德层面，西方所信奉的“信托责任”，要求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必须为他人利益考虑，甚至在许多时刻要他人利益优先。这种价值观念本是从基督教的传统而来，甚 至有反市场规则的因素，但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被法律化，也成为约束和维护市场经济的重要武器。
这也是我下面几部分要讲的问题。这里最敏感、却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框架。如今，中国的主流社会已经意识到了民主的价 值，并正在摸索中国独特的民主之路。在我看来，最现实可行的路主要应该从基层走。村民自治的基层选举就是非常好的开始。市场经济改革，基本上是国家从经济 领域退出开始，即所谓“放权”、“搞活”。这种国家权力的退出，应该从经济领域延伸到行政领域，让社会自己管理自己。用我的说法，就是从经济承包走向政治 承包。基层自治体有效地发挥管理职能，不仅能够减轻国家的财政意识，而且还能让老百姓尝到当家作主的滋味，强化了他们的国家认同。
（本文摘自：共识网）
各国的色诱诡计:女间谍最下流也最有效（图）
2011/10/20 |
性与间谍自古以来密不可分。利用美女或美男，引诱目标，与其发生性关系，使其在不知不觉间泄露高级机密，同时借助先进的电子窃听、摄影录像等间谍工具，偷录偷拍各种“色情证据”，讹诈、收买、策反，为已所用，成为世界各国情报安全机构广泛使用的间谍手段。这种手段通常以偶然相识、一见钟情开始，以性诱惑开道，以性讹诈结束，辅以金钱收买，软硬兼施，在间谍领域中屡立大功，独领风骚。
近现代社会历史中，性间谍在战争、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科技领域都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产生过轰动效应。各国都曾并正在招募、培训大量性间谍，从事各种间谍活动。原苏联克格勃、原民主德国情报局、以色列摩萨德、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局、法国情报局等在性间谍使用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其中，最早大规模应用的国家是纳粹德国，最出名的是原苏联的“燕子” （女性间谍）和“乌鸦”（男性间谍）。
纳粹德国的吉蒂沙龙
纳粹德国在二战时最早大规模利用性间谍来达到各种目的，最着名的就是在1940-1942年活动的吉蒂沙龙。名为沙龙，实际上是一家妓院，由德国秘密机构控制，利用妓女，采取最下流、也是最有效的色情手段达到间谍目的。据有关媒体报道，老鸨吉蒂被纳粹在战场上抓获后，在要么去集中营送死，要么当妓院老鸨，为间谍机构服务的选择面前，选择了后者。
所有行动都由间谍头子舍林贝负责，他深信，没有什么秘密是男人不能在床上与最漂亮的女人透露的。柏林上游社会很快就无法摆脱吉蒂沙龙的控制了，从各地招募的妓女间谍们平均24小时接待5位客人，一个月内就掌握了3000份录音带。不过，1942年底，当一枚英国炸弹偶然光顾这家妓院时，一切都突然结束了，监视窃听间被炸毁，整个大街上都散布着各种性讹诈的记录材料和录音带。
电影《凯蒂夫人》（又名《纳粹荒淫史》）具体细致描述这段历史，被列为“禁片”。
原苏联克格勃二局曾专门负责招募、培训男女性间谍，其中以女性间谍最具代表性。据乌克兰新闻网报道，一位叛逃的原克格勃女间谍化名维拉，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性间谍秘史。她在书中讲述了克格勃是如何招募漂亮的女大学生并如何培训成为职业性间谍的。
克格勃先是到各大学校挑选合适人选，然后找她们谈话，许诺让她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美好，称可得到丰厚的报酬，享受一切特权，之后在间谍学校里给她们做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她们履行公民义务，甘愿为国家献出一切，立志成为性间谍。
随后的各种训练是她们面临的最初的、也是最大的考验。首先上生理解剖课和心理学课，播放各种类型的科教和色情影片，以解除羞耻感，克服心理障碍。训练时每4人1组，全部脱光衣服，互相观察、抚摸、戏弄，然后男女混合训练，并由有经验的老手进行实际示范表演。在顺利通过最初的心理障碍后，就要上实践课，进入实习阶段，先是女性同性嬉戏，发生关系，并有教员参加，然后与男学员配对练习，之后进行群体活动，并当场录像，最后集体讨论，详细分析、点评，特别要求她们熟练掌握性技巧，结合间谍工具，学会对准暗藏的镜头、以便清楚无遗地拍摄下全过程及特写镜头的技能。
如果一切顺利，就会安排引诱目标并与之发生关系的毕业考试。女间谍要引诱毫无性生活经验的少年男子，消除他们的恐惧，挑逗老年男子，激起他们的欲望。
维拉在书中写道：“教官说，我们是士兵，我们的武器就是身体，我们战斗在战争的第一线。在训练结束前，我们已经成为下流、恬不知耻、性经验丰富的姑娘，随时准备服从命令，跟任何男人上床，让他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男性间谍的训练要求也非常严格，他们不仅要熟练掌握各种间谍技能，学会使用间谍工具，还要精通心理学，掌握各种技巧，博得女性目标的欢心，激起她们的欲望，更重要的是要特别克服与那些丑陋、孤僻、冷淡、乏味的中年妇女或老处女发生关系时的心理障碍。“乌鸦”们必须充分施展自己的魅力，熟练利用各种技巧，满足她们，并让她们对自己言听计从，最终套取重要情报。
行动前，性间谍会事先认真研究目标，调查清楚其性取向和特殊癖好，然后安排非常巧妙、自然的偶然相遇，不让目标产生任何怀疑，然后在相识中施展绝招，让他们完全拜倒在石榴裙下。每次行动都会以一见钟情开始，以讹诈结束，中招的目标通常除了同意合作外，别无选择。
克格勃的性间谍活动并不局限于异性性引诱，同时还利用同性恋服务达到特殊目的。克格勃利用西方一些要员的同性恋僻好，在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北爱尔兰安全情报部长就因受到同性恋引诱而被克格勃要挟，最终于1980年被迫辞职。
但是，性间谍行动并非每次都能顺利成功，意外情况也经常发生，最着名的就是性间谍引诱、讹诈印尼前总统苏加诺未果事件。60年代，苏加诺在访问莫斯科时，克格勃在从雅加达起飞的总统专机上，以空姐的身份，安插了几位年轻漂亮的性间谍引诱他，并在莫斯科他下榻的宾馆中，利用事先藏在镜子后面的2部录像机，使用当时最先进的彩色胶卷，从各个角度拍摄了他们性活动的全过程。
但是，在克格勃出苏加诺播放了有他参与的性爱录像，威胁他与苏联合作反对西方时，苏加诺却坚持认为这是苏联政府为他提供的特殊礼物，并要求再送他6盘复制的录像带，带回国内放映，他解释称，“当我的人民看到我这样的时候，他们会为自己总统的行为感到骄傲的。”讹诈自然落空，并成为性间谍史上的着名笑料。
同样，同性恋讹诈的效果也取决于目标所属国家及社会对非传统性取向问题的态度。克格勃间谍曾得到一份情报，称一名驻苏法国外交官喜欢上了保护使馆安全的一名军官，于是就顺势抛出了诱饵，偷拍了他与这名军官同性恋的大量性活动情景。但在克格勃企图策反他，用他参与的同性恋性活动照片讹诈时，他只是毫不在乎地大笑起来，克格勃间谍碰了一鼻子灰。原来，使馆和国内早已了解他特殊的性取向问题，并不在意。
前民主德国的“罗密欧”行动
原东德间谍机关在性间谍讹诈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情报局精心挑选一些美男，在秘密训练中心由迷人的女教员进行专门培训，成为职业“罗密欧”（男色情间谍），结业后，开始积极参与引诱西方重要部门及秘密机构中独身女性的“罗密欧”专项行动。
最着名的就是“罗密欧”成功勾引一位在西柏林联邦德国重要国家部门工作的独身女秘书并使其坠入爱河、提供大量绝密情报的案例。根据事先制订的严密计划，先是在午餐休息时间在汽车站或咖啡馆安排一次偶然会面，进行简短的交谈，数日后，“罗密欧”手持一束鲜花，摁响了独身女秘书的门铃，然后假装弄错了地址，在道歉中把花献给了这位女士，从而开始了浪漫情史，最终达到了非常满意的效果。
据俄罗斯《女人ABC》网站报道，冷战期间，苏联东欧情报机构派遣了大量男性间谍，专门引诱在西方国家秘密机构中工作的女性，让她们落入情爱陷阱，出卖情报。挪威首相夫人纳尔娜就在访苏时中了美男计，为克格勃间谍控制，向苏联提供了北约大量重要军事情报。性间谍攻势如此猛烈，问题异常严重，以至于北约布鲁塞尔总部里贴出了标语，呼吁女性职员提高警惕，保持铁石心肠，不要为情所动，提防形形色色的“美男计”。
不过，民主德国情报局局长沃尔夫承认，“罗密欧”行动有时也会失败，一旦双方真正相爱，情况就会复杂，局势就不好控制了。
英国和北爱尔兰的性间谍战
一些女性间谍，特别是那些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是自愿为国战斗的。在北爱尔兰战争期间，有10多名英军士兵被美貌少女勾引，最后身首异处。他们在舞会上认识了这些女间谍，然后领回家上床，结果被残忍地杀害。据俄罗斯间谍网报道，爱尔兰人还在战斗行动期间，利用漂亮女人，引诱哨兵和检查站上的士兵离开岗位，伺机进攻。
不过，英国人并不示弱，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招募、培训大量女性间谍，进行专项活动。英国情报机关在贝尔法斯特市天主教和新教地区，开设了2家妓院，以巨额钱财相引诱，招募欧洲最好的妓女到这里来，为其服务，讹诈当地政治运动领袖，获取各种情报。
结果，藏在镜子后面的电影摄像机昼夜不停地偷拍，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当爱尔兰共和军最终查出是谁出卖了他们并弄明白了妓院中的机关后，向妓院派遣了杀手，一共杀害了6名英国性间谍。
其它国家也在性间谍活动方面有突出的表现，特别是以色列的摩萨德已经取代克格勃，成为当今性间谍领域中的新领袖，它大量招募一些说阿拉伯语的女间谍，持加拿大和美国护照，在巴勒斯坦及阿拉伯邻国活动。最成功的案件是伊拉克米格战机飞行员受以女间谍诱惑、驾机叛逃的惊世之举。
美法两国间也有经典的性间谍对决。法国政府高官普拉尼奥1992年在舞会上结识了美国小姐“玛丽”，次日共进午餐，两个月后共度良宵，落入了中情局间谍“玛丽”的性陷阱，泄露了法国在关贸总协定谈判中的立场、国家经济政策、与北约、欧洲各国间关系等方面的机密。
法国领土安全局在查明事实真相后，策反了普拉尼奥，将计就计，展开反击，向美国提供虚假情报，取得政治、外交胜利的同时，又挖出了3名潜伏在法国的中情局高级间谍。
1954年叛逃的原苏联美女间谍埃夫多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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