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碌碌俗世/走近半世纪前中国/马真想签两岸和平协议吗/饶漱石:华东王/谁是辛亥传人
發佈時間: 10/22/2011 2:08:42 AM 被閲覽數: 297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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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荒野生存】歌曲《碌碌俗世》

来源: 桑蚕人家 于 2011-10-21 wenxuecity
 



【荒野生存】的剧情简介  · · · · · ·       

  影片改编自真实的故事,展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传奇,一个流浪的故事。
  克里斯托弗(埃米尔•赫斯基 饰)家境优渥,是亚特兰大私立名校艾莫里的优等生,前程似锦。但是,他从学校毕业后,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放弃令人羡慕的工作,把存款捐给慈善机构,去阿拉斯加寻找自我。在家人的劝阻声中,他踏上了回归自然的慢慢长路,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浪者。
  一路上,他遇到不少人,也数次遭受野外生存的挑战,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他以坚韧的毅力,实践着寻找自我的梦想……  

电影音乐 

 Eddie Vedder自上世纪90年代起率领Pearl Jam乐团本将西雅图另类摇滚推向主流音乐台面,曾发行的专辑创下全球近6000万张的唱片销量,获格莱美、全美音乐奖与MTV音乐录像带奖。身为Pearl Jam乐团的主唱/吉他手/词曲创作核心,Eddie Vedder为其好友Sean Penn于2007年秋执导的电影Into the Wild(荒野生存)创作了9首诉说着沧桑、无奈、苦闷、失落、感慨的心情故事的民谣和蓝调摇滚歌曲,还翻唱了包括爱尔兰裔创作型歌手Jerry Hannan的这首Society在内的2首歌曲。Eddie Vedder首次以个人名义发行的这张Into the Wild电影原声专辑,一进榜就杀到了Billboard专辑榜的11位。整张专辑简洁流畅,Eddie Vedder用一把简单的吉他和沧桑的嗓音唱出片中主角克里斯对自然和野性的无比向往。


 

歌词:

Society

Hmmm ooh hooo hooo
Oh it’s a mystery to me
We have agreed, with which we have agreed
And you think you have to want more than you need
Until you have it all, you won’t be free
Society, you’re a crazy breed
I hope you’re not lonely, without me
When you want more than you have, you think you need
And when you think more than you want, your thoughts begin to bleed
I think I need to find a bigger place
’Cause when you have more than you think, you need more space
Society, you’re a crazy breed

I hope you’re not lonely, without me
Society, crazy indeed
I hope you’re not lonely, without me
There’s those thinkin’ more or less, less is more
But if less is more, how you keepin’ score?
It means for every point you make, your level drops
Kinda like you’re startin’ from the top
And you can’t do that
Society, have mercy on me
I hope you’re not angry, if I disagree
Society, crazy indeed
I hope you’re not lonely……without me

 
 
 

 

跟随法国摄影大师的镜头 走近半个世纪前的中国

2011/10/20 

 

马克·吕布(MarcRiboud)

马克·吕布(MarcRiboud),1923年出生于法国里昂,作为当今世界摄影界最响亮的名字,法国当代最著名的纪实摄影家之一,马克吕布的作品可谓家喻户晓。作为玛格南图片社元老之一的法国摄影师马克吕布(MarcRiboud)是一位真正秉持玛格南精神的摄影家。在蜚声国际的玛格南图片社成立不久他就加盟其中,并从1959年开始的14年间担任欧洲总部副主席,后来又担任了几年的主席。退休后仍然向玛格南图片社提供作品。1956年初,马克·吕布花了6个月时间从巴黎开车去到印度,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认识周恩来的人,于是,1957年1月,他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中国,开始了他的第一次长期旅行,由此也开始了他和中国的不解之缘。

 

北京天安门1957年

 

北京1957年

 

毛泽东饮酒1957年

 

北京1957年

 

北京1957年

 

北京1957年

 

北京1957年

 

广州1956年

 

北京1957年

 

北京1957年

 

鞍山1957年

 

鞍山1957年

 

四川1957年

 

祖孙二人

 

雪后的北京

 

行人与标语

 

老人

 

新年的北京

 

杂技表演:胸口碎大石

 

苏联电影宣传画

 

看书的孩子

 

高呼口号的青年

 

学习托抢的儿童

凯迪

 

 

马英九真想签“两岸和平协议”吗?

2011/10/20 


多维/台湾总统马英九在10月17日的“黄金十年”终篇记者会上,高调提出,“未来十年两岸在循序渐进的情况下,审慎斟酌是不是洽签两岸和平协议”。距离台湾总统选举进入百日关键时刻,作为马英九“黄金十年”最后端上来的一盘“大菜”,马版“两岸政策篇”不可不谓平地起惊雷。

自马英九执政后,两岸关系的重要原则是“循序渐进”,即“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然而,马英九在此时释放出“由经入政”的信号,不少观察家认为,马英九此举可视为顺势而为,宣扬其“十年和平协议”主张实是一箭双雕之举。一举告别以为民进党“攻”,国民党“守”的传统对战模式,拿回选战的主动权。二来,在两岸议题领域抢占了制高点,以“和而不统”成功避免绿营“红帽”乱扣。

目的仅于此吗?事实上,曾有人在2008年,奥巴马初任美国总统一举获得当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就已有学者提出,马英九上任后积极改善两岸互动,降低区域紧张情势,比奥巴马更有资格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之后,马英九不只一次提两岸和平协议构想,也曾表达不排除未来与胡锦涛会面,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为实现永续和平的理想为目的”,这是“至少让两岸发展有一个方向,既是诉诸和平”。于是,以两岸议题拿下诺尔贝和平奖,会不会是马英九想为自己政治生涯留下的重墨呢?成为诸多人的联想。

和而不统 既险又精

眼下,正是台湾下届总统竞选的酣战时期,有关“两岸统一”的话题无疑是一个非常敏感而又需要回避的“惹事”话题,按常理,不论蓝绿都不会也不敢在此时拿“统一”话题作为竞选的筹码。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谋求连任的马英九却在副总统萧万长、行政院长吴敦义等人陪同下,在“黄金十年”系列举行的最后一次记者说明会上,高调表示“未来10年将在循序渐进的原则下,审慎寻找时机与大陆方面洽签‘两岸和平协议’”的意思,并提出洽签“两岸和平协议”三个前提:一是民意高度支持;二是国家确实需要;三是国会监督。

自马英九以“不统、不独、不武”的执政原则登上台湾总统宝座以来,不但将两岸关系推上了“历史的最好时期”,也给台湾带来了又一次经济的“和平发展时期”,这恰恰是竞选对手难以战胜马英九的政绩资本。那么,马英九为何要在眼下有关下届总统竞选的酣战时期抛出“两岸和平协议”的论调呢?难道就不怕在台湾掀起并不利于自己谋求连任的舆论讨伐吗?

北京观察人士指出,马英九这一招既险也精。“险”在,此时提出“两岸和平协议”论,不但会招致社会舆论哗然,更可怕的是,定会招致竞选对手以“亲共卖台”的帽子予以打压。但“精”于,马英九开了一个口,但又没有开支票。他次日在接见台美日三边安全对话闭门研讨会访华团时,突出强调“和而不统”的思路:“这不是去跟大陆谈判统一的问题,先前主张‘不统’,就是指不去和大陆谈这个问题,但是和平的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回避的,必须要正面面对。

因为和平一定是台湾乃至两岸人民,都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并再一次强调“和平协议”必须满足的条件:“第一,一定是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第二,两岸之间要有充分的互信;第三,我们的作为要符合区域跟国际社会的期待,必须得到民众高度支持,同时最后必需经过立法院通过”。还做了表态:“我不是排定了时间表,而是要看时机是否成熟,不会为了签而签”,签署没有“时间表”。 

其实在今年9月,“台湾加油赞”执行长金溥聪访美时,就已为马英九提前试水。当时,金溥聪表示,一旦马英九连任,一定会尽量在两岸之间取得一个善意、异中求同的框架,去推动有利于两岸和平共存的合作计划,“如果两岸能够在不伤害台湾‘主权’之下,而且顾及台湾尊严之下,两岸能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当马英九此次提“和平协议”,并释放两岸政治协商信号后,金溥聪10月20日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演讲时,又立刻发声:“谁不希望和平?不光是两岸,全世界都乐观其成。”他强调:“马英九曾说,任内不会碰统一,此生也不一定看得到统一”。

对于马英九提“和平协议”,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办公室主任丁远超表示,自由、和平是不可挡的潮流,全民都希望和平,“哪个父母会希望自己儿子当兵时可能上战场?”虽然连战不一定完全清楚马的说法,但一定会对这个进展感到欣慰。新党主席郁慕明也认为,马的说法“至少让两岸发展有一个方向”,且“两岸和平协议”,甚至“军事和平协议”,都没有违反“不统不独不武”原则。既然是诉诸和平,民进党应该也没有立场反对。并且,根据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近60%的人赞成两岸签订和平协议,55%的人不认同签署协议就是走向统一。看来,经过三年多执政酝酿下,马政府的两岸谈判突破“先经后政”的铁律,释放“由经入政”的信息,虽是兵行险招,但也旗开得胜。

为选举?还是信念?

民进党发言人陈其迈表示,马总统为两岸政治协商设定时程表,十年内签署和平协议,等于进入国统纲领的“协商统一阶段”,进入统一进程。绿营方面还质疑,马英九说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前提是“国家需要、民意支持,与在国会监督下”,但当初两岸签订ECFA根本没有经过立法院同意,现在要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又要拉立法院背书,这根本是玩假的。

前总统府顾问、前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许智伟向多维新闻表示,马英九既然说取得共识很重要,要有国内民意的高度支持,那么就应该召开一个国事议会,召集各党各派人民的代表大家一起来讨论。民调看见的情况是靠不住的。在许智伟看来,马英九此时提和平协议更多是为选战考虑。目前岛内对这个所谓协议,并不够了解,甚至有些担心,维持现状还是大多数人的意见,经济方面加强合作,文化方面加强交流。拉近双方距离,彼此了解。

虽然绿营方面也有“挑剔”,如有学者反映,马英九应提出具体协议内容,如双方主权、治权、对外关系代表权如何认定,否则显得太空泛。

但包括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反对声明都没有形成对马有力的攻击,因为她自己也说过要与大陆“和而不同”、“和而求同”。没想到一个“和”字被马英九先拿去作了文章,反陷自己于被动。最近民调显示,有42%的人看好此议题对马英九的选情有加分作用。马英九一下夺回选战主动权,使蔡英文和宋楚瑜都一时手忙脚乱,难以应对。

前立法委员林钰祥向多维新闻表示,这次并不是马英九第一次提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主张。此次他实际上给“两岸和平协议”开出了5个条件:民意支持、国家需要、国会监、两岸充分互信、符合国际社会期待。这5个条件是非常难以达成的,马英九先说10年又表明 “没有时间表”。从选战的角度看,虽然马英九只是表述出了意愿而已,但也足够令民进党跳脚。马的此番意愿,对于中间选民来说,“和平”自然是好事情,所以也能笼络这部分选民。而对于绿营来说,此前蔡英文也曾提出“和而不同”,倘若反对马英九的“和”,又难以自圆其说。而且,马英九也设定了原则,以小心审慎的态度面对这个议题,致使绿营也难以攻击。如此看来,马英九此时出奇招攻守都有了。马阵营主要目的应是抢攻选战议题主导权,将马强项两岸议题导入选战。马未来任期只有四年,却提十年目标,且设下重重关卡,甚至亲自召开记者会,表示和平协议最终要经绿营的最爱“公民投票”,完全封杀绿营的反对声音,但和平协议在未来四年签署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观察近日新闻发展,马阵营的目标已大致达成。反倒是两岸互设办事处的务实主张,在马连任后实现的可能性还颇大。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刘国深认为,两岸议题是马英九熟悉的领域,马在选战进入关键阶段倡议和平协议,是一项明智的策略,有利于马英九站在“政策的制高点”主导这项政治议题。东华大学教授施正锋也指出,毕竟ECFA是马英九第一任的政绩,他想把经济的和平红利转化成政治愿景,是可以理解的。在宋楚瑜投入选战后,马英九抛出两岸和平协议的议题,势必引来绿营“亲中、卖台”的炮火攻击,但这也可能催化更多选战动能、冲高投票率,既可满足深蓝族群想象空间,也可稀释宋吸纳选票的能力。蓝营显然想透过签署和平协议的诉求,吸引更多中间选民认同,将两岸议题拉进大选主战场,若能做好风险与损益控管,不仅可以边缘化宋楚瑜,也可与蔡英文的暧昧主张互别苗头。

中国社科院台研所资深研究员李家泉认为,马英九在第一个任期内的施政重点,是要让台湾人看到他的能力和政绩。马英九于2008年当选台湾总统后,两岸开始正式恢复了海协海基两会交流,完成了不少交流合作项目,包括全面实现了“三通“,以及在去年签署的”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等等。三年多来,两岸关系不断推进,“连胡会”五点共同愿景的不少内容已经实现。

用马英九自己的话说,“我们说先经后政,就是没有排除跟大陆未来政治对话,和平协议当然是其中之一”。事实上,早在2008年的总统就职演说上,他就提出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主张。他还提出两岸互设办事机构的想法,指出,为了进一步稳定两岸关系,让互动模式制度化,“循序推动两岸互设办事机构,这样会使双方在处理两岸事务上,更能够得心应手”。看来,倘若马英九连任如愿以偿,他在第二任期内必将加强与大陆的政治对话,甚至是推动进行实质性的政治谈判,与大陆恰签“两岸和平协议”,应是马英九认真的想法。

同谁签和约?考验中共

至截稿时止,国台办方面并未对此有所回应。但马英九之前提出“两岸签署和平协议”时,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曾回应说:“我们一向主张全面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陆涉台学者则认为,洽签和平协议三项前提,标准有些高,并不适合作为前提,可能会让前提变成门槛。

李家泉表示,看时机是相对的,不能说现在签署和平协议的时机不成熟,也不能说已经完全成熟。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台湾当局说: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现在怎么样?两岸不是已达成了多项共识了吗?几年前两岸谁敢说“大三通”?谁敢谈“对台投资”?谁敢谈开放两岸个人自由行?如今不是都实现了。可见路要人走,条件要人创造,也像马英九说的“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先经后政”,循序渐进就行。有没有困难?当然有困难,难在内外都有压力。

对于“两岸和平协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郭震远则认为,两岸是内战双方的关系,这是两岸关系最根本的特点。考虑签署和平协议应从这点出发,而不是其它。不要给和平协议过广的内涵,也不要定出更高目标,它只是一个阶段性、过渡性成果,而不是解决两岸关系的最终成果。不过他也提出,处理两岸问题应该难易并进,而不是先易后难。不能回避一些需要处理的问题,比如说,“两岸和平协议”,谁和谁签就不能回避。

上述观察人士也指出,2005年4月29日,胡锦涛与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京举行第一次“胡连会”,就曾提“促进终止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2007年10月,胡锦涛在17大政治报告中也提“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再次表示,“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

可见,签署“两岸和平协议”亦是中共所想。但是具体操作就可能要考验中共的政治智慧。最首要的问题是中共和谁签署?是中华民国?国民党?国军?如果以两党的身份签,岛内其他党派不认怎么办?反而导致国民党成众矢之的;如果同“中华民国”签,中共早已在自己的历史中将1949年以后的中华民国一笔勾销了。就在日前中国官方隆重纪念辛亥革命百年时,也只字不提中华民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虽然主持编撰了36卷本的《中华民国史》,但将中华民国局限于1912年到1949年之间的38年,而对于中华民国到了台湾后的历史,却一概抹煞。现在,到了要签协议了,可能发现问题来了,自己把路断了。当然,期望和平的人们还是相信两岸双方可以找到办法,让和平协议早日成文。

 

看饶漱石的前半生:被历史淹没的华东王(图)


2011/10/21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图为饶潄石(中)同陈毅(左)、粟裕(右)在主席台上检阅入城部队

饶漱石(1903—1975),原名饶石泉,号漱石,曾用名梁朴、阿施、小姚、老宋、瘦人、小饶、阿四、姚实农、宋振华等,是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中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领导干部。

1903年11月23日,饶漱石出生于江西临川钟岭环洲饶家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青少年时代,先后在临汝小学、省立第七中学、南昌心远私立中学读书。1922年考入九江南伟烈学校,1924年入上海大学。精通英语、俄语。

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

饶漱石从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饶漱石在南昌读书,他积极参加南昌的学生运动。暑假回到临川后,他和从上海回来的傅烈一道,联络县城的学生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成立了一个剧社,利用演戏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剧社多次在抚惠堂公演,每夜观众达2000多人。对此,反动势力极为仇恨,临川商团的团丁闯入抚惠堂捣乱。饶漱石、傅烈带领群众与商团进行坚决斗争,迫使商团向剧社认错,并赔偿了打伤纠察队员的医药费,取得了斗争的彻底胜利。

1923年,饶漱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九江地方团组织第二支部书记。他创建了“浔光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浔光》和《江声报》。他多次领导南伟烈学校的学生运动,并组织成立了“裁缝工会”“女工工会”。后被推选为九江首届学生联合会主席,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首界全国学联会议。1924年夏秋之间,饶漱石转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了李立三等在上海沪西小沙渡创办的工人俱乐部的领导工作。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度担任沪西区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分工负责工人和学生团员工作,同时参与上海丝厂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的罢工斗争,参加领导了上海“五卅”反帝爱国斗争运动。1926年底至1927年3月,担任由陈独秀、周恩来等人组成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特别行动委员会委员。他工作积极,能力强,在白区工作处于低潮时期,为白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因而很快崭露头角,成了上海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饶漱石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江西省委特派员到赣东北巡视工作。1928年,任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先后在弋阳、横峰创建了中共弋阳县委、中共横峰县委,并委任黄道为中共弋阳县委书记、方志敏为横峰县委书记。和方志敏、黄道等人组织领导了著名的弋横暴动,为创建赣东北根据地和组建红十军奠定了基础。4月,饶漱石受党派遣回到家乡临川负责策反工作,当时临川驻军是杨如轩师。饶漱石召集杨如轩师下级军官十余人(多是我党地下工作人员)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组织“士兵委员会”,发动士兵暴动,因杨师不久离开临川,没有成功。事情暴露后,饶漱石险遭逮捕。同年12月,饶漱石调回上海,任团中央秘书长。1929年到东北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并一度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出狱后任中共满州省委宣传部长,曾一度为饶的部下)。

在东北工作期间,饶曾负责组织了营救刘少奇的活动,并取得成功,又成功组织了奉天纺织工人大罢工。多次到哈尔滨巡视工作,并与唐巨经等人成功组织过著名的哈尔滨皮鞋厂工人大罢工。1930年4月,饶漱石因所谓“满洲破坏案”,与赵尚志等30人一同被逮捕入狱,内定为枪决,后经党组织派人做张学良的工作,才改为监禁。在狱中,饶漱石经受了各种酷刑,但他坚贞不屈。他在狱中建立了党团支部干事会,领导难友们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自己带头绝食,并取得了胜利。后又染上了瘟疫,险些丧命。“九一八”事变后,饶漱石和赵尚志等人一同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党内少有的国际政治活动家

饶漱石出狱后赴苏联学习,被共产国际派往西欧、东欧、美国等地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1932年初,饶漱石回国在上海做工会工作,先后任上海工人联合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多次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罢工和学生游行。1933年,饶漱石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8月兼任河北临时省委代理书记。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都转移到中央苏区,饶漱石曾一度主持了党在白区的各项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

1935年至1938年,饶漱石被派到苏联工作,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外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在此期间,饶漱石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王明等人共同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奠定了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基础。他穿梭于法国、英国和美国,从事国际统战工作,在海外华侨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大量钱物。并通过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动员白求恩来延安救治伤员。还先后主编或创办过《先锋报》《救国时报》《华侨日报》。为扩大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2月,饶漱石出席了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反侵略大会,并用赵建生笔名撰写了《为自由和平而战的中国工人阶级》一文,很受与会者欢迎。饶漱石是中国共产党内少有的国际政治活动家。

1939年,饶漱石主动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救国斗争。1940年2月任中共中央华侨委员会书记,6月被中央派到皖南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协助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工作。当时,饶主管的也是白区工作,在新四军受国民党压迫的情况下,饶漱石具体领导的白区工作却卓有成效,分别在福建、安徽、江苏等地建立了地下交通站,使新四军在国民党的四面包围中仍有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这不光为新四军在南方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打开了国统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工作局面。刘少奇称饶漱石是“优秀的、成熟的青年革命家”。

机智处理皖南事变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项英、周子昆遇害。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敌人喊话要叶挺去谈判,但叶挺思想不通。饶漱石一再劝叶挺出去谈判,叶还是不通,最后,饶漱石不得不以党的名义,请叶挺下山同国民党谈判。饶说,这是为了党的事业,不是个人行为,只要能活着出去,他可以向中央作证。叶挺最终听从了饶的劝告,带了身边的人员去谈判,为新四军军部将士突围赢得了时间,保护了一大批新四军的骨干力量。饶漱石见叶挺一去不返,知道凶多吉少,就组织人员分头突围。他被国民党士兵抓住后,用身上的银元贿赂抓他的士兵,得以逃脱,历尽艰险来到上海。

后来,饶回到盐城新四军军部,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可以说,皖南事变,饶漱石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体现了他过人的胆识,由此奠定了他在新四军的地位。1942年3月,刘少奇离开华中去延安,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饶漱石代理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和陈毅等人共同组织指挥淮北1942年冬季反“扫荡”、大小悟山冬季反“扫荡”、郯城战役、盐阜1943年春季反“扫荡”、苏中反“清乡”斗争。1943年11月,陈毅去延安汇报工作,后参加党的七大,饶漱石全面主持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工作。他和张云逸、赖传珠、粟裕等人一道,成功地组织指挥了车桥战役、挺进苏浙皖边和1945年春季攻势。饶漱石指挥新四军在华中解放区实行战略反攻,解放县城30余座,歼敌5万余人,狠狠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器张气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饶漱石领导新四军期间,也是新四军发展的鼎盛期,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新四军已经发展到30多万人,并有100多万地方武装,还建立了苏、浙、皖、豫、鄂5省的8个抗日根据地。顺利实现了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解放区连成一片。

1945年4月,饶漱石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44人)。8月,饶漱石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1945年12月,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前被我党授予最高军衔的将领之一

1946年春,饶漱石和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同为北平军调部的中共代表,饶任书记,主持军调部工作。并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在伍修权等人的陪同下,和美国代表白鲁德、国民党代表赵家骧等飞往沈阳,参与国共东北停战协调。当时,我军还没有实行军衔制,为便于同国民党军方代表进行平等工作,我军派往各地代表被临时授予军衔,沈阳代表饶漱石为中将,而太原代表陈赓(1955年授大将)、本溪代表许光达(1955年授大将)、北平代表宋时轮(1955年授上将)、四平代表耿飙(1955年授上将)、徐州代表韦国清(1955年授上将)等人仅被授予少将军衔,由此可见,饶漱石当时在我党我军地位非常之高。饶漱石也是新中国成立前被我党授予军衔最高的将领之一。当时授予中将的只有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等人。饶漱石舌战美蒋代表,坚决捍卫了我党我军利益。在他的调停下,三方签订了短暂的15天停火协议,为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随后,饶悄悄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后便返回山东,领导华东军民进行土地改革、整军备战。

中共华东战略区的最高统帅

1946年10月,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仍兼任中共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解放战争初期,由于饶不在华东,华东局和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的工作暂由陈毅主持,但陈毅难以有效地统一领导华中、山东两部,甚至发展到山东、华中两部的主要领导相互指责。1946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同意陈毅21日建议:山东、华中两野战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也合一,合一后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但两野战军意见不能统一,两方面的领导人包括陈毅在内纷纷给中央发电报,盼饶漱石回华东主持大局。1946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华东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兼山东军区政委的饶漱石从延安赶到临沂,撤销了华中分局,把邓子恢、张鼎丞、曾山三名中央委员调到华东局当常委(邓任副书记、张任组织部长);组建了华东我军统一的指挥机关——华东人民解放军总部(后改为华东军区)。

将华中、山东野战军兵合一处,正式组建成华东野战军,彻底结束了山野、华野互不买帐的混乱局面。陈毅任华东军区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饶漱石兼任华东军区政委(华东野战军行政上隶属华东军区领导)。分工为饶漱石、张云逸指挥华东军区的部队(30万人),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约27万人)。1947年10月,中央军委又将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又称内线兵团)4个纵队划归饶漱石直接指挥。1948年5月陈毅调中原局任副书记兼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后,华野在军事上的排名为饶漱石、粟裕。

1947年1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时,饶漱石领导当地党政军民顽强地坚持斗争,而且有一套坚持斗争的办法,又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斗争策略,在陈毅、粟裕、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等领导人的协助下,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歼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扩展了根据地,并成功地组织指挥了鲁南战役(1946年12月)、莱芜战役(1947年1月)、孟良崮战役(1947年5月)、胶东战役(1947年9月)、宿北战役(1947年12月),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饶漱石和粟裕等人一起共同指挥了宛西战役(1948年5月)、宛东战役(1948年5月下旬)、豫东战役(1948年6月)和济南战役(1948年8月)。1948年10月,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等人组织策划指挥了著名的淮海战役,这时的淮海战役设想后来被称为小淮海战役。随着战局发展,总前委审时度势,淮海战役越打越大,最终取得了惊人的战果。与平津战役、辽沈战役统称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期间,饶漱石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一起率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军两个师、第七十七军一个半师共23000余官兵,在贾旺、台儿庄防地举行起义。使淮海地区东线的国民党军防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我华东野战军主力乘虚而入,直抵徐州,切断黄伯韬的退路,进而将国民党军第七兵团歼灭,加速了淮海战役的进程。饶漱石还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人共同指挥了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战役。整个解放战争中,共歼灭蒋军807万人,其中饶漱石领导的华东军民共歼灭蒋军245万,占30.36%,是歼灭国民党军队最多的战略区,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卓著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主政华东局

新中国成立后,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并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华东七省一市(当时台湾省划归华东局管辖)的各项工作,并直接领导管理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上海解放时,毛泽东曾对华东的同志说过:你们华东的同志如果能把上海搞好,上海和全世界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甚至我们的敌人都将以上海工作的好坏来考验我们党有无管理大城市及全国的能力。足见上海地位之重要。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的工业产值和贸易额均占全国的一半。刚刚解放的大上海,百孔千疮,充满了惊险和挑战。在此期间,饶漱石领导的华东地区的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工作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毛泽东曾多次把华东的经验批转给全国各地学习效仿。饶漱石坚决反对在土改和镇反工作中的过左行为,在制定和处理地主阶级及与土地有关的工商业者的土地财产、保存富农经济、划分阶级成分、土改干部的纪律、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政策措施都有独到之处。这是华东地区土改得以顺利推进和胜利结束的中心环节。还多次以上海特殊为由抵制来自上面的一些左的指示。在治理上海的工作中,他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团结民主人士,对上海的资本家及工商界人士采取了一系列比较宽容的政策,第一个把私营业主称为工商业家,第一个主张不没收富农出租的土地,第一个提出解决农民富裕的出路在于大力发展工业。

为发展生产、促进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为稳定上海及整个华东的局势,饶漱石直接领导了华东及上海的反特、镇反工作。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分析上海的治安形势,虚心听取民主人士的意见,主张以法治国,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例如他批准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在上海解放初期搞“以特反特”方针,基本上肃清了上海暗藏的敌特分子(后杨帆因此事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首犯)。他领导上海法院制定的“处刑标准”是新中国第一部带有前瞻性的地方法规(后被最高法院以“量刑过宽”不利于“镇压反革命分子”为由否定了)。

在“镇反”运动中,饶漱石承受了来自中央的压力,最大限度避免了滥杀无辜。在全国各地都大开杀戒的时候,《人民日报》公开批评上海方面在杀人问题上仍是“雷声大,雨点小”。饶漱石仍持慎重观望态度,为此,他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上海的“镇反”运动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认为上海是潜藏反革命特务最多的地方,而实际上杀的反革命和特务的人数却比北京、天津低得多。事后,毛泽东发现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滥捕滥杀现象并加以纠正。

饶漱石成功地治理了上海的百孔千疮,树立了人民政权的良好形象,为中国共产党人管理城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共产党人赢得了良好声誉,得到了党内外、国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波兰一家有影响的报纸说:解放了的上海气象一新,再也不是“世界污水沟”了。印度实业报主编吉积绍·辛格在一篇题为《上海的奇迹》专稿中写道:“新的人民政府管理下的上海,是东方的骄傲。”

被淹没的中共党史重要人物

1953年,饶漱石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并分管劳动人事工资工作,是政务院五个口的负责人之一。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以他的知识、智慧和能力,是可以为党和国家作出更大贡献的,遗憾的是因高饶事件过早地离开了政治舞台。

饶漱石是有名的工作狂,长期昼夜不分地工作,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眼疾越来越严重。个人生活也十分简朴。他在战争年代与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并且只有两套衣服供换洗,从不许增加。他吃的是与普通干部一样的伙食,从不许增加一点特殊的伙食。饶漱石在当时算是共产党里的大官、大知识分子,但他在生活上都与普通工农一样,别人看不出他是大官、大知识分子。饶漱石平时不抽烟、不喝酒。新中国成立后,他也不跳舞,不宴请任何人。他平时好读书,很少与人交往,平时无论是见到上级、同级或下级,他都很严肃,很少说话,更不与人开玩笑。在工作方面,对自己和部下都要求非常严格,给人一种原则性强、作风严谨、处事平稳的印象。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饶漱石历尽艰险,多次死里逃生,既反映出他的机智勇敢,也表现出他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饶漱石还是中国共产党内杰出的政治理论家,曾著有《论共产党员的党性》(胶东新华书店出版)、《英勇决战迎接民主高潮》(冀南书店出版)等。他的演讲和报告曾多次在报刊上发表,并编印成书。

那么,在新中国的开国功臣中,饶漱石应当具有什么地位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中央军委委员共21名,他们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委员林彪、刘伯承、饶漱石、邓小平、高岗、贺龙、粟裕、聂荣臻、徐向前、陈毅、叶剑英、李先念、罗瑞卿、张云逸、习仲勋、邓子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饶漱石的位置。此外,新中国成立初期,国人根据中国的行政格局,称中国有“五王”:高岗为东北王,饶漱石为华东王,彭德怀为西北王,林彪为中南王,邓小平为西南王。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饶漱石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等其他一大批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同创建了新中国,为党和军队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作者为原临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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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辛亥传人?

2011/10/21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戴维-皮林

  几天前,日本方面组织的一场纪念中国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学术会议被突然取消,令组织者大感诧异。这次会议已经筹备了数月之久。感到意外的不只是他们。一部描绘中华民国首任总统孙中山生平的歌剧原定在北京举行全球首演,也因“流程操作问题”而被突然叫停。尽管许多纪念活动都照计划举行,尽管10月天安门广场上竖起了一幅巨大的孙中山肖像,但也有一些与辛亥革命相关的纪念活动被神秘封杀。

  中国共产党与历史关系复杂。中共是革命与传承的尴尬综合体——也可以说是矛盾综合体。一方面,它希望被看作辛亥革命——始于1911年10月,到1912年2月“末代皇帝”溥仪下台时结束——的守卫者。另一方面,它强调自身的持续性,以及与数千年帝国统治的传承关系。历经了两场革命——1911年的共和革命和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中共才得以掌权,但现在中共希望把有关推翻政府的思想封存在历史的垃圾箱中。

  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1911年的革命事迹也会向当今的中共领导人提出一些令人难堪的问题。中共正开始精心部署明年领导班子换届之事,在此之际,这些问题的影响无疑会被放大。辛亥革命并不是纯粹的民主革命。孙中山不赞成议会,而且他只当了几个月总统就被夺了权,其后就是军阀割据时期。但当时民主思想甚嚣尘上。广州南方报业集团原高级编辑长平在英文报章《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上撰文指出:“在晚清和民国初年,人民能够自由结社、出版报纸、集会和罢工。”如今这些社会抗议形式都是不被容许的,“不管社会体制有多不公,也不管权贵变得多傲慢”。今日的共产党可以说是一个在禁止革命的年代继承了革命传统的政党。

  孙中山当年与西方诸强的关系也颇为复杂——这种关系会让今天的相关历史叙述显得很不自在。1911年10月革命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筹钱。他在日本呆过很长时间。当时日本的自由和现代化程度都高于中国,而且,日本在1894-95年甲午战争中击败了中国,无异于在清王朝的棺木上又敲进了一枚钉子。孙中山和日本的渊源,正是上述(被取消的)东京会议的举办原因。

  清朝本身就是外来者,是满洲人推翻明朝建立的。满洲人大举扩张,把西藏和新疆囊括在中国版图之内。正如著有数本中国历史书籍的乔纳森?芬比(Jonathan Fenby)所指出的那样,“驱除鞑虏”是孙中山的革命口号。但正是这些鞑虏确立了中国的疆界,而今共产党视这些疆域为绝对的中国领土。

  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尴尬地反映了中国大陆与台湾当前的关系。中国政府宣称,台湾这个自治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9年,接替孙中山出任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Chiang Kai-shek)被共产党打败后逃到台湾。因此可以宣称与1911年辛亥革命有着最直接联系的是台湾,而不是大陆。如今的台湾民主体制也更符合孙中山间或表述出的民主理想。

  相反,中共很难将辛亥革命与其自身的合法地位联系起来。如果说有任何联系的话,那就是孙中山未能建立一个稳定政府,蒋介石未能击败日本侵略者,留下的真空让中共占了先机。1911年的事件之所以是革命性的,在于它们终结了封建统治。但正如芬比在网站“历史与今天”(History Today)上所论证的那样,它们未能带来倡导者所希望的改变。芬比表示:“这是政权的更迭,而不是社会巨变。”

  事实证明,真正的革命者是1949年解放全中国并统治至今的共产党。这场革命让中国避免了一种混乱,结果却陷入了另一种混乱,即毛泽东发动的灾难性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按照那些极端的标准衡量,中国在过去3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即便1911年的民主冲动已经成了敬献给稳定与经济发展之神的牺牲品。

  历史未能为当今的掌权者提供一种清晰而令人信服的叙事,正因此,纪念现代中国创建的歌剧中那个胖胖的女士没有获得高歌的批准。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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