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扎菲(左)与查尔斯

　　据英国《每日邮报》10月24日报道,继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与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亲密友谊曝光后,英国王储查尔斯写给这位刚刚死去的独裁者的一封密信也于近日在利比亚的一座废弃王宫被发现。

　　查尔斯在信中将卡扎菲称呼为“阁下”,并表达了希望增进两国关系的愿望。查尔斯还对卡扎菲善待基督徒、艾滋病患者等的行为大加赞赏,口气几近“阿谀奉承”。

　　这封信的日期是2007年6月7日,是在卡扎菲次子赛义夫的官邸被找到的。(来源:中国日报网 王菁 编辑:张品秋)

卡扎菲败亡后遗症之可怕，恐连奥巴马都难以承受 2011/10/26

中国时报 　　卡扎菲政权垮了，本人死了，但美国与西欧胜利了吗？眼前是这样，但后遗症之可怕，恐怕连欧巴马自己都难以承受。 　　第一个后遗症是：不用再想阻止国际核武扩散。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卡扎菲未被杀之前就刊出专文：「利比亚教训：别学卡扎菲，要学金正日」，换言之，有核武者生，无核武者亡，「利比亚如果有力量摧毁意大利的美国军事基地，或者让法国南岸美国航母打击群消失，它绝对有能力打消外界任何攻击的念头…利国应像北韩一样，拥有少量但足以吓阻侵略者的核武力量，然而卡扎菲却听信西方的迷魂曲：放下核武，欢迎加入国际大家庭。」 　　埃及《消息报》说：不想束手就擒就应发展核武到底，卡扎菲或许在生命最后关头方悟及此，但北韩与伊朗将因此坚定拥核决心。六方会谈即使重启，北韩金正日也万无可能放弃已发展好的核武，伊朗核武之路也只有加速而不会停顿，欧巴马大可不必再为这两事操心。 　　第二个后遗症是：别想再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瞒天过海的案子，在表决利比亚禁航区案时，俄中两国确实想不到禁航区居然发展为空袭，上过这次当以后，最近的反应便是：即使对叙利亚只是警告制裁，两国却连手否决。 　　第三个后遗症是：卡扎菲死了，但利国军火库中的武器绝大多数却不见了，包括飞弹乃至生物武器，这些东西绝对不是落入「爱好和平者」之手。临时政府部队本来就很复杂，连美国都承认其中混杂有恐怖组织，他们会不垂涎这些武器吗？这不仅是有害利国前途，连整个中东及北非都会受影响。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是定时炸弹（图） 2011/10/26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那么今天中国将有接近20亿人口，与目前13.4亿的实际人口相比，中国是养活不了这20亿口人的。近日有媒体指出，这一政策虽然成功遏制了中国人口的激增，同时也制造了一枚定时炸弹：人口老龄化将给中国带来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据法新社10月26日报道，中国自1979年实施一胎化政策以来，已成功将生育率控制在每名妇女生1.5个婴儿的水平；但是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计划生育的强制实施也造成多种弊端，包括：大规模的绝育、为已经怀孕的妇女堕胎，以及遗弃和杀害女婴；违反政策的夫妇不仅要遭到数额相当于他们几年工资的罚款，还被取消社会福利，甚至坐牢；超生的子女成为“黑户”，享受不到合法的公民地位。 计划生育实施到今天，人口学家首先拉响了警报：要开始着手解决人口老龄化这一严重危机了。在目前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里，中国是唯一一个还没有成为经济强国就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 法国人口学家季尔莫托（Christophe Guilmoto）分析指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远超欧洲，而欧洲的生育率是在过去百年间缓慢降下来的。 五年后，占目前中国人口13.3%的60岁以上的老人，会从现在的1.78亿骤增到2.21亿，将占人口的16%；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估计，到本世纪中叶，65岁以上的老人人口比重将从目前的9%上升至25%。 就目前而言，中国60岁以上老人已经有半数独居，在以前四世同堂为最大幸福的时代，这是无法想像的情况。而独生子女也必须担起供养双亲和四位祖父母的责任，这种4—2—1倒金字塔式的家庭结构令政府异常头疼，尤其是当失业率上升，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找工作的时候，独生子女无力负担如此沉重的家庭负担。 参与计划生育的人口学家梁中堂表示，十年后，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在1962年至1972年出生的一代人退休时，压力会大幅上升。 梁中堂指出，在那十年间，每年出生的人口将近3,000万，跟现在每年600万到700万人相比，可以想见政府的负担会有多大。 此外，在医疗基础设施、养老院、合格的医疗保健从业人员等方面，中国的准备工作也严重不足。到2015年，当局希望能够将目前医院的特别病床床位增加一倍，多加600万张。而事实上中国目前已经出现600万张床位的缺口。 中国最近开始实施全民享受基本的社保和退休福利。季尔莫托指出，由于中国基本没有退休福利，那么从经济层面上看，人口老化危机自然是非常严重的。他认为，应该加快实施保险和养老金制度，因为这些制度目前只应用在一部分城市人身上，广大的农村人口未能享有。 中国人口学家何亚夫认为应该废除或放宽一胎化政策。他说，生育权利是一项人权，一对夫妇生不生小孩与 生几个小孩，跟政府无关。何亚夫表示，即使政府放宽一胎化政策，他也不认为会有很多夫妻想要太多小孩。因为，全世界中产阶级夫妻都日益趋向少生子女。 季尔莫托则寄希望于未来中国的生育率的提高。事实上经济状况良好的省份和地区的妇女都只要一个孩子，这样看来，他愿望落空的机会可能更多些。 上海目前老龄化速度加快，越来越多的女士更注重事业的发展，而不是生养孩子。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经济大省——广东，为了实现最近一次的五年计划，最终在这个月决定放弃放宽一胎化政策。

史海:毛泽东建国后“三大志愿”为何无一实现? 2011/10/26

史海:毛泽东建国后“三大志愿”为何无一实现? 凤凰网　 核心提示：总之，个人威望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普通的要求也就成了奢望。这是战争年代的毛泽东不曾有过的体验。如果毛泽东能实现第一个志愿，像在红军时期那样对工业、农业和商业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来中国的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 本文摘自《毛泽东的辉煌人生和未了心愿》，作者：孟庆春，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毛泽东的志愿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前途紧密相关的，一类是具有个人色彩的志愿和想法。越到晚年，他谈论志愿的兴趣也越大，仿佛是以此来抒解心中的遗憾。作为一名耄耋老人，他深知自己来日不多，但他雄心不老，正像他非常欣赏的曹操的诗《步出夏门行》中所描述的那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毛泽东始终是个“壮心不已”的人。从他谈到的许多志愿中，我们仍能感受到他“志在千里”的“壮心”在跳动。 1961年8月在庐山，有一天毛泽东和他的卫士张仙朋聊天，谈他的志向，他说： 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从毛泽东志愿的第一类来说，毛泽东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上，提出了“向自然界开战”的经济发展战略口号，即在阶级矛盾解决后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不断满足人们对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然而，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不足，导致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失误。由此，党和毛泽东认识到，我们要实现经济文化发展，就必须注重调查研究，必须不断增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知识。 下放两年半；千里走单骑考察长江和黄河；写一本披露自己心迹的自传。其实，这三个志愿表达的都是毛泽东的一种渴望：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进而沟通自己同中国社会实际的联系。 我们先来议论毛泽东的第一个志愿。 当年，在中央苏区，只要有几天战斗的间隙时间，毛泽东就会找来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甚至地主，开调查会。本地的社会结构、风土人情乃至一块豆腐卖多少钱，哪家的水酒最受欢迎，土布和盐、洋火等日用品从哪里进的货，他都了如指掌。在延安，他穿着和农民几乎一样的棉袄，走在街上。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人和他打招呼，想停下来就停下来和他聊天，大到边区政策的建议、小到农民骂他的一句闲话，他都能声声入耳。而当时的历史背景呢，外有强大的敌人，飞机大炮围追堵截，一天也没有让人安生过；内有不同路线的纷争，再夹杂着共产国际这个“太上皇”不停地指手画脚。28年无数的艰难曲折，毛泽东走得扎实，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一步一个脚印，步步落在实处。他从不虚言，就是和蒋介石的军事决战，也是到了辽沈战役后才最终提出来。 建国后，情况不同了。战场上的敌人是看得见的，经济建设这个对手却面目不清，并且一切事情似乎都那么顺利。例如：抗美援朝，证明美帝国主义也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看到了苏联存在的问题；没收官僚资本、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这样的民主革命任务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接着，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面改造，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大变革，也只用了三年时间。尔后，他身居红墙内，差不多听不到直接来自老百姓的声音，大多数情况下基本是靠听汇报发文件的。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中央领导机关只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加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出产品？所以只要有可能，他从不放弃出去走走的机会。 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威望已迈上个人崇拜的台阶，凡是他视为正确的，都要不遗余力贯彻到底。于是，一切困难便都不在话下了，一切制约也似乎都不存在了；于是，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儿。然而，经济建设有着它特殊的规律；而在事实上，我们党在建国之初就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和混乱，一时天灾人祸，怨声四起。毛泽东说，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要多出来走走。他实在不甘于身居红墙内靠听汇报发文件左右中国大局。 为扭转我国经济建设的被动局面，毛泽东亲自下去搞调查研究，而1958年则是他出京最多的一年，全年只有两三个月在中南海办公，其他时间都在外省走来走去，足迹遍及17个省市。他雪夜访黎明机械厂，三顾茅庐看出铁；他记挂着伤寒病的流行，关心农民的口粮够不够吃。这样，人民群众又看到了毛泽东的高大身影。通过观察，毛泽东注意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错误倾向。他怀疑：水稻亩产10万斤有可能吗？面对玉米亩产2000斤的保证，毛泽东笑着说，拿到手才算数。他深信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香。然而，他似乎从来没有走出过人的包围圈；警卫以及警卫拦都拦不住的欢呼的人群。 1952年在武汉，毛泽东游黄鹤楼时，不得不戴着口罩，但还是让一个孩子认了出来。刹那间，人群潮涌，警卫使出浑身解数才将其保驾下山。毛泽东对此感叹道：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天津又重演了一幕“下不了的黄鹤楼”。那天，他参观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想到外面吃顿饭，就去了正阳春饭馆。不料，饭吃到一半，毛泽东无意向窗外望了一眼，却正被对面楼上晒衣服的一位妇女瞧个正着，一声毛主席万岁，喊来了街前街后的人，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交通陷入瘫痪。毛泽东没法吃饭，只得连连到窗口和热情的人群打招呼。直到下午三点，警备区派出了一个排的精干小伙子才把他的座车从人群中推进去又推出来。事后，清扫现场，竟收了七筐半人们丢失的钢笔、手表和鞋帽等物。 为了扭转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境，1961年1月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他在随后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提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根据他的意见，这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下了基层，搞调查研究。 毛泽东搞的还是间接调查。他让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各带一个工作组，分别到浙江、广东和湖南农村，每组都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半个月后到广州会合向他汇报。这次调查的结果，就是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六十条，对人民公社等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调整和规范。这个冷一冷头脑，纠正一些左倾错误的过程，延续到1962年1月底2月初，开了个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开得顺利，开得热烈，开得民主，大家反映：“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原本到1月28日结束的会开到了2月7日，七千人的春节都是在大会上过的。会议对1958年以来所犯错误的责任统一了认识：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其次是省市自治区各级党委，然后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各有各的一笔账。 毛泽东再次做了个自我批评：少奇同志蹲过点，我没有，我是搞工作组，间接的。提倡调查研究多少年了，进城以来这几年，自己不做，也不提倡了。到了去年--1961年，才重新提倡。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不下去蹲点；省委各书记不下去蹲点，怎么会叫地委一级、县委一级去蹲点，去做调查研究呢？我们应当到大队里去，到生产队里去，到工人里去，军队的同志到连队里去。我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过保证的，我说，我一定得下去蹲点，但是到今天我还没有实行。 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有错误要纠正，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有一条根本原则不容动摇，那就是这些错误和其成绩相比，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至多两个三个指头的关系。1962年，中国曾经有一个改变大跃进错误方向的契机，然而，这个契机注定就像流星一般，仅仅在中国的天空一划而过。 我们再来议论毛泽东的第二个志愿。 毛泽东打算骑马实地考察黄河、长江两岸。这个志愿毛泽东由来已久。特别是对黄河，毛泽东怀有很深很深的感情。1936年2月毛泽东率红军东渡黄河出征山西。东征前夕，面对白雪皑皑的冰雪世界，毛泽东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词章《沁园春·雪》。其中，“大河上下，顿失滔滔”一句，说的就是黄河。 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又专门去看黄河。他若有所思地说：“自古道，黄河百害而无一利。这种说法是因为不能站在高处看黄河。站低了，只看见洪水，不见河流。”他无限深情地说： 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呵！不谈五千年，只论现在，没有黄河天险，恐怕我们在延安还呆不了那么久。抗日战争中，黄河替我们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即使有害，只这一条，也该减轻罪过。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利用黄河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那时，对黄河的评价更要改变了！ 1948年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时，毛泽东又一次对着咆哮的黄河陷入沉思：“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1952年10月，毛泽东利用中央批准他休息一周的时间视察了黄河。这是建国后，他第一次出巡。视察后，毛泽东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 1959年，毛泽东曾充满深情地这样评价黄河：“黄河是伟大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起源，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他还说：“如果有可能，我就游黄河、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骑马对身体实在好，一直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再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我有这个志向，现在开支票，但哪一年兑现不晓得。” 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提到视察黄河、长江的事，他说：“我很想恢复骑马的制度，不坐火车，不坐汽车，想跑两条线。从黄河的河口，沿河而上，到它的发源地，然后跨过山去，到扬子江的发源地，顺流而下。不要多少时间，有三年时间就可以横过去，顶多五年。” 1962年4月，毛泽东和即将调到西安工作的机要秘书高智告别时，他要高智为他去陕西走黄河做好准备。他说：“我们东渡黄河的事，你还记得吗？我的老青马被挤下黄河，它回头游上了岸。”略停片刻，又说道：“转战陕北时，你经常打前站、号房子。这一次，你还打前站，我随后就来。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我要走一趟……” 1964年，年逾古稀的毛泽东开始准备将计划付诸实施。他指示身边人员练骑马，查资料，做了各个方面的准备。他还准备组织一个智囊团随行，吸收一些科学家参加，其中有搞天文的，搞地理的，搞历史的等。中央警卫局还秘密组建了一支骑兵大队，以便在需要时跟随他考察黄河。为随时跟着毛泽东出发，这支部队在北京郊区的西山训练了好几年。1964年夏天，还把为毛泽东驯养的坐骑运到北戴河，让他骑上走了几圈。他自己也没有料到，这是他最后一次骑马。当时还拍了毛泽东骑在马背上的照片，两侧有人簇拥着。 就在这个夏天，北部湾事件发生，美国扩大了侵略越南的战争，中国南部边疆直接面临着战争的威胁。事实上，当时中国的决策层也在考虑出兵与不出兵两种可能。毛泽东这时已经没有这种探幽访古的闲情逸致了。这年8月6日，毛泽东在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要重新考虑。”这里说的“行动”指的就是骑马考察黄河的计划。 1965年，高智乘车由西安到北京时，他按照毛泽东的嘱托，不敢休息，沿路调查，做了详细记录。有什么山，有什么沟，有多少涵洞，最长的洞是多少公里，哪段路好走，哪段路不好走，哪里可以歇脚……在北京，高智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西安到北京的沿途情况。他说：“我也有些好高骛远，我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可是脱不开身，一直不能如愿……我对陕北是有感情的，我在江西待的时间短，在延安待的时间长，我还要回去看看，吃陕北的小米，沿黄河走一趟。” 随着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又开始了人生历史上新的一搏。七十多岁的毛泽东将他的余生全部倾注进了他后来所说的两件事之一--“文化大革命”上。此后，他再也没有提骑马考察黄河的事，骑兵大队也神秘地解散了。 我们最后来议论毛泽东的第三个志愿。 毛泽东在他三个志愿中提出的最后一个志愿是：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文革”初期，毛泽东说过“不相信那几本小书（指《毛泽东选集》），会有那么大的神通。”这既是毛泽东的自谦，也反映出他尚不满足于过去的研究成果，所以提出了要写一部书。 如果毛泽东能在晚年写一部关于自己的书（从他如上字句分析，属人生传记类作品），那对后人研究毛泽东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历史也将从这本书中吸取极有价值的材料。这些，只能对他自己和后人永远的遗憾了。 总之，个人威望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普通的要求也就成了奢望。这是战争年代的毛泽东不曾有过的体验。如果毛泽东能实现第一个志愿，像在红军时期那样对工业、农业和商业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来中国的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如果毛泽东能实现第二个志愿，他就可能成为“当代徐霞客”了。毛泽东从小酷爱旅行考察，年轻时曾徒步周游湖南五县。建国后，他可以随时坐火车巡视大江南北，但却没有徒步或骑马实地考察黄河、长江的“自由”。如果毛泽东能实现第三个志愿，对后人研究毛泽东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毛泽东的三个志愿未能实现，这对于他和给后人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谁懂书法？

实话实说:要承认中国是世界最自卑的四个国家之一 2011/10/26  实话实说：要承认中国是世界最自卑的四个国家之一 鼎盛军事 编者按：以下是一篇转载一个网友的文章，与大家分享一下，看作者的观点是否正确。 现代汉语词典对自卑的定义是：低估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各方面不如人。” 有自卑的个人，就会有自卑的国家，自卑的国家由自卑的国民组成，如果将世界各国按自卑程度进行排行，排列进前四名的，不是阿富汗，不是伊拉克，也不是非洲的某些赤贫国家，而是亚洲的四个国家，中国、印度、日本、韩国，这四个国家都有相当的经济实力（GDP全部位列世界前15名内）与相当的人口规模（即便人口最少的韩国总人口也近五千万，排在世界第26位），这些国家在世界上都有相当的影响力，然后小民却认定这四个国家是世界上最自卑的国家，本篇也就与大家一起探讨，为什么这四个国家会是自卑的国家。 四个国家中：中印可以归为一个大类，人口众多，面积广博，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经济规模较大但是因为庞大的人口基数而仍属于贫困国家的行列；日韩可以为一类，国土狭小，但是经济规模巨大，均位列发达国家之列。具体到中印日韩四国的具体情况，又各不相同，下面就结合各个国家的情况阐述如下。 我们先从邻国韩国开始。 按理说，韩国是不应该自卑的。从面积与人口来说，韩国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中等规模的省份，但是这个曾经弱国在朝鲜战争之后却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功，它的GDP却近一万亿美远，人均GDP近两万美元，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标准，韩国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韩国国民强烈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是世界其它国家的国民所不及的。 因此，我们看到的情况是，韩国国民无一不对自己国家的经济成就有着强烈的荣誉感，但是这却并不影响韩国成为世界上最自卑的国家。韩国自卑的根源在于本国的历史与现实的政治，虽然现在的韩国是发达国家，但是却缺乏一个让韩国国民为之骄傲的历史与相对应该的国家政治地位。 无论激进的韩国民族主义者试图如何美化自己的历史，韩国无法改变深受中华文明影响这一明确的事实，韩国在古代史的多数时候作为中国的附属国存在，近代史的多数时候又为日本所左右，即使位列发达国家的今天，却不得不面对国土分裂、外军驻扎本国的这样尴尬局面。 朝鲜半岛在过去一百多年来一直是中美俄日等大国角力或博弈的舞台，韩国是当事方，却不是主导方，如此的政治压抑恐怕在全球都不会找出第二个。在这里，我们可以列举出韩国自卑的两个表现： （1）在韩国举办的体育比赛中，韩国为了让本国运动员取得好成绩，甚至不顾公平竞赛规则，虽然在潜规则中，东道主可以得到一定的照顾，但是韩国往往将这种照顾提高到让人无法承受的地步。在这一方面，2002年世界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美国弗吉尼亚校园枪击事件中，自小移居美国，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的赵承辉枪杀了32名学生，韩国总统要用数次致电表示歉意这样有失国格的方式向我们表明了这个国家骨子里的一种自卑。 正是因为这种对于民族历史与国家政治的深度自卑，导致了在经济上拥有优势心理的韩国国民做出一些令我们所不解的事情，比如不顾历史事实采用各种方式美化本民族历史，采用各种方式（输出韩流、传教等、恶意攻击他国）来掩饰本民族的自卑感，这种深度的自卑感导致了这个国家不顾本国的长远利益，采用了一些激进的措施（如挑起两国的领土纠纷）来掩饰这种国家自卑。 接下来，我们再说日本。 日本的情况与韩国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又有不同，论经济，日本以狭小而缺乏资源的国土创造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规模，同样受中华文明的影响，但是日本在历史上一直拥有独立自主的地位，所以日本的自卑与历史与经济无关，他们的自卑更多是一种对于无法获得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现实政治地位的无奈。 作为一个交纳联合国会费比例仅次于美国，经济规模相当于英法两国总和的经济强国，日本却在国际政治没有什么话语权，国防与外交处处受美国的左右，二战失败与两枚核弹的阴影至今都罩在日本的上空。在这样的情形下，强大的经济实力与从事侵略战争最终以投降结束所形成的鲜明反差极大的刺激了大和民族的自尊心。 所以，日本人对于侵略战争的否认与美化与其说是一种民族虚荣心的表现，倒不如说是因为其现在的经济优势导致更不愿意面对民族伤口的一种自卑表现。 然后说说印度。 这个南亚大国似乎并没有为自己的历史、经济或政治而自卑：虽然古代印度文明与今天的印度没有什么传承关系，但是南亚次大陆始终是文明发生的载体，所以印度不需要像韩国那样为本国缺乏一个独立且悠久的历史文明而自卑，与中华文明影响辐射日韩文明所不同的是，古代印度文明甚至影响了中华文明（比如佛教的传入中国）。 印度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经济总量却只排在第十位，人均收入在世界排在很后面的位置，但是天性乐观的印度人似乎也不会因此而自卑，整个印度似乎从来没有因为国家的贫困而有什么自卑的地方；在政治方面，印度虽然并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不具备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但是，印度却是南亚的头号大国，是印度洋上的决定性势力，印度将印度洋当成了自己的内海。 （2）美国弗吉尼亚校园枪击事件中，自小移居美国，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的赵承辉枪杀了32名学生，韩国总统要用数次致电表示歉意这样有失国格的方式向我们表明了这个国家骨子里的一种自卑。 正是因为这种对于民族历史与国家政治的深度自卑，导致了在经济上拥有优势心理的韩国国民做出一些令我们所不解的事情，比如不顾历史事实采用各种方式美化本民族历史，采用各种方式（输出韩流、传教等、恶意攻击他国）来掩饰本民族的自卑感，这种深度的自卑感导致了这个国家不顾本国的长远利益，采用了一些激进的措施（如挑起两国的领土纠纷）来掩饰这种国家自卑。 接下来，我们再说日本。 日本的情况与韩国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又有不同，论经济，日本以狭小而缺乏资源的国土创造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规模，同样受中华文明的影响，但是日本在历史上一直拥有独立自主的地位，所以日本的自卑与历史与经济无关，他们的自卑更多是一种对于无法获得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现实政治地位的无奈。 作为一个交纳联合国会费比例仅次于美国，经济规模相当于英法两国总和的经济强国，日本却在国际政治没有什么话语权，国防与外交处处受美国的左右，二战失败与两枚核弹的阴影至今都罩在日本的上空。在这样的情形下，强大的经济实力与从事侵略战争最终以投降结束所形成的鲜明反差极大的刺激了大和民族的自尊心。 所以，日本人对于侵略战争的否认与美化与其说是一种民族虚荣心的表现，倒不如说是因为其现在的经济优势导致更不愿意面对民族伤口的一种自卑表现。 然后说说印度。 这个南亚大国似乎并没有为自己的历史、经济或政治而自卑：虽然古代印度文明与今天的印度没有什么传承关系，但是南亚次大陆始终是文明发生的载体，所以印度不需要像韩国那样为本国缺乏一个独立且悠久的历史文明而自卑，与中华文明影响辐射日韩文明所不同的是，古代印度文明甚至影响了中华文明（比如佛教的传入中国）。 印度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经济总量却只排在第十位，人均收入在世界排在很后面的位置，但是天性乐观的印度人似乎也不会因此而自卑，整个印度似乎从来没有因为国家的贫困而有什么自卑的地方；在政治方面，印度虽然并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不具备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但是，印度却是南亚的头号大国，是印度洋上的决定性势力，印度将印度洋当成了自己的内海。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5抗日战争战胜利的这105年极大地改变了中华文明的气质，一个接一个的失败让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成为列强积累发展资本的鱼肉，虽然新中国成立已经有61周年，我们的国家仍然没有从这短暂的屈辱历史所造成的自卑中走出来。 同印度、韩国、日本一样，中国同样也有着带有民族特色的自卑表现，这种表现主要体现在，许多正常的事情被赋予了对外证明的色彩：比如，中国运动员获得金牌之后，我们可能更关注的不是运动员自身的实力使然，关注的不是这个运动项目的水平有怎样的提高，我们更关注的是国外的媒体或个人对这次夺冠如何评论，如何将这个夺冠与中国的民族复兴与国家发展联系到一起；比如，崇洋媚外之风在国内盛行，国外的月亮更圆，外国的和尚会念经，这些也是一种自卑的情节在作怪；比如，世界新七大奇迹的评选，我们居然在担心长城会不会落选，对于本民族的文明居然不自信到这种程度，倒是埃及人给我们上了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