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拍卖行的工作人员展示全球最大梨形钻石“科拉落日”。据介绍,这颗名为“科拉落日”(Cora Sun-Drop)的巨型钻石有110.3克拉,去年才在南非被开采出来,最终拍卖价可能高达1100万至1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992万至9533万元)。

新华网/辣椒城

加国拍卖史最大颗 重50卡值1000万钻戒下月拍卖（图） 2011/10/27

明报/全球一批价值连城的钻饰将于下月13日在安省皇家博物馆(ROM)拍卖﹐当中包括一枚50卡﹑价值1,000万元的钻石戒指。 负责拍卖的Ritchies管理总监Kashif Khan相信﹐该枚钻石将是加拿大歷史上拍卖的最大颗钻石。他估计与该枚钻戒同时拍卖的一批钻饰﹐每件成交价都可望打破纪录。 据枚50卡巨型钻戒体积甚至比一隻劳力士手表表面还大。该钻戒是来自欧洲一个经营酒店的富商。同批拍卖的钻饰还包括一枚10卡的黄钻戒指﹑一条估价60万元的78卡的黄钻项鍊﹑一估价逾50万元的红宝石颈鍊及一隻价值20万元的Piaget腕表。 2009年宣布破產的Ritchies﹐今次要强势回归加国﹐故早前花了1整年时间﹐先后到杜拜﹑纽约及香港物识价值连城的珠宝拍卖。Khan表示﹐由于欧债危机严重﹐要获得一些珍贵珠宝﹐并无难度。 因為这些宝石被视為有形资產﹐在如今经济环境下﹐反更受投资者欢迎。

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 美贫富差距严重扩大 2011/10/27  （华盛顿路透电）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的贫富差别严重扩大。从1979至2007年，美国最富裕的1%人群收入增长近3倍，远超其他阶层。 　　正当全美各地示威者抗议华尔街和富裕阶层拥有的权力，议员们在辩论如何降低失业率、修改税法的时候，国会预算办公室星期二称：“占全美人口1%最富裕阶层家庭的平均实际税后收入，自1979年至2007年增加了275%。”在同一时期，占人口19%的次富裕家庭收入增长了65%。占人口60%的中产阶层收入增长低于40%。占人口20%的最低收入阶层增长仅约18%。 　　报告批评政府的政策，自70年代末以来，在重新分配财富方面的作用在减弱，未能有效地减少收入集中的问题。 　　报告指出，2007年“随着联邦的收入从累进的所得税转向了累进幅度较小的薪金税”。2007年联邦税制的均衡作用比1979年要差。此外报告还指出，联邦的保险金支付在平衡收入的分配方面的作用正在减少，如社会保险金在保险金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而在分配给老年人时，不考虑他们的收入多少。 　　报告还指出，造成富人收入迅速增长的原因还有：高层人员的优惠薪金补偿、体育界和艺术界一些“超级明星”的丰厚薪水、金融服务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以及高收入家庭享有的资本收益的作用不断增强等。所有这些因素造成高收入家庭获得了大块蛋糕，而其他家庭只得到小块。 　　从1979年至2007年，在家庭税后收入的这块大蛋糕中，1%最富有人群的占有率从近8%上升到17%；首20%富人的占有率，从43%上升到53%，超过其余80%的人的总和。最底层的20%的人，对这大蛋糕的分享份额，从7%降至约5%。60%的中间阶层也降低了两个百分点。 　　该报告的结论显然会使就如何恢复经济、创造就业机会、降低联邦债务的政治斗争升级。 　　美国民主党众议员莱文说：“报告证实了早已众所周知的事实。在过去10年不公正的税收政策已经改变了规则。我们的税制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平等……这份报告是收入不平等的最新证据。”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是美国国会超党派的预算和税收分析机构。这份报告是基于来自国内财政署和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进行认真分析后写出来的。其结论与一些民间的研究员及学院的经济学家的研究大体相同。但是它对国会的辩论将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崩溃威胁全球经济 2011/10/27  亚洲时报 中国最近经济放缓，如果它也深陷经济危机，那么全球经济更将雪上加霜。问题是它的经济问题可能从哪儿爆发？ 中国银行目前的困难不是新鲜事。早在两年前，一些受前总理朱熔基启发的经济学家就金融体系的弊病就提出了警告。朱熔基在1920世纪90年代曾经重组金融体系。然而，这些困难是体制问题以及为了应付这次经济危机而采取的紧急措施迭加在一起的结果。 在2009年，中国推出了6000亿美元的振兴经济方案，有些人估计所涉金额为一万亿美元。那这一计划使中国避过了危机的影响，也使亚洲有好几年时间可以免于像世界其她地方一样受金融危机的问题拖累。可是现在，金融危机仍然笼罩全球，中国又要面对有自己的新问题。 2009年的资金得尽快用完，于是银行根据一个简单的理由把那些钱给了国有企业：如果国有银行借给国有企业的钱成了不良贷款的话，那是国有企业的问题，银行只是履行放贷给国有企业的制度责任而已。 可是，假若银行借给私人企业的钱变成坏账，便可能产生银行家和签约者合谋诈骗银行的嫌疑。于是私人贷款申请起来繁复得多。而在国内，那些钱很快、很容易的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手上。 但是，国有企业几乎就是低效率的同义词，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有私人企业推动的。这些钱放在国有企业手中造成的浪费，其规模之大仍然难以估量。 当然，匆匆忙忙的投资到基建项目，是造成近期温那州以及上海铁路意外的原因，其中温州的事故导致数十人死亡，上海的意外虽无人死亡，但造成至少200人受伤。但影响范围最大的问题是，国有企业根本没有投资足够的金钱到真正的工业和具生产力的项目上；相反地，她们把那些钱投放到金融交易，诸如房地产投资和用作借给私人公司的“三角”贷款（高利贷），收取20%至30%的利息甚至更多。 这样投放金钱造成的第一个现象是目前的“楼市泡沫”。2010年卖地收益总共约为五亿美元，比上一年翻了一番还多。而且在2011年的头六个月内，房地产投资额比2010年同期增加了32%。 这增长并没有相应的住宅售卖急升或是乡村地区都市化加速伴随出现。 根据一份贸易刊物，目前在城市的住宅总数是430亿平方米。换句话说，假如我们乐观的想象一下，8亿的都市人口（这事实上占中国总人口一半以上,也比官方数字多），人均住宅空间会是53.73平方米，亦即是人均570平方尺。 一个三口之家，平均来说应该有一个160平方米的单位，远比美国或欧洲的三口之家的空间为多。这些计算并不精确，但平均而言，中国人没有住在160平方米的单位，那就说明了市场上楼宇供过于求。 再者，另一份贸易刊物声称目前有总面积超过30亿平方米的单位正在施工。假设这些单位全部都在2012年完工，要以人均160平方米的空间为准则住满这些单位，会需要接近六千万的额外的人口明年移居都市才有可能。但一年之内不会有这么多人移居城市。所以这些单位只会丢空。 钱多的不知该放那里才好的富人会以现金购买许多这些单位，权充某种保险箱。而许多其它单位则会空置，连续多年成为银行的负担。而未来20年，中国的都市人口会超过10亿，所以最终市场会消化这些单位。但目前却不得不停止新的建筑工程。 加上，这个楼市泡沫滋长了另一个泡沫，即市政府的税收增加。许多城市现在的税收有超过一半来自卖地收益。 这也就衍生出地方政府和物业发展商之间、胁迫国家和市民的、变相的利益输送。 地产发展突然停止的话，借了钱给物业发展商的银行便会受到影响，它们的财务稳健程度会受破坏。而这就会触及物业买家的利益，她们的住宅买的时候值10单位，一年之后发觉只剩5-7个单位。即使这些人是以现金购买单位（很多中国人是这样买房），人们看到自己的投资的项目转差还是会不高兴的。 因此，(1) 一个重振建筑繁榮的新的刺激经济方案只会对市场有害，只会使和房地产有关的少数人更加富有，而许多挣死工资的人则变得更加贫困，也会给银行留下更大的坏账黑洞；而(2)在温州和上海发生的意外证明了没有做好研究、没有适时的控制，要匆忙完成基建项目是很难的。虽然中国可以豪掷的金钱还多着，但即使国家打算无视财务负担（中国的手上还是有不少钱），投入额外的金钱去修建更多道路、铁路，其经济效益要等到恰当的控制系统出现了才能显现，这注定是快不了的事情。 除此以外，私人企业通常都是出口商，她们面对两方面的压力：融资的实际成本上升（利率20%或以上）以及人民币对国际货币汇价调整而导致她们的竞争力受削弱。 最后，最立竿见影的结果是更高的通胀，受到影响的民众越来越广泛。要拉低通胀并压抑楼市泡沫，政府便得煞停财经交易，可是这会影响公司向银行偿还贷款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转而支持有困难的中小企业，一如在温州那样，温家宝总理下令地方银行支援因为信贷突然收紧而陷于破产边缘的商人。这些措施是好征兆，但它们只是短期有效，中国得采取长远的解决方法，例如它在1920世纪90年代做过的那样。 这一次，中国需要重组银行体系，以便让它能够服务那些更有效益的私人公司。中国也需要推广重组私人企业，这些公司的成立利用了法律的灰色地带，而且它们经常在不清不楚的处境中运作，以图掩盖过去的过犯。中国政府应该给与这些公司某种财经赦免，这样它们日后才可以完全的依法营运。 此外，中国应该拆细和私有化国有企业，它们是市场的主要“污染”来源。这需要时间和政治努力，因为国有企业就是国中之国，有能力把它们自身的利益凌驾国家利益之上。这可能是明年党大会要讨论的其中一个重要议题。 短期之内，情况可能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在最近几个星期，温总理警告过私人公司可能倒闭。有人估计在中国银行的贷款当中，借给市政府支持的项目的23%会全数失掉，而另外的50%会有危险。一家国际银行在几天前报告了戏剧性的新闻： 根据瑞信Credit Suisse Group AG的报告，因为房地产公司和地方政府未能偿还债务，中国银行流失的贷款可能升至占它们股本资金60%的水平。而根据以Sanjay Jain为首的瑞信驻香港份析员在十月十二日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不良贷款的比例在"未来几年"增加至占总欠债的百份之八至十二, 进而造成相当于银行股本40至60%的损失。 当然，中国没有崩溃的危险。严格的行政规管防止了资金外逃，国家的账簿数据非常正面，而超过3万亿美元的储备，当中的一部份可以用来防避任何麻烦。 由Paolo Savona 和一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作出的计量经济学研究还显示出，中国的银行资本中用作储存的数值为2，而欧洲的银行数值为9。这表明金融服务的效益和现有资本的运用都大有改善空间。 然而，要把这些账本理顺，对国家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在1998至2004年间，超过五千亿的贷款被归类为不良贷款，并转移到不同的融资工具。 今天，这个账单可能还要大得多，甚至会导致预测为9%的中国本年度增长幅度下调，而这一增幅下调对环球局势来说可能是令人忧虑的消息。 在2010年，中国的增长占全球的19%，这数字在今年可能升至24%，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增长因素。 事实上，中国在九月份出口放缓是因为外部，尤其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市场—欧洲的需求减弱而起的。进口也放缓了，虽然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在急速放缓。目前，官方的通账数据维持在6%不变，这个数值表明中国政府需要进行更多干预去冷却经济。 那么，目前中国国内和国际的形势并不利于中国的增长，而这又会反映在世界其她地方。这个危机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中国的问题对目前的欧洲和美国的问题都会有坏 影响，使得这两地的问题更加深重。在欧洲，第二轮经济衰退的影子更大了，人们的眼光集中到义大利之上：它会违约吗？还是不会？它又会不会是一切问题的触发点？ 于是经济变成了社会因素和政治。近期在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其实也是持续经济不稳的副产品。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则改变了亚洲的政局。这令人不禁会想，目前仍在持续的华尔街抗议活动，以及近期在罗马发生、可以看作雅典强硬抗议延伸的暴乱，是在第二轮衰退的阴霾笼罩下，更大更激进的事情要发生的预兆。 （本文作者Francesco Sisci，是意大利日报的一名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