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让中国的知识分子无地自容 吴学灿
自由亚洲电台2011-10-28报导
) 王朔从上世纪80年代风靡全中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中国的官僚社会、皇权政治几千年不变，到毛泽东的党天下，更是变本加厉。现在中国到处上演的清宫戏，当年的御史铁面无私；而毛泽东则不受任何规定的约束。
中共政权制定了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等等许多法律，还有汗牛充栋的各种规定、办法、守则，共产党还有党章。可是无论党章、还是宪法和别的法律，对于毛泽东、邓小平这些人类历史上的超级帝王，没有任何约束力。毛泽东自己就说过“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因为他就是法、他就是天。
在这个无法无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整天开会讲话、庄严肃穆，各级领导在朝堂上威势赫赫、正襟危坐，在台下的也是鸦雀无声、一片死寂。
中共政权建立30多年后，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胡耀邦这样不像主席的党主席、不像总书记的党书记、不像皇帝的儿皇帝，开会时谈笑风生、手舞足蹈，把帝王的尊严糟蹋得不成样子，虽然是儿皇帝，也给共产党的党天下带来负面的影响。
在胡耀邦这样不正经、不严肃、不威风凛凛、不以势压人、不肆无忌惮作恶害人的儿皇帝影响下，我们在《人民日报》的年轻编辑、记者在办公室、在饭堂，也可以开心地大骂毛泽东的假正经，嘲笑邓小平、陈云的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社会上则出现了王朔这样嬉笑怒骂的作家。
王朔的名言出现于名作《一点正经没有》，对于共产党的党文化起到了解构作用，无论怎样肯定，也不过分。共产党的最大特点就是假正经，北京话叫做“装孙子”，全国通用的话叫做“婊子立牌坊”。
骆家辉作为中国人的后代，到中国当了美国驻华大使。他在中国的言行，与他在美国做州长、部长时的言行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骆家辉的正常言行就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共产党各级官员非人是妖的真面目。
《环球时报》和《光明日报》大骂骆家辉是殖民主义的新动向，对此王朔点评说：“骆家辉不过是吃了碗炸酱面、坐了个经济舱、去了一下民工子弟学校，我们的报纸、如《环球时报》就不干了，你一个中国报纸，中国的贪官你不敢报道也就算了；人家老外吃穿简单点，也碍着你了？非得跟着你鲍鱼、鱼翅，同流合污，你们才满意？”
对于大大小小的“五毛”，王朔一针见血地指出：“没选票、没土地、没政治权利的一群人，聚在一起高谈民主的坏处，我仿佛看到一群太监在说性生活多伤身体，幸亏咱们阉了；或者一群乞丐在说钱是多么肮脏的东西，还是咱们要饭干净。”
王朔曾对人说，自己就是个码字儿的。确实王朔没有上过大学，在那些所谓的大知识分子眼中，王朔算不上知识分子，但是王朔却让余秋雨这样的大学教授、大知识分子们无地自容。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本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 杨振宁：中国现在很民主 我是个保守的革命者（图）
编辑时间：2011/10/28 |
图 杨振宁与妻子翁帆在悄悄私语
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杨振宁日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是以整个人民的生活状态跟前途为第一要义的，这才能叫民主。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现在很民主。并称自己是个保守的革命者。
今年9月，三联书店刚刚出版了《杨振宁传》。台湾作家江才健于2002年写就的《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最近也在大陆公开出版。在杨振宁的两本传记相继出版之际，《中国新闻周刊》对杨振宁进行了专访，于10月28日刊发了杨振宁专访内容。
我得诺奖最大作用是改变中国人自卑
杨振宁说，而这两本，比较像西方的写法。“《杨振宁传》的作者杨建邺是物理学教授，他的物理知识很多，又读了大量的文献，对我的工作有很多详细的、半通俗的描写。江才健的好处是，他在美国访问了很多人，可能有100多人，都是我人生不同时代的朋友，所以也有他的特色。如果把这两本书加起来的话，我人生经历过的，有80%都在里头了。”
杨振宁说：“我得诺奖最大的作用，就是改变了长久以来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杨振宁把自己的健康长寿归结于“幸运”，他说他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都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所以“这一辈子简直可以说是没法子更幸运了”。被他称为幸运的，还有上帝给他的“最后的礼物”比他年轻54岁的妻子翁帆。杨振宁用自己的晚年生活来诠释的这段“不对称”之美，似乎比让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定律更让世人惊奇。
说起和李政道的关系，杨振宁说：“我跟李政道的关系是很长、很复杂的一个关系，这里头有学术的关系，也有感情的关系。不过大体上是怎么回事，这两本书里面都已经有了。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不过我不觉得我做了任何真正错误的事。”
中国现在很民主
6月，在邵逸夫奖颁奖仪式上杨振宁曾表示，不民主的政治对科学的推动可能要比民主的政治作用更大。对此，杨振宁谈到，当时有人问，一个民主的政治和一个不民主的政治，对于科技的发展，哪个来得快？“我想，在合适的情形之下，一个脑筋清楚、做事果断而有远见的、不那么民主的政治，把科技推上去的本领更大，因为它有效率。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能研制出原子弹来，虽然中国(实行的)不是美式的民主，但有远见，有决心，有能力。”
杨振宁说，“一般人的印象，以为竞选就是民主，但这只是民主的‘一个’解释。我认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是以整个人民的生活状态跟前途为第一要义的，这才能叫民主。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现在很民主。你不知道1920年代我出生的时候，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管这里面发生了多少事情，但你算一下总账，今天13亿人的生活情形，以及对前途的看法，跟我小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符合我刚才所说的民主。”
我是个保守的革命者
1999年5月，在杨振明的荣休学术研讨会上，杨振宁的好友、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弗里曼·戴森曾称杨振宁是“保守的革命者”。
杨振宁说，“他说得非常对！当年发现了‘宇称不守恒’，这不是物理学的局部问题，而是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的前沿的，因此是‘革命性的’。同时，我又是比较保守的。比如，清末民初，钱玄同和傅斯年发表文章说，中国落后的原因是汉字导致的，因此他们主张废除中文，要用拼音文字，对于这样的一些过于激进的做法，我是完全不同意的。所以总的来说，我的确是一个‘保守的革命者’。”
科技界风气不好缘于社会风气和资金分配
另外，目前中国的科技界，也有很多不好的风气和弊端。因此有人持悲观态度，认为即使再过很多年，中国依然没有人能够拿到诺贝尔奖。对此，杨振宁说：“中国科技界的问题，我归纳起来有两点：第一点是，社会上风气不好，作假很多。这个风气已经从商业领域蔓延到学校、科研机构。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是很复杂的问题，但这是不是就会阻止中国科技的发展？我不相信。但如果能改正，是不是有好处，我认为肯定是有。”
“第二点是关于资金的分配。国家现在有些钱了，在资金分配的问题上，吵得很凶。这方面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不过，我们要看到，中国发展的模式、速度，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现在忽然有了很多钱，想要合理地分配出去，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个难题。可是因为有这个问题，就要将中国科技发展置之死地，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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