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在经济中的角色*
最近在莫斯科召开了一场有关古拉格劳改营制度在经济领域影响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以配合俄罗斯纪念政治迫害遇难者日活动。会议讨论了当年苏联如何利用古拉格劳改营和二战战俘等强制劳动支撑其经济，以及劳改制度在苏联国民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这次学术会议由叶利钦基金会、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以及纪念碑人权组织联合举办。
*古拉格：共产党制度最邪恶的象征*
美国之音白桦
纪念碑人权组织副主席彼德罗夫参加会议的纪念碑人权组织副主席彼得罗夫说，包括古拉格劳改营在内的强制劳动对前苏联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彼得罗夫说：“古拉格劳改营制度在苏联国民经济、甚至整个苏联体制中扮演了哪些角色，针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至今在持续。这次学术会议显然可以得出结论，苏联经济主要是建立在强制劳动的基础上的。而古拉格恰恰是强制劳动的一个极端。所以说，古拉格劳改营对苏联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某些年代，古拉格的劳动产值在苏联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彼得罗夫说，古拉格是极端的非理性消耗人力资源的制度。苏共领导人从来不在乎有多少人在古拉格集中营中丧命，因为可以不停地向古拉格中注入新的人力资源。彼得罗夫卡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古拉格劳改营是苏联共产党制度最为邪恶的象征。
*劳改囚犯和斯大林工业化*
莫斯科大学历史教授博罗德金认为，俄罗斯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工业化运动。沙皇时代的工业化主要依靠外国投资和沙俄政府大规模吸收外来科技。斯大林时代没有外来投资， 斯大林的工业化主要依靠古拉格劳改营囚犯的无偿劳动。苏联当局可以把大批囚犯发配到没有任何基础设施，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北极、西伯利亚劳动。
美国之音白桦
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中陈列的在前苏联日本战俘的书籍博罗德金举例说，位于北极圈内，以生产铜和镍等闻名的俄罗斯主要有色金属基地诺里尔斯克由劳改营囚犯建成。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时，参加建设的劳改营囚犯数量为3万人，到50年代初，囚犯人数已经达到10万。当地的克格勃首脑曾下令，只要当地冬季气氛不低于零下40度，风速不超过每秒22米，犯人们就在户外劳动。
与会的俄罗斯学者说，苏联经济在矿产资源的开发、森林采伐、建筑等领域十分依赖囚犯劳动。远东、西伯利亚和北部地区的许多基础设施都由劳改囚犯建成。
*苏联经济利用战俘劳动*
美国之音白桦
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苏尔日科娃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的苏尔日科娃认为，强制劳动还包括二战结束后苏共当局大量使用战俘，包括德军战俘，日军战俘等。她说，战俘营中的死亡率非常高。
苏尔日科娃说：“战俘营中的具体死亡率至今没有人能说清楚。有的研究认为，死亡率能达15%，但也有研究认为，死亡率能达30%或是36%。而古拉格集中营的死亡率更高。”
苏尔日科娃说，无论是古拉格劳改营还是战俘营，劳动生产率都非常低。
*改善形象 调整规则*
美国之音白桦
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祖博科娃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祖博科娃说，赫鲁晓夫执政后开始批判斯大林，古拉格集中营相继关闭，苏共当局也开始对强制劳动的一些规则进行了调整。
祖博科娃说：“从国际角度来看，当时苏共领导人想同西方对话，想改善苏联在西方的形象，苏共领导人想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因此在这个时期苏共当局签署了禁止强制劳动的有关国际协议。”
但祖博科娃认为，即使这样，前苏联一直保存了强制劳动体制。而且强制劳动的观念在许多人的思维中仍然根深蒂固。
据统计，古拉格集中营曾关押过1千5百万到1千8百万人，超过1百50万人在集中营中丧生。
法國漢學家展望中國未来
近几年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使得西方政界和學術界經常會探討“中國威胁論”。10月13日，意大利作家Antonio Scurati在都靈《新闻報》(La Stampa)刊登一篇文章。該文作者認爲，中國利用危機在欧洲的投资是對欧洲主權和社會、文化模式構成了一種威胁。
在今天的《法國廣角》節目当中，本台向大家介紹著名漢學家多姆納克(Jean –Luc Domenach)接受法國《世界報》專訪的內容。法國漢學家在這篇專訪中不認爲中國在外交上寻求霸權。
《世界報》記者：- 在您看来，中國的崛起是否是這個世紀初的一個主要事件？
多姆納克：我想说的是，中國跻身于世界第二大强國是本世紀初發生的两個最主要的現象之一；另一個重要事件就是西方的衰落。但是西方衰落没有中國崛起那么引人注目。真正让中國邁出一大步的是西方正在經曆的危機，特別是欧洲所經曆的危機。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領導人非常成功地處理了這場危機。最顯著的是2008年秋，中國經濟大規模复蘇。現在最大的问題是，中國領導人是否能夠靈活地控制由于快速經濟增長而引發的通胀。如果掌控今後几年中國經濟必然下降的局面，這是考驗中國領導人的一大議題。
總體来说，中國經濟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但這些成果还不是決定性的。
《世界報》記者：- 中國目前的强大是否有其曆史延續性？我們是否又回到了過去模式的世界秩序？
多姆納克：我很喜欢這個问題。因爲從這個角度提问題可以搞清楚經常被人們忽略的两個方面。中國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曾經是不可置疑的强國，甚至可以说是她曾經是那個时期最重要的國家。
在中國前期的曆史中，它曾經經曆了一些非常困難的时期，甚至政治分裂的时期。由此，把一直到十九世紀的中國曆史说成是一個輝煌曆史，這是不妥当的。当今的中國也不是再次經曆其輝煌曆史的时段。
事实上，十九世紀以前中國經曆了不同的曆史时期，而今，中國也没有恢复其昔日的輝煌。
《世界報》記者：- 中國是否仍在增强其霸權？
多姆納克：很難用霸權来形容中國在世界施展其影響力。
中國必須應對远远超過其实力的美國，特別是在軍事上。中國爲了滿足其原材料的供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欧洲市場，同时她也離不開世界其它市場。
這樣看来，中國不僅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强國，而且中國從根本上仍需要世界其它國家。
我要補充的一點是，中國領導人不寻求霸權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做法。中國領導人寻求的是與鄰國不發生邊界沖突、與此同时增强其在世界上的影響力。
《世界報》記者：- 人們是否會擔心在上海合作組織的框架內中國聯合印度與俄羅斯形成一個軸心力量？形成這股力量後將與誰去抗衡？
多姆納克：我覺得很難對中國聯合俄羅斯甚至印度産生某種擔心。事实上，無論近来普京訪華取得何種成功，中國和俄羅斯一直是互相提防的两個鄰邦。在中國人領導人的眼中，印度也已漸漸成爲中國明天的對手。
其实，真正的情況是，欧亚大陆在未来竞爭一定會大于合作。
《世界報》記者：- 几年前中國獲得了美國經濟战略要地，在葡萄牙買了商业港口。這種做法是否是爲了更好地滲透中國制造的産品？這將對西方工业産生何種影響？
多姆納克：這是一個很好的问題。它提醒西方國家領導人有必要監督中國在西方的投资或從更廣泛的程度上監督這個大國在西方不同地區政治和經濟行爲。例如，中國在希腊或葡萄牙等欧洲東部地區的投资都是有目的的投资，它的目的就是爲了增加中國在這些地區影響。
此外，我只能謹慎地提醒大家，西方很多高層情報部門非常低調但很堅定地提醒政界領導人，中國在西方的間諜活動，特別是技術間諜活動已經超出了冷战最高峰的水平。
我們只需要觀察一下中國在汽車技術或在高速鐵路技術上的工业間諜行爲。從這些事件中，我們會清楚地意识到，中國汽車款式的設計不僅僅来自中國工程師的大腦。
我認爲這方面是一個極其重要的領域。但中國成功的唯一原因絕不只建立在剽竊西方工业技術上。中國的成功是多方面的，它依赖的是中國精英的聰明智慧和中國人辛勤的勞動。
《世界報》記者：- 一個走下坡路的西方怎么和中國竞爭呢？
多姆納克：這又是一個很好的问題。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说西方在走下坡路。在我看来，西方当年的崛起靠的是創新和智慧。如果西方丟失了創新和智慧這两個使其走向繁榮的基本优势，那么就可以说西方開始走下坡路了。
只要這两種因素持續在西方社會精英和民間保持活力的话，西方就有可能向中國展示它的优势。但是直到目前爲止，西方最致命的弱點是它失去了智慧和創新精神。
仔细分析起来，中國当今没有能力培養出發明家。中國培育的研究员大都在模仿或使用其它人發明的新技術。中國至今还没有獲得過開發新技術的诺貝爾奖。造成這種結果的根本原因是中國的社會和政治的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中國大面積的腐敗和精英過于贪婪。這些社會弊病都會掩埋中國經濟活動家的智慧。
《世界報》記者：- 社會问題會不會延缓中國經濟的增長？
多姆納克：社會因素必將對中國的未来起到關鍵的作用。中央政權如果能夠深入使精英在民衆起到廣泛的作用；如果中國有能力培養出創新的精英；如果中國老百姓繼續相信今後的生活會更美好的话，中國政府可以減少很多目前出現的弱點。
我所说的社會弱點體現在日益加深的社會矛盾上、體現在一些人喜欢展示他們權势上；而另一些人試图逃避中國的現实。中國政府让民衆生活好起来了，而仍有很多人表達了想離開中國的意愿，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我所要補充的一點是，想離開中國的人多過返回中國的人。三十年来，離開和返回中國的比例是3 : 1。這個比例三十年没有改變過。國外人往往會忽略這個現象。
《世界報》記者：- 是不是中國政府让民衆生活好起来的開放政策使得西方對中國不尊重人權的批评聲顯得蒼白無力呢？
多姆納克：当然，突飛猛進的經濟增長使得大多數中國老百姓生活比過去好了。據统計，近30年来，有4億中國人擺脫了贫困，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果。
現在中國缺少的是质的提升。例如行政機關的權力仍沈重得不得了。社會民主根本就不存在。要想等到中國更大的變化就要等到中國經濟轉型新階段。也就是说中國經濟必然將由國家主導的出口經濟演變到消費經濟上。在消費者經濟中經濟夥伴必然會更多、更自由。
這種經濟轉型可能迫使当局減少對民衆的控制。
雖然中國的人權現状仍然很不理想，但不管怎么说，和中國30到40年前的人權状況比起来，中國在人權上取得了大的進步。
舉一個例子，中國七十年代的良心犯有數以十萬計。而今算上被官方禁止的邪教關押人數，被關押的良心犯可能有几千或几萬人。
《世界報》記者：- 中國是否會延着西方的模式繼續發展現代化？她會不會全盤西化？
多姆納克：這是一個很好的问題，但我們不能籠统地看问題。
首先，中國没有实力全盤西化。她離西方國家生活水平还相差甚远。西方的习俗和中國表面的社會道德是相斥的。
另外一點就是，中國將成爲大規模城市化的國家。30年前，中國城市人口只有1億多；而今她的城市人口將近6億。再過30年，中國城市人口有達到10億人的可能。
是否從這個角度就可以認爲中國在西化呢？在任何情況下中國的變化都將是巨大的。中國文明將面臨全新的挑战。中國自身在近代史上也没有經曆過這么大的變化。
《世界報》記者：- 令人驚讶的是中國沿海地區和內地的發展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過几年，中國的情況會將是個什么樣子？
多姆納克：中國近几年的國內局势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經濟是否可以保持高增長。如果經濟增長速度一直可以保持在5%以上的话，城市化和不斷提高的生活水平可以是的內陆省份的民衆受益。
如果達不到這個經濟發展的目標，那將發生很大的區別。將来的變化就要取決于中國是否可以保持团結。作爲這么一個大國，其中50%的人口不會讲標准民族語言，30個省份有30個不同的民族，保持這么大國家的团結不是一件易事。
《世界報》記者：- 中國近来動車追尾等交通事故是否暴露出中國經濟發展體制除了故障？
多姆納克：当然是這樣。但也不能過于誇大事情的严重性。不要忘了法國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时候也發生過煤礦和鐵路事故，有的事故还相当严重。
事实上，我倒是覺得礦難频發更加令人擔忧。另外，中國公路交通事故每年致使10萬人喪命，這個數字是驚人的。
《世界報》記者：- 中國是否面臨不可逾越的环保和社會“債務”呢？
多姆納克：还清社會債務這比什么都難。中國政府將很難支付13億人的社會保險。修复环境也將是一個長期而昂貴的社會責任。
《世界報》記者：- 它將對我們的生態系统和资源的枯竭帶来何種压力？
多姆納克：我覺得很難。所需要的是，國際社會要敢于向中國政府实话实说。但現实的问題是，中國的崛起让西方害怕。西方國家没有勇氣让中國徹底解決问題，例如在环保问題上，西方就缺乏勇氣向中國提出改善环境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