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亚洲

善良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种能力。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一个人的道德高低也许不重要，一个民族的道德高低就重要了。一个官员的道德高低也许不重要，一个执政集团的道德高低就很重要了。好人可能错用坏人，但是坏人绝对不会错用好人。我们对干部进行这么多考核，但翻开干部履历考察表，居然没有一条是对干部的人性道德进行考核的标准。这促使我们的干部不必对下，更不必对自己承担什么道德义务，只要“唯上”就路路皆通。

　　今天，中国一切问题都指向制度，而一切制度的问题都指向文化，而一切文化的问题都指向宗教。道德就是文化。道德是不是宗教的一种表现形式呢？我还在思索这个问题。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有许多值得商榷和改善之处。民族性就是道德。宗教决定了文化，文化决定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性格决定了民族的命运。举反腐败为例。惩治腐败并不能根除腐败。建立完善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办法，但根本的办法还是要从文化入手。

　　中国的三个主要宗教：佛教、道教、儒教（我姑且把儒学也称为一种宗教），对中国人形成今天这样的心理状态和道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历史证明，这三个教根本无法振兴中华。

　　让我拿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国的宗教做个对比。中国文化教育我们“人之初，性本善”。西方的宗教正好相反，它认为人生下来是恶的，人的本性也是恶的。因此，他要限制你，反思你。

　　西方文化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心是黑暗的。不少人经过“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东西在哪里呢？最黑暗的东西在人的心中。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有非常肮脏的一面。西方文化把这个剖露出来，展示出来，批判它，控制它。东方文化是把它包起来，养着它。西方的教堂有忏悔室，进了教堂之后，就把心灵的东西向神述说，把丑陋和肮脏的东西向神诉说了，他就轻松了，他的心灵得到了净化。我在美国时曾在教堂外坐了一整天，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景：人们总是愁眉苦脸地进去，神情轻松地出来。后来我才渐渐了解了其中的奥秘。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心态和心灵特别健全的人。

　　人是有欲望的，但人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必须由自己（而不是由别人）克制自己的欲望。中国人不会克制自己，不会对自己进行心灵拷问，于是他就去克制别人，去拷问别人。鞭笞和拷问自己是痛苦的。只有心中永远有信仰，有对永恒的神的信仰，才能如此。很多人去过西方的教堂，那里的神是以一种血淋淋的、受苦受难的形象出现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圣母不是流血、就是流泪。那实则是人的化身，是人的苦难和思考的化身。西方宗教里的神看似是神，其实是人。耶稣的死亡就已经完成了他从神到人的蜕变。只有人才能死。（准确的说法是“道成肉身”——引者注）

　　而中国的庙宇的神才是神。你看那些神的形象：大腹便便，无忧无虑，嘻皮笑脸，享受着人间烟火，个个吃得脑肥肠满。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中国人进庙是为了贿赂。不是吗？因为要办成某件事，向神祈祷，用钱买了香点上，或放上瓜果之类我们人间吃的供品，默默许愿。这不是贿赂是什么？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苦难，中国人进庙宇是为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苦难。西方宗教的神在受苦，人民不受苦。

东方宗教的神在享乐，人民在受苦。这就是东西方宗教最大的区别。

　　西方的教堂总是建在城市中心，与民亲近。中国的庙宇总是建在深山老林中，与民疏远。

　　我曾说过中国人基本是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没有信仰，不是指没有信仰的形式。恰恰相反，中国人信的东西最杂，包括气功大师都信。什么都信，恰恰就是什么都不信。中国人心中没有永恒的神的位置，再说深一点，就是没有终极性的文化精神追求！这种人是不会把自己的关心范围扩大到家庭、甚至个人以外的。如果扩大出去，一定就是伤害别人。这样的民族怎么能不是“一盘散沙”？

　　在西方国家一辆车要坏到公路上，几乎所有的车都会停下来，问你是否需要帮助。在中国，绝大多数车都会扬长而去，好不容易停下来问你，我可能还怀疑，你干什么？你有什么目的？一滴水珠是非常小的，但这个水珠确实能把整个太阳包容进去。

　　千年来，东方和西方的竞争中，西方胜利了；东方宗教和西方宗教的竞争中，西方宗教胜利了。宗教的胜利是什么样的胜利？我认为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没有信仰，就没有精神上的力量。中国人所缺少的，正是西方人所拥有的。

（作者刘亚洲将军现任国防大学政委）

张之洞如何征服慈禧，一夜之间竟连升四级？ 2011/11/04

人民网-文史频道 　通过推翻东乡惨案、力阻崇厚卖国、扳回午门冤案这一系列重大事件，慈禧越来越看好张之洞，她始终没有放弃破格提拔张之洞的想法。随着张之洞的表现越来越出色，她的这种想法也越来越强烈。光绪七年六月，慈禧终于作出一个酝酿已久的决定。让张之洞在一夜之间，由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直接升为从二品的内阁学士、礼部侍郎！ 　　本文摘自《官场达人张之洞》，梁纪锋著，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 窥透慈禧，迎合上意 　　从正五品的左春坊左庶子，升为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其实是正常升迁，并不是破格提拔，没有体现慈禧对张之洞有多么倚重，张之洞似乎有些失望。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慈禧觉得张之洞是一介书生，他没有做大官和做大事的经历。 　　张之洞确实是一介书生，从政之后，他一直做翰林和学政，做了翰林和学政后，他又做了言官。在慈禧看来，言官都是一些言过其实的人，他们纸上谈兵行，上书言事行，但要是赋予他们执政大权，肯定不行，因为他们没有独当一面的事实证明，破格提拔和过分倚重他，肯定有风险。因此，慈禧一直没有提拔重用张之洞，但她考虑过这事，只是犹豫不决。 　　慈禧还在犹豫之间，年仅45岁的慈安太后暴病而死！ 慈安死于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初十，她从发病到死亡，只经历了24个小时，她死得太突然了。 　　慈安死前没有任何征兆，三月初九，她只是身体不适，结果在第二天晚上就死了。她死得过于突然和蹊跷，朝野上下议论纷纷，纷纷怀疑是慈禧谋杀了她。但清史专家通过对大量史料进行分析和论证，为慈禧洗脱了罪名。专家认为，慈安死于脑血管疾病急性发作。当时人们对这种疾病认识不足，所以才会怀疑慈禧。 　　慈禧虽然不是导致慈安暴死的真凶，但有关慈安暴死的种种疑团却弥漫了整个宫廷，慈禧很郁闷，也很无语。在这种情况下，她很难顾及张之洞的升迁问题。 　　慈安去世不久，慈禧决定广开言路，推行仁政。张之洞认为这是一个良机，于是又以加强东南海防和西北边防力量为由，给慈禧上了一道有关朝廷大员任免的奏折："东南海防重在两江，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年老体弱，不能胜任两江防务。而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1816-1890，湖南衡阳人）却能征善战、屡立战功且精力充沛，堪当此任。" 　　"西北边塞重在防守，左宗棠一直督办新疆军务，他忠勇可嘉，可陕甘总督曾国荃（1824-1890，湖南双峰人）迟迟不到任，加上他最近连丧一子一侄，所以他更无心西北防务。浙江巡抚谭钟麟曾担任过陕西巡抚，他对西北的情况很熟悉，可擢升他为陕甘总督。另外，左宗棠的部将张曜也很忠勇，可令他帮办西北军务。" 　　张之洞的这项人事任免建议十分中肯，慈禧照章采纳。从表面上看，他举荐了彭玉麟、谭钟麟、张曜，自然是和他们拉上了关系；他参劾了刘坤一和曾国荃，自然是得罪了这两位元老，其实不尽然。 　　张之洞上这道奏折，正合朝廷和慈禧之意。他在上这道奏折之前，就捕捉到了慈禧对这几个大员态度信息。原来，在张之洞上疏之前，彭玉麟就上疏参劾刘坤一"耽于逸乐，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广蓄姬妾，稀见宾客，且纵容家丁，收受门包（红包）"，等等。 　　看到这道奏折后，慈禧十分为难，因为彭、刘二人均为元老重臣，她无论得罪谁，结果都不好，于是置之不理。其实她内心是想罢免刘坤一的，只是因为有所顾忌。慈禧的这种心思被张之洞窥知，他上的那道奏折，恰如其分，深合慈禧心意。 　　不久，慈禧召刘坤一进京谒见，并令彭玉麟出任两江总督。刘坤一知道彭玉麟参了他，也知道张之洞又在背后点了一把火，他很生气，索性以养病为由乡居起来，直到九年之后，他才出山，再度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 　　彭玉麟参劾刘坤一并不是出于私心上位，上任两江总督不久，他就递交了辞呈，返回原任。随后，朝廷便调任左宗棠接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在这件事情上，张之洞确实得罪了刘坤一。不过不要紧，刘坤一算得上是正人君子，他虽然忌恨张之洞，但他一点儿也不小人。 　　在西北大员任免建议方面，张之洞看似得罪了曾国荃，其实他是成全了曾国荃，曾国荃打心底感谢他。曾国荃是曾国藩的九弟，人称曾老九，他同哥哥曾国藩一道，在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军中建立了不朽军功，他厥功甚伟，脾气又臭又硬。张之洞哪儿敢得罪他？ 　　曾国荃自打接到陕甘总督的任命通知后，一直拖病不上任，慈禧知道他是嫌弃西北地区寒冷贫困，故意为之，可她很难办，因为曾国荃同他哥哥曾国藩一样，都是朝廷的有功之臣，他在镇压天平太国等农民起义军中，屡立战功且伤痕累累。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慈禧才没有难为他，但除了曾国荃之外，陕甘总督一职没有合适的人选，看了张之洞的建议后，慈禧顿时松了一口气。于是，她马上把曾国荃调往山海关督办军务，并擢升了谭钟麟和张曜。 　　张之洞上的这道奏折，既拉拢了和几位大员（刘坤一除外）之间的关系，也深度契合了慈禧的心意，慈禧再次对他刮目相看。 　　● 慈禧需要"曾国藩" 　　通过推翻东乡惨案、力阻崇厚卖国、扳回午门冤案这一系列重大事件，慈禧越来越看好张之洞，她始终没有放弃破格提拔张之洞的想法。随着张之洞的表现越来越出色，她的这种想法也越来越强烈。她似乎从张之洞的身上，看到了一个人的影子：曾国藩。 　　40年前，鸦片战争爆发，帝国内忧外患，道光皇帝慧眼识珠，重用曾国藩。曾国藩不负厚望，他竟然光着屁股，走进国库，清查库银，立了大功。后来，他在一夜之间由四品官升为二品大员，连升四级，一时舆论哗然。 　　曾国藩深得皇恩，也知恩图报。道光皇帝死后，他不仅成了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军的头号功臣，也成了兴办洋务实业的首领，且位居中兴名臣之首。他为大清帝国的稳定和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是道光皇帝破格提拔和重用曾国藩的结果。但是，曾国藩在为朝廷立功的同时，也给慈禧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隐患：在朝廷大员中、在各省督抚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来自曾国藩所领导的湘系和他的门生李鸿章所领导的淮系。如果任这两派势力无限制地发展，那么朝廷和慈禧的政权就很有可能旁落他人之手！ 　　这可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因此，慈禧一直在培植自己的势力，一直在物色属于自己的"曾国藩"，而张之洞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在慈禧看来，张之洞虽是一介书生，可他愣是凭借一己之力，推翻东乡惨案，力阻崇厚卖国，扳回午门冤案。这等大事不是一般人能够办到的，他能够办到，说明他不是一般人。只要重用他，他一定会成为我的臂膀，成为帝国的柱石，他有这个潜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办这些大事的时候，不仅坚持了原则，坚守了正义，还充分考虑了我的感受，给足了我面子，真可谓是用心良苦。 　　张之洞，我就这样被你征服，我决定破格提拔你！ 　　● 连升四级，一夜走红 　　光绪七年（1881年）六月，慈禧终于作出一个酝酿已久的决定。她就像当年道光皇帝破格提拔曾国藩那样，也让张之洞在一夜之间，由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直接升为从二品的内阁学士、礼部侍郎！ 　　一夜之间，张之洞连升四级！ 　　这实在是一个升官奇迹！ 　　在封建社会，官员每升一级，都要经过数年或更长时间的历练，张之洞虽然没在正四品、从三品、正三品的职位上历练过，但他以前的升迁速度太慢了。他太憋屈了，他是那么有才，他应该被破格提拔。 　　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张之洞是一夜之间连升四级的唯一幸运儿。他终于混出头了，他长舒了一口气。 　　前半辈子升迁慢的历史一去不返了，接下来，他将步入后半辈子的辉煌人生。回首过去，他并不介意前半辈子的遭遇，他甚至很乐观地认为：前辈子升迁慢，等于是人生在做俯卧撑，做得越久，力量就储存得越大。一旦站起来，那将是一个大力金刚。 　　慈禧姐姐，我张之洞就是一个大力金刚，你如此器重我，说明你很有眼力。在未来未知的日子里，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我就是新时期的曾国藩！ 　　拥有了我，你就拥有了大清的半壁江山！ 　　我，你值得拥有！ 张之洞可以说是一夜走红，一举成名！满朝文武都羡慕嫉妒，巴结讨好。湖广总督、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1821-1899年，安徽合肥人）和湖北巡抚彭祖贤还联名邀请他出任湖北通志局总纂（地方志总编辑）。 　　李瀚章和彭祖贤的热诚值得肯定，可他们太没眼力见儿了，且不说张之洞是慈禧的红人，十足的潜力股官员，单说他目前是朝廷二品大员，堂堂副部级高官，怎么可能委身到地方担任司局级的地方志总编辑呢？张之洞拒绝了他们，不过他的态度很低调、很委婉，他坚信自己在不久的将来，会被慈禧委以重任。 　　● 临危受命，巡抚山西 　　果然，在光绪七年（1881年）十月十六日，他就接到了朝廷的一纸任命：出任山西巡抚！ 　　这人要是走运了，想啥来啥。张之洞就是这样，他想到了这个结果，他想要这个结果，为了这个结果，他等了近20年！ 　　巡抚相当于省长，也是从二品官，虽然与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同级，但论实权，巡抚要远远大于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因为巡抚是真正意义上的封疆大吏，而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则是有职无权的朝廷高官。 　　为了以示区别，我们权且把在朝廷做官的臣子称为朝臣，也可以称为京官；把在地方做官的臣子称为疆臣，也可以称为地方官。从此，张之洞结束了朝臣生涯，成为一名疆臣。 　　担任封疆大吏是张之洞20年来的不懈追求。记得20年前，族兄张之万曾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棒极了，想法也是很好的，不过这些好想法，还是等你今后成为封疆大吏时再去实现吧。"20年来，每每想起这句话，他心里都不是滋味。 　　如今，再想起那句话时，他感慨万端！因为他终于实现做封疆大吏的梦想了，他有满腔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他就等着当上封疆大吏后再去实现，那就尽情地去实现吧。 　　这一切得感谢慈禧的恩宠，如果没有慈禧的恩宠，还不知道他现在干吗呢。这一切也得感谢李鸿藻和醇亲王的举荐。 　　李鸿藻十分器重张之洞，他是张之洞的靠山，张之洞所做的那几件大事，不仅为清流党争了光，也给他长了脸，他理所当然地在慈禧面前举荐张之洞。 　　李鸿藻举荐张之洞，还出于另外一个原因：张之洞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就因为上书言事，而从一个六品官跃升至二品大员，这肯定会引起朝中其他官员的嫉妒和眼红。加上他在上书言事时，没少得罪朝廷权贵，日后肯定会遭到他们的打击报复。他不希望张之洞遭遇不测，于是他向慈禧举荐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 　　至于醇亲王，他欠着张之洞一个人情：两年前，张之洞上疏驳斥了吴可读，力挺了慈禧，进一步确立了光绪帝帝位。醇亲王一直记着张之洞的好，加上他们政见一致，而且他们又都是张之万最亲近的人，所以他也举荐张之洞。 　　慈禧一向倚重李鸿藻，也越来越倚重醇亲王，甚至有意让醇亲王接替恭亲王，她肯定会采纳李鸿藻和醇亲王的意见。凑巧的是，慈禧正在物色新的山西巡抚人选，听了李鸿藻和醇亲王的举荐后，她马上应允。 　　当然，这一切也得靠他张之洞自己努力以及他当愤青的那段经历。如果他不努力，如果没有那段愤青的经历，他就很难出人头地，也很难受宠于慈禧。 　　然而，山西是个烂摊子，比及其他省份，山西的政治更加黑暗，官吏更加腐败，百姓更加贫困，税捐更加沉重，民风更加颓靡…… 　　慈禧把这么一个烂摊子扔给张之洞，是对他的考验呢，还是把他架在火炉上烤？对于这个烂摊子，他该怎么收拾呢？

张学良口述情史:前后有11个女朋友，就是情妇 2011/11/04

人民网-文史频道 　　我有好多女朋友，我最奇怪的是有三个女朋友的丈夫，他们大概都是明明白白地知道我跟他们的太太(的事)，可是还要装傻。他们也不是没地位，都是相当有地位的，很奇怪。我就说说奇怪的人、奇怪的事吧。 　　我前面说了啊，我是有势力，可是，我并不是仗着我的权势来的，反过来，人家是因为我的权势而来找我。还有，我再说这个，你就能明白，女人要沾上我，她就不(愿)离开了。我(现在)要是年青人，我就要开课了，讲讲怎么“管”女人的事情。 　　那三个女朋友是哪三个，我不说了。我告诉你，中国人、外国人都算上，白人、中国人，那个嫖的不算，花钱买的、卖淫的不算，我前后有十一个女朋友——就是情妇!我的情妇算一算，共计有十一个。 　　我跟你说几段小故事吧。 　　我到上海的时候，到一个人家里做客，她家请客。结果，她(偷偷)给我写过来一个纸条，纸条上写的是：“请你可怜可怜我，今天晚上你不要走。”我就在那个纸条上，改了两个字：“请你可怜可怜我，今天晚上你放我走。” 　　这是谁，我不能说、不能讲，这个人已经死了。 　　我再给你讲一个，我这三个里头的一个女朋友，她的先生是个很有钱的商人，相当有钱，可是，我还是跟他太太来往。他太太是上海一所中式女校的学生，我跟他太太来往，专门讲“春儿”的故事给她听，他的太太就陪着我玩，我们常常两个人开着汽车出去。 　　有一天，我到他家里去，在客厅，我们两个人把衣服都脱了，两个人刚脱了，她忽然跑了。后来她跟我讲，她所谓的丈夫，实际是她姐夫，她跟她姐夫发生关系了，她离不开他了。于是，她就成了她姐夫的“外宅”，那一次，我们差不多就要发生关系了嘛，可是她跑开了。 　　(后来)她回来问我，我有点不好意思，我说：“我这人很规矩啊，这些事情，我向来不强迫女人的。”以后，我们就不来往了，我也不去找她了。 　　可是，过了差不多两年多，有一天，她忽然上我这儿来，找我来了。她来了，我跟她开玩笑，我说：“这可不是我找你啊，是你送来的。”她丈夫姓齐，我说：“你来，你丈夫知道么?咱俩的事，你跟你丈夫说过么?”她说：“是他让我来的。”我说：“是他让你来的，当然就可以公开了，没事了。” 　　其实，她的这个丈夫，是有点事求我，这个事情，我给他解决了，解决以后，她丈夫跟她一起来谢我了，我跟她丈夫开玩笑，我说：“你别谢了，你也有代价的。”她丈夫也笑了。 　　另外一个，更奇怪了，这个人，我跟他太太非常好，她丈夫看出来了，后来，她自己告诉我，她说，“我丈夫跟我讲，你跟小张两个人玩，要小心啊，这个家伙靠不住的。”她这么一说，我扑哧笑了。还有什么靠住、靠不住的，都已经发生关系了呀! 　　她丈夫很有地位的，可是很奇怪，我打电话过去，她丈夫却说：“你接电话吧，有你一个好朋友来电话。”我在电话里都听见了。人，就是一张纸蒙住了脸! 　　男人的有些事情，真的很奇怪。我亲眼看见的，亲身经历的，有个男人，他姓苏，大伙就管他叫苏大个子，他的两个太太，姐妹两个，随便跟人家搞，他不管。我亲眼看见过，那时候，我还年轻呀，才十几岁，苏大个子请我吃饭，我亲眼看见他太太，在吃饭的时候，他太太就像一般的姑娘(妓女)，坐到人家大腿上，他的第二个太太，就是那个妹妹，饭还没吃完，就跟着别人走了。 　　那时我就觉得，她和男人出去，一定不是好事，待一会儿，他们俩又回来了，一点也不在乎。那个苏大个子，他也一点不在乎。可是，这还不是最奇怪的，后面的事，更难让人理解了，后来，这个姓苏的人病死了，结果，他的两个太太，都跟着自尽了。 　　这是怎么个事儿?让人不能理解，不明白。丈夫死了，(这)两个人都死了。你说这是什么道理?所以这人呐，有些个事情，你不知道底细，你没法知道它到底是怎么个事情。一个人自杀还不行，姐妹两个人都自杀了。 　　男女的这个事情，我现在常常说这么一句话，人，就是一张纸蒙住了脸，千万别把那张纸揭开，你要揭开了，那幕后就不一定是怎么回事了，你别揭开，就是仁义道德。你知道那个理学家的故事吧?宋朝的，我忘了是谁，他就是跟他侄女两个人(搞)。那还是理学家呢，和他自己的亲侄女，是谁我忘记了，说不出来了。 　　你知道清朝的大儒纪晓岚他说的话吗?“生我的，我不敢。我生的，我不淫。其余无可无不可”。这是纪晓岚说的话。 　　在西山，康熙皇帝就问他，你怎么了，怎么回事?他说，“哎呀，老臣呐，好久没回家了。”他好多日子没回家了，康熙怎么样?就赐给他两个宫女。俩宫女陪他，你说这纪晓岚的事儿，是不是张狂? 　　我现在，也是张狂。我这人最好扯，什么话都扯。要是没有太太、没有女人(在我身边听着)，我更会扯淡，喝点儿酒(太太)就警告我说：你不要再扯淡了。人家说：老要张狂少要稳，我现在就是张狂。 　本文摘自《张学良口述历史》，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