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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导正90后外孙女:清华老师推荐乌有之乡一堆人骂姥爷（图）

2011/11/04

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南方报系旗下《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38期发表一向以敢言著称的中国知名政论杂志《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的专访文章称，杜导正的一个90后外孙女也是清华大学的在读学生。她为人低调，并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成长于高干家庭。在大学里，思想政治课是必修课，一位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清华老师在课堂上推荐学生们看一些网站。“列的第一个网站就是乌有之乡。”此前，小姑娘并不知道这个网站，等她打开网页时，发现“一堆人在骂我爷爷”。被骂的，还有他姥爷的一些朋友。

“我们学校有的学生还挺‘左’的，老师说什么他们就觉得是什么，他们从思想上就认为中国现在挺好。”学理工科的外孙女并不认同同学对中国现状的看法，但她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她所身处的当代中国和他的姥爷年轻时面对的革命中国，已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杜导正：“两头真”的春秋

他们这批人，满腔热血地参加一个事业，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最后回过头来看，这辈子都干了什么？当把一切都看明白之后，人也老了，想认真地把错误的东西纠正过来也来不及了，只能尽量张大嗓门，大声地说几句话，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方向。

《炎黄春秋》杂志社位于北京月坛南街一家饭店后边，隐没在几幢老房子之中。杂志社新租下来的这几间屋子在一楼，光线不是很好，编辑部的走道两旁，层层叠叠堆着杂志。星期三早上是编辑部会议时间，大家挤在最里头的房间里，讨论新一期杂志。

当杜导正出现在编辑部时，大家都很高兴。这位88岁的社长自从去年生病住院之后，就很少参加例会。他戴着凉帽、茶色眼镜，穿白色的确良短袖衬衫，像在家里的客厅一样，脱了皮鞋，露出蓝灰色的袜子，盘腿坐到沙发上。

讨论的话题并不轻松。那几天的新闻热点是“7?23”甬温线动车事故。总编辑吴思在会议上掏出手机，念了一位前中央高层领导发来的短信，大概意思是：高铁计划要认真反思。

《炎黄春秋》是一本历史杂志，很难介入新闻事件，他们努力地展开讨论，以求通过历史来探讨现实。或者说，现实本身就是历史循环往复的一个瞬间。作家李承鹏评论此次动车事故时，略带戏谑地写道：“中国的铁路，从一百年辛亥的那一根，到成昆线到动车直到京沪高铁，从来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只是以前事关龙体，现在事关国体。”

之后，一部好莱坞电影《源代码》在中国上映：一位临危受命的士兵，通过时间机器一次次回到过去，试图拯救一辆毁灭的火车当整个社会如同一辆充满隐患的火车高速行驶时，无人能够回到过去重新来过，“他们只是希望用自己全部的经验、教训，还有智慧，高喊一声。”吴思所说的“他们”，指的是围绕在《炎黄春秋》周围那批思想观念相似的人。杜导正把包括自己在内的这批人定义为“体制内的改良主义者”，他们希望中国完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全面的改革”。

在编辑部会议上，杜导正建议，把老同志给杂志创刊20周年的题词刊登到杂志封三上。比如，前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的题词是：“以史为鉴”；前中组部副部长李锐的题词是：“产生宪法百余年，宪政施行蜀道难。几大自由言论首，炎黄努力换新天”。在杂志创刊10周年时，题词的还有习仲勋、张爱萍、萧克这样级别的领导人，如今他们都不在了。

7月18日，在《炎黄春秋》创刊2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嘉宾云集。杜导正第一个上台发言，发言之前，他提议为萧克这些去世的老人们默哀一分钟。他说：“在萧克将军让我筹建杂志的时候，我们有过多次谈话。我们有许多共同的看法：第一，尽管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了，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与现实不再像毛泽东晚年时那样治罪了，但总的说来，实事求是还有重重困难，我们杂志担负着推动实事求是风气形成的历史责任。第二，对于改革开放，从1989年至1991年，有一种否定的声音，关于改革的争论也很多。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不动摇，应该成为捍卫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阵地。”

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们的意见，尤其是左派人士。《炎黄春秋》被认为是自由派的言论阵地、“右”的代表。对于“右”的帽子，副主编徐庆全的观点是：“看问题的时候，别先划定左右。利害之心高于是非之心是一种做法，是非之心高于利害之心是另一种做法。我们应该多些是非之心，只要看到他做出的东西是什么就行了。我脑子里从来没有一个左右的弦，我更关注谁说的是不是真话，讲的每一件史实能不能站住脚。如果别人认为实事求是就是‘右’的话，那么好，那就‘右’呗，那就说明‘左’的就不是实事求是嘛。”

在筹备20周年大会时，杜导正跟吴思建议，可以把左派的代表，比如“乌有之乡”的活跃分子也请来发言。“我们的一个口号是‘大团结’，左中右都来嘛，大家平心静气地讨论，应该学习鲁迅和胡适，人家是两派主张，但私人感情很好。政治主张不同就变成敌人，这不好。”

这个建议被拿到编辑部会议上讨论，最终没有通过，因为担心极左人士的一些人身攻击式的激烈言论很难被接受。“毕竟这是一个庆典，而不是讨论会。”

这一年，国家有很多庆典。中国共产党迎来了90岁生日；辛亥革命100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在清华的宣传海报上，现任政治局常委的清华校友被放到最显著的位置。校庆之前，清华新闻学院学生蒋方舟写了一封给学校的信，这位出生于1989年的年轻作家对自己的校园生活感到失望：“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模样。”

杜导正的一个90后外孙女也是清华大学的在读学生。她为人低调，并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成长于高干家庭。在大学里，思想政治课是必修课，一位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清华老师在课堂上推荐学生们看一些网站。“列的第一个网站就是乌有之乡。”此前，小姑娘并不知道这个网站，等她打开网页时，发现“一堆人在骂我爷爷”。被骂的，还有他姥爷的一些朋友。

“我们学校有的学生还挺‘左’的，老师说什么他们就觉得是什么，他们从思想上就认为中国现在挺好。”

学理工科的外孙女并不认同同学对中国现状的看法，但她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她所身处的当代中国和他的姥爷年轻时面对的革命中国，已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娃娃党

吴思第一次知道“杜导正”这个名字是在1985年，他作为《农民日报》的记者，在雁北地区采访了四十多天，看了许多地方志。这些地方志上有写到抗战期间杜导正在此地的活动，大抵是一些英勇奋斗的故事。“我就想象他跟双枪李向阳似的，带着人马纵横驰骋。后来认识他之后，他也老跟我们讲过去的事情，但讲的不是英雄业绩，而是讲他犯的错误。”

杜导正是中共最年轻的党员之一，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才14岁。他出生在山西省定襄县，初一时就参加了“脱离生产抗日武装自卫队”，一条枪、一把刺刀、4个手榴弹是他的装备。

他的父亲杜希贤也是其中一员。杜希贤所在的村庄叫蒋村，他是该村第一文明学校的校长。这个学校的第一班有60个学生，其中一个叫薄书存，后来改名为薄一波，再后来，他成了中国的副总理。“这是薄一波告诉我的，我原来都不知道。”“文革”结束后，杜导正从广州回到北京，担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刚从监狱出来的薄一波叫杜导正去谈话，对他说：我那几个方块字是你父亲教的。

杜导正盘着腿，坐在沙发上回忆这段往事时，中国各地正掀起唱红歌热潮，其中最热的是重庆市。这座城市电视台的卫星频道已经决定不再播放商业广告，把更多时间用来播放“红色节目”，包括各个单位组织的红歌比赛录像。

重庆现任市委书记薄熙来是薄一波的儿子、“唱红”的倡导者。对于“唱红”，杜导正的意见是“一分为二”这个方法论被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这些歌有些是好歌，抒情的歌也不少。有些老同志，他就熟悉这玩意儿，在公园里唱一唱，我看可以。但是呢，绝不可把唱红歌引向搞政治运动上去。”

自有“红歌”以来，其与政治运动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年杜导正认识自己的妻子，也是因为一首“红歌”。那时他刚入党，在一个村庄边上，看到回乡的太原女子中学三年级学生续志先当众唱了一曲《放下你的鞭子》。14岁的杜导正被这个聪明、漂亮又会唱歌的女孩子吸引住了。两个月后的一次旅程，他发现自己与这个女孩竟然坐在同一辆骡子大车上，“心像触电一样狂跳不止，觉得那女孩美得像天仙一样，以至于不敢正视。”

杜导正原本叫杜毓芷，在1938年的党员培训班行将结束时，所有毕业学员都需要给自己改一个足够“革命”的名字。几位学员在讨论姓名时，一位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导正”：指导政治的意思；另一位学员则认为此名字不好，太硬，于是弃之不用。一旁的他听到这个名字，觉着不错，便偷了过去，从此成了“杜导正”。

毕业之后，杜导正被分配为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当时他的年龄实在太小，大家晚间聊天时，“县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就说，小杜，你别走了，和我一块睡吧。他们就是把我当小孩。”杜导正没把自己看成小孩。抗日战争一周年开大会，他在五千多人面前发表演说，头头是道。“我觉得自己不是15岁，而是二三十岁的成年人。”

杜导正认为中共领导的革命能取得成功，主要靠两条。

一条是反帝、民族独立；另一条是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这是时代的动力，也是杜导正生活的动力。往上数三代，杜导正的曾祖父是富裕农民，靠囤积买卖粮食成了地主，有超过100亩地的家业。他父亲能够接受不错的教育，也因为这殷实的家底。父亲抽鸦片，做生意失败，到他这一代，已经破落。然而，破落的贫农身份为他的将来赢得了机会。

“根正苗红”的他在政治上受到信任，获得了快速提拔。“那时候不是越穷越好嘛，搞运动不整你。”杜导正的妻子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因为她被认定为大地主大官僚的后代续志先的三姐，是阎锡山的堂弟媳妇。一个后来的例子可以说明夫妻俩遭遇的反差。1956年，续志先刚到广东时，就已经是科长了，直到1978年，仍然是科长。因为出身，她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获得提拔。

在抗日战争中，杜导正的父亲杜希贤给八路军送情报，遭人告发。被日本人逮捕后，他无法忍受残酷的审讯，用一根黑色的裤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37年，整个中国就要灭亡了。国难当头，国民党那时还是顺应民意的，各地的军阀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都团结起来了，全国真正是一条战线。共产党的宣传很厉害，在我们根据地的印象里，我们功劳最大。国民党也有功劳，但是很小很小。”

在杜导正的记忆里，一直到他1977年调回北京，才在《人民日报》看到一条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报道：九江到南昌路上，国民党军队将日本4个联队全部消灭了。

记者生涯

抗战期间，《晋察冀日报》一位记者到山西繁峙县采访，认识了杜导正，让他给报纸写稿。这是杜导正记者生涯的开端。

不久后，他被调到《晋察冀日报》，成了一名编辑。在这里，他知道了“5个W”、陆定一关于新闻的经典定义“新闻就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但这些在他眼里只是最基本的理论，他当时所认同的新闻记者的思想境界是：服从党的政治目标，做党的驯服工具。更为直接的影响是，他结识了《晋察冀日报》的总编辑邓拓。邓关于典型性人物事件报道的经验，甚至影响了多年以后杜在“真理标准讨论”、“包产到户”、蒋筑英、张华、华山抢险等报道上的思路。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邓拓带着杜导正等几个记者到前线采访。这像是杜导正人生的缩影。他的出身，他对某种信念的追随，他所遇到的“贵人”，不断地在为他以后的事业推波助澜。他热情地投入这“伟大的战争”中，毫不怀疑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个国家的希望。

杜导正一路顺风顺水。1949年底，他成为新华社华北军区分社副社长。1952年，他成为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1954年，他到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前身)学习后，随即被派往广州，到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

2001年，新华社广东分社为本社撰写历史，杜导正作为曾经的社长，被邀请撰稿。但他所写的书信最终没有被收录。他写的是反思，而不是“辉煌的记忆”。在这封信的结尾他写道：“我主政广东分社近20年，悲哀多于欢乐。事实如此，遗憾无用，老老实实总结才是正途。”

20年最好的时光，用“悲哀多于欢乐”来概括，杜导正感到“语多无奈”：“我也是整过人的人，整人也是很狠的。”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1966年“文革”……在这些连绵不断的运动中，他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毛路线的坚定追随者。

1957年夏天，作为共产党党外人士，广东的老同盟会员罗翼群去粤东考察时，看到农民的境况，对政策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批评。杜导正带着记者陈培一路跟随，罗每发表言论，杜和陈就写文章批判他。这些文章刊登在《南方日报》上，“连篇累牍，有三四个版”。罗被押回广州时，怕被沿途批斗他的人打，毫无尊严地躲到了汽车后排的麻袋包下。杜用挖苦的笔调写了一篇调侃罗的文章，就叫《麻袋包下》。罗也被划为极右分子。

在1958年搞“三面红旗”(“三面红旗”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杜导正写了一篇称赞公社食堂的《三餐干饭不要钱》。他去肇庆看大炼钢铁，对那些土高炉炼出的铁疙瘩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歌颂。

到了1959年初，夸饰的新闻报道已经敌不过形势的紧迫。在“人民公社就是好”的欢呼声中，一百多万人的广州市只剩下7天的口粮。陶铸下了紧急命令，动用战备粮。然而此时，有人却怀疑，是不是农民把粮食藏起来了。东莞等地开展了反瞒产运动，说从哪个草垛下又搜出多少粮食。杜导正为此写了新闻报道：反瞒产成功。“后来才知道，那些搜出来的粮食是事先放在那里的。”

如今担任《炎黄春秋》副社长的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其父亲在1959年死于饥饿。多年后，他写了一本书《墓碑》，“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三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墓碑。”在当时，年少的杨继绳并没有这样的认识。“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以为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

共产主义并没到来，来的是大规模的饥荒和死亡。1959年的3月底，杜导正陪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去海南岛采访时发现，商店里的货架空空荡荡，村子里的农民多有浮肿病。从海南回来后，杜导正给新华社副社长缪海稜写信，报告了农村的真实情况。他着急地向上级发出警告：“粮食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政治问题，是政权能否维持下去的问题。”

国外媒体开始零星有了关于中国闹饥荒的报道，中国政府义正辞严地将这些报道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陷”。为了维护国家形象，中国政府邀请外国记者来华采访，精心安排了采访地点和对象。英国记者格林在那本描述中国的《无知的帷幕》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人群。“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的产品，在《参考消息》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不同看法的工具。”杨继绳对这样的宣传套路并不陌生。

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彭德怀因为批评毛泽东的路线遭到批判。两个月后，因为那封上书直言的信，杜导正被批判，被称作“广东的小彭德怀”。他被批判的主要是3条：怀疑1958年的“三面红旗”；把大好形势看成大坏形势；把自己打扮成普救天下的英雄，似乎党和毛主席都不关心农民，就你杜导正关心。

1960年，杜导正被定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另行分配工作。让他感到有些难过的是，这个决定是经过陶铸批准的。陶铸通过身边的人给杜导正带了话：“相信老杜在新岗位上能工作好。”

杜导正的新岗位是暨南大学，负责筹办新闻专业这个专业后来成为暨大的招牌专业。1962年2月，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杜导正才得到平反，重新成为广东分社社长。经过这次“挫折”，杜导正认为自己的“独立思考多了，盲从性少了”。他赞成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的主张，同意采用灵活的方式，借地给农民，实行包产到户或单干。这样的路线在当时不是主流，“大寨之路”才是各地模仿的对象。

在学大寨运动中，年轻的极左知青吴思在北京郊区插队，作为大队副书记，他的热情极高。“我就像工头、奴隶主似的逼着大家干活，并且还像个悲剧演员似的，不怕苦不怕累，起模范带头作用，但是最终我失败了，我怎么也调动不起大家的积极性。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失败？”他后来写了一本关于大寨领头人陈永贵的书。对于当年的遭遇，他现在看得很明白：“当你和强大的人性对抗的时候，失败就很好解释。”

“人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不受中国人重视的词汇，毛主席和“党性”才是最高标准。1966年初，陶铸将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不久之后，杜导正成为了该报的总编辑。在主持《羊晚》期间，为紧跟形势，杜导正组织了对秦牧、欧阳山、王匡等人的批判。不过，“文革”的形势难以预料，在批判别人的同时，他也感到了自己的危险境地。他把希望寄托在陶铸身上陶铸此时已经被调到中央工作，成为“第四把手”，“又是上天安门，又是接见红卫兵，似乎可以作为一把保护伞。”但瞬息之间，不愿紧跟“文革”路线的陶铸也被打倒，不久便悲惨死去。

杜导正开始被批斗、挂黑牌、关牛棚，遭受辱骂和殴打。他算了算，他经受过的正式批斗会有54次。经过这些批斗，他对“继续革命”这些新玩意儿开始接受：他揭发批判自己的“罪行”，还揭发陶铸等人的“罪行”。有了这些“觉悟”和“悔过表现”，加上他的“贫农出身”和“娃娃党”，他获得了“解放”。

林彪外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杜导正被调到《南方日报》社，任副总编辑。1972年，李先念在工业领域中纠正极左的倾向，杜导正在《南方日报》上写文章支持他，再次遭到批判。有人说，为什么老杜你总是对反左感兴趣？“说实话，我当时还没有那么高的觉悟，不是自觉地反左，不过是看不惯太离谱的东西。”

摇摆的改革

杜导正从书房找出一本书画影集，上面有一幅他写的字：“我的问题是陈伯达、江青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会有好下场。”这几句话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1966年被逐出中南海后，自杀前跟朱德秘书说的。

杜导正相信田家英的话，1980年，他看着它成为现实。审判“四人帮”的时候，杜导正和好友李庄坐在观众席的第四排。

在他的记忆中，江青在现场很疯狂，跳了起来。“两边是两个女警察，摁不住他，最后过来两个男警察，没有摁她，只是往身上一点，她立马瘫倒。”

现在回过头看，杜导正觉得“四人帮”的瘫倒，是用“文革”的方式结束“文革”。"文革’还要发动群众整人，粉碎‘四人帮’就是几个人商量一下，就把人干掉，不必经过代表大会什么的同意，这并不是最理想的方式。”

“文革”结束后，杜导正被调回北京，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1978年，在解放军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要全面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紧接着，《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杜导正看到这篇文章，很兴奋，在征求新华社领导穆青、李普的同意之后，决定全文转发。总社给各个分社发电报，让他们请各省委书记逐一表态。

1979年6月，杜导正路过湖北省，到赤壁公社采访“包产到户”的情况，写了七百余字的短新闻《农民都夸三中全会政策好》，在1979年全国好新闻评奖中被评为一等奖。杜导正认为，“遵义会议后，我们党才摸索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之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才真正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之路。”

1982年，中共元老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专题)被任命为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这是他地方官生涯的起点。此后，他陆续在河北、福建、浙江、上海任职，直到2007年回到北京，成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之一。习近平(专题)在正定县任职时，曾经成立过一个5人顾问小组，杜导正是其中之一。2001年，《炎黄春秋》创刊10周年的时候，习仲勋曾给杂志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

同样是在1982年，杜导正从新华社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当时，他的老朋友鲁谆是副总编辑鲁谆如今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作为上级主管部门的成员，《炎黄春秋》每期杂志的编前讨论，他都会参加鲁谆说，“他那个时候抓新闻，抓典型报道，张华、蒋筑英、华山抢险这些在当时有影响力的报道，都是他组织做的。再一个，他在报社的管理方面是走在前头的。比如说‘文革’期间的报纸新闻，记者是不署名的，也没有内部稿费，拿固定工资。他到了以后大力提倡这些，在机制改革上，调动了记者、编辑的积极性，鼓励大家多写稿、拼好稿。”

中央当时有两大报纸：《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有些稿子《人民日报》不太方便刊登，就通过《光明日报》发表。鲁谆觉得80年代前期的中国思想界是活跃的，社会强调的是解放思想。

我给杜导正带去过几期《南方人物周刊》，其中一期的封面人物是李泽厚。杜导正看到后说：“他跟我们是同一拨人”当初我采访李泽厚时，李也说自己很认同《炎黄春秋》这拨人对于中国的改革思路。

李泽厚是中国80年代最著名的学者，他的美学、哲学和思想史著作是那个时代的畅销书。他的文字如同邓丽君的歌曲一般，对80年代的中国人产生了启蒙作用。到了90年代，李泽厚指出，发展中的中国在不同的阶段应侧重的内容分别是：经济增长、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这与杜导正所说的“碎步前进”相似。民主宪政无法一蹴而就，“告别革命，走改良道路”在90年代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中获得了广泛共识。

然而，在1983年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邓丽君的歌曲被认为是荼毒人心的靡靡之音。打击范围更大的“反自由化”运动中，李泽厚成为了重要的批判对象。

杜导正在80年代也还不能接受一些现在看来习以为常的新事物。“那时候，我爸很讨厌我穿高跟鞋，每次穿高跟鞋回家时，都得先把鞋脱了，偷偷装到包里，然后才进屋。我放邓丽君的歌听，他也不喜欢。”杜导正的小女儿杜明明说。

1987年，国家新闻出版署成立，杜导正被任命为第一任署长。在外人看来，这是杜导正担任过的最重要的职位、是他影响力最大的时期，他却不为之感到自豪。“国家新闻出版署成立的大政治背景是‘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成立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政治目的是保守的、左的。”杜导正说，“我上来后，一个任务就是赶快搞新闻法。这么个泱泱大国，没有新闻法行吗？”

在鲁谆的印象里，杜导正“直爽，重情义”。“他胆子一贯很大，退下来之后更大。”他觉得，杜导正在位的时候有所顾虑，“也不完全是为了保住职位，也是保全大局。他讲得比较多的是：换位思考。他做过新闻出版署署长嘛，谁在那个位子上也会是很难的。”

1989年6月，杜导正被免去了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的职务，他的政治生涯到此结束。与此同时，他决定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决裂。

《炎黄春秋》的春秋

90年代开始的第一个年头，许多人开始转向“文化”。

1990年，一些中共高层老同志成立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并打算办一本历史杂志。萧克亲自点名，让杜导正担任社长。这本杂志在1991年7月创刊，取名《炎黄春秋》。

在1990年认识杜导正时，徐庆全是首都师范大学教吐鲁番学的老师，但他最感兴趣的是1949年以后的历史。1991年，杜导正主持创办《炎黄春秋》，“恰好他一个老战友是我们学校的，叫宋文茂，他就让宋来找我，说让这孩子给咱们写稿”，因此成为《炎黄春秋》的作者。

1991年的圣诞节，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了下来。几个月之后，邓小平登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仍然是一列火车，成为这个国家的隐喻。每个人都像不知所措的乘客：中国往何处去？这次秘密旅行的最终结果是，中国沉寂的冰面被打破。同年6月9日，国家主席江泽民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邓小平对此提法表示认可。

邓小平的南巡令杜导正感到振奋。他对徐庆全说：“咱们《炎黄春秋》要宣传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路线，苦点就苦点吧，过来先干吧。”彼时《炎黄春秋》初创不久，没钱，员工一个月的工资是80块，“我在学校一个月还拿115块呢。”但徐庆全考虑之后，还是离开了学校，正式成为《炎黄春秋》的一员。

吴思是在1997年加入的《炎黄春秋》。“我大学一毕业就分到《农民日报》，上司是徐孔。他退休以后，跟杜老一起办《炎黄春秋》。那时候我在家写书，写得正带劲，哪也不想去。他说过来帮帮忙，我就瞎答应了，答应了也没去。一个月之后，徐孔又来电话了，说你架子不小啊，叫你来你还不来。他训了我一通，我第二天就去报到了。”报到时，吴思第一次见到了杜导正完全不是“双枪李向阳”的形象啊。

不久后，吴思的那本书也写出来了，起名《潜规则》这个他生造的词汇如今已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常用词汇。他希望“重新解释历史”，这也是《炎黄春秋》想要做的。

到《炎黄春秋》工作之后，徐庆全发现，杜导正对于邓小平的支持到了“个人崇拜”的地步，甚至于他给自己的小女儿选女婿的标准，就是看其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看法。“《炎黄春秋》到现在为止，事实上一直是坚定站在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这一边，坚决支持改革开放，从创刊到现在没有动摇过。这跟他本人也有很大的关系。”

杜导正的思路在2000年前后开始有了大的变化。他开始冷静客观地分析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认为中国实际上是跛足的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没有同步。

他提出一个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形象化比喻：扭秧歌，“退三步进两步，退两步进一步。”

同时，《炎黄春秋》创刊20年，发表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文章。

1994年，胡耀邦去世5周年。《炎黄春秋》在封二刊登了一首纪念胡耀邦的白话诗和一幅照片。从此之后，胡耀邦的名字在大陆媒体上不再是一个绝对不能提及的敏感词。

2005年11月，《炎黄春秋》发表了以《我们心中的耀邦》为题的一组文章，作者是14位老同志：田纪云、杜润生、任仲夷、于光远、李锐、阎明复、朱厚泽、吴江、李普、曾彦修、何方、龚育之、钟沛璋、杜导正。在随后的12月号上，继续刊载了胡启立的《我心中的耀邦》。这是老同志们发表文章最集中的一次。

2007年2月，谢韬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这篇文章在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世界的主流观念与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进行了整合，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

这些年中，杜导正个人发表的一些署名文章也很受瞩目。比如《民主也不能不急》和《民主不应有姓资姓社之分》。

20年来，大大小小的风波不断。杜导正现在仍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这殊为不易。在《炎黄春秋》20周年大会上，他说到所经历的历次风波时，情绪仍然有些激动。

回归新民主主义？

2008年春节后不久，薄一波的儿女和朋友在全国政协大礼堂举行了薄一波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作为山西定襄县蒋村的老乡，杜导正受到了邀请。杜导正在会上发表讲话，将中国共产党的成败概括成一句话：成也新民主主义，败也新民主主义。

杜导正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他的基本思路是，新民主主义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我们应该回到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他还记得，当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搞的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那时候根据地搞得不错。我们的政权大体上是三三制，共产党、民主党派、爱国进步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经济上是个体经济，承认个人私有。根据地虽然穷，但很活跃。”

在星期三的编辑部会议上，《炎黄春秋》的成员讨论了最近由张木生的新书而引发的新民主主义话题。

张木生的新书《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对新民主主义进行了分析：“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藏的原版毛著《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刘、周共同领导制定的《共同纲领》和过去未全部公开的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论联合政府》，所谓新民主主义时代，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一百多年的资本主义，挤进先进国家的行列，然后才能发展社会主义。”

刘少奇之子刘源给张木生的书作了序，他写道：“要说共产党能够不投降，就因为有党内民主，有大量忠诚的党员善于反思：一次、再次地纠错，回到历史的基点；探索完善‘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回到正确的原点；从失败的地方爬起，回到现实的起点；改造文化历史观，回到我们信仰的初衷。”

吴思被邀请参加新书发布会，他对张木生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吴思觉得，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须服从人民的意志，明确人民至上的原则，并把这项原则落实到各种政治制度之中。他引用了邓小平和毛泽东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如邓小平所说，人民不是党的工具，党是人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工具。如毛泽东所说，让人民监督政府，才能走出历代兴亡循环。”

在与张木生进行辩论之后，吴思跟杜导正说了这件事情。杜导正的答复是：“政策是好的，这是共识。这个理论是发展的，可以有新的解释，你认为怎么才能说好，就拿出你的解释来。”这话让吴思受到启发。“我再跟张木生他们讨论起这个问题时，就提出建议，我说新民主主义适应新的时代也应该有个升级版，以前是1.0版，可以在2.0版中拿出一个更让人信服的对未来的主张。”

《炎黄春秋》杂志社内部的观点并不一致。杨继绳、徐庆全等人就不太赞同又提“新民主主义”，他们觉得直接说“民主宪政”就好了，不要拐来拐去。

批评者认为，研究新民主主义跟康梁变法中托古改制似的，非得用孔夫子说过什么话作为自己应该怎么做的证据。“康梁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你不托古就不好改制，改制的成本就高得多。当然，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再创造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即使没有功利的目的，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更确切的描述现实的意识形态。”这是吴思的观点。

新民主主义的话题只是杜导正这些退下来的老人们思考的话题之一，他们在用余热不断地思考和发言。这批被称为“两头真”的老人，参加革命时，按照“新民主主义”的指引，追求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统一的中国；建国之后，越走越左，绕了一个大弯路；改革开放后，又转过来接着走向“新民主主义”口号所要求的中国。

“他们是在发光，我们年轻人要借他们的热，他们发光我们才有温暖。没有他们，我们所谓的民主化进程会有断层。更重要的是，他们这拨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到新中国，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他们的痛切反思给后人的警示作用会很大。”徐庆全说。

今年的《炎黄春秋》上，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讲的是一批“两头真”老人的故事。“他们这批人，满腔热血地参加了一个事业，多少人把命投了进去。最后回过头来看，这辈子都干了什么，把天下弄成这个样子，‘大跃进’大饥荒死了3000万人，‘文革’中每个人都受到侵犯，谁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当把这一切都看明白后，人也老了，想认真地把错误的东西纠正过来也来不及了，只能尽量张大嗓门，大声地说几句话，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方向。”吴思说。

看这篇文章的打印稿时，吴思正在地铁里，车厢穿过幽暗的隧道，与风擦出呼呼的声响，想起这些老人的一生，他的泪水止不住往外涌。他将稿子举高，遮住了自己的双眼。

“两头真”的老人，都已经垂垂老矣，陆续去世。

谈及此处，吴思非常感慨：“我们原来觉得自己挺有力量的，根深叶茂，现在一个个老先生走了，感觉秋天到了，树叶飘零。”

“现在我们不是秋天的叶子，而是冬天的叶子了。”杜导正说，“我的日记里写到了这些离去的老人：任仲夷、周惠、朱厚泽、李普、欧远方、谢韬、杜星垣……，还乱七八糟地画了不少钢笔画，画我被死神包围了。”

杜导正也担心，老人都走了之后，中年人的影响力没有这么大，但他对这个国家的前途心怀乐观之想。他相信中华民族是有自我成长能力的民族，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没有什么东西会永恒不变。

我对中国的前途持乐观态度

对话杜导正

“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一个事件，情况往往是非常复杂、微妙、多变的，所以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时候，绝对不可以简单化、绝对化”

谈时局

人物周刊：你把中国的政局形容为一口高压锅，这口锅里的人应该做些什么？

杜导正：高压锅有个气阀，如果越拧越紧，有一天要爆炸的。一爆炸大家都倒霉，谁也占不了便宜。所以，我很希望走改良主义的道路。

中国当前的矛盾是16个字：官场腐败，贫富悬殊，道德滑坡，治安不好。中国人现在有饭吃、有房子住，不打仗，觉得还过得去，但腐败太厉害了，贫富差距拉得越来越开，老百姓对政府的恼火程度越来越高，很危险。

人物周刊：最近刚好是辛亥革命100年，你如何评价这100年？

杜导正：孙中山在中国、在共产党内、在几代知识分子当中的影响是深远的。辛亥革命是一面旗帜，在台湾，连民进党也不敢否认。现在内地没有主动利用辛亥百年这个时机推动民主进程，可惜了。

我们回头去看“三民主义”，还是对的。毛泽东错误很多，但他在解决国家独立这个问题上，历史地看，他所代表的集体是有功劳的。我们小时候，看报纸的感觉就是整个国家要灭亡了，今天东三省丢了，接着察哈尔、热河丢了。国家要独立，在国际上取得平等地位，孙中山先提出来了，蒋介石也想解决，最后解决的是在毛泽东时代。

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靠的是“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两条，但现在腐败、贫富悬殊成这个样子，就要解决“民权主义”的问题。权力必须受到制衡，不能靠道德来制衡，我们现在表扬几个道德模范，没有用啊。内部的腐败靠自己很难根治，你左手生个大疮，用右手开刀来挖，下不了手。

目前应该做的是3条。第一条就是党内民主，第二条就是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三条就是把舆论放开。

人物周刊：你听到过当政者内部不同的声音吗？

杜导正：现在官场里也有好人。一位退下来的中央领导跟我说，他有一次到一个省，省委书记公开地跟他介绍情况是一套，会后两个人悄悄谈，那个省委书记说，我刚才说的那些话是不得不说的。

我总结这辈子的经验教训，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一个事件，情况往往是非常复杂、微妙、多变的，所以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时候，绝对不可以简单化、绝对化，我觉得这适用所有问题。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自辛亥革命开始的暴力革命，造成了中国100年来的动荡，清末如果改良成功，成立君主立宪制国家，中国会是另一番局面。

杜导正：光绪皇帝想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如果成功了，对中国非常好，中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会是一个很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但他失败了嘛，慈禧把他镇压下去了。慈禧死之前又想改革，当时清廷内部力量起来了，很多大臣很多省份都有不同想法，不改不行啊。她允许私人办报，上海一下子办了一百多家报刊。但是晚了，同盟会已经起来，要革命了。中国现在就担心这个。历史教训太多，都是血和泪的。

人物周刊：美国现在掀起“占领华尔街”运动，一些中国人为此而欢呼，认为西方正在衰落，东方正在崛起。

杜导正：西方民主国家的问题比起中国来，绝对不是大问题。他们再闹也不会搞到陈胜吴广的武装暴动，因为他们的民主制度决定了人民有权选择和罢免政府，可以在民主的社会制度下不断改革不断修正错误，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是稳定的，内在比外在看到的表象要稳定得多。

人物周刊：如今最令中国各级政府紧张的一个词是：维稳。你觉得社会怎样才会稳定？

杜导正：现在大的革命在中国搞不起来，小小的动乱少不了。我认为，最好就是在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现在的政权、维护现在的社会结构的大前提下，碎步前进。

最近一些老干部子女提出，除了真正推进党内民主外，还要赶快推进人大制度改革，如在现人大代表名额以外，再增加20%的人大代表名额给老百姓。我觉得这个意见不错。

人物周刊：最近广东有个小孩先后被两辆车碾压，18个路人经过但都没有施救，你怎么评价这件事情？

杜导正：这个现象背后是道德滑坡，还有法制不健全，我救了你以后，如果你反咬一口，我反而要坐牢。

我们的文化教育里道德教育太差，现在中国拼命搞科学技术，你看，国家现在不怎么奖励人文方面的东西，只奖励科学技术，这和斯大林一样。斯大林对人文科学不怎么奖励，就培养了高尔基几个听话的文人，主要是培养科学技术方面的人。

谈往事与反思

人物周刊：在你的人生中，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到后悔？或者是认为自己做错了？

杜导正：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里，我非常听党的话，因此党对我也对，党错我也错，我被人整，整人也是很狠的。

人物周刊：吴思说，你给他们讲抗日战争经历的时候，说得最多的是自己的反思。

杜导正：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也糊里糊涂地错杀过人。1939年，我16岁，是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在五台山北麓的游击区，有人认为某个人给日本人送情报，当时也没调查、没手续，我们就跟那个区长做了决定：把这个人干掉。有时布告还是我写：×××，通日，给日本人送情报，予以处决。我们派了3个游击队员，带了两条枪、浆糊和布告，半夜里去到人家门口，大喊：“×××，你出来”。等人一出门，叭叭就是两枪。然后把布告一贴，就跑了。

还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参与，是别的人做的，也是很残忍的。繁峙县柏家庄一个村干部被泽青岭据点的日本人叫去当了维持会会长。他的女儿参加我们的工作，是妇女抗日救国会的一个成员，姓杨，大概十六七岁，漂漂亮亮的。有一支游击队过来，她跟着游击队打游击，那个连长喜欢上她，两人开始交往。因为她的父亲是汉奸，她又和连长好，连队决定把她枪毙掉。那天晚上，开枪怕引起日本人注意，就把她推到沟里用石头砸死。这件事发生在1939年底到1940年初，是真实故事。过去战争期间这些账不好追究，都是时代条件下的产物，如果要清算，那我也是有责任的。

人物周刊：你对1947年的土改有过反思？

杜导正：1947年，邓拓派了我在内的3个《晋察冀日报》的记者到定县参加土改。

土改到最后，老百姓提出要开大会斗两个人，一个是日本人占领时期当过维持会会长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地主之类的。当时来了五六千人，有些农民带着镰刀，公报私仇，上去就把人砍得血淋淋，现场一下就乱了。我们坐在上边，市委宣传部来了个叫董东的同志，他就喊道“你们不能这样”，就派民兵上去拉。我是另外一派，我对他说，你这是压制群众运动，压制群众的革命性。现在证明董东是对的，我是错的。

人物周刊：1949年之后，你曾是毛泽东路线的坚定追随者？

杜导正：庐山会议前，我跟错误的东西跟得很紧，在历史上应该承担责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力量，在主张和实践上基本是正确的，共产党的事业发展得出乎意料地好，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威信得到了确认。

那时就跟毛泽东保持距离的人有，但很少。李锐、李慎之、谢韬、王若水是觉悟早一点的。邓拓是我的老上级，他是紧跟毛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就是他做的。到后来，邓拓开始了独立思考，认为毛有错的东西，一下就被干掉了，毛还骂他“蹲着茅坑不拉屎”、“死人办报”。

我当时的思想就是，就算毛有点失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在执行当中加深理解。1956年，我从马列学院毕业，被派到广东，回北京开会时，中新社的代社长张帆请我吃饭，从饭馆回他家的路上，我还对他说：“现在中央的路线方针都是正确的，我们不需要独立思考，这个主张那个主张，就是按照毛主席那一套搞下去就很顺利，紧紧跟着就行了。”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地球和中国就像个白面团一样，捏成什么样都可以。全党都是这样的气氛，所以毛犯错误，不是他一个人的当然他要负主要责任。

人物周刊：随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你持什么样的态度？

杜导正：这六七年，大体上毛泽东是一条路线，刘少奇、邓子恢、陈云、薄一波，基本上是另一种主张。毛要求加速社会主义改造，农村搞集体化，城市搞国有制，其实就是消灭私有制，这是斯大林模式的东西。刘少奇这拨人比较清醒，他们还是坚持新民主主义这一条路线。

我当时站在毛这一方，但我是不自觉的，我不了解这种矛盾，也不了解后果，只是认为合作化是对的。但我下乡采访时，就觉得老百姓不是很愿意，他们刚得到土地，又要交回去。当时华北局办了一个通俗刊物叫《华北人民》，实际上是我在那里搞的，大吹特吹合作化，办了个专栏叫“合作化问答”，这是赵树理给我出的主意，说问答这个形式老百姓乐于接受，配有大量的连环画。这对合作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人物周刊：“大跃进”和公社化时期呢？

杜导正：那更不用说了，我是个积极分子。那时候大家喜欢放卫星，广东老没有卫星放，我当时是新华社广东分社长，省委就商量我们怎么放个卫星。听说广东连县一亩生产了6.4万斤，那是我在马列学院的同班同学去写的新闻，他在6.4万斤后面加个括号，写“这是23亩田地产的水稻堆在一块的”。我把稿子给省委书记秘书长张根生看，他一看就说，这怎么能写上呢，“23亩”这个不能写上。后来就抹掉报上去了。

人物周刊：“反右”时，你如何渡过？

杜导正：当时有人糊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我还记得：“杜导正，广东分社到今天为什么一个右派划不出来，就因为你是右派。”我就顶不住了，赶快去划。我划了4个右派，他们被开除出党、开除公职，生活费原来是八九十块，后来变成15块，有的不得不到码头上去扛麻袋，很惨。

多年之后，我给人家写文章，登门道歉。有人原谅了我，有的没有。我去拜访其中一位时，敲门，他出来了，看见我，没有笑容。临走时，我跟他握手，他的手是直的，冷冷的。我一出门，他就把门关上了。你搞得人家那么惨，人家不接受你的道歉。但从我自己来说，良心上好受了一些。

所以说，这些重大错误，基本上都有我的一份。那时候，每个人的做法还是有差别的。曾彦修原来是康生的秘书，“反右”时，他是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人民出版社要划出12个右派，划到11个的时候，他划不下去了。你看曾彦修啊，在紧要关头，人家的品德就出来了，他把自己划成了右派。我在紧要关头不如他。

人物周刊：“文革”又是怎么过来的？

杜导正：我的老伴续志先，当时是广东省轻工厅的科长，下放到英德干校，直到打倒“四人帮”才回来。小女儿陪我蹲过牛棚。“文革”斗了我54场，我记得很清楚。有时候两三个钟头，有时候三四个钟头。有一次在新华社广东分社的礼堂，我站在那里，那时是四十几岁的人了，实在挺不住，天气那么热，也斗了两个钟头了，我就想提要求。刚说“同志们”几个字，下面就有人叫，丢你个老母，谁让你喊同志？我说，能不能让我坐地上啊？下面的人说，丢你个老母，还想坐。我很狡猾，就从站的地方慢慢往后面墙上靠，看他们也没反应，出溜着就坐下了。

当时广东分社有个炊事员叫姚伟，别人强迫他参加批斗会。他在会上一句话不说。我蹲牛棚的时候经常是吃饭时间，大家都吃完了，食堂都没吃的了，但姚伟每次都在厨房的锅里给我留一碗饭，一点空心菜。他在炉灶前烧火，有个小木板凳，看到我来了，一脚踢过来，意思是让我坐，但他一句话也不说。这让我很感动。我以前还整过人家。为什么呢？他第一个老婆没孩子生，他没离婚，又娶了第二个老婆，给他生了个儿子。我找过他谈话，让他要么离婚、要么离开。你看，人家也没报复我。

人物周刊：“文革”开始时，陶铸被毛泽东提为中国的“第四把手”，从广东调到北京，为何转瞬又被打倒？

杜导正：当年在广东，陶铸走之前，找了包括我在内的身边4个最亲近的人谈了一次话。他不愿意到中央去，但是命令已经下来了。他说，老杜啊，“文化大革命”这套理论对我们来说很新鲜，咱们过去信仰的马列主义看来过时了，现在是毛泽东一套新的理论，咱们不懂，先跟一段再说吧。他到北京后跟了一段，越跟越觉得不是味道。他后来说，不能再跟了，再跟下去，我在历史上就变成罪人了。这是他跟他的老婆曾志说的话，曾志后来告诉我的。他决定不干了，变得消极。毛就把他搞下来了。

毛泽东不够朋友到什么程度，他这么欣赏的第四把手，斗了他两次，第六天就派飞机把陶铸送到安徽合肥，把他关在一个房子里，里面就一张床，把窗户和门口都用木头板子钉死，他待了十来天就死了。死了以后就不叫“陶铸”，叫“62号”。

人物周刊：到“文革”后期，党内反对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多。

杜导正：粉碎“四人帮”前，邓小平把赵从广东调到四川去，把韦国清从广西调到广东。遇到大事，韦国清便和我们几个人商量。

周恩来病重之后，邓小平实际上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把邓小平看成主要的阻力。1976年初，邓小平被开除党籍。

中央给广东的韦国清发来电报，让他次日拂晓前回电表态。韦国清大半夜把我、萧洪达、吴南生几个人找来，商量怎么回电。商量了整整一夜啊，很为难。说同意开除邓小平党籍吧，不行。说不同意吧，上面第二天就干你了。韦国清当时急了，把巴掌往桌子上一拍：老子跟他们拼了。你看看，“四人帮”把党内的矛盾已经激化到这个程度了，下面与毛的矛盾实际上也处在一个爆发点上了。

我们已经策划了几个方案。出于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和蔡锷起义一样，我们只要登高一呼，全国都会响应，“四人帮”的力量，马上稀里哗啦就垮了。我们也估计了手里能掌握的几个军，比如许世友是广州军区司令，他是能够响应的。当时缺个指挥，朱德很有号召力，但是他很快在6月份去世了。当时还想到一个人：叶剑英。“四人帮”手里也有点力量，主要是上海有点民兵，大概有几个军。我们的基础更大，因为毛这一套，得罪了很多干部。

人物周刊：“文革”后，关于张志新的事情，新华社辽宁分社写了内参到新华社总社，是你没同意发表？

杜导正：当时我是国内部主任，一般的稿子他们自己发了，我不看，重大的有不同意见的稿子送给我看。我记得，那天上午，内参组意见不一致，争论不下，就送到我那里了。稿子附着的那几幅枪毙张志新的照片还保存在我的抽屉里。内参组最后的总体意见就是，发表文章不发照片。我一看，这么残忍，当时就说，内参照片和文字什么也不要发。那个稿子就没有发。

过了一段时间，《光明日报》拿到这个材料。当时《光明日报》的第三把手是马沛文，他胆子大，说别人不发我们发。他派了陈禹山到辽宁去采访，发表之后引起巨大轰动。

谈新民主主义

人物周刊：《炎黄春秋》这批人有着怎样的理念？

杜导正：围绕着《炎黄春秋》的这个团队代表着中国当代社会思想潮流中的一种主张、一种力量。我们这里面，大主张一样，小主张不一样，有比较激进的，也有乐观一点的，基本上可称作体制内的改良主义者。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经不起战乱了。鸦片战争以后一个劲地在打仗，国家搞得稀巴烂。中共夺取政权以后那么好的形势，老老实实搞建设多好，却一个劲地搞政治运动。现在不管怎么样，有个和平环境，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再怎么困难，也有白面馒头吃、有衣服穿。中国人本来是最好统治的人民，他不愿意闹。所以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现在还有时间和空间主动地改革，办法就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主要是自下而上，靠网络、报刊、民间知识分子这个力量为主体，上级要呼应。

人物周刊：新民主主义的话题最近讨论得很热，有人觉得这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可以采用的理论资源，你怎么看？

杜导正：我在《炎黄春秋》写过一篇文章叫《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回归”就是回到《共同纲领》，回归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

《共同纲领》是比较全面地对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从方针上的一种规范，所以现在要非常重视《共同纲领》。我后面又讲到“发展”，当时的新民主主义是抗战时期中国党内进步力量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主张，有局限性。这六十多年来，有很多新的东西，本身也需要发展。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的东西，无产阶级把它拿过来，所谓的“新”，我认为就是它更注意人民性，更注意广大人民的这一面。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是从资产阶级这个阶层、集团的利益出发。

只要是好东西，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嘛。这叫个什么主义呢，用邓小平的话说，叫什么主义都可以。我看过邓小平与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的谈话记录。非洲执政党的青年领袖都是留学生，不了解国内的情况，回去都搞社会主义，搞了个稀巴烂。后来又派代表来北京，向邓小平请教。邓小平就说了几句话。第一句，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第二句，你们现在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三句，只要经济搞上去了，老百姓生活好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人物周刊：围绕着《炎黄春秋》的这拨老同志，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又是怎样的？

杜导正：我们理解的“新”的任务是两条。第一条，彻底解决主仆关系，还权于民，搞民主法治，走宪政的道路。第二条，有差别的共同富裕。我不同意蒋经国那个口号“均富”，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均富在中国历史上有传统，不患贫而患不均，“平均主义”有几千年的社会基础，最爱这个口号的是村庄里的流氓。总之，我要强调一下，有差别的共同富裕，因为如果消灭了差别，人类追求物质利益的动力和创造力就消失了。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人过得好一点，有人过得差一点。

人物周刊：你觉得共产主义能实现吗？

杜导正：我们现在不想那么多了，想的是未来一二百年的事情，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走北欧的道路，芬兰、瑞典、挪威这些国家，基本上是这个道路。但这些都是小国，大国不好搞。

人物周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用什么样的步伐往前走才是合适的？

杜导正：政治上，我和周围朋友同意中央的口号：循序渐进。因为中国一整套儒家传统文化，天地君亲师，从小就灌输这个；加上我们后来又从苏联搞来斯大林的一套，也灌输了几十年，这套思想已经变成一种惯性。有了惯性，你就止不住。所以，中国搞民主宪政一定是个长期的渐进过程。

先搞党内民主，这很稳妥的，党内搞你还是共产党嘛。

不管怎么说，共产党还是进步了、宽容了。你看我在大的问题上提了那么多和现在党中央不同的意见，如果是过去，早被抓起来了。

谈人生

人物周刊：你已经88岁了，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是怎样的？

杜导正：我现在是想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看世界。站得越高，就看得越清楚。中华民族是个优秀的民族，文明繁荣灿烂，但也会消亡。地球也会消亡。宇宙中每一秒都有星球消失、有星球诞生，所以不要说谁谁谁万岁，每个王朝都说万岁，但万岁得了吗？

人物周刊：有人会觉得，随着你们这批老人的离去，体制内推动改革的力量会削弱，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杜导正：当然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现在中年人起来了，问题是他们的影响没有我们的影响大。

人物周刊：你对中国的未来持何种态度？

杜导正：我对这个国家的前途还是乐观的。

人物周刊：为什么？

杜导正：有两条理由。第一，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无论如何一定会好起来。另一个，世界进步的潮流浩浩荡荡，逆者亡，顺者昌。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变了，经济已经上来了，国民整体文化程度高了。网络非常厉害，网络的力量会推动政治上的改变。一个网络平台就是一个维护公民权益的机构，可以发出声音。

人物周刊：你如何总结自己的人生？对错各占几分？

杜导正：我是共产党从小抱大的娃娃党员，读了点书，有成功有失败。之后不断地思考学习，放开思想，不被框框束缚。

对共产党的东西我采取公平客观科学的态度，不要情绪化。对自己也采取科学态度，哪些是对，哪些是错。我自己是六四开，六成是正确的，四成是错误的。相对来说，对这20年做的事情比较满意。

我很幸运，有像杜润生、任仲夷、萧洪达、李锐、杜瑞芝、曾彦修、吴象、李普、林若、朱厚泽、冯健这样一大批好朋友，互相启迪、互相鼓舞、互相提高，这个力量很大，一个人搞不行的。后来我交了很多中青年朋友，像吴思、杨继绳、徐庆全、资中筠、展江、雷颐这批人。如果说我有一点小小的成就，不是我一个人的，是这个群体的。

另外就是家庭环境和谐。我和老伴结婚六十多年，没吵过一次架，只红过两次脸，子女们也不错，小有所成。

去年那场大病，我在医院住了85天，最严重的时候，我已经想过遗嘱了。一个是有关家庭的，一个是有关国家的。

给子女的部分就是说，我走了以后，第一条是要照顾好妈妈，这比什么都重要。要靠自己，做个正派的人，学会吃苦，兄弟姐妹要互相照应。

关于国家的部分，就是希望我们党能够与时俱进，由一个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再慢慢变成宪政党，跟上潮流，不要逆潮流而动。我有些具体想法，好几条。那时候觉得都无所谓，走就走了吧，我对得起共产党，对得起这个民族，也对得起我老伴和孩子。

人物周刊：有评价说你们这拨人是“两头真”，你认同吗？

杜导正：我们当初参加革命是真干，一心一意，中间这一段就都糊里糊涂了，一直到晚年，思考多了，也有时间了。老年人还有一个好处，对生和死也不太计较，都八十多岁了，老子还怕什么？脑袋里面想的就是国家、民族、老百姓，希望中国未来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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