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赫曼尼諾夫: 忧伤的收割（者）

来源: 法国薰衣草于 2011-11-08 wenxuecity

Rachmaninoff Documentary - The Harvest Of Sorrow

我不知为什么我非常喜欢俄国音乐，特别是柴科夫斯基，拉赫曼尼諾夫，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拉赫曼尼諾夫音乐从一开始听就喜欢，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找不答案，总觉得他的音乐每一个音符能直接让心灵深处感动，这是俄国音乐啊，不是我们家乡音乐啊，可能还是他音乐句句真挚深沉热烈，在音乐面前我更多地感觉自己只是个人，普通的人，微小的人，甚至是一个虚弱的人，没有那么多自豪感，但一定是个真挚的人。

下面那篇文章说拉赫曼尼诺夫是一个病态美的作曲家钢琴家，什么是病态美，健康美，有的人躺在病床上他她的精神是强大的，有的行走自如能跑能跳他她的精神是空虚的，拉赫曼尼诺夫的音乐忧伤热烈深刻，曾听到这样一段对话：

一位英国音乐家问娥国音乐家，为什么你们俄国的音乐怎么那么多小调minor呢？
俄国音乐家回答道；是，我们俄国音乐是minor小调居多，因为我们要把大调留给用来爆发我们的忧伤。

来到这个世界谁敢说没有过忧伤？忧伤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有些民族可能特别忧伤，他们的历史，文化，山水大地，祖先留下的足迹和感叹......

拉赫曼尼诺夫说他的音乐是他的祖国，他读过的书，他的爱情故事....他是忧伤深情的收割者，并带着这深甸甸的收割远走他乡望乡长叹，他的音乐都是他热乎乎的俄国，他永远故乡。

这个音乐资料片自己很巧发现的，看了几遍，很感动

炎黄春秋社长揭文革后期广东曾谋兵变

2011/11/09

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中国南方报系旗下《南方人物周刊》日前采访了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中国敢言文史类杂志《炎黄春秋》的社长杜导正，在访谈中杜提到了“文革”后期，中共党内反对毛泽东的声音越来越多，就连广东的军力也曾密谋兵变。

11月4日，《南方人物周刊》在“对话杜导正”一文中，摘录了杜导正的原话：

“粉碎‘四人帮’前，邓小平把赵紫阳从广东调到四川去，把韦国清从广西调到广东。遇到大事，韦国清便和我们几个人商量。

周恩来病重之后，邓小平实际上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把邓小平看成主要的阻力。1976年初，邓小平被开除党籍。中央给广东的韦国清发来电报，让他次日拂晓前回电表态。韦国清大半夜把我、萧洪达、吴南生几个人找来，商量怎么回电。商量了整整一夜啊，很为难。说同意开除邓小平党籍吧，不行。说不同意吧，上面第二天就干你了。韦国清当时急了，把巴掌往桌子上一拍：老子跟他们拼了。你看看，‘四人帮’把党内的矛盾已经激化到这个程度了，下面与毛的矛盾实际上也处在一个爆发点上了。

我们已经策划了几个方案。出于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和蔡锷起义一样，我们只要登高一呼，全国都会响应，‘四人帮’的力量，马上稀里哗啦就垮了。我们也估计了手里能掌握的几个军，比如许世友是广州军区司令，他是能够响应的。当时缺个指挥，朱德很有号召力，但是他很快在6月份去世了。当时还想到一个人：叶剑英。‘四人帮’手里也有点力量，主要是上海有点民兵，大概有几个军。我们的基础更大，因为毛这一套，得罪了很多干部。”

在 “文革”开始时，作为有名的“毛泽东的好学生”之一的陶铸，被毛泽东提为中国的“第四把手”，从广东调到北京，但却又瞬间被打倒。

杜导正提到陶铸说过自己不能再跟毛了，再跟下去，在历史上就变成罪人了。由于陶决定不干了，毛就把他搞下来了。

“毛泽东不够朋友到什么程度，他这么欣赏的第四把手，斗了他两次，第六天就派飞机把陶铸送到安徽合肥，把他关在一个房子里，里面就一张床，把窗户和门口都用木头板子钉死，他待了十来天就死了。死了以后就不叫‘陶铸’，叫‘62号’。”

访谈中，杜说在1947年，邓拓派了包括他在内的3个《晋察冀日报》的记者到定县参加土改。土改到最后，老百姓提出要开大会斗两个人，一个是日本人占领时期当过维持会会长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地主之类的。“当时来了五六千人，有些农民带着镰刀，公报私仇，上去就把人砍得血淋淋，现场一下就乱了。”

杜导正还把现今的中国政局形容为一口高压锅：高压锅有个气阀，如果越拧越紧，有一天要爆炸的。一爆炸大家都倒霉，谁也占不了便宜。中国当前的矛盾是16个字：官场腐败，贫富悬殊，道德滑坡，治安不好。腐败太厉害了，贫富差距拉得越来越开，老百姓对政府的恼火程度越来越高，很危险。
(苏拉编辑)

郎咸平质疑中国经济数据造假

自由亚洲电台2011-11-08报导

    以敢言见称的经济学家郎咸平质疑中国公布的经济增长及通胀数据造假指“中国政府已经破产”。他批评中国的经济如生了重病，并到了非常危险的边缘。(姬励思报道)

    现为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讲座教授的郎咸平，上月下旬在辽宁省渖阳市进行一场有关中国制造业危机的演讲，演讲前他要求不能录像、录音，不能有媒体在场，以及内容不能传开。不过，他的演讲内容近日在网上流传。其中郎咸平表示，据中国统计局发表的数字，经济增长率9.1%是假的，通胀率6.2%也是假的，他认为通胀率至少达到16%。他批评中国当局从上说谎说到下，所有的数据全部造假。任何新闻，只要有一点负面的全部都不能曝光。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接受本台粤语组访问表示，郎咸平对中国经济增长率及通胀率的质疑，亦是部份大陆经济学者的质疑。他说，以经济增长率为例，地方政府为夸大政绩，往往虚报，虽然中央会以电能消耗等数据加以修正，但仍然会出现很大的偏差。

    他说：“很多数据都是下面先报上来，很多地方的工业园，他们签订的合同，招商引资的数据，很多都是不真实的。虽然中央会加以纠正，但多大程度符合实际？因为电力消耗多，不一定代表GDP增长快，也可能是表明我们高能耗的产业还在持续扩大。”

    胡星斗说，由于缺乏监管，地方官员的弄虚作假，往往不会受到惩处，令他们更肆无忌惮。

    曾在大陆设厂的香港商人陆女士，亦不相信中国政府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她表示温州的企业倒闭潮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她说：“如果营商环境好，中小企业不会叫苦连天，温州的厂家就不用夹带私逃。”

    此外，胡星斗又认为，政府公布的通胀率亦偏低，他相信至少达到10%。他说：“通胀低报跟我们计算公式落后有关，比如说房租的构成比例非常低，但房租对市民生活影响很大，但反映不出来。除了是历史因素外，也有人为的，故意把它算低。”

    不过，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研究中心研究员朱文晖就认为，中国政府公布的通胀率可信。他说，虽然某些物品价格上涨，但同时亦有另外一些物品的价格大幅下降。

    他说：“电子产品都跌价，市民只会感觉到上涨的东西，不会感到下跌的东西。”

    朱文晖又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合理，其计算方法是公开的。

    他说：“大家都认为，所有的投资银行都这样说，不会有甚么问题，因为这个统计方法大家都看得到，除非你拿出你的方法，推翻它的方法。”

    郎咸平在演讲中又提到，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投资市场是所谓的冰火两重天。一方面股市一直下跌，但其他的市场，如楼房、汽车、奢侈品、古董艺术品等却持续火爆。原因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生了重病。目前政府的所有政策只是在给这个生病的经济打强心针、吃退烧药。中国经济已经在非常危险的边缘。

    本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还要被历史误导一次？何频

如果我們硬要拿歷史作為教訓，上世紀資本主義發展出現問題，孕育了社會主義大災難，那麼今天西方經濟又出現了問題，“中國模式”是否將成為人類新一場災難的範本？

中國還要被歷史誤導一次？

    何頻

    中國好像每個人都披掛著五千年榮耀，身上盡是歷史的塵埃。朝廷總是利用歷史，來佐助自己統治的合法性；文人善於利用歷史，來印證自己主張的合理性；革命者也利用歷史，來論述推翻政權的必要性。然而，“資治通鑒”、“古為今用”，歷史教訓的結果是，尚未使我們踏入現代文明，卻讓“中國模式”當成皇帝的新衣。

    事實上，中國人，尤其是中共治下的國人，從來沒有認真，也不能認真面對歷史。

    2011年稱得上是中國歷史的“大年”：又是中共建黨90週年，又是林彪“出走”40週年，尤其是辛亥革命100週年……歷史鋪天蓋地而來，中國人又是怎樣紀念的呢？

    歷史是中共最大的禁區，官方控制著歷史事件的研究和紀念的範圍和方式，控制著媒體報導的分寸。紀念三十多年前粉碎“四人幫”和關於若干問題決議，只是一小批高幹子弟和知識分子關起門來開個小範圍的會；被稱為中共建國以來路線轉捩點的林彪事件，也就是當事人的一些子女和一些學者，低調地回憶當年所見所聞；辛亥百年似乎鄭重其事，但辛亥後人和專家學者的文章，多只能在網上露面，紀念大會倒是享有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最高規格，胡錦濤講話盡是假話套語，江澤民重新露面，更是整個衝亂了人們的注意力。

    如果歷史只是中共的裝飾，也就由它去了。危害性在於，歷史是中共維持獨裁統治最主要的工具、最主要的法理來源之一。所以，我不得不談談，歷史到底是什麼，歴史對於現實到底有什麼意義。

    歷史總是不斷“顛倒黑白”

    在我看來，歷史學，就是一個不斷“顛倒黑白”的學問：通過史料，尋求真相，挑戰甚至推翻已有的結論，給出新的解釋；這個過程循環往覆，無休無止。這是一個正常的過程：在反覆駁難、“顛倒黑白”的過程中，人們逐漸接近真相。

    而中國歷史學的處境是，中共運用權力，罷黜百家，禁止“顛倒”，欽定某一種解釋，將之凝固化、簡單化、絕對化，習近平提出“正確的歷史觀”，也就是這麼一個意思，就是歷史由中共決定的。這是中國歷代統治者的法寶，對外讓人們相信自己統治的法理來源，對內擺平內部的權力鬥爭，中共更是將之發揮到登峰造極。

    現在，中共對歷史解釋的全面壟斷已經被迫開始鬆動，但是對某些在當局看來事關重大的歷史事件，仍然列為禁區，像辛亥革命、“文革”、“六四”……都在其列，甚至不讓談論——官方不是認為“六四”鎮壓合理合法嗎？但也不讓提！

    不過，幾千年來，就既有官史，又有野史。現在，對孫中山、對袁世凱、對毛澤東、對林彪……官方有官方的一套，民間有民間的一套，民間的看法本身就豐富多樣，這是與多元社會互相呼應的，與官方的僵化歷史觀日益不相容。

    由於傳播工具的變化，民智的開化，中國對歷史的認識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活躍、開放和多樣。可以說，民間與官方不僅是在現實利益方面衝突愈演愈烈，而且歷史觀上的距離也越來越大，這不能不衝擊中共統治的合法性，是使中共處境越來越艱難的原因之一。當局不能不感到“欲滅其國，先滅其史”的恐懼感和危機感！

    不要成為歷史的奴隸

    官方的歷史觀正在崩潰，民間歷史學正在成長。但對民間獨立的歷史研究，我也有些感想。

    我多年從事新聞工作，發現歷史與新聞也有某些共同的東西，有人不是說，新聞是未來的歷史，歷史是過去的新聞麼。

    史料的種類和來源很多，有官方史館和個人的文本，有各種流傳和埋藏的實物，也有口口相傳的傳說，以及民間曲藝說唱、繪畫、節日風俗中體現的星星點點。我從自己的新聞實踐中體會到媒體的局限性，新聞報導的片面性，所以，對史料我也秉持“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態度。史料肯定都會有很多被錯誤記載、被錯誤解釋的不可靠之處，況且多是出自“一家之言”，更不要說還會被官方或者其他什麼人有意地歪曲、掩蓋和生造呢。

    即便是今天，記載工具和傳播工具如此發達，許多新聞事件當場就有許多人目睹、親歷，他們紛紛通過手機和其它電子設備拍照、拍視頻、即時講述，但是傳播出來反而讓人一頭霧水，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卡扎菲如何死的就是一個最新的例證），何況信息保存和傳遞都很不發達的古代？

    所以，我認為，認識歷史的真相，要抱持謹慎的態度，不要成為任何一種解釋的奴隸，要提防當權者閹割，也要警惕其他什麼人的壟斷和忽悠。

    魔鬼在細節，細節就是魔鬼

    2011年的大小紀念日中，辛亥革命百年是最重要的一個，我對辛亥這段歷史沒有研究，但每個人都知道這是中華民族步入現代國家的起點。人們有無數疑問，也嘗試提出無數解答：為何百年來道路如此崎嶇，迄今建立不起來真正的共和、民主制度，為什麼黨權代替了皇權，中國依然未能擺脫專制？

    正如前面所說，2011年歷史研究的一個突出的現象是：多年來官方的壓制出現了很大的缺口，民間和學界的聲浪突然放大，但是，另一種極端的歷史觀也在浮現。

    許多文章追根溯源，通過反思中共、國民黨，追究到孫中山，從而對辛亥革命導致的後果，對暴力革命是否合法、合理，提出很多新的解釋，對於開拓我們的思路大有好處。然而有些書、有些文章，非常危險地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全盤否定一百年來中國人的艱苦探索，一言以蔽之：一代不如一代，中國這一個世紀徹頭徹尾、全盤都錯！至於原因，要麼是國民性，要麼是文化傳統，要麼歸結為個人品質和認識誤區。

    這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說法，固然顛覆了官方的“偽歷史”，但難道就是對歷史的全面、真實、深刻的解釋嗎？這讓我不由得沮喪：莫非，中國人的史觀，又要進入一個推到極端的循環？

    毛澤東說過，“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但是“過正”畢竟不是“正”，我們不能為過正而過正。我們要研究細節，不過，細節是大局之下的細節，不能拋開大局而過於追究細節。確實，“魔鬼在細節之中”，而離開了大局的細節，本身就成了“魔鬼”，迷惑我們誤入另一種歧途。

    例如，民國建立之後，中國志士仁人堅持不懈地與國際接軌，開啟民智，引進西方民主、法治、教育制度和思想文化觀念。國民黨執政之後，固然有獨裁專制這一面，但是整個社會的多元和開放程度，比起清朝，難道不是巨大的進步嗎？

    再例如，歷史事件當然有先有後，但彼此未必都有直接的因果聯繫，中國走到今天的軌跡，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二十世紀初的辛亥革命當然是大事，但是當時就全球而言，更大的事，是歐美的資本主義發展出現深刻危機，導致出現法西斯和社會主義思潮，而催生了蘇聯。這種國際大背景幾乎決定性地影響了中國的進程，而當時的中國人，並沒有認識到這個鄰國可能帶來不亞於另一個鄰國日本帶給中國的巨大災難。如果沒有蘇聯，中國的進程，很可能就會是另一種結果。將中國所走的彎路、所經歷的反覆都歸結為辛亥這個“萬惡之源”，這種單一化的思維方式，說明我們並沒有真正走出前人的思維誤區。

    與此有關的，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對暴力革命的絕對否定。無疑，暴力革命會帶來生產力的破壞、社會的混亂和人民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正因為我深知和平變革是理性的選擇，長期以來我呼籲，期望朝野妥協，尋找共識雙贏之路。但是，如果當局者執意將合法性建立在“槍桿子”上，那不等於在鼔勵在人民揭竿而起？事實上，反抗暴政，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包括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用暴力去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一。有些學者將百年來暴力動蕩、暴力維穩的種種令人痛心的現象，都歸結到辛亥之後革命黨人發動暴力革命而派生，因而一概否定，就未免簡單化了：負面現象是多種原因造成的，怎麽可能由某種單一原因必然所導致？最關鍵的是，朝廷永不改革，難道革命也永不能進行、永遠告別革命？

    誰還在歷史中，誰已走出了歷史

    想到歷史，是得有些敬畏之心。歷史是已經發生、不可更改的過程，是好是壞，都是我們的祖先幹出的事、走下的路。頂禮膜拜、亦步亦趨當然不對，但是因為我們已經站到時代的高處了，就對之輕慢嘲弄，我也不以為然。要從漫長的時段，更要跳出歷史的恩怨和意識形態的桎梏，來審視、來評判，尤其是對那些坎坷、那些髒事、那些蠢話，不是只從中看到個人的功罪，而是視作人類文明的探索環節，而我們今天的“聰明”，正是他們的愚蠢墊起來的。

    據說，西洋戲劇中有一個流派，講究“間離效果”，我看對歷史就應該抱有一種“隔離感”，歷史就是歷史，現實就是現實，二者不是一回事，不能混為一談，更不能像魯迅所譏笑的硬要鑽進去充一個角色。今天，向歷史長河中尋找依據、拿過去的歲月來縱向比較，十分時髦，但我認為更重要得多的是，要向當代先進列國吸取經驗，多拿各個民族來橫向比較。同處今天的時空，借鑒都可能誤解重重，何況是社會、經濟、文化條件都與今天迥異的歷史？

    我覺得，有時，不妨把小說當歷史看——高明的作家很可能更能把握社會的真實底蘊，也不妨將歷史當小說看，在輾轉流傳的過程中，很可能真相的成份流失得差不多了。有很多名人名言談到歷史的“巨大作用”，還希望歷史提供經驗教訓，“讓歷史告訴未來”云云。但是這個充當“教員”或“教材”的歷史，很可能本身史料就是假的、就是不完整的，而史家們的詮釋又很可能摸錯了方向，豈不是“誤人子弟”？

    在很大程度上，歷史也可以作為娛樂的素材，可以作為想象和思念的對象，但是要將之當作通向未來的路標，就要高度小心了！我不是歷史的虛無主義者，但我不希望讓歷史輕而易舉把我們撥弄得團團轉，中國發展道路不要再一次被歷史誤導。

    如果我們硬要拿歷史作為教訓，上世紀資本主義發展出現問題，孕育了社會主義大災難，那麼今天西方經濟又出現了問題，“中國模式”是否將成為人類新一場災難的範本？

    2011年，這個歷史紀念日的“大年”走入了歷史；迎面而來的2012年，則是現實事件的“大年”，中共要換新的領導人，香港要推選新特首，台灣也要競選總統。而美國、法國、俄國，也都要舉行大選。我們正好有了一個對比歷史和現實影響力的機會，2012年的這些大事，要比2011年這些歷史紀念的衝擊大得多，看一看，“中國模式”中的中共十八大，和遵從普世價值的總統大選，誰還在歷史中，誰已走出了歷史。（根據何頻2011年10月28日在新澤西談話記錄整理）(第22期《明鏡月刊》)

中国学者重申毛泽东《矛盾论》涉嫌抄袭

2011/11/09

中国知名纪实月刊《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刊登南开大学教授刘泽华文章称，毛泽东的哲学代表著作《矛盾论》有抄袭之嫌。针对“有些读者提出质疑和指斥亵渎神明”，刘泽华11月9日在共识网发表《对“<矛盾论>有抄袭之嫌”一文的一点补正》，重申《矛盾论》有抄袭之嫌并非空穴来风。——编者按

刘泽华：对“《矛盾论》有抄袭之嫌”一文的一点补正

我在《炎黄春秋》今年第9期《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中，讲了一次经历，说《矛盾论》有抄袭之嫌。有些读者提出质疑和指斥亵渎神明。我眼下无条件全面清理这桩“学案”，仅就我原文提到的与杨秀峰文的关系问题请朋友查证了一下，把来信摘编如下，作为我的一点补正。

一、杨秀峰的著作是《社会科学方法论》，不是“社会学大纲”，四十年了，记忆有误。仅向读者致歉。

杨秀峰的著作由麻星甫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下引杨秀峰的文的页数，均见此书。《社会科学方法论》是杨秀峰在天津河北法商学院的授课提纲，1935年刊印。

二、梁中义先生著有《珍贵的哲学文献》一文，有一段学术史的评论，认为杨秀峰有关“矛盾”问题的论述，“几乎包括了现行哲学教科书中有关对立同一规律的全部内容，同两年后毛泽东所写的《矛盾论》也是相吻合的。”（见杨秀峰《社会科学方法论》第118页）。梁先生说“相吻合”三个字很文雅，很含蓄，请读者品味！

三、下边是杨秀峰著作中有关矛盾问题的论述要点，共七点：

1、“事物流动发展的原因--内在的矛盾对立”。“在人类思想的历史上，有关于发展的两种根本的见解。依照第一种见解，所谓发展，是存在物之单纯的增减。……第二种见解，以为一切事物都由于对立的斗争，由于统一物的分裂而发展。”（第52页）

“事物的内在矛盾”，“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种种的矛盾部分，由内的矛盾促进事物的发展。”（第53页）

2、“要认识事物内在的根本矛盾”。“在事物的种种对立的构成分子当中，要认出主要矛盾，或名之为根本矛盾。”（第54页）

3、“各种矛盾对立的相互渗透性及同一性”。“对立的一方面以他方面为前提”、“对立之一方向他方转变”。（第56页）

4、“要找出根本矛盾中之主导的方面”。（第57页）

“什么是根本矛盾中之主导的方面？”（第57页）

“一切统一物所内含的主要矛盾之对立的两方面，总是有一方面比其他一方面站在主导的地位。譬如炸弹，弹药站在主导的方面，而弹壳站在非主导的一方面。譬如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无产阶级是站在主导的方面；因为无产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是发展的，而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关系是向下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第57页）（按：杨秀峰注明这段引用陈豹隐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北平：好望书店，1932年版、第116页文。

“为什么要找出根本矛盾的主导方面来呢？”

“因为内部根本矛盾的斗争，是一切统一物自己运动的源泉：而根本矛盾中之主导的一方面，决定运动或发展的方向。我们要预见事象发展的方向，所以除认出主要矛盾之外，还要找出主要矛盾之主导的一方面……”。（第57-58页）（按：杨秀峰注明这段引用陈豹隐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北平：好望书店，1932年版、第116-117页文。）

5、“要把握全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的全体矛盾运动”。“事象内部矛盾的发展，是有阶段的，除主要的矛盾外，在各阶段上还可发生新的矛盾。我们应该注意全发展过程中全体矛盾的运动”。（第58页）

6、“矛盾斗争的绝对性与矛盾同一的相对性。”“一切事相内部的矛盾斗争是长期的、永久的、绝对的。而矛盾的同一是短期的、有条件的、相对的。”（第60页）

7、“要找出外因及外因与内因的相互关系”。“事象与事象间的关联和矛盾，也可以影响事象内部矛盾斗争之发展。例如中国问题固然被决定于中国内部各种矛盾条件之发展，但是中国问题又是世界问题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研究问题，于探讨了事象本身的矛盾及发展后，还要找出事象发展的外因，及外因与内因的相互关系。”（第61-62页）

把上述引文与《矛盾论》对照一下，是否与杨秀峰文“相吻合”？我40年前有“抄袭之嫌”的感觉是否是空穴来风？

四、朋友来信评论：“他（按，指毛泽东）写的可能是科普性质的读物，引用了一些当时左翼思想界的公共知识。……首先是您们那代人曾经将他当成神，才会被那样的发现震惊了。”这一评论切中肯綮。我在文中也说过，冲击了我对“顶峰论”的崇拜。所以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五、说到“左翼思想界的公共知识”，网上有陈定学先生的“《矛盾论》是毛泽东的原创吗？”一文，把问题说的比较清楚，值得一读。

《矛盾论》是毛泽东的原创吗？

作者：陈定学

2011年第9期《炎黄春秋》刊登了南开大学教授刘泽华的文章《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文中提到毛泽东的《矛盾论》涉嫌抄袭。该文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人对文章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另一些人则在网上破口大骂，认为刘泽华完全是胡编乱造、造谣惑众，目的就是“攻击和污蔑党的领袖” ！长期以来，毛泽东的《矛盾论》被尊崇为“伟大的卓见”，把唯物辩证法推进到了“一个光辉的新阶段”（李达），有人甚至认为它是毛的“顶峰之作”，是“傲视古今的哲学雄文”，是毛泽东这位伟大哲学家和理论家的有力证明。然而，这篇“顶峰之作”、“哲学雄文”竟涉嫌抄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矛盾论》究竟有没有抄袭？究竟是不是毛泽东的原创？刘泽华的说法是不是胡编乱造？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专门探讨。

一、《矛盾论》与苏联哲学著作

《矛盾论》的前身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该提纲是1937年7～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讲稿。那么，毛的这个讲稿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有学者研究，毛的讲稿主要是参考了三本苏联哲学著作：一本是西洛可夫等人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本是《新哲学大纲》(米定、拉里察维基等著，艾思奇、郑易里译，1936年6月出版)，再一本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米汀等著，沈志远译，1936年12月出版)。毛泽东讲稿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对上述三本哲学著作有关原文摘录的编纂，或者是对上述三本书有关内容的改写。”[1]

其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精读过的一本哲学教科书，该书的作者西洛可夫、爱森堡等都是批判德波林的积极分子，时称“少壮派哲学家”。1932年9月，中国学者李达及其学生雷仲坚通过日译本转译成中文，由上海笔耕堂出版。李达在“译者例言”中称，这本书是苏联“最近哲学大论战的总清算，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现阶段，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系统说明”。这是译成中文的第一部苏联哲学教科书，在中国颇有影响，受到中国理论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是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读这本书的，他读的是1935年6月的第三版和1936年12月的第四版。1936年8月14日他在致易礼容的信中说，“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能建立友谊通信联系更好。”信中所指“李之译著”即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2] 毛泽东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中的许多观点加以引用、发挥，写下的文字达7，000多。毛泽东还把自己的讲稿命名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可以看出该讲稿与《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那么，《矛盾论》与《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密切关系呢？中央党校胡为雄副教授曾把《矛盾论》与《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著作进行了对照研究，发现《矛盾论》吸取了苏联学者的10个观点。[3] 学者许全兴也曾进行过研究，他认为《矛盾论》吸取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的诸多论述，例如《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指出，无论是“左”的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右倾机会主义，都不了解矛盾特殊性，不懂得“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相同的方法去解决”，“与托罗斯基主义及右翼机会主义相斗争的课题，教给我们有暴露任何过程之内的矛盾的特殊性之必要。同时，认识那全体过程的矛盾所规定的过程各方面的矛盾之特殊性，也是必要的。”(该书第286—287页)而《矛盾论》就吸取了这些论述，并进一步对矛盾特殊性展开了创造性的系统的说明。[4]

为了反驳《矛盾论》是抄袭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污蔑之词”，有的学者特别指出了《矛盾论》的新贡献，如它首次提出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绝对和相对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提出了“主要矛盾”的概念，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5]作者认为，这些反驳很难成立，因为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并不是毛泽东的新贡献，早在1915年列宁就曾指出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个别就是一般，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

“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6] 既然列宁早有论述，那怎么能成为毛泽东的新贡献呢？此外，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观点，原创者也不是毛泽东，因为在苏联的哲学著作中早就存在。[7]

通过以上探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了解大都是来源于苏联哲学教科书，而《矛盾论》中的主要观点也大都是从苏联哲学教科书吸收、改写而来的。《矛盾论》的主要观点是：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假如其中的主要观点大都是从苏联哲学教科书改写而来的，那毛泽东还能称得上是原创者吗？当然，文章引用他人的观点也无不可，但必须加以说明，然而，我们在《矛盾论》中并没有见到相应的说明。大量采用别人的观点而不加以说明，这种行为难道不是抄袭吗？

二、《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泽华在《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一文中说，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封毓昌曾经查到过一本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社会学大纲》，该书主要论述唯物论与辩证法。他们发现在论述“矛盾”问题上，《矛盾论》竟然与《社会学大纲》多有雷同之处，在论述矛盾的普遍性、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等观点上，有些语句几乎相同。《社会学大纲》一书的作者是杨秀峰，封毓昌去信向杨秀峰询问，杨请他的秘书回信，证实该书的作者确是杨秀峰，但同时又转述了杨的意见，此事不要提了，《大纲》中的论述也不是他的创见，是从苏联学者转述过来的。[8]

对于刘泽华教授的说法，有人反驳说，毛主席的《矛盾论》写于1937年8月，而《社会学大纲》于1937年5月才出版，此时他还没有读过《社会学大纲》，怎么可能抄袭呢？其实这种反驳是很难站住脚的，因为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最早的出版时间是1935年，而不是1937年。有人曾撰文说，1981年8月，我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第二目录室发现一张书卡，详细地记载着以下儿项：社会学大纲,一李达著，法商学院铅印本，五四四页，二五公分半，平装，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一廿四年度讲义。这说明《社会学大纲》早在1935年（即民国廿四年）己经作为法商学院的讲义印发了。[9] 既然《社会学大纲》早在1935年就出版了，那毛泽东就完全有可能阅读或引用。即使毛泽东没有阅读，陈伯达等人也完全有可能阅读或引用。其次，1937年8月《矛盾论》还没有问世，那时还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第三章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后来这一节才被改写为《矛盾论》，而在改写的过程中完全有可能抄袭《社会学大纲》。

对于刘泽华教授的说法，有人还提出了这样的质疑，《社会学大纲》的作者是李达，并不是杨秀峰，所以他们认为刘教授的说法完全是胡编乱造。网友终南樵夫指出，杨秀峰确实写过一本书，书名叫《社会科学方法论》，不叫《社会学大纲》。即使刘教授确实把书名记错了，但抄袭之嫌仍不能否定。因为两书的那么多雷同无法解释。另外，《矛盾论》会不会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也有雷同呢？当然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查证。

其实关于《矛盾论》抄袭《社会学大纲》之事，在学术理论界早有议论，有学者指出，毛泽东的《矛盾沦》、《实践论》是抄袭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有人甚至说，《矛盾论》、《实践论》中没有一个论点不是从《社会学大纲》中来的。[10]

三、《矛盾论》与陈伯达

《矛盾论》的前身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第三章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后来这一节被改写为《矛盾论》，于1952年暂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再版时移入第一卷，广泛传播并被大家所熟知的正是这个版本。

那么，这个版本的撰写者究竟是谁呢？有人认为，这个版本的撰写者是陈伯达，作者认为，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陈伯达 1927年加入中共，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曾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开过先秦诸子课。1937年进入延安，在延安马列学院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历史和哲学，并著有《墨子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等哲学文章。由于和毛交流哲学而成为毛的政治秘书。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作为毛泽东的一枝笔，他参与起草了许多毛的文章和讲话以及中共的重要文件、决议等。毛的中共七大报告，共同纲领宪法草案、中共八大报告、批判苏共二十大文章、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国际共运二十五条、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的报告、文革十六条等等，都是出自陈的手笔。陈伯达文笔较好，对哲学也有研究，又是毛泽东的秘书，曾长期为毛起草文章和讲话，所以《矛盾论》的初稿（注意不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三章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的初稿）很可能就出自陈之手。

据毛泽东的侍卫李加骥所见，毛泽东的许多文章和讲话都是陈伯达起草的，“这些文章有的是秘书谈想法、起草，经主席过目定稿；有的是主席出思想、出路子，由秘书起草，再由主席修改定稿；也有的是主席亲自起草，再征求秘书意见，共同研究定稿。当时在我们心目中，陈伯达有才，主席很相信他，他确实参与了很多重要文件、文章的起草。”[11]既然陈曾经给毛起草过那么多文章、讲话和文件，那么给毛起草《矛盾论》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例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十分著名的口号，就是陈伯达首先提出的，毛泽东肯定了这个口号，并作为中共的文艺方针推行，结果毛泽东就变成了原创者，变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口号的“版权”应该归陈伯达。正如刘少奇所说，许多事情都不是毛主席首先想到的，但他“加工改造了它们”，言外之意，于是加工者毛泽东就变成了原创者。[12]《矛盾论》的情况极可能也是如此，作者极可能就是陈伯达，毛泽东稍作加工之后就变成了作者。

四、《矛盾论》与艾思奇

艾思奇年仅24岁就出版了《大众哲学》，因此声名鹊起。艾还著有《哲学与生活》、《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并主编《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艾1935年加入中共，1937年赴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任教。艾思奇到延安后，对《矛盾论》和《实践论》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这些意见大都被毛泽东纳入文中。海外学者通过文献比对等研究，认为《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和艾思奇的同期著作有“难以计数的相似之处。”[13]比如，《矛盾论》的第四部分题为“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和艾思奇的数篇作品几乎雷同。[14]

通过以上事实可以看出，《矛盾论》中确实纳入了艾思奇的不少观点或意见，然而，文中并无注明，这难道不算抄袭吗？

五、结论

前面我们探讨了《矛盾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与《社会学大纲》、与陈伯达及艾思奇的关系，通过这些探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矛盾论》的原创并不是毛泽东，《矛盾论》的主要观点大都是从苏联哲学著作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中改写或抄袭来的。《矛盾论》的原文也极可能不是毛泽东亲笔撰写，而是由陈伯达起草，艾思奇补充，最后毛泽东定稿，这篇所谓的“顶峰之作”、“哲学雄文”就是这样形成的！

通过以上探讨我们可以看出，刘泽华等人对《矛盾论》的质疑并不是胡编乱造、造谣惑众，而是有事实根据的。国内外一些研究者认为，《矛盾论》、《实践论》这“两论”是“抄袭工作”，是“拼凑的平庸之作”。[15] 《矛盾论》竭力宣扬“斗争绝对论”和“斗争哲学”，竭力宣扬极端的矛盾思维，不仅在理论上存在着严重缺陷，而且还成为了极左思潮的哲学根源，所以《矛盾论》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么“伟大、光辉”，更不是什么“傲视古今的哲学雄文”，我们应该正本清源、重新认识《矛盾论》，应该对它做出更为客观的评价。

2011-9-22

注释：
[1] [4] [7] [10] 许全兴：《〈实践论〉、〈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4年第2期。
[2] 《毛泽东在延安读过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毛泽东遗物事典》，毛泽东遗物馆。
[3] [5] 胡为雄：《毛泽东十四部书览要》，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年版。
[6] 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
[8] 刘泽华：《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
[9] 《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最早版本的发现》，《哲学研究》1982年第3期。
[11] 李加骥口述：《我所知道的陈伯达》，见“百度文库”。
[12]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2007年出版，第122～128页。
[13] Joshua A. Fogel, "Ai Siqi, Establishment Intellectual by Joshua A. Fogel", in Merle Goldman, Timothy Cheek, and Carol Lee Hamrin, eds., China'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Search of a New Relationship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87), 第29页。
[14] 对比《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31-337页和艾思奇著，《研究提纲》，见《艾思奇哲学选集》第502-505页；关于二人的文本分析，见竹内著《Mo Takuto》第67页。
[15] 任俊明、安起民：《中国当代哲学史》（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