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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凤凰网历史
    

    核心提示：为什么周恩来坚持不留骨灰，有一个当时是传说，后来得到验证的说法。
    
    刘振英：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这是我自己可以这样说，我自己的分析不一定对。他就说，身后很可能不会有太好的结果。以前我不敢说的，现在大家也都公开了，而且也是事实。比如说在305住院，（他）跟医务人员在那儿坐着，大家最后一张要合影照相，我没去，回来都跟我说了，说总理提出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在身后，谁也别在照片上，我的这个脸上打个叉就行了。
    
    凤凰卫视2011年11月8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第二天消息传出之后，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在各地家中悬挂遗像进行悼念，全国各种工作场所都举行了追悼仪式。在周恩来去世的六天之内，《人民日报》只发了两条消息，首都百万群众送总理的情况，新华社只字未提，而是呼吁人们继续批判国内的资本主义势力，批判的矛头直指邓小平。
    
    邓小平当时被认为是周恩来遗志的继承者，他的铁腕整顿卓有成效，受到民众广泛的支持。于是，四人帮在周恩来的丧礼上也做尽了文章，如何才能一箭双雕呢，也可谓是颇费心思。
    
    解说：1976年1月14日，也就是周恩来去世之后的第六天，追悼会的前一天，全国民当时还处于失去总理的巨大悲痛之中，《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风马牛不相及的文章。
    
    杨正泉（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你们想象不到，我们也没有想象到，登了一篇什么文章，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的头条通栏大标语，等了一条《大辩论带来大变化》。
    
    保育钧（原人民日报编辑）：这个稿子一出来我们大家都骂，扯淡。
    
    王忠人（原光明日报国内部主任）：这稿子就是自稿，不是新华社的稿子，恰巧这天《人民日报》也登这个稿子，也登清华大学的稿子，后来就知道这是鲁瑛，《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鲁瑛和莫艾他们共同研究的。
    
    解说：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前三版只字未提悼念周恩来，却在头版以通栏标题发表长篇报道《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文章劈头盖脑第一句话就是，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
    
    保育钧：这个恶毒的用心很清楚，就想把对总理的悼念压下去，老百姓是不服，我们编辑部的人都不服，纷纷议论这个文章是怎么出来的，很神秘，不告诉我们。
    
    王忠人：你堵住这个版面，有冲淡悼念周总理的气氛，叫大家注意力还是反击右倾翻案风。
    
    解说：1月14日这天，正是悼念中恩来的活动在全国如烈火蔓延的时候，姚文元完全漠视人们的情绪，并且很得意的说，只有这篇文章才能压得住，这是关键时刻发表的典型文章。
    
    杨正泉：我们中央电台新闻报摘的工作人员看了这篇文章以后，纷纷地提出来我们不能广播，我们关心的不是这个，但是经过请示还是要播出，当一播出了以后，群众来电话纷纷地指责，什么狗屁文章，我们关心的不是这种教育革命的变化，我们关心的是总理逝世。
    
    解说：周恩来的去世就像琴弦的断裂，在此之前的十年，中国人的神经已经绷得太久太紧，当时的氛围像极了雨果小说《悲惨世界》中的一个经典场面。
    
    1832年，法国同情穷人的拉马克将军病逝，迅速点燃巴黎街头的革命风暴。而此时，中国民众情绪积聚压抑已久，急需寻找一个出口。
    
    保育钧：总理去世之后，我们这些个普通的编辑记者，总觉得中国的一棵大树倒了，总理去世了之后谁来当总理接替他，我们是关心的这事情。
    
    解说：随着周恩来的去世，一个巨大的疑问萦绕在中国人的心中，那就是中国往何处去，以当时的形势来看，政治分歧已经泾渭分明，在体制内的正式场合，四人帮的势力通过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宣传工具，保持着绝对的话语权，而在体制外的私下交流中，周恩来、邓小平成为同情和拥戴的对象。
    
    贺延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时就那感觉，因为中国人把自己的前途、命运都寄托在领袖人物身上，所以周恩来苦撑危局，现在又走了，那中国将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些文化大革命的新贵们上来之后，折腾了十年，周恩来一去世我们基层就觉得，周恩来苦撑危局这个局面就很容易被打破，邓小平又下去了，周总理又去世了，那谁，叶帅他们身体不行，也是靠边站了，当时也是靠边站的。
    
    解说：在众多的情绪中，对邓小平的期待占据了重要的部分，此时的邓小平正处于火山口上，作为文革前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在文革中被打倒，林彪事件后复出。务实治国的邓小平以“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的就是好猫”闻名。在价值取向上，他与周恩来有更多共同语言。在1974、1975两年中，周、邓二人针对濒临解体的各行各业进行整顿，全国形势迅速好转，人们在文革浩劫中看到了一线希望。
    
    贺延光：邓小平上台以后抓住几件事，就是工业整顿、农业整顿、铁路、军队，这一整顿就是，所谓一整顿就要把文革期间这一些乱象要截住，要走上一个比较正规的轨道，这个东西是很得人心的，当然不光是老干部，我看包括很多工人，我在工厂我都了解这个情况，基层的干部，基层的工人都是非常拥护的。
    
    解说：但是时间到1975年下半年以后，局面又起变化，1975年12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邓小平再次受到批判。
    
    贺延光：不满，对社会、对现实不满，对文革不满，对打倒邓小平不满。
    
    刘振英（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由于大家对周总理那个情绪没有发泄，对小平同志有一定的期望，他就不愿意去批，比如说各单位包括社区老太太，说开批判会，好啊，走啊，批邓小平同志的三项指示为纲去，她就笑着去批，所以这是个民意，批邓那个反击右倾翻案就开始批了，江青在会上就开始开始公开点邓小平名，公开骂他，去年怎么压制她，就讲这些东西。
    
    陈晓楠：如何安排周恩来的葬礼，成为了政治博弈的手段，民间在苦苦地期待中央的表现，中央在四人帮的掌控之下，力图压制治丧规格，而我们的主人公们，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的这样一线记者和编辑们，一方面承受着民众的热烈情绪，另一方面又在承受着四人帮的巨大压力，可以说处于两难的困境。
    
    接下来是周恩来的追悼会，人们所有的疑问、政治博弈的结果都将在追悼会上体现，比如说邓小平会不会主持葬礼呢，毛泽东会不会亲自来到现场等等，有一系列未知的问题。
    
    解说：1976年1月14日下午6点30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群众的吊唁活动结束，周恩来的骨灰撤往人民大会堂，准备第二天的追悼会。
    
    窦春起：有几个事情让我一直不能忘掉，一个是军乐团的同志们，他们在那儿现场演奏乐曲，后来我在那个地方听说，他们嘴都吹肿了，吹了几天，吹号的那些同志，后来他们说是不是休息吧，咱们放录音行不行，我现场听到他们在那儿议论，他们说军乐团同志不同意，说我们不能放录音，我们一定用我们现场的声音，来完成这个任务是非常感人的。
    
    后来，特别是晚上，那天吊唁结束了，晚上就结束了，邓大姐来了，邓大姐来了以后要把骨灰盒抱走，把它要移到大会堂去，我看邓大姐抱着骨灰盒就往出走，因为总理的车停在院子里，她往出走说了一句话，我至今就忘不了这句话，她说我抱着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大家表示感谢，深深鞠了一躬，就走下台阶上汽车了。那天应该说在场的人大家都哭了，大家目送着邓大姐走上汽车。
    
    解说：1976年1月15日，是周恩来追悼会进行的日子，在四人帮严密控制的上海，港口船舶汽笛鸣响，持续了三十七分钟，长航医院的高音喇叭冲着市委大楼播放哀乐，既是悼念也是示威，上海市委下令调查，人们的回答是，悼念总理如果有罪，你们可以开除我的党籍，上海的情形是当时人民悼念周恩来的缩影。
    
    杨正泉：我们要求转播1月15日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的实况，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被同意，都没有被批准，姚文元的口实就是说，治丧规格是经过毛主席圈阅了的，任何人不能够再提以外的要求，当时我们不知道毛主席是病成那种情况，而姚文元是打着这样一个旗号来压制大家的，我们不能够不听，到后来我们坚持提出来应该转播追悼大会的实况，甚至中央电视台提出来，要播出周恩来总理视察邢台地震的时候的一个纪录片，这个都被扼杀了。
    
    姚文元说再向中央提出这种要求，就是向中央施加压力。
    
    解说：追悼会最终还是没有向全国直播，人民大会堂进行的追悼与民间的自发悼念不一样，这里充满着强烈的政治意味，首先是追悼会主持人的人选问题，选谁才是最合适的呢，邓小平的名字再一次涌现在人们的心里。
    
    王忠人：在中央一层领导，大家推都推邓小平，因为他的身份是，他是代总理还是副总理，他是副总理，就是他有这个资格做这个，他又是军委的参谋长，他地位高，中央副主席，别人不能代替，所以周总理非得有这么一个人，你规格太小不行，四人帮的意思想叫张春桥做，张春桥也是副总理，但是老帅不同意，老将不同意。
    
    杨正泉：在人民大会堂的北大厅下午三点举行，我们参加追悼会在那个会的现场，三点钟到了，追悼会没有按时开始，大概推迟了将近十分钟，因为那时候不让我们转播了，我们都在现场，现场的人都在思念着一个问题，所以推迟是不是在等待着毛主席的突然到来。
    
    因为当时陈毅副总理去世的时候，毛主席是不期而至突然的出现的，这一次就想到会不会等待着毛主席到来，但是推迟了十几分钟，毛主席没有来。
    
    解说：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解说：让很多老干部和老百姓耿耿于怀的是，毛泽东为什么没有来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当然1976年初的毛泽东已经风烛残年、步履维艰，但就是在此前的半个月，他还刚刚接见过尼克松的女儿、女婿，当时的报纸、电台都有广泛的传播，当时参加追悼会的所有人希望毛泽东能够像四年前突然出现在陈毅追悼会那样，来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
    
    杨正泉：后来我们知道这时候的毛主席根本就不能行动了，就不能动了，后来追悼大会开始，邓小平致悼词，大家很沉痛地一一地走到，总理的遗像和骨灰盒前鞠躬、致哀。
    
    解说：就在追悼会进行的同时，北京市民自发地又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几万花圈簇拥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组成一个硕大无比的花坛。追悼会结束后的晚上八点，周恩来的骨灰撤走，后来撒在了中国的大地上。为什么周恩来坚持不留骨灰，有一个当时是传说，后来得到验证的说法。
    
    刘振英：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这是我自己可以这样说，我自己的分析不一定对。他就说，身后很可能不会有太好的结果。以前我不敢说的，现在大家也都公开了而且也是事实。比如说在305住院，（他）跟医务人员在那儿坐着，大家最后一张要合影照相，我没去，回来都跟我说了，说总理提出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在身后，谁也别在照片上，我的这个脸上打个叉就行了。
    
    解说：周恩来去世并没有为自己换来宁静，在他身后四人帮的攻击一直没有停止，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文章《孔丘之忧》挖苦悼念周恩来的民众。
    
    王忠人：说是让旧制度的维护者、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哭天抹泪去，他敢在报纸上公开就反对周总理，反对全国人民哀悼周总理，他敢公开这么讲。
    
    解说：针对周恩来的攻击，并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停止，如今看来所有的一切无非是政客们在非常环境下使用的非常手段。
    
    陈晓楠：周恩来走了，但是人们心中还有很多疑问没有解决，比如说周恩来留下遗嘱没有，人们都知道周恩来要求把他的骨灰撒掉，但是他临终之前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吗，似乎不太可能，后来人们就开始大胆猜测，周恩来的遗嘱肯定是被有些人封锁掉了，果不其然到了二月份，首先在杭州出现了一份总理遗言，很快这份来历不明的遗言得到了人们极大的认可，到三月底，全国各地都有成千上万计的抄本，甚至还有一百多家国外电台播发了这个遗言。
    
    那么这份总理遗言到底来自何方，它是如何出台并且获得认可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将视线投向遗言最早出现的地方，杭州。
    
    解说：主席、中央及政治局同志，我动一次手术以后，病情虽有短期的稳定，自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还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都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这就是民间广为流传的总理遗言，它在一个月之内以手抄油印的方式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地方。
    
    贺延光：因为那个时候你把邓小平给打倒了，非常失民心，失党心，总理的遗言里边又有为邓小平，肯定邓小平，为邓小平说话这个内容，那和大家就能引起共鸣，所以这个它就传开了。
    
    袁敏（总理遗言案亲历者）：我看到的是等于说，我哥哥就拿回来来了，给我爸爸看，给我看，给我姐姐看，我们看了以后也是，就抄，抄了以后再给我们的同学看，再给我们朋友看，就这样滚雪球一样的，一下的很快地传遍全国。
    
    解说：袁敏是《江南》杂志的主编，关于三十五年前的那件总理遗言案，她见证了全部过程，并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写成了一本书。
    
    袁敏：我当时是杭州织锦厂的工人，遗言制造者蛐蛐儿是杭州汽轮机厂的工人，蛐蛐儿和我哥哥，我哥哥当时是杭州半山发电厂的工人，然后还有我书中写到的大耳朵，他是农场的工人，还有阿斗，他是兵团的战士，都是当时的一批热血青年，他们可能就比一般的民众会对政治更加关心，对祖国的那种政局和那种前途，他们可能会比一般的老百姓更多地关注，经常这帮青年聚集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然后议论时局，然后如果听到什么小道消息，那也是互相传达。
    
    解说：当时的青年人最热衷的就是议论国家大事，袁敏的哥哥就有这样一帮热情似火的朋友。
    
    袁敏：总理遗言出笼是2月5日，这个我记得很清楚，那么就是在这段时间是这帮青年人最频繁的聚会的时候，就议论到总理死的时候会不会留下遗言，如果留下遗言的话总理会说什么，大家都知道总理没有子女，他不可能给自己的子女留下什么遗言，那么他如果说留下遗言的话，肯定是对自己的国家，对爱戴他的人民，他可能会留下什么话，大家是猜测，然后就是想。
    
    解说：1976年2月5日，袁敏的哥哥从朋友手中得到一份总理遗言，朋友告诉他是这是自己在别处抄写的总理遗言，事后来看，这是总理遗言的第一次传播，袁敏的哥哥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份总理遗言的原创者竟然是自己的好朋友蛐蛐儿。
    
    袁敏：蛐蛐儿的情况，他是我们这一拨年轻人当中，我们就是叫他风流才子的，长得很帅，一米八几的个儿，然后很浑厚的男中音，特别标准的普通话，就女生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但是他最突出的才能就是他的文才，文章写得非常漂亮。
    
    解说：这是一份让人激动的文件，遗言内容情真意切，措辞中肯，文中对上层的政治心态和语言描述得又是那么得体，谁都没有怀疑遗言的真实性，蛐蛐儿也保守着自己的秘密，看着总理遗言流传越来越广。
    
    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
    
    在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这一段话把周恩来的亲民形象，把人民的幸福生活尚未实现，愧对先烈的悲哀，把扭转阶级斗争迈向现代化的憧憬刻画得荡气回肠。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请小平同志致悼词。
    
    袁敏：迎合了人民群众普遍心中的愿望，肯定邓小平了，邓小平还能继续出来工作，因为邓小平那个时候实际上他整顿，就是改革，抓生产，老百姓生活太苦了，你再怎么抓革命，不生产的话，老百姓最后吃西北风去了，所以大家最最迎合，还有一个就是非常迎合人们，就是总理最后说的，就是骨灰不要保留，撒掉。当时看了以后，大家都是潸然泪下的，就觉得总理一生清贫，也没有孩子，最后连骨灰都不能保留，撒掉，大家觉得这个撒掉，实际上也有对自己身后的政局的担心。
    
    解说：总理遗言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国外甚至有一百多家媒体进行过报道，这种局面让四人帮非常恼火，他们决定查清此事，后来被称为总理遗言案。
    
    袁敏：他们就认为这个遗言，不可能是一个二十三岁的毛孩子做出来的，背后肯定有幕后策划者，就一定要把背后的老家伙抓出来，当时张春桥就说司机背后有首长，儿子背后有老子，一定要把幕后的策划者抓出来，二十三岁青年工人，怎么可能写出那么模仿总理模仿得那么像，而且写了那么多都是那种，一看就是对中国的革命斗争历史和中国的政治有相当了解的人才能写得出来。
    
    解说：关于总理遗言案的结局，依旧没有摆脱文革式的悲剧，四人帮依旧用简单粗暴的方式，首先逮捕了袁敏的哥哥，然后找到蛐蛐儿以及照片上的所有人，再后来全国涉案人数竟然高达四五千人。
    
    陈晓楠：周恩来的去世给中国人的1976抹上了无限悲情的一笔，自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民众从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胡风案，到反右、反右倾、社教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二十七年间从未平静。
    
    厦门大学前校长、政治学家王亚南曾经尖锐地评价过七十年代，他说今天的中国是几个骗子在统治一群哑巴，但是随着周恩来的去世，哑了几十年的中国民众突然在不久之后开口了，呐喊了，并且在天安门广场掀起了一股充满力量的浪潮。
    
    感谢各位收看《凤凰大视野》，我们关注的是发生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的天安门事件，明天见。
    
    本文来源：凤凰网

    
    
     如果没有人带领，柏林墙今日的踪迹几乎无处可寻。     
    也就在最近几天，中新社记者在柏林的街道上行走时，偶尔会发现道路中央一些用石块镶嵌的标志线，上面的金属牌子写着：“柏林墙1961－1989”，它标志着柏林墙曾经的走向。沿着这条标志线可以一直走到市中心的“查利检查站”。
    
    这里曾经是冷战期间美军和苏军占领区的分界处，负责检查来往于东西德的车辆交通。往日戒备森严的岗亭地带，今天已无异于迪斯尼乐园。扮演美军士兵的演员站在岗亭边任由游客拍照，旁边小店的门口摆满了前苏军用品。天气好的时候，还会有“英军”的敞篷吉普开过，交了钱的游客可以坐上去享受一把“占领军”的威风——这个时候，没有人对不同的历史出现在同一场景感到奇怪。
    
    只有不多的游人知道，今天看到的“查利检查站”已不是从前那座。那座著名的原始岗亭早已在1990年被拆掉，存放在柏林墙博物馆中。
    
    这一带似乎已不属于正宗的柏林人，平日过往的人流中大部分人说着除德语之外的语言。但是这两天，情况有些不同。柏林墙有了50周年历史，这个日子将大量德国人吸引到这里来。也是因为这个纪念日，记者遇到了来自纽伦堡的格尔德林克先生。
    
    1944年出生的格尔德林克在前东德的埃尔弗特(Erfurt)长大。从技校毕业的那天起，他就决定离开家乡去更广阔的世界闯荡。那是1961年，除了东西德固有的边界外，一道柏林墙让出走东德变得更加困难。
    
    第一次越境，刚走到边界地区的小树林里，巡警的枪就抵在背上，之后他不得不在监狱接受了三个月教育。
    
    “我那时候人年轻胆也大”，格尔德林克对记者述说，“出了监狱几个月之后，我又决定再试一次”。
    
    这次的经历几乎象一个电影情节：格尔德林克重新选择了一条路线，夜里摸到了边境的铁丝网。刚用剪刀剪开一个口，绷得紧紧的铁丝网发生连锁反应自动开裂，引起整个铁丝网发生震动。边界巡警发现动静发射了一颗照明弹，伴随而来的是雨点般的机关枪扫射，子弹打在他前后左右的地方，他却奇迹般没有受伤。
    
    爬过铁丝网后，他躲到了草丛里。尽管边界巡警带着手电筒来到他躲藏的地方，却仍旧没有发现他。
    
    后来他定居于西德南部的纽伦堡，十年里没能见到自己的父母。直到上世纪70年代情况有些松动之后，他们最终相会于东西德交界处的一条公路上。之后每年的见面也是困难重重。
    
    “那时候最希望的是柏林墙有一天不存在。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个愿望能够实现”，格尔德林克说。
    
    这大约是柏林墙存在的28年当中，260余万东德逃亡者的共同心愿，而写在宪法当中的两德统一条款，也从来都是前西德公民的共同愿望。如今，他们的这个愿望不仅实现了，而且实现得相当彻底。
    
    1989年11月，将东西柏林从正中分隔的柏林墙开放。在全民一致的声讨中，全长155公里、造成200余人死亡的这道墙消失于以后的几个月中。
    
    对柏林墙的历史来说，Bernauer大街有极其特殊的意义。这里位于东西柏林交界处，当时沿街的房子外墙属于东柏林，下面的人行道却属于西柏林。
    
    50年前那个8月的星期日，这条大街一夜之间成为冷战前线。当东德动手建造柏林墙的时候，这些房子的住户纷纷从沿街的窗户往下跳，下面的西德公民不断打气接应，这场景留在了德国人的集体记忆中。
    
    这条街还因为一张照片而举世闻名。柏林墙在建第三天，东德边界巡警康拉德舒曼一瞬间决定“叛逃”，全副武装地跳跃过自己守卫的铁丝网进入西德境内，这个过程恰好被一位西德摄影师捕捉到镜头中，照片迅速传遍西方世界，成为冷战中“出色的宣传品”。
    
    这里的地理条件也成为东德许多“叛逃者”的首选地点，街道下面曾经被挖掘出两条通往西部的地道，经过地道出逃的竟有64人之多。
    
    冷战已经成了历史书中的一个名词。那些为逃亡者制造过便利条件的民房早已被拆除，那代表不愉快历史的柏林墙也终于消失得无影无踪。经过20多年的重建，整条大街更是旧貌换新颜。
    
    只有70米长的柏林墙残留体，以及用金属建成的象征性的“墙”，在提醒着喜欢思考的德国民族，以及迎接着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50万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