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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消息来源称，现任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的尤权，即将接任国务院最核心的部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一职。国家发改委集过去的计委、经贸委及体改委于一身，是制定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权威部门，负有下达中央旨意，监督地方规划，确保任务完成的重要职能，是国务院最有权力也是最为重要的部门。此部门的负责人必须是国务院总理最为信任的人担任。现任发改委主任张平就是温家宝的铁杆亲信，张平生于1946年，今年面临退休。


　　尤权堪称国务院的“老人”，朱鎔基朝代即从计委调入国务院。2001年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先后配合朱鎔基、黄菊分管金融工作。2003年黄菊病重后，专职负责保障黄菊日常事务。黄菊病逝后，尤权转任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十七大习李接班体制确立，2008年尤权调回国务院担任常务副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办公厅常务工作，全力配合李克强熟悉和开展国务院工作，逐渐成为李克强的爱将。

　　消息来源称，发改委主任一职决定于总理，如果没有温家宝的全力支持，李克强不可能安排自己的人去担任。这一点充分说明了国务院一、二把手之间，已经充分取得共识，也显示李克强接棒总理之职基本无虞。

　　消息来源称，另一个说明李克强位置稳定的例子，是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徐宪平，即将接掌交通部部长一职。徐宪平是共青团出身，李克强在团中央期间，徐也由共青团岳阳市委书记，一步步昇任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李克强的“小老弟”周强到湖南后，对徐宪平也多有提携。二人在湖南省政府一正一副，配合较好。2009年，李克强将徐宪平调入中央，让其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分管李克强所负责领域的落实工作，深得李克强信任。

　　消息来源称，徐宪平接替面临退休的李盛霖出掌交通部，也得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首肯。现任交通部部长李盛霖是温家宝的人马。消息来源称，徐宪平接交通部，负有实现李克强在十八大后进行部委改革的重任。原先大交通部的改革中途夭折，是初入国务院的李克强首受挫折。现在随著铁道部刘志军腐败案的发生，大交通改革已经排除了最大的障碍，李克强誓在必得。

　　此前，2010年，另一员团派大将李立国接掌民政部，虽然算不上温李合作的结果，但也显然对李克强有利。李立国32岁即出任共青团辽宁省委副书记，后转至西藏自治区党委，先后任秘书长、党委常委及党委副书记，资历比胡春华还老。2003调任民政部副部长。2010年原民政部部长，团派大将李学举退休，力荐同为团派的李立国接任，在胡锦涛全力支持下，温家宝妥协同意。温妥协同意的另一个原因，是民政部作为民生领域的重要部门，由不是自己的人马负责，关键时刻便于推卸发展民生不利的责任。

中共整饬官德 胡习达成共识 2011/11/10

有人在地方权力场如鱼得水，利益满钵；有人被迫离乡重返北上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没有一个“好爹”撑腰。 “政治家族”在许多二三线的城市甚至成为一种职场、官场生态，任人唯亲竟然得到不折不扣的履行。利益熏陶下， “官德”却变得“无地自容”。中国大陆近年来官场弊案、腐案、刑案频生，官员甚至可以想强奸就强奸，想灭口就灭口，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已经不容忽视。日前中国人社部、国家公务员局下发了《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要求将中国大陆全体公务员进行职业道德轮训，培训的内容还祭出古代官德。消息传开，各方舆论议论纷纷，褒贬不一。 有北京分析人士认为，在“官德沦丧”的案例频频出现之际，中共之所以如此高调地进行官德轮训，是因为高层已经意识到了危机，也想图变，在不改变现有的权力框架格局下希望各级官员能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来改变日益颓废的官德，挽回在民众心目当中日益下降的政府公信力。而且该分析人士还认为，“在这一方面胡锦涛和习近平已经达成共识。胡锦涛与习近平在近来讲到中共自身建设时，对干部素质都高调要求，更上升到缓解民怨的高度，由此可见一斑。毕竟在干群矛盾凸显的今天，提升官员道德水平，安抚民愤显得迫在眉睫，胡锦涛愿意在卸任前抓官德，给习近平送一份大礼，而习亦希望接手的基层班子更为得力，所以也力促官德培训，为接任做好准备。” 争议四起 高层重视 对于官员“轮训”培养官德的新闻，中国民众的普遍声音认为“官德正，则民风淳；官德毁，则民风降”的古语放在今天依旧适用。“彭宇案”、“小悦悦案”这些被认为是社会道德下降的案例与“官德”失范现象严重不无关系，因此政府对官员进行官德建设值得肯定。 民众认为今天的很多官员确实官德不在，官本位、特权意识浓厚， 对民众颐指气使；对上级官员溜须拍马、买官升职。而且官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扶植安插亲戚在重要岗位，形成盘根错节的“政治家族”。在此情况下，官员行事更加肆无忌惮，声色犬马且不提，更有甚者目无法纪。几日前，四川蓬安县残联理事长刘习全伙同还有该县安监局副局长张森在灌醉其下属、安监局女公务员陈佳后对她进行强奸。而甘肃成县一名年过五旬的政法委副书记涉嫌猥亵12岁幼女的事件更是在中国的网络上被抄的沸沸扬扬……如此种种，不胜类举。 对此中国国家公务员局副局长杨士秋坦言，公务员出问题往往不是出在能力上，而是出在道德上，无论玩忽职守还是以权谋私，都与职业道德缺失相关。他认为抓总比不抓强。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也表示现在一些干部出问题，主要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表示“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 事实上中共高层以来就很清楚在一个官员普遍具有道德的官员体系对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性，所以一直重视官员道德建设，1938年，毛泽东曾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江泽民提出过“以德治国”的口号，而胡锦涛在庆祝中共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是指出：“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 此番讲话更是将官德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胡习共识 以备接位 在人社部、国家公务员局共同下发这个《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后，不少熟悉中国官场的人士都认为，目前中国各省级官员的“大换血”也已经进入尾声，地方官员的换届也将随后进行。在这个时间点上，高层提出重建“官德”，说明胡锦涛、习近平已经在整饬官德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具体原因有二。 其一，胡、习二人对于官德建设早在十年前就已有了共识。自2000年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的口号，并将“官德”列为其中的重要一项后，十六大时中共便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正式写入报告，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之一。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胡锦涛，当时就明确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的“官德三心说”。而此时尚是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随后就在党媒《求是》杂志上撰写题为《用权讲官德 交往有原则》的文章，称领导干部要做到“权为民所用”，就必须“法德并举，既要依法用权，又要以德用权，归根到底用权要讲官德”，高度契合胡锦涛。 其二，习近平作为外界公认为是下一届中共最高领导人，目前又负责党内人事工作，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官员系统正是为他准备，未来将处于他的治下。习近平素以踏实能干的印象为外界所称道，他当然希望自己将来的班底能够“为政以德，尽忠谋事”，而不是愈发演变成“官德沦丧，以权为私”的黑色官场。所以在这件事上他会大力的推动。对于胡锦涛来说，在面临还有1年就即将“退位”的情况下，他也乐于“顺水推舟”，当做他的一份大礼，帮助习近平完成此事，也可为自己任后留下更多功绩，毕竟要求“官德建设”也是一直以来自己对于党内廉政建设的要求。 依法治吏胜于“戒石” 在官德的问题上，胡、习更大的共识是都认识到，政府在社会道德体系建设中，扮演着相关制度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的角色，官员则具体承载了这种要求。正如教师要有师德、运动员要有体育道德一样，作为社会道德的示范者，官员必须拥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官德，并从思想、实践上真正践行，“忠于国家、服务人民、恪尽职守、公正廉洁”的要求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 正如此次“培训”内容中包括“古代官德”的教育一样，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对于官员的道德建设就一直很重视。从宋太宗时起，至清末，中国的各级官衙内都立着一块碑，碑名“戒石”。“戒石”上有字，就是“戒石铭”，上书：“尔禄尔俸，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是中国古代皇帝对于官员的劝诫，但是，这种劝诫背后却藏着无奈。没有规范的制度，仅靠由上而下的体制内监督以及官员的自我道德修养，显然是无效的，“戒石”带不来官德。包括皇帝在内也只好寄望于因果报应，上天难欺，寄望于“举头三尺有神明”。 此番《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中所提的“轮训”方式亦是如此，看似规模宏大、上下联动，实则只是扬汤止沸，前浪滚过后浪又继起，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这一方面，西方政府的一些经验值得借鉴。例如美英等国也一直在加强对于公务员思想道德方面的建设，但是他们的措施显得更加具体、有效。 美国单就“官德”问题就先后颁布了《政府道德法》、《政府道德改革法》、《行政官员道德行为准则》、《美国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等，英国颁布了《公务员行为准则》、《议员行为准则》、《部长行为准则》、《反腐败法》等，使得公务员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违反规定将受到什么惩处等，都十分明了。并且还根据不同层次公务员和不同工作性质的公务员，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培训方案，开展培训，并以严格的考试来强化。 除了法律约束，西方政府还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对官员道德进行强有力的监督。美国设立了联邦道德规范办公室，各级政府都相应成立了道德办公室或道德委员会。英国政府普遍设立了反欺诈机构、监察员等，以加强内部监督。而且相对于中国对媒体“只准报喜不准报忧”的舆论监管来说，西方国家十分注重外部监督，主要是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来发挥大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美国除了《信息披露法》、《政府阳光法案》、《情报自由法案》等之外，更是要求保存并公开每一位官员的道德品行档案，英国更是从法律上明确赋予舆论媒体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批评之权，从而使得行政活动和公职人员的品行档案都置于大众和媒体的监督之下。 尽管在英美等国的政界也存在各种问题，贪腐丑闻也频频曝出，但是其整体的官员服务意识都优于中国官员，中国政府如何在借鉴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提高官员道德水平，安抚社会矛盾，将成为下届继任者的一份政治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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