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回忆往事，吴春生和大他4岁的志愿军老战友张城垣都有一个安静和乐的晚年。

书桌旁养着文竹、吊兰，久未换水的玻璃缸内，两条小鲫鱼怡然自得地摆着尾巴。一副老知识分子做派的吴春生，闲来就用小楷抄写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我喜欢柏杨的书，”这位自行车厂退休工人说，“他敢说真话，一生遭遇与我很像。”

吴老曾是黄埔军校24期学员，起义后加入解放军60军，张城垣是他同一个军的宣教干部，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抗美援朝五次战役后期，他们所在的志愿军60军180师陷入重重包围，饥寒交迫丧失战斗力后，两人先后被俘，他们的命运从此改变。

从吴春生居住的河南安阳西行350多公里到达山西垣曲，县城繁华区的一个高岗上就是张城垣家。84岁的老人如今的乐趣在12个孙子孙女身上。他还会拄着拐杖，缓缓步行三里地，去照料一片种满茄子、辣椒的菜地，每天为家里带回几斤新鲜蔬菜。

这些老人们的壮年时光多被耽误。退休以后，吴春生埋首著述战俘营回忆录《P.W.之蔓蔓》（prisoner of war，即战俘）。张城垣准备出一本50万字的文集。两年多战俘营的经历早已远去，但带给他们的却是一生的影响。

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有2.1万多名志愿军官兵被俘，其中7000多人选择回国，包括吴春生和张城垣。

多才多艺的吴春生被誉为“战俘营漫画家”，张城垣记得，他用锅烟灰调和酒精，在旧帐篷上画出讽刺叛徒的生动漫画。上世纪90年代初，丹东重修“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收集展品，他们还一起赶到北京，复制出这批惟妙惟肖的漫画。

身为180师《战士生活报》主编的张城垣在部队中负责气节教育，结果自己被俘了。和一些干部进入战俘营后不愿出头不同，张城垣经受了战场、刑场的考验，后来成为战俘营革命群众组织“共产主义团结会”的领导人之一。

实际上，中国1952年就宣布承认《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在1953年争取朝中战俘归来的《告被俘人员书》中说：“你们之中有些人在被拘留期间被迫在臂上刺字，写过某种文件，参加过某种组织，在对方战俘营中担任过职务……回到祖国后一律不咎既往。”

吴春生早就决定回国，他说：“我对‘新民主主义’充满向往，梦想着回家继续大学学业。”关在同一个战俘营内的张城垣想着自己无愧于祖国，回来肯定受表扬。然而战俘交换后，“归来人员管理处”下发的文件让大家惊醒：“共产党员是不能被俘的！”配合审查时，为他们放映的影片都是《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

一张发黄的“回乡转业建设军人证明书”收藏在吴春生床头的抽屉里，上面写着当时从严处理的审查结果：“承认被俘前军籍，取消候补团员资格。”张城垣没想到自己的结论竟然是：“恢复军籍，党籍悬案。受敌严刑拷打过多，是否有失节行为，今后长期工作中考察。”

当年从事过战俘解释工作，后任65军政委的贺明将军，曾在上世纪90年代采访数百名志愿军归国战俘，写作了《忠诚》一书。对战俘情况非常了解的贺将军还想接着写一部反思我国战俘观的著作，最终不了了之。

被俘的遭遇带给归来者无尽痛苦，“180师是个悲剧，被俘人员也是悲剧。”头发花白、脸上爬满皱纹的张城垣老人叹了一口气说，“我也不知道该去怨谁。”

对这个特殊的群体来说，“被俘”两个字一度成为他们无法揭去的耻辱标签。吴春生作过一首“西江月”，头两句便是“五七反右漏网，五九交心遭殃。”“我真傻。”老人伤感地回忆说。

回乡后他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学老师，“向党交心”运动中，“聪明的都说好话”，实诚的吴春生却透露了自己对被俘处理结果不满。“吴老师还被俘过？！”他一下成了学校“交心”典型，同事好心劝他：“你也不看看场合，明明是人家设的圈套，你却往里钻。”

这位“年轻有为”的美术老师在无休止地审查、诱供后，终于丢了工作，“连劳改犯都不如。”他甚至想过自杀。

家人都在饥饿线上挣扎，他只好闯关东，到东北乡间走村串户，靠给人画像谋生。腊月初九晚上，北上的列车经过清冷的沈阳站时，吴春生突然想起当年志愿军60军大部队，就是热热闹闹地从这里转车入朝参战，一时感慨万千。

他为女儿取学名“慧君”，谐音“彗”，希望这“小扫帚”“能划尽人间不平，拂去满身晦气”。然而他依然是个盲流，“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他问自己。

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被俘归国人员总是难逃冲击。由于档案里的被俘记录，张城垣先后被乡信用社、县广播站辞退，他回村当了一名会计。好景不长，随着“文革”爆发，安稳日子也没有了。

星散各地的战友写来的求助信让他心如刀割，最多时一个月收到1000多封，难友们问这位“领导人”：“当时说回来还能入党，现在怎么都成狗熊了？！”张城垣只好回信说：“祖国还是母亲，母亲会错打孩子，孩子不能跟母亲对着干。”

他连自身也难保了，“造反派”将他打成“现行反革命”，他只得当羊倌接受改造。张城垣虚心向老羊倌请教，43只羊3年繁殖了130多只。但他仍是“专政对象”，妻子招工受阻，女儿考上高中不许上气得休克过去。

老伴郭兰英悲愤地流着泪回忆说：“我疯了一样去找公社书记，他爸‘历史不清’，我历史清啊！”坚强的张城垣当时忍不住坐在放羊的山坡上哭了。

“文革”是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的劫难。战友们遭迫害的消息不断传来，有的被“造反派”打死，有的忍受不了一次次批斗，绝望自杀。美军集中营里与张城垣睡一个帐篷的难友孟晓峰被打成“叛徒”，妻子离婚，他从河南老家挑着儿子和行李来到垣曲，挨个村子寻找张城垣，后来在他家住了4年。

多年后，张城垣专门请当时的“造反派”在街上吃饭，当年的几个地痞在席上胆战心惊地说：“人家都喊你‘叛徒’，这俩字咋写我们都不知道，就是觉得好玩。”

在张城垣钻研养羊窍门的时候，吴春生结束流浪，与在安阳工作的妻子团聚，握画笔的手抓起鞭子，赶着毛驴车往工地送砖头，他还当过小工，开过搅拌机。老伴杨桃节记得，先前饭量不大的丈夫那时一顿能吃七八两捞面条。但忍受着体力劳动考验的吴春生坚信：物极必反。

张城垣又担负起难友们“领导人”的职责，开始上访申诉。“我有一种责任感。”老人坚定地说。1980年，他们终于盼来了中央下发的《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即事关数千人荣辱的（1980）74号文件。

一些被俘回国人员得知消息，激动地失声痛哭。次年，张城垣顺利平反，他已经54岁了。

吴春生也等来了自己的春天，1980年他参加“河南省社会闲散科技人员考核”被录取，结束18年的黑户身份。由于工作出色，还被提拔为安阳自行车厂宣教科副科长。相关文件落实到他已是1985年。耿直的吴老在自传中反问：“公正的时光老人所赐的30年，创造人生价值的最佳时间，该向谁去索还呢？”

然而，渡尽劫波的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终于卸掉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一些反映战俘营斗争和被俘人员遭遇的作品公开出版。重新获得尊严的张城垣和吴春生又见过一次面，是为大家尊敬的难友马兴旺营长料理丧事。

老战友们正在加速离去，张城垣所在的山西运城地区，150多名归来人员如今只剩下10多个。安度晚年的张城垣也在努力忘却坎坷的际遇，“割过的肉已经不疼了。”老人苦笑着说。

在他简朴的家中，一个硕大的柜子里，塞满与战俘营相关的书刊资料。老伴略带埋怨地说：“成天就是忙写书。”其实，张城垣的乐趣还有如何将几千元离休金，“公平”地分给从上幼儿园到读大学的孙子孙女们。

几百公里外的吴春生家也有好消息，老伴在为他要涨工资了而欣喜，吴老却无所谓地低声说：“我不在乎钱多少。”他更看重的是精神生活。

在战俘营回忆录自序《肚里问答》中他写道：“我将把全部残年余热献给我们的‘P.W.事业’，写出铁丝网里的历史真实，让更多人来关注‘P.W.’们在苦难中的灵魂挣扎。”

“我这一生，两头大，中间小。”吴春生自我评价说，“晚年生活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追寻童年乐趣，压盖心头创伤’。”

除了读书写作，他就是侍弄屋外的小园林。只要步入这片园子，吴春生就快乐得像个孩子。屋外的空地上生长着无花果、枣树、石榴、枸杞、竹子，尽管担心“创建卫生城市检查”，他还是新增了两盆银杏。

物种丰富的小花园里，腊梅吐出了花苞，桑树郁郁葱葱，与吴老童年的小村庄很相似，只是少了藕塘。阳台下新摞着一堆红砖，他的下个目标是砌一方水池，下面栽藕，水中养鱼。“我现在就生活在童年里。”80岁的老人淡淡地说。

中国青年报

毛远新——令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的祸根 2011/11/11

毛泽东对邓小平产生不满，根本原因固然是因为他与邓小平在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上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但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经常在毛泽东面前说邓小平的坏话，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由于毛远新是在“文革”中“发达”起来的，思想从根子上与“四人帮”是一致的，因此他与邓小平在政治上格格不入。他利用毛泽东对他的信任，表达对邓小平的不满。 1975年同毛远新的一次谈话，使毛泽东对邓小平深为不满 1975年9月，毛远新路过北京去见毛泽东。当毛泽东问，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吗？毛远新回答说，有。毛泽东问，这股风来自哪里？毛远新回答说，我认为来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认为，毛远新工作在基层，了解实际情况，而且毛远新与邓小平没有任何历史恩怨关系，因此他的话是可信的。 这个时候，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通过邓小平向毛泽东写信反映问题。毛泽东认为，刘冰的信中有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情绪，是代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的那些人的，而邓小平转刘冰的信，就表明他也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联系毛远新对他说的话，他认定邓小平确实是那些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在中央内部的代表。 毛远新留在北京后，再次向毛泽东讲邓小平的坏话。毛泽东决定，让毛远新在小范围“帮助”邓小平 11月2日，毛远新再次向毛泽东谈到，邓小平从不谈“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线不对。毛泽东听后，决心把他和邓小平之间的分歧挑开，让毛远新出面“帮助”邓小平。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又一次说到刘冰的来信，说信中的矛头是冲着他的。在当时，反对毛泽东是个重大政治问题。毛泽东还说，这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把事情上升到路线问题，就意味着要搞一场大运动。毛泽东还对毛远新说：“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你要帮助他提高。” 在毛远新主持的“帮助”邓小平的小范围会议上，邓小平与毛远新顶了起来。11月2日下午，毛远新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召集会议，“帮助”邓小平。当毛远新再次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线不对时，邓小平反驳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接着说，把生产搞上去，安定团结，是主席的指示，执行这个指示是对的。 毛泽东听取了毛远新的汇报后指出，要再开会，“帮助”邓小平，扩大一点人，然后政治局再讨论。 11月4日，毛远新召集八人开会。会上，大多数人的发言根本不涉及争论的焦点问题，即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邓小平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他只是强调现在搞生产、实现安定团结是正确的。毛远新见很少有人响应他的话，便停止了开会，并向毛泽东汇报。 八人会议的情况使毛泽东对邓小平更不满意，他决定再扩大会议，继续“帮助”邓小平，并让邓小平写检查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注意到不但邓小平更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参加会议的其他人也不谈“文化大革命”。他对此十分不满。毛泽东说，会议还要开，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邓小平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毛泽东此时还是希望邓小平能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在认识上和他保持一致，这样，既可肯定“文化大革命”，又能发挥邓小平的才干，让他继续领导国务院工作，把经济搞上去。因此，他不采取开政治局会议的办法，而是采取指定几个人开会，以及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的办法，“帮助”邓小平。 毛远新马上又扩大了“帮助”会议的规模。但是，邓小平在会上仍然坚决不承认“文化大革命”对，在路线上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会后，邓小平写出书面检查，但也只检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谈“文化大革命”问题。 毛泽东决定把事情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由政治局来“帮助”邓小平，但政治局会议开得不理想 听取了“扩大”的“帮助”会议的汇报和邓小平的书面检查后，毛泽东非常生气。毛泽东说，他（指邓小平）的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他(指邓小平)做了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但是毛泽东又说，对邓小平批是要批的，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对于邓小平的工作问题，毛泽东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同意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这也意味着不让邓小平接周恩来的班，但对他的现任职务暂时不动，同时继续批评他，“帮助”他“提高认识”，等待他 “转过来”。 毛泽东指示毛远新，要把问题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但是，政治局会议依然没有达到毛泽东的期望。会上大多数人不发言，邓小平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正确。邓小平又写了一篇书面检查，但仍然同上次的差不多。毛泽东非常不满，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同时在发动运动之前开一次“打招呼”会议，向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有“右倾翻案”问题的领导干部“打招呼”。 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针对邓小平的“打招呼”会议，但会议仍未达到毛泽东期望的效果。 一开始，毛泽东还是想把事情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他提出让邓小平先主持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形成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但是被邓小平婉言拒绝了。于是毛泽东决定“打招呼”会议扩大范围，并让邓小平拟一个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同时主持会议。 11月24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邓小平主持会议。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大多数不表态，少数表态的人也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会议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期待的结果，毛泽东肯定不会满意。由此，邓小平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果然，毛泽东对“打招呼”会议的结果十分不满意，他决心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又开展起来。“四人帮”趁机制造舆论，要重新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并且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和邓小平。但是，“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终于，在1976年4月5日，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为主题的群众运动。“四五运动”发生后，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汇报，认为这是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长期准备的结果，于是作出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但是历史是公正的。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对毛远新实行隔离审查。1977年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内外职务。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领导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尼克松水门事件证词曝光 称对政治愤怒失望（图） 2011/11/11

资料图：尼克松。 　　中新网11月11日电 据外电报道，美国尼克松总统图书馆10日公布了前总统尼克松1975年向大陪审团所做的证词。尼克松将“水门事件”形容为“愚蠢”与“难以置信”。尼克松对自己在水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进行辩解，称对政治感到愤怒、失望与痛苦。 　　这番话是尼克松在被迫离开白宫的10个月之后所说的。公布的录音是1975年6月23到24日尼克松对大陪审团2天来所做的证词。 　　尼克松为自己在水门事件中所承担的角色进行辩解，并抱怨政治敌对双方在政治活动中都使用了肮脏的伎俩。他对不体面地辞职感到痛苦，对政治感到愤怒和失望。他暗示自己是被一位受民主党人所控制的检察官所害。 　　证词显示了尼克松在被迫下台后，对耻辱的痛苦与对政治的怀疑与失望。他说自己沦为政敌的牺牲品。他说，检察官一味迎合华盛顿媒体，摧毁了他的政治生涯。 　　他说：“在政治上，一些非常恶劣的手段被使用。”“我们对此感到非常痛惜。” 　　尼克松表示，水门事件后白宫一次会议一大段录音被抹去，他得知此事后感到非常愤怒。这段被抹去的部分对解释他在水门事件中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尼克松于1974年8月辞职，尼克松说：“那时发生愚蠢、难以置信的水门事件，是悲剧性事件。” 　　尼克松反复向检察官说，他全神贯注于更为重要的国家大事，比如越南战争。 　　在该图书馆10日公布的另外一段录音中，尼克松讲述了他在天亮前偷偷溜出白宫，在林肯纪念馆会见反越战示威民众的一段奇怪经历。 　　“我从未见过情报机关如此迟钝。”“但是我坚持说没有通知媒体，也没有通知白宫任何一个人。” 　　尼克松凌晨4点40分抵达林肯纪念堂，接见了一些示威的学生。尼克松说：“我希望你们知道我理解你们的感受。” 　　据报道，今年7月，美国地方法院法官罗伊斯•兰伯思(Royce Lamberth)批准斯坦利•库特勒(Stanley Kutler)等历史学家的请求，判令启封尼克松的这些证词。兰伯思称，在不违背大陪审团保密目的情况下，公布这些记录对公众有益，有助于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水门事件。 　　水门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政治丑闻之一。在1972年的总统大选中，为了取得民主党内部竞选策略的情报，1972年6月17日，以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麦科德(James W. McCord, Jr。)为首的5人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由于此事，尼克松于1974年8月8日宣布将于次日辞职，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辞职的总统。

胡适在美国的最后十年：孤独空虚 住破烂小公寓(图) 2011/11/11  大众日报 　　胡适在美国最后十年 　　思思 整理 　　胡适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举凡政治、文化、教育与外交领域，都可以听到这位“徽骆驼”发人深思的言论，作为民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长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闲话胡适》作者是胡适近亲，自幼对胡适及其家族有深切的了解。 　　胡适青年时留学美国，住了七年，中年做美国大使，住了八年。一九四九年春，他偕江冬秀离开上海，乘海轮到美国，一住就是十年。这位大学者是否在美国过着“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买办生涯呢？写《胡适杂忆》的唐德刚，曾与胡适，一杯在手，老少无猜，茶余饭后，娓娓而谈；闲得无聊，大摆龙门等时刻，捉住胡适的真面貌，真性情，真本色，虽不中，也不远了。 　贼入公寓 　　胡适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船抵旧金山，这一天是国内共产党百万大军飞渡长江的一天，他在旧金山船上哀叹一声：“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后来，他在纽约城定居，纽约是世界第一大都市，可说“纽约居，更不易”了。他住在纽约东城八十一街简陋的小公寓里。他们所住的是大使级的住宅区，但是他那所破烂的公寓，却没有大使级的防盗设备。一次，胡先生外出，胡太太一人正在厨房烧饭，一个彪形大汉的窃贼，忽然自防火楼梯破窗而入。幸好胡老太太没有学会一般美国女人临危时的尖叫，她老人家只是下意识地走向公寓大门，把门打开，反身对那悍贼大叫一声“Go!”那位大黑贼，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从门口“Go”了。 　　欧美各国的生活费用，房租最贵，可是“适之先生夫妇，年高多病，缚鸡无力，自然更是坐吃山空。他的经济情况和他的健康情况一样，显然已渐入绝境。人怕老来穷，他的有限的储蓄和少许的养老金，断难填补他那流亡寓公生活的无底深渊。”在朝不保夕的情况下，他只好住在破烂的公寓里了。 　　再说食的问题。江冬秀原来擅长做家乡徽州菜，数十年在外，又学会了一些外地的风味。胡适幼年在农村长大，少年在康乃尔读过农科，自然不会“韭麦不分”，但饭来张口，茶来伸手，这是他过惯的生涯。江冬秀语言不通，不会买菜，这样，买菜事就落在胡适的肩上了。他不能像在国内那样，四体不勤了。 　　胡适在国内有汽车代步，曾受“买办文人”之讥，他在资本主义的美国社会，手无缚鸡之力，发财乏术，就有“出无车”之叹了。唐德刚只好常拿打工用的汽车来接送他。　　　　 　　江冬秀在国内就爱打麻将，喜热闹，今天到东家，明天串西家，藉以消磨岁月，她在纽约怎么办？言语不通，交通不便，只好蜷伏在小公寓里，烧饭，打麻将，看武侠小说。江冬秀一打牌，家里客人多，房子小，胡适不能安心读书写文章，干脆侍候她打牌，有时他也亲自参加牌战。江冬秀可以终日过烧饭、打牌、看武侠小说的生活。胡适不能这样，要吃饭，要生活，就要干工作。他在这十年中干什么工作呢？ 　　大师孤独 　　胡适到美国，初在纽约普林斯顿大学任格斯德中文藏书部馆长之职。这一职位，很少洋学者可以担任，是一份闲差，每年领取几千美金贴补家用而已。他也在美国著名学府作过短期讲学，零星讲演的机会当然更多，但这些都算不上是长期性的工作。胡适经常在哥伦比亚图书馆内看书，那时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半工半读，去时胡总是找唐，因为唐是馆内他所认识的唯一的一位华裔小职员。唐替他借借书，查查书。从此唐变成为胡适的朋友了。　　　 　　唐说，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啊！哥大罗致人才来充实有关汉学之教研，也把胡适排除在外。胡适闲得无聊，常去哥大图书馆看中文报纸，所有的侨报都看，而且有时“批阅纽约旧金山出版的侨报副刊，比他太太靠打牌消磨岁月，实在好不了多少”。可见，他真是闲得无聊之极了。这时，胡适在纽约连一个学生都找不到了，他空虚无比，难过无比，变成了“无人打影”的拳师。幸好唐德刚恰巧变成胡适唯一“可打”之人。他看到了一首好的白话诗，便向唐解释半天。 　　胡适在纽约时，与唐德刚等年龄和地位相差一大截，但老少同处，一齐嘻嘻哈哈。那时，唐德刚、周策纵、吴纳孙、周文中、蔡宝瑜等一班人，在纽约组织了一个“白马文艺社”，是一个纯友谊小组织，是一个吃吃喝喝的文艺俱乐部。胡适也就乐意变成这个团体的指导员和赞助人了。他有闲工夫，仔细评阅他们的著作。一九五六年六月，在“白马文艺社”做了《再论新文学新诗新文字》的报告。他说：“新诗和新文学的发生不但是偶然的，而且是偶然的偶然。”他不知道这种偶然却是由于时势的变迁的必然而发生的。胡适终身不懂这个道理，以致固执己见而不悟。 　　学问倒退 　　一九五二年，他回到台湾，在台湾大学讲了《治学方法》。它的主要内容还是两句老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后来又讲了《杜威哲学》，还是二三十年代所说的实验主义。一九五四年，他在台大讲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新看法》，主要内容有四点：第一，是无政府的抗议，以老子为代表。第二，是孔孟一班人提倡的一种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第三，是中国古代极权政治的起来，也就是集体主义(极权主义)的起来。第四，极权国家的打倒，无为政治的试行。 　　上述几个讲演，一定程度上总括了胡适的晚年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决定了胡适不能继续前进，而只有倒退了。唐德刚说：“胡适之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传统士大夫，他晚年的思想里哪有多少实验主义呢？……所以胡适之并不盲目地说月亮是美国的圆。 　　从第九章中所说的“陈独秀入狱的经过”，“科学和民主的定义”，“问题与主义之争：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就知道胡适在一九四九年已经爱谈政治了。他在美国，百无聊赖，空谈政治。大政治也谈，小政治也谈，连鸡毛蒜皮的政治也谈，加之“他的纽约寓所，简直是个熊猫馆，终日观光之客不绝”。 　　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于当时，三十年来中国文化史上忽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批“留美学人”。他们基本上是在中国受过大中学教育，然后浮洋至新大陆，在那里留学取得了或大或小的功名；嗣后又向美国政府申请“绿卡”以至“公民权”；从此便在异国定居。胡适之先生事实上也是这个新兴行业中的基本队员。胡公之所以与众不同者：一是他未申请过“绿卡”，二是未同美国抢饭吃。可见，他就是身填沟壑，也不会“降志辱身”，到洋衙门去看人脸色，乞讨救济。可是他既不能像伯夷叔齐那样饿死，唯有回到台湾讨饭吃，终于一九五八年离开美国，回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了。 　　　　口述自传 　　胡适常劝人写传记和自传。他认为，不但大人物应该写，小人物也应该写；因为这是一般人保存当代史料最好的方法，也是知识分子对文化应尽的责任。一九五七年，他也应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邀请，开始搞口述自传。这个自传的作用是向英语读者介绍胡适的。他用英语口述录音下来，由唐德刚整理、哥大公布的十六次正式录音的英文稿。后来，唐代将其保存，并与胡适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综合译出，又加以注释，而成了《胡适的自传》。它是“自成一格的‘学术性的自传’”。内容分十二章： 　　第一章 故乡和家庭 　　第二章 我的父亲 　　第三章 初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学生生活 　　第四章 青年期的政治训练 　　第五章 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威 　　第六章 青年期逐渐领悟的治学方法 　　第七章 文学革命的结胎时期 　　第八章 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 　　第九章 五四运动——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 　　第十章 从整理国故到研究和尚 　　第十一章 从旧小说到新红学 　　第十二章 现代学术与个人收获 　　这个《自传》已由《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选编》收入《胡氏哲学思想资料选》(下)中。从第九章中所说的“陈独秀入狱的经过”，“科学和民主的定义”，“问题与主义之争：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就知道胡适在一九四九年已经爱谈政治了。他在美国，百无聊赖，空谈政治。大政治也谈，小政治也谈，连鸡毛蒜皮的政治也谈，加之“他的纽约寓所，简直是个熊猫馆，终日观光之客不绝”。 　　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于当时，三十年来中国文化史上忽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批“留美学人”。他们基本上是在中国受过大中学教育，然后浮洋至新大陆，在那里留学取得了或大或小的功名；嗣后又向美国政府申请“绿卡”以至“公民权”；从此便在异国定居。胡适之先生事实上也是这个新兴行业中的基本队员。胡公之所以与众不同者：一是他未申请过“绿卡”，二是未同美国抢饭吃。可见，他就是身填沟壑，也不会“降志辱身”，到洋衙门去看人脸色，乞讨救济。可是他既不能像伯夷叔齐那样饿死，唯有回到台湾讨饭吃，终于一九五八年离开美国，回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