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加强监管 39网路巨头开班集训 中共国家网际网络信息办公室从11月3至5日，召集大陆卅九家网路企业的负责人，从11月3至5日，一起在北京上了三天课，为传达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发展健康向上的网路文化”精神。这些负责人共同指出，未来将带头加强管理，守法自律，防止有害讯息的传播。       　据新华网报导，研讨班于本月三日至五日在北京上课，出席者有中国电信王晓初、中国移动王建宙、中国联通常小兵，联想公司杨元庆，人民网廖玒、新华网田舒斌、中国网络电视台汪文斌，新浪曹国伟、搜狐张朝阳、网易丁磊、百度李彦宏、腾讯马化腾、阿里巴巴马云，以及华为公司、中兴公司等39家企业的负责人。   报导称，期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宣讲了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要求各网络媒体「带头加强管理」。媒体老总也「一致同意」必须「加强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严格自律」，并遏制谣言、色情、诈骗等有害讯息传播。       　在六中全会召开前，各界即盛传北京将对「微博」（微网志）下手，甚至可能关闭，但八月间公开宣示拥有超过两亿使用者的新浪微博，其负责人曹国伟表示，微博不会关闭，但会面临更严格监管。       　参加此次研讨班者，都是大陆最主要网路企业的巨擘，师资也不同凡响，包含工业和信息化部长苗圩、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外交部副部长程国平、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等，甚至还安排公安部官员向与会者介绍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情况。苗圩特别要求大陆互联网企业应「加强技术跟踪和研发投入」，以提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领导人不安感上升   法新社分析认为，举办这一研讨班是当局收紧网络言论空间的最新举动，也说明中共领导人对于网络批评和民怨的不安感持续上升。   香港媒体引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副教授展江指出，网络是唯一无法按照地域管理的媒体，主流也不是官办媒体，而且舆情复杂，非常难管。这个研讨班只能算是一次「柔性管理」，毕竟在中国，政府不对媒体说管理的话「是不可能的」，何况明年中共要举行十八大，进行权力交接。 展江说，王晨日前还呼吁官员主动参与微博，「这证明微博不会关闭，只会积极利用」。   关闭微博适得其反   但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认为，在各种社会矛盾下，「高压锅需要一个出气口」，而微博等网络平台，正好让老百姓有一个释放压力和紧张的管道，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最终也对当局有利。如果关闭这些平台，将会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结果将适得其反。       华尔街日报：中国人为何不快乐 打印版 【 阿波罗新闻网2011-11-12讯】   内容摘要 如果说经济成长可以提高人民的福祉，而生活满意度也会跟着提高的话，那么中国今年爆发的十多万起群体抗议事件就无从解释了。《华尔街日报》10日评论文章指出，今年，中国的经济成长在数据上超过了9%，然而却也是不满情绪高涨的一年。 　 华尔街日报：中国人为何不快乐 如果说经济成长可以提高人民的福祉，而生活满意度也会跟着提高的话，那么中国今年爆发的十多万起群体抗议事件就无从解释了。《华尔街日报》10日评论文章指出，今年，中国的经济成长在数据上超过了9%，然而却也是不满情绪高涨的一年。 清华大学和《小康》杂志最近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40% 的中国人不满意他们的生活，由《新视线》杂志和人民大学进行的另一项调查则发现，70%的农民因土地被强征而有不满情绪。此外，根据胡润百富﹝Hurun Report﹞和中国银行的调查，大约60%的富人正移民海外或正考虑这样做。 这场危机是真实的，中国人很早以前就不相信中国共产党地方级官员，但是他们一般仍然相信国家高层领导人，一直到最近，情况才有所变化。 1989年六四屠杀后，中国沉默民众与统治者签订的社会契约是：只要中共政权逐年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可以容忍它的权力垄断。这就是中共今年为何能安然度过18万起群体抗议事件，而尚未倒台的原因。但是最近情况有所变化。 变化来自于两个趋势。第一，社会底层百姓逐渐认识到，他们的苦难是高层制定的政策造成的，责任在高层，而不能仅归咎于那些无能或腐败的地方官员。第二，富人和知识份子的权利被中共收买20年后，他们正逐渐觉醒。 第一个趋势的典型例子是来自中国各省的100多名独立候选人，冒着失去自由的危险，投入各县乡市基层人代的选举。虽然中共各级政府传统上只是中共决策的橡皮图章，但理论上人代拥有监督官员的权力。因此受到严重挑战的官员就威胁和不断骚扰独立候选人，甚至非法取消他们的参选资格。 中共几十年暴力专政造成大多数中国人可能无法像独立候选人那样勇敢，除非有来自上层的动员，这就是为什么第二个趋势如此重要的原因。为巩固政权，自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中共吸收知识份子，除了给予他们物质利益，还灌输歪理，称若实施民主，他们的特权将被没受过教育的多数民众摧毁。中共对知识份子的策略一直很成功，直到最近才有所变化。 互联网和现实世界日益增多的维权事件，让不少知识份子开始觉醒，一些来自北京的知识份子最近冒着被殴打的危险，前往山东探望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同样的，针对艺术家艾未未近日遭非法判决240万美元罚款，“当艾未未债主”的捐款活动立即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而中共最近对空气污染的隐瞒，也催生了另一个活动。 由于中国的大学在21世纪初扩大招生，造成很多家庭为了支付子女学费而大量借钱，但是这些没有政治关系的毕业生很难在职场上获得晋升，最后落得成为“蚁族”，多人蜗居在窄小的空间艰难度日。然而与此同时，中共高干和商界精英的孩子却开着法拉利跑车在街上赛车，而不担心被抓。 由于缺乏问责制，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能力的信心也在不断的下降。今年7月发生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之后，不少媒体揭露了高速铁路计划的种种问题。然而尽管面对公众批评，中国铁道部仍然拿到大额预算，将继续投资在那些可能无法回收的铁路建设上。 在牺牲私人企业和家庭的情况下，中国的国有企业日益兴盛强大。为解决高通货膨胀，中央银行紧缩信贷，私人企业因贷款困难，纷纷破产，但国有企业仍继续从国有银行取得大量贷款。房地产开发商为避免倒闭，只得降价求售。然而在降价潮中，受损最大的不是房地产开发商，而是地方政府。因地方政府通过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和所得税等税收，可拿到卖房收入的60%。 这导致很严重的连锁反应，依靠出售土地取得资金的地方政府，目前正争先恐后提高税收，今年前三季度，税收增加的速度几乎是GDP增速的3倍。高额税负进一步加大了中国百姓的不满，终于在11月27日爆发了浙江湖州织里抗税事件。 在税负名目繁多、税负奇高的中国，至今才爆发一起影响力较大的抗税事件，可见中国百姓忍气吞声的程度，所以这么多年来，中国第一次开始出现资金外流，也就不足为奇了。资金外流现象也反映了很多中国民众认为国内的投资机会稀少，以及对未来经济持悲观看法，也有一些人因担心政治动乱而将资金转存海外银行。 针对这一切不满情绪，中共当局的应对之道是加强保安和监控。今年的维稳预算首次超过国防预算，异议人士的被失踪已司空见惯，而这些侵犯人权的事件经互联网曝光后，更引发了民众的愤怒和反抗。 警钟应该响起了，中共20年来坚持的经济发展政策已将中国带入困境，这不一定会酿成大祸，只要中共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满足中国百姓对民主法治的渴望，否则中国百姓的不满情绪将日益高涨。   目前，中国上网人口突破5亿，微博（微型部落格）用户逼近两亿，网络已成为披露官员贪腐与群众抗争事件的平台；中共政府担心网络引爆人民不满，并威胁当局的媒体管制政策。   7月温州动车追撞惨剧时，数百万用户透过微博交流讯息，表达对政府反应的愤怒。分析家认为，温州事件可能成为微博的分水岭；不少微博用户则担心，微博最终可能引发官方反弹、甚至被关闭。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报导，微博营运商腾讯本月1日证实，官方要求监控微博上的内容。报导说，所谓「谣言」和「有害信息」，往往是执政当局视为敏感讯息的代名词。   中国最受欢迎的微博网站「新浪微博」，也已承诺打击对其微博网站上发布的「虚假信息」。

华尔街日报：中国人为何不快乐

 

内容摘要 如果说经济成长可以提高人民的福祉，而生活满意度也会跟着提高的话，那么中国今年爆发的十多万起群体抗议事件就无从解释了。《华尔街日报》10日评论文章指出，今年，中国的经济成长在数据上超过了9%，然而却也是不满情绪高涨的一年。

华尔街日报：中国人为何不快乐 如果说经济成长可以提高人民的福祉，而生活满意度也会跟着提高的话，那么中国今年爆发的十多万起群体抗议事件就无从解释了。《华尔街日报》10日评论文章指出，今年，中国的经济成长在数据上超过了9%，然而却也是不满情绪高涨的一年。 清华大学和《小康》杂志最近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40% 的中国人不满意他们的生活，由《新视线》杂志和人民大学进行的另一项调查则发现，70%的农民因土地被强征而有不满情绪。此外，根据胡润百富﹝Hurun Report﹞和中国银行的调查，大约60%的富人正移民海外或正考虑这样做。 这场危机是真实的，中国人很早以前就不相信中国共产党地方级官员，但是他们一般仍然相信国家高层领导人，一直到最近，情况才有所变化。 1989年六四屠杀后，中国沉默民众与统治者签订的社会契约是：只要中共政权逐年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可以容忍它的权力垄断。这就是中共今年为何能安然度过18万起群体抗议事件，而尚未倒台的原因。但是最近情况有所变化。 变化来自于两个趋势。第一，社会底层百姓逐渐认识到，他们的苦难是高层制定的政策造成的，责任在高层，而不能仅归咎于那些无能或腐败的地方官员。第二，富人和知识份子的权利被中共收买20年后，他们正逐渐觉醒。 第一个趋势的典型例子是来自中国各省的100多名独立候选人，冒着失去自由的危险，投入各县乡市基层人代的选举。虽然中共各级政府传统上只是中共决策的橡皮图章，但理论上人代拥有监督官员的权力。因此受到严重挑战的官员就威胁和不断骚扰独立候选人，甚至非法取消他们的参选资格。 中共几十年暴力专政造成大多数中国人可能无法像独立候选人那样勇敢，除非有来自上层的动员，这就是为什么第二个趋势如此重要的原因。为巩固政权，自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中共吸收知识份子，除了给予他们物质利益，还灌输歪理，称若实施民主，他们的特权将被没受过教育的多数民众摧毁。中共对知识份子的策略一直很成功，直到最近才有所变化。 互联网和现实世界日益增多的维权事件，让不少知识份子开始觉醒，一些来自北京的知识份子最近冒着被殴打的危险，前往山东探望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同样的，针对艺术家艾未未近日遭非法判决240万美元罚款，“当艾未未债主”的捐款活动立即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而中共最近对空气污染的隐瞒，也催生了另一个活动。 由于中国的大学在21世纪初扩大招生，造成很多家庭为了支付子女学费而大量借钱，但是这些没有政治关系的毕业生很难在职场上获得晋升，最后落得成为“蚁族”，多人蜗居在窄小的空间艰难度日。然而与此同时，中共高干和商界精英的孩子却开着法拉利跑车在街上赛车，而不担心被抓。 由于缺乏问责制，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能力的信心也在不断的下降。今年7月发生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之后，不少媒体揭露了高速铁路计划的种种问题。然而尽管面对公众批评，中国铁道部仍然拿到大额预算，将继续投资在那些可能无法回收的铁路建设上。 在牺牲私人企业和家庭的情况下，中国的国有企业日益兴盛强大。为解决高通货膨胀，中央银行紧缩信贷，私人企业因贷款困难，纷纷破产，但国有企业仍继续从国有银行取得大量贷款。房地产开发商为避免倒闭，只得降价求售。然而在降价潮中，受损最大的不是房地产开发商，而是地方政府。因地方政府通过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和所得税等税收，可拿到卖房收入的60%。 这导致很严重的连锁反应，依靠出售土地取得资金的地方政府，目前正争先恐后提高税收，今年前三季度，税收增加的速度几乎是GDP增速的3倍。高额税负进一步加大了中国百姓的不满，终于在11月27日爆发了浙江湖州织里抗税事件。 在税负名目繁多、税负奇高的中国，至今才爆发一起影响力较大的抗税事件，可见中国百姓忍气吞声的程度，所以这么多年来，中国第一次开始出现资金外流，也就不足为奇了。资金外流现象也反映了很多中国民众认为国内的投资机会稀少，以及对未来经济持悲观看法，也有一些人因担心政治动乱而将资金转存海外银行。 针对这一切不满情绪，中共当局的应对之道是加强保安和监控。今年的维稳预算首次超过国防预算，异议人士的被失踪已司空见惯，而这些侵犯人权的事件经互联网曝光后，更引发了民众的愤怒和反抗。 警钟应该响起了，中共20年来坚持的经济发展政策已将中国带入困境，这不一定会酿成大祸，只要中共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满足中国百姓对民主法治的渴望，否则中国百姓的不满情绪将日益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