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椒城 武则天一生养了多少男人?李世民为何要砍她的头
2011/11/12 |
武则天一生养了多少男人?李世民为何要砍她的头
帝国龙脉
自古以来，在龙凤呈祥中都是龙主凤从，不管凤的地位如何显耀，都逃不过附属的命运。而在诸多“真龙”执掌天下的中国历史中，偏偏有一只凤不甘心命运的安排，跻身到了帝王的行列，并且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唯一一位女皇帝，这只耀眼的凤凰就是武则天。
武则天登顶帝位，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在一个男权社会，敢把男人踩在脚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且君临天下的人唯她一人而已。她成就了一个神话，缔造了一个时代。而她身后的宫廷则扑朔迷离，使原本就成为传奇的她有了更多神秘色彩。这些神秘的色彩大多与伴随其一生的龙脉有关。
两山一川
中国是一个男权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中，男人才是社会的主宰，女人只能处于从属地位。但是武则天却打破了这一神话，她不但将男人踩在脚下，而且，由凤变龙，执掌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女性“真龙天子”。穿越历史，追溯武家龙脉，我们或许能从武氏起源的山川风水中发现一点端倪。
武姓最早的发祥地在今河南省，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姓不断繁衍，迅速向邻近的山东、江苏等地迁徙。大约到战国时期，武姓之人已在中原一带比较广泛地活动了。
其中，在北方有一支武氏家族迁入了现在的山西文水。武则天是这一家族的第八代子孙。在地域上，文水在并州之内，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崛起于黄土高原。并州历史悠久，早在尧、舜、禹时期，这片土地就成为人们繁衍生息的宝地。到了唐朝，并州改置县郡，成为太原府，又为这片土地增辉不少。
并州西迎吕梁山，东倚太行山，形成“两山夹一川”的独特地理地貌。在古代堪舆家看来，太行山和吕梁山是中国山脉北龙的一支，文水又恰好在这两山之间，自然能受到“龙脉”的庇护和滋养，在这样一个蕴含龙氲之气的宝地，武氏家族潜藏“龙脉”也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了。
龙起利州
武则天的父亲叫武士彟，曾是一个商人。在那个时代，商人并不是一个值得夸耀的阶层。所谓“士农工商”，商人被列在最末的一个行列。后来，武士彟经过一番思考，决定从军。武士彟很有钱，这就帮助了他今后在从军的路上顺风顺水。
武士彟是个很有头脑的人，他看到天下大乱，群雄蜂起，预感到隋朝大厦将倾，他发觉李渊是个可以依靠的力量，于是从那时起，李武两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武士彟在随李渊打天下的时候，家里的夫人和一个儿子相继死去，而他忠于职守，没有回家。后来李渊知道此情况后，特下敕表扬，并打算为他续弦，既是恩赐，也是为了交情。李渊登九五之尊后，就把隋朝宰相杨达的女儿介绍给了武士彟。武士彟和杨氏结婚以后共生了三个女孩，武则天是他们的次女。
李渊称帝后，武士彟被列为二等功臣，成为当时十四名开国功臣之一。后来武士彟又被加封为应国公，后被调任为利州、荆州都督。有人说，武则天能成为一代帝王，其兴起之地就是利州。
利州位于中国西南腹地、嘉陵江的上游，是进出四川的咽喉重地，历来有“川北门户”和“巴蜀金三角”之称。利州地势东北、西北高、中部低，形成北部中山区，中部河谷浅丘及平坝区，南部低山区的特殊地理环境。而嘉陵江流淌着长江奔流不息的气势，柔媚中透着刚毅，犹如一个有男儿气魄的女子，巾帼不让须眉。
唐朝时，四川北部的利州地区是一处交通要道，同时也是贸易集散中心。利州山水秀美，气候温和湿润，唐人南下时多喜在此居住。古城利州具有两千余年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是四川的进出门户。唐武德七年，武则天就降生在了这片土地上。
武则天从小就生的气质不凡。有一个故事很是玄妙，说她小时候生长在利州，当地有个相面大师叫袁天罡。当时武士彟任利州都督，有一次袁天罡路过武则天家，巧遇杨夫人，袁天罡一见就发现她骨法不凡，认定这种面相的人家中必有贵子。杨夫人也想知道哪个孩子是贵子，就把袁天罡请到家里。他先看了武元庆和武元爽，说他们长得不错，可以官至三品，但只不过是能保家的主儿，还不算大贵。杨氏又唤出武则天的姐姐，袁天罡称“此女贵而不利夫”！ 就是说她大福大贵之后，丈夫却得不着好。最后由奶妈抱出穿着男孩衣裳打扮的武则天，袁天罡一见襁褓中的武则天大为震惊，杨夫人和武士彟都感觉到了，马上就问怎么样，袁天罡摇摇头，说，看不好，你得让她下地走两步。武则天就走了两步，他脸色骤然一变，说她“龙瞳凤颈，极贵验也”！但当时武则天穿着男孩儿衣服，他遗憾地说：“可惜是个男孩儿，如果是女孩儿，恐怕就是天下之主了！
武则天此时已被袁天罡相为将来贵为天子，其实在她出生之前，就已呈现出隐隐的祥瑞之兆。关于她的出生还有个传说，说利州有一江潭，武则天之母杨氏一天从潭边经过，突然从潭中飞出一条金色长龙，直扑其身，之后不久，杨氏就有身孕，产下武则天。
女主武王
武则天出生后不久，当地就流传一种说法，说唐三代后，“武代李兴”。这话不久就传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耳朵里。李世民对此种说法也是深信不疑。但是当时天下太平，国泰民安，他也没有那么多闲工夫理会传说中的武姓真龙，这事就慢慢淡忘了。
贞观二十二年，太白星显现异时天象，李世民想起民间传言不免有些心惊，于是他便秘密地把太史令李淳风召到宫里，商量对策。唐代的太史令管天文历法，也精通风水之学。李淳风说：“臣经过观测与推算，发现这个女人已经在陛下的宫里，恐怕就是皇帝的某一位眷属。不出三十年后，她就要取代陛下，代掌陛下的大好河山，而且还要诛杀李唐皇室的子孙。”李世民听了非常紧张，就想，既然预言和天象都一致了，那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错杀三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必须彻底清理宫中，凡是姓武的、跟“武”沾边的全都要杀死。
李淳风又说，这可不是上策，有一句话叫王者不死。上天既然派这么一个人下来，就会保护她，不要说很难把她杀死，如果殃及无辜上天一定会怪罪。更可怕的是，就算您把她杀了，上天的意思如果没有改变的话，他还会再派一个人来。现在存在的那个是陛下的眷属，肯定已经是成年人，到三十年之后变老，内心说不定会比较仁慈，就会更有利于您，可能对陛下的子孙会留有余地。如果您现在把她杀了，上天又生出一个新的人来，那这个人三十年之后可是年轻人，年轻人心狠，杀起陛下的子孙恐怕就毫不留情了。
这番话很有道理，但对于唐太宗来说，没什么比江山稳固更重要。此时，他杀心已起，结果玄武门守将李君羡就做了替死鬼。
李君羡的正式职位是左武卫将军，这是唐代府兵制十六卫中左武卫的一员大将；而且还有爵位，是武连郡公；他的家乡是洺州武安，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武安市。玄武门是唐代长安城的正北门，扼守皇帝居住的大内，历来为人所重，位置相当重要。唐太宗当年就是在玄武门设下伏兵，杀死了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再用武力逼迫父皇李渊退位，自己当上了皇帝，它的守将都非常骁勇，李君羡也是一员大将。玄武门守将、左武卫将军、武连郡公、武安人，已经四个“武”字了。可是，这并未引起太大的注意，毕竟都是巧合。而真正要他命的是他自己说的一句话。
有一天唐太宗在宫内宴请武将，李君羡也在宴上，唐太宗一时兴起想起一个话题，让大将们都说说自己的小名。到了李君羡这儿，他说出自己的小名是“五娘子。”这是个女孩名字，大家都因为这个女人的名字笑了起来，但唐太宗却忽然突然想起了“女主武王”的预言，想想这个人是玄武门守将、左武卫将军、武连郡公、武安人、五娘子，而且还是武将，玄武门又是个重要的地方，他本人从那里登上皇位，就总觉得那里很不安全，就觉得那个预言说的肯定是这个人。所以没过多久，他就找了一个借口，把李君羡给杀了。他本以为，这样就解除了那个预言，殊不知，武媚娘就在他身边。
武则天这个时候还是个小小的才人，没有受到什么特别的重视，她进宫十二年后也没有为太宗生育一男半女，才人的称号当然也没有改变。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当时妃嫔被视作皇帝的私有财产，即使皇帝死了，其他任何人也不能动，惯例是没有生育过的嫔妃们要出家做尼姑，生育过的则要打入冷宫，为死去的皇帝守寡。武则天没有办法，到感业寺削发为尼。
这样的话，进入感业寺作尼姑的武则天看来要孤寡一生了，然而，是金子总要发光，是真龙总会显形，一个绝佳的机会出现了。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女皇帝。人们说到皇帝，常常会首先想到“三宫六院”、“佳丽三千”。那么作为女皇帝是否也需要“三宫六院”、“俊男三千”呢？
武则天登上皇位后，她当然要享受那种唯我独尊、众星捧月的帝王生活，更何况武则天本来就是个欲望极强的人，其丈夫唐高宗体弱多病，根本不能满足她的需要，因而一直处于压抑的状态。唐高宗死的那一年，武则天已经59岁，正式登基称帝时已经 66岁，然而由于她生活优裕，养生得法，仍然面容姣美，丰肌艳态，宛若少女一般，其性欲也不减于年轻妇女。据资料记载，武则天称帝后，后宫养了很多面首，也就是供武则天享乐用的漂亮男人，来满足她的需求。其中武则天较为宠幸的有张易之、张昌宗、沈南谬、薛怀义等。据《旧唐书·张行成传》记载，张易之、张昌宗为兄弟二人，他们“年二十余，白晰美姿容，善音律歌词”。太平公主发现张昌宗后将他推荐给武则天，武则天对他的性能力非常满意，因而得到武后的宠爱，后来张昌宗向武则天推荐哥哥张易之说：“臣兄易之器用过臣（指其阳物更为巨大），兼工合炼（又善于炼丹药）。”武则天召见后发现张易之果然“阳道壮伟”，大为欢喜，从此他们兄弟二人就以入宫修书的名义长居宫中，专供武则天宠幸放纵。
武则天面首的来源有很多渠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太平公主所献。太平公主身为武则天女儿，朝夕相处自然知母莫若女，而且她身上也遗传了武则天风流淫欲的血脉，深谙武则天喜好，为了讨母亲欢心，她甘于冲锋陷阵，为武则天做药引子。据《旧唐书》记载，薛怀义就是先认识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见他身体魁梧强壮，又经过亲自测试，发现他性能力极强，于是引他进宫正式向武则天加以推荐，并说“小宝（薛怀义）有非常材用，可以近侍”。武则天便任命他为侍从，陪伴在自己身边，早晚云雨寻欢，甚为满意。
武则天广置面首的事情传开后，许多自我感觉良好的男人便自告奋勇地主动要求进宫伺候武则天，据《旧唐书》载，柳良宾是由自己的父亲推荐的，同时被荐的有侯祥云，“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吏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专欲自进奉宸内供奉”。这些敢于自我推荐的人大多都有过人之处，既是外表俊美，又是身体健壮、精力旺盛，武则天大为欢喜，只要能让自己满足的都统统接纳并赐予他们高官厚禄，这样一来，便有越来越多的人“毛遂自荐”，甘愿成为武则天众多“妃嫔”中的一员。
除了自己的女儿推荐、官僚推荐、男宠自荐，武则天还经常密派宫廷内的官员到民间秘密搜罗。据说当时宫中女才人上官婉儿就曾接受过这样的任务。上官婉儿出发前，武则天还就如何挑选男子向她面授机宜，上官婉儿以此原则四处搜罗，遇到合适的就选拔出来送给武则天。
通过这种种途径，武则天的面首已经蔚为壮观，为了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公元698 年，武则天成立了控鹤监。控鹤监是武则天所独设的一种机构，它的设立，大概是与则天女皇的崇道思想有关。公元699年初，武则天女皇又设立了控鹤监丞、主祭官；到了公元700年初，她又将控鹤监改为奉震府，由张易之、昌宗二兄弟管理，俨然成为历代皇帝的“三宫六院”，张氏兄弟就像是东西宫的“皇后”、“贵妃”，成为武则天“妃嫔”的总管。
招纳男宠使武则天遇到了忠心耿耿的大臣的阻挠。狄仁杰上书说，二张在陛下左右，实在有累皇上的圣名，皇上志在千秋，留此污点，殊为可惜。武则天自知理亏，只好转弯抹角地加以解释，称赞狄仁杰是忠正老臣，所以把国家的重任委托给他，但皇帝的私事大臣不宜过问。还诡辩称嬖幸二张是为了休养身体，过去躬奉先帝，生育过繁，血气衰耗已竭，因而病魔时缠身，虽然经常服食参茸之类的补剂，但效果不大。现在只有采取元阳，以培根本，才能阴阳合而血气充足。臣子劝说无效，武则天更加肆无忌惮，以至于武则天将很多政事交由张易之兄弟来处理，二人权倾朝中，连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等人都争着为二人执鞭牵马。
当然，并不是所有面首都能得到武则天的宠爱，作为面首，光有英俊的外表是不够的。武后虽年过花甲，但养生有道，再加脂粉钗环，真是姿色不减当年，但人的生理变化是不能够改变的。绣帏之间，武后不能够随心所欲，动不动就大发雷霆。
由此看来，武则天“面首三千”的说法虽查无正史，但她广置面首、宠幸男子却是事实。其实在说到历代君王“三宫六院”、“佳丽三千”时也往往并非实指，而是意味着皇帝后宫的嫔妃非常多，这样来看，武则天“面首三千”的说法也可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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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河图洛书，还原华夏人文景观 －－《中国文化冷风景》自序
李劼
华夏民族的始源形象，是刻画在《山海经》故事里的。或者英雄无畏，或者坚忍不拔，阳刚之气，极其充沛。或许是这样的初民形象感动了上苍，冥冥之中，将河图洛书赐给了这个民族。
遗憾的是，这个民族的先祖没能真正读懂河图洛书。解读那两个图式，需要很深的数学根底，很好的逻辑头脑，很高的悟性，再加上非同寻常的生命修为。这个民族的先祖，或许颇有悟性，修为也不低。但从结绳记事的记载上来，数学根底显然不行；再加上使用象形文字的缘故，逻辑头脑也是先天不足。他们只能似懂非懂地揣摸着，以依样画葫芦式的稚拙，同时又不无自以为是、自作聪明地弄出了一个八卦图式。结果，一个由深奥的数理逻辑构成的、同时蕴含着宇宙信息和生命奥义的高维全息方程式，被简化成了低维的世俗的用以偷窥命运变幻的八卦排列。
最初的那个八卦排列图式，相传由伏羲所画，号称伏羲八卦。经过夏、商两朝一千年左右的演变，西歧的西伯侯姬昌，将伏羲八卦做了重新推演，并且还从中衍化出六十四卦。姬昌排列的八卦图式，史称文王八卦。姬昌于推演之际写下的那些卦辞爻辞，后来被编纂成了一部《周易》。
《周礼•春官•大卜》有言：“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贾疏解释：“夏曰《连山》，殷曰《归藏》”。《连山》、《归藏》早已失传，以致有人甚至怀疑是否真的存在过。后世能够读到的，惟有《周易》。
《周易》被儒生尊为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事实上，《周易》影响所致，仅儒、法两家。老聃、庄周、杨朱、墨翟、公孙龙等等诸子的思想学说，皆与《周易》迥然有别。至于齐国稷下学宫所云集的各家诸子，也并非《周易》承传者。《周易》其实是在西汉的时候，随着独尊儒术而水涨船高，被奉为群经之首，再附加上诸子百家之源的夸张。但这么说，又并非意味着，《周易》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无多影响。恰恰相反，姬昌演易几乎圈定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走向；尽管这样的事实，是多么的可悲。
倘若撇开姬昌演易的卦辞爻辞附加给八卦的诸多内容，八卦之易也不过就是一门巫术与命理参半的学问。后来宋朝学者邵雍的研究，便是这样的努力。应该说，八卦图式从河图洛书那里所承继的全息性，确实可以推算国运人运之类的命运变幻。但八卦之易也仅止于卜卦算命之类的巫术或准巫术，并不曾给这个民族的文明，带来什么进展。几千年的卜卦算命算下来，混到了二十世纪，这个民族依然一穷二白。后来总算开始富了起来，但也不过是出卖廉价劳动力而已。高科技的文明成就，并不发韧于华夏民族，当然也没有掌握在这个民族的手里。所谓八卦，最后变成了搞笑的同义词。
但姬昌演易却绝对不是搞笑的。非常认真。姬昌演易演出了两大结果，一者是丧失了时间维度的功利主义必然性结构，一者是聚焦于人事权变的心机权术（参见本著第四章《姬昌演易的心术独白和周易卦爻的必然性结构》）。从前者之中，生发出周公建制所确立的中央集权专制与等级制度等级观念；从后者之中，演变成后来的帝王术和权谋术。姬昌演易，乃是后世儒家和法家的源起。所谓儒法互补，儒法一家，其根源全都缘自姬昌演易。至于韩非在其著述中援引姬昌当年如何运用权术的史例，不过是证实了姬昌确实是个权术大家而已（参见本著第七章第二节《韩非帝王术》）。
姬昌演易所演出的那个封闭结构，后来具化为儒法两家的共生和互补。自先秦以降，华夏民族在儒法两家构成的文化心理牢笼里苟活了数千年，至今未见解脱。这个民族的奴性，这个民族的喜欢玩弄权术，这个民族的崇拜用阴谋诡计加血腥暴力以窃得国家、抢得江山的历代枭雄，这个民族有非常享受做稳了奴隶的嗜好，如此等等的诸多国民性弊病，皆源自儒法两家给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理造成的集体无意识创伤。而姬昌，则是这种封闭的制度结构和同样封闭的阴暗心理的始作俑者。姬昌演易，画地为牢。当年被囚的姬昌，在所囚之地羑里，反过来为整个民族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既是制度的又是心理的无形牢房。此后，经由姬发伐纣，姬旦建制，孔丘立说，荀况搭桥，韩非献术，最后嬴政一统，历时八百年的历史演变，华夏民族终于被请君入瓮，关进姬昌当年设置的无形牢房里，迄今长达数千年。
历史的真相，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读明白了这段历史，那么姬旦建制之前的历史，姬昌演易之前的文化，都有了还原的可能。更不用说，令人怀念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还原，也成为可能。从箕子所说的《洪范九畴》，可以得知姬昌演易之前的文化，是什么模样。而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则揭示了姬旦建制之前的历史，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参见本著第二章《周公建制的历史意味和人文影响》）。更不用说，当年春秋战国时代的辉煌文化，绝非以儒法两家为主流。
八百年周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的中央集权制王朝，等级分明，尊卑赫然。不过，诸侯各国，依然留有些许殷商诸侯联盟时代的残迹。比如吕尚的封地齐国，可以推行与姬旦的封地鲁国不一样的政治主张。齐国的治国方略是尚贤，亦即看重治国能力，迥异于鲁国的尊尊亲亲。有周时代，言论自由也还没有被剥夺。“召公谏弥谤”，周室天子以及各国诸侯，就此全都打消了防民之口的侵犯言论自由念头。再从《诗经》诸多国风篇什里，又可以发现，民风依然淳朴，男女恋爱自由，没有受到后来孔儒主张的伦理观念和封建礼教的束缚。
春秋战国时代的辉煌，最早是由齐国君臣，桓公小白与齐相管仲，共同开创的。除了这对君臣“尊王攘夷”的业绩，齐国尚有战国时代的齐桓公田午创立稷下学宫，繁荣诸子百家文化，影响超过孔丘讲学。稷下学宫，后世略有评说；然管仲政治之于周公建制的无言颠覆，却无人领略，更无研究。
当年吕尚与姬旦之间在治国方略上的分歧，至桓公、管仲登上历史舞台，显示出了实质性的变革。“尊王攘夷”，是一个相当温和的政治方略；在给足周室面子的前提之下，大刀阔斧地开创出一个全新的政治局面。“尊王攘夷”以一个“尊”字，略去了姬旦确立的尊尊亲亲；从而在“攘夷”的名义下，实施管仲的人本政治。管仲的人本政治，完全打破了姬旦的政治模式。等级制度，等级观念，并非立国之本，更不是必须遵行的伦理规范。当管仲以“三归”和“反坫”的身体力行，要求桓公打破等级框框，柦公的反应是心领神会。君臣之间，配合默契。举国上下，无人非议。只不过让声称经常梦见周公的鲁国破落户孔丘，看得很不顺眼罢了。
管仲的人本政治，后继有人。晏婴为相，管规晏随。管仲的政治思想，更是绵绵不绝（参见本著第七章第三节《杨朱贵己》中有关管仲政治的论说）。邹衍、田骈、淳于髡、慎到等等，稷下诸子，大都深受管氏影响。由此，还发展出一个黄老学派，成为后世西汉数帝所遵奉的政治圭臬。相比之下，孟轲的民本政治，不仅肤浅，流于空想，而且还深深地刻有君君臣臣的孔儒观念印记。
管仲的人本政治，不啻在齐国，对其它的诸侯各国也产生过巨大影响。倘若说，春秋战国不仅是一个文化的春天，也是一个政治多元化的历史空间，那么这样的空间，是由管仲的人本政治所开拓的。管仲政治，在那个时代、于诸侯各国政治，具有主导的地位。只是由于《春秋》由孔丘所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又从孔丘的《春秋》中衍生，所以那样的历史事实，被有意无意地掩盖掉了。孔丘著史，再微言大义，也跳不出周公建制确立的等级观念。而维护等级观念以及相应的周礼，可说是一部《春秋》的根本宗旨。后世儒学煞费苦心地研究来研究去的，无非是哪个君王言行出轨、哪个君王有违礼仪之类的孔儒要领。相反，于管仲政治的内容、意义和影响不置一词。历史的真相，就是这样被歪曲的。
在管仲政治所开拓的春秋战国历史空间里，天下是自由的天下，社会是活跃的社会。与管仲政治主导的庙堂相应，有庄子式的士林，有极具杨朱贵己品质的民众；有墨翟那样的民间领袖和墨家那样的民间组织，有公孙龙那么纯粹的形而上思想家。但是，正如孔丘的《春秋》刻意将管仲政治边缘化，后来司马迁著《史记》，也同样刻意地淡化、甚至抹掉老、庄、杨、墨、公孙龙诸子诸家。管仲的政绩，司马迁无法回避；但管仲的政治思想以及深受影响的稷下学宫，却被司马迁清除得只剩些许蛛丝马迹可寻。
战国之际，稷下学宫的创立，可说是桓公田午不下于“尊王攘夷”的历史文化大手笔。司马迁偶尔提及，都忍不住会惊叹其“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宏伟气派。名列建安七子的徐干描述道：“齐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尊宠之”（《中论•亡国》）。之前，东汉的庆劭有说：“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风俗通义•穷通》）。这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倒是也能得到些许印证：“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 皆次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稷下学宫，百家荟萃，名流如云，齐集了儒、道、墨、法、名、阴阳、纵横、兵家等各大流派。其中的每一位大家，都有不下于孔丘的门生弟子。《战国策》记载，田骈有“徒百人”；另据《太平环宇记》所说，稷下的前辈学者淳于髡，“弟子三千人”。稷下诸子之中，大都撰写专著。邹衍有《邹子》、田骈有《田子》、慎到有《慎子》，可惜，全部失传，就像当年著名政治家李俚的《李子》和申不害的《申子》一样。即便是管仲的《管子》，也是失传之后由汉代学人重新编写的。从《汉书•艺文志》所开列的那张长长的书单上，可以得知，有多少先秦思想家的珍贵著述，湮灭于历史的长河。反过来说，要不是这样的湮灭，又何来孔孟的坐大？
稷下学宫诸子，才学人品俱佳。同样的面对齐宣王，孟轲不过直言相告而已，哪里比得上王斗，毫不留情地当面批评宣王“好马”、“好狗”、“好酒”，独不“好士”，逼得宣王不得不认错，并且以实际行动改过，最后，以“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战国策•齐策四》）。原文如下： 先生王斗造门而欲见齐宣王，宣王使谒者延入。王斗曰：“斗趋见王为好势，王趋见斗为好士，于王何如？”使者复还报。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请从。”宣王因趋而迎之于门，与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庙，守社稷，闻先生直言正谏不讳。”王斗对曰：“王闻之过。斗生于乱世，事乱君，焉敢直言正谏。”宣王忿然作色，不说。
有间，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为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说，曰：“寡人愚陋，守齐国，惟恐失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马，王亦好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是王不好士。”宣王曰：“当今之世无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无骐麟耳，王驷已备矣。世无东郭逡、庐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无毛嫱、西施，王宫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无士？”王曰：“寡人忧国爱民，固愿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忧国爱民，不若王爱尺也。”王曰：“何谓也？”王斗曰：“王使人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为能之也。今王治齐，非左右便辟无使也，臣故曰不如爱尺也。”
宣王谢曰：“寡人有罪国家。”于是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战国策•齐策四》
倘若能从桓公、管仲的“尊王攘夷”，从管仲的人本政治及其政治思想连同于诸侯各国的影响，从桓公田午所创立的稷下学宫以及后来稷下学派的发展壮大连同对先秦诸子百家的意味，重新审视春秋战国的历史，那么，还原华夏民族真实的人文景观，便成为可能。与这种可能相应，便是重新研究商周之交的历史演变，重新研究从河图洛书到姬昌演易的文化转型，重新理解老子《道德经》的思想奥义，重新评价杨朱的贵己，重新探讨墨翟的兼爱，重新解读公孙龙的白马非白。当整个人文图景及其历史真相得以还原之际，人们自然而然会发现，后来儒法互补的历史及其文化，原来是春秋战国时代最为当时诸子不齿、对华夏民族最为凶险、最无裨益的选择。且不说其它，仅以王斗逼齐宣王改过与韩非奴性十足地拜倒在嬴政脚下献计献术的鲜明对照，就可以得知，这个民族是怎样退化的。先前的华夏民族精英，大都是王斗这样的；而后来的知识精英却一个比一个更韩非。今日之华夏，众精英大都以能够成为韩非为荣，而以做不成韩非为羞耻。
遥想当年，即便醉心于纯粹思辨如公孙龙者，在王公贵族面前，都有王斗那样的气度和见识（参见本著第七章第五节《公孙龙白马非马》）；可叹如今，公孙龙那样的纯思辨，在这个民族基本上消失殆尽；而王斗式的气度和见识，也因为思想与言论自由的长年缺如而依然相当鲜见。要华夏民族一下子回到河图洛书的高维智慧，显然是不可能的。但管仲式的人物，稷下学宫那样的人文天地，也不会重新再现了么？西方绘画史上有一幅著名的巨作：雅典学派。这在中国的先秦时代，也曾有过，叫做稷下学宫。不知华夏民族什么时候，才能够从“荒江野老屋里的二、三素心人”，扩展到稷下学宫那样的宏伟景观？在这样的人文景观面前，孔丘、韩非之流，实在微不足道。司马迁的《史记》，应该重新写过。
二0一一年十月三十日写于哈德逊河畔
《纵览中国》首发 告别帝王权术，重启中国民主政治 ----海外民运的人文透视 李劼
借助海外网络的自由和开放，无意间看到了中国民主党重组过程中的林林总总。这场纠纷仅就个人品格而言，可以说由来已久，其中那位籍文革成名的人物，曾经有过为了与同胞争名夺利而在他国首都大闹国会的纪录。其搭挡则与那年人权风波的主角，同为七九民主墙的历史产物，并且早在国内组建民主党的时候，就已经有过言而无信、出尔反而的前科。倘若说这场纠纷提供了什么新的笑料，那么应该是竟然将党内同仁之间的纷争，诉诸国与国之间的照会形式。至于期间诸如不守承诺、动辄不按牌理出牌、向同仁发动突然袭击、故作高深莫测、无端表演神龙见首不见尾之类的政治魔术，让人感觉当事人误以为自己是五、六十年代中南海里那个臭名昭著的男主人。毛泽东在那个年代上演的权谋剧，一不小心被人在2009年的美国煞有介事地重演。任何一个正常人看了这样的闹剧，都会在捧腹之余，不得不以精神分析的目光，加以不无怜悯的审视。在一个民主国家，在一块自由的土地上，无论什么人，只要扮演毛泽东，无论是有意识还是下意识的，全都属于疯人院里那些白大褂们的关注对象。人们可以说这是海外民运的可悲之处，也可以说这是这类病人的幸运所在：至少有个看病的机会，假如他们还知道医治的话。
平心而论，海外民运的这类轻喜剧，并非第一次上演。遗憾的是，以往每次演过之后，无论台上的角儿，还是台下的观众，都没能获得应有的长进，从而最后总是以当事人在生存利益上的进退得失，黯然收场。好在这次稍有不同，个别人在重组一个民主政党期间刻意玩弄的帝王术，引起了绝大部分同仁的反感。据说有人当场指出过，倘若用现代民主政治的标准来衡量，这种玩法是不及格的。人们由此可以发现，玩弄权术不再被看作深刻老到，反而显得滑稽可笑。令人担心的只是，这场纷争会不会像以前几次一样，最后又变成由于仅仅聚焦于个人名利，成为过眼烟云。
海外民运普遍存在专制人格、帝王心态，并非新闻。可以成为新闻的乃是：这样的人格，这样的心态，突现到了让众人异口同声不予认同的程度。在遭到耍弄的当事人出奇地愤怒的同时，冷眼旁观者或许可以看出，此事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假如置事其间的诸多当事人能够认真面对的话。无论是历史的进步，还是人们的长进，都需要生动典型的反面教材。由于专制人格和帝王心态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针贬，由于一次次的教训都不被认真汲取，致使海外民运长期处于一种畸形状态：以专制的人格，从事民主的事业；以帝王的权术，玩弄民主的政治；拿着他国民主基金会付予的薪俸为尚未完成民主转型的祖国制造新的独裁模式，在不可能产生毛泽东的土地上刻意扮演毛泽东以此获得病态的满足。如此等等。究其原因，大致如次：
其一，知识结构的更新问题。海外一些戴有民主斗士桂冠者，或者起自文革，或者来自七九。他们有坐牢和流亡的经历，却没有努力读书重头学起的朴实。其知识结构大都停留在当年所阅读的马列著作和毛氏语录，满脑子的假大空，以致会把“照会”当作叫得响的唬人名词，胡乱砸向组党同仁。不要说稍有民主政治常识的人见了这样的卖弄会瞠目结舌，即便让新左人物见了，都会忍俊不禁。须知，人家至少已经把西方思潮读到德里达等人的后现代了，就连谈论萨特都显得相当过气。可是这些可怜的民运旧人，不要说根本弄不清楚萨特的存在主义与海德格尔有何异同，就连美国独立宣言里的“人人生而平等”究竟是什么意思，都还不知所云。
其二、思维方式的僵化。不啻是六、七十年代的民运旧人，即便是八九学运以后的民运新人，乃至在美国读了博士的民运学子，都深受毛式斗争哲学的毒害。且不说美国校园里的左倾风气是如何的误人子弟，就算是真正学习过西方民主政治理念的学子，一旦面对中国政治中国历史中国现实，脑子里马上就跳出阶级斗争的信号。黑白分明，你死我活；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是东风压到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诸如此类的毛式斗争哲学经常成为民运人士下意识恪守的政治格言。这种情形的古怪通常在于：就算曾经在美国的课堂上学习过民主政治，一置身中国的政治现实，也会马上变成阶级斗争。这样的思维方式导致从事民运的人们，习惯了将民运与反共划等号；从而以反共的激烈程度，作为衡量民运深入与否的标准。这样的思维方式，几乎就是对当年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历史抄袭，其下意识的斗争目标无非是：你下去、我上来。由此再产生种种幻觉，诸如伟人幻觉，陈独秀再世幻觉，曼德拉中国版幻觉，未来中国开国总统幻觉，等等幻觉。
其三、民运人士的人格分裂。这种分裂主要体现于，以双重标准从事民主运动。一面向专制政府要求民主，一面却自己专制行事。仿佛民主仅仅是针对他人而言的要求，跟自己的有无民主作风毫不相干。这种人格分裂又通常被统一于老子天下第一的自以为是之中。以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从事现代民主政治，必然导致专制人格和民主政治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又总是以这样的结果告终：不管怎么样都得由我说了算。在民运中一旦得分，马上产生创世心态：中国的民主运动，是我创立。或者中国的民主党，我有首创权；这个党眼下如何重组，首先取决于我的意思。这种心态与当年镇压学生的红色丘八没有什么两样：这天下是老子用性命拼出来的，怎么能让你们说了算？同样，这个党的名气，是老子用坐牢的代价搞大的，岂容他人置喙？
按照民主政治的原理，从事者理当非常低调，就像民主国家里那些置身竞选的候选人一样，时时处处都以一个普通人的形象现身，以免高高在上，从而让选民感觉亲切。然而，从事民主运动的中国要角，走到哪里都感觉自己仿佛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被一种接受亿万民众欢呼的渴望折磨得苦。哪怕是在饭桌上，眼睛里都会情不自禁地闪烁出一览众山小的目光。而事实上，无论是他们的政治能力还是他们的人文修养，全都可怜得哪怕将余生全部付诸就读成人教育学院，也不能算是浪费时间。他们从来不曾想过，民主政治的前提，不是因为什么人的首创，而是人人生而平等。他们不懂得民主政治的性质恰好在于，并没有什么救世主。他们因此在向中国当局要求民主的同时，总忘不了要向从事民主事业的同伴们表示自己如何的高人一头，从而不可与任何他人同日而语。他们同样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奥秘不在于有没有几百年才出一个的伟大人物领导，而在于商业文明的等价交换原则。争取民主的关键，在于实现平等。当两个政党平等地坐上谈判桌的时候，就算民主政体的建设尚未完成，民主的涵义，也已然在其中了。同样道理，当党内各方同仁平等地坐到一起共商诸事时，就算这个党的组建尚有难产之虞，民主的气氛也已经造成了。民主政治的天敌，乃是个人意志的飞扬跋扈。听凭一个人的意志左右一个政党，即便在当今的中国执政党，都已经成为一页翻过去了的老黄历，更何况之于一个尚处重新组建之中的在野党？
其四、民运中的专制人格，通常来自要角们的自我夸张，以及由此造成的伟人幻觉。始于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政党政治，缘何最终陷入专制的泥潭？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玩家们的伟人迷幻。当帝王政治随着王朝的终结而声名狼藉之后，中国的历史，旋即又被由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带来的伟人政治所左右。伟人政治既是专制人格的土壤，又是帝王心态的温床。倘若毛泽东穿上皇袍，延安的热血青年也罢，革命军人也罢，立即会把皇帝拉下马。因为这一代造反者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也有过袁世凯称帝的记忆。然而，毛泽东扮演的是伟人，致使全党不得不五体投地。因为这个党所接受的主义，天然暗含一个政治密码：伟人政治。制造这个主义的是伟人，领导这场革命的更是伟人。皇帝是不能复辟的，但伟人却是必须得到崇敬的。对毛泽东的现代迷信，就是这样从伟人政治和帝王传统在暗地里的嫁接之中，悄然起步的。至于最后酿成的灾祸，有目共睹，虽然尚待继续肃清流毒。
混杂着帝王心态的伟人迷幻，即便在毛泽东时代过去之后，依然深深地根植于中国朝野政客的心底。海外民运也不例外。不少重要角色，全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喜欢一种伟人的夸张，仿佛一起吃过伟人政治的摇头丸。民主政治应有的低调，在中国式的民主斗士当中尚属鲜见。尽管从事民主事业其实与在公司里打工是非常相同的，但中国式的民运人士，很少具备这样的常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今的民主事业与其说是从七九、八九开始的，不如说应该从民运人士能否把自己当作民主事业的打工仔起步。他们的脸上，理当带着侍应生的微笑；他们的神情，应该具有搬运工的快乐。但是也得指出的是，当今的海外民运之中，并非没有这样的微笑和快乐，只是为数实在寥寥。
伟人迷幻是又一件皇帝的新衣。因为自以为穿有伟人迷彩服的民运要角通常只管自己兴奋不已，根本不管别人有没有看见自己的如何伟大。而民运的喜剧性又在于：人人都死盯着自己的伟大，结果在竞相夸张之中，同归于尽。民运之中的山头林立，根本原因可能在于“伟人”过剩。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过去毛泽东的伟人迷幻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伟人政治的摇头丸分给大家服用了。而海外民运的伟人迷幻为何始终处于自恋阶段，因为伟人迷幻只限于自以为是的“伟人”自己，或者说，自己独吞了伟人政治的摇头丸，致使伟人崇拜变成了顾影自怜。说得更加通俗一些，毛泽东的成功在于最终实现了精神强奸，而个别民运“伟人”的失败则在于：竟然把手淫误认为强奸早已成功。这可能是这幕民主党重组之剧最有看点的搞笑之处：硬将所有同仁看作归顺的部下。
由此可见，想要在精神上、心理上、文化上真正告别帝王术，必须医治伟人迷幻给民运人士造成的心理创伤。民主政治不是伟人的政治。既便伟大如苏格拉底，也不能让习惯了民主政治的雅典民众接受伟人政治，更何况当今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还不曾具备那么崇高的人文境界。而事实上，以谦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政治伟人，海外民运诸子也并非不是没有看见；为什么就不能学习一下，为什么就不能对照反省自己呢？
令人不无欣慰的是，在这场重组民主党的纠纷当中，有不少民运同仁在认真学习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并且开始有了谦卑和宽容的人文意识。他们学会了耐心听取他人的不同意见，他们学会了一再被拒之后的登门造访。他们籍此营造着民主政治理当具备的对话平台和宽容气氛。就算他们诚心诚意的期待，结果被对方充满敌意的文革秽语和流氓腔调所粉碎，他们的努力也并不因此付诸东流。因为民主政治，就是这样起步的。而当初中国民主政治的伟大先驱宋教仁在国会里，也曾经这么不屈不挠地努力过。
民主政治的前提，是人人生而平等。五四新文化诸子意识到了以男女平等替代男尊女卑，但还没能将这样的平等意识上升到人人生而平等的天赋人权。民主政治天然警惕伟人随随便便就横空出世。当然，民主政治也会产生伟人，但那样的伟人通常具有基督耶稣式的殉道品性，并且必定是低低在下的；而不是毛泽东式的君临天下，高高在上的。至于印度的甘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更是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以实现与人人生而平等原则相关联的自由和人权，或者赢得一个民族的独立。中国的八九年也有过产生如此伟人的历史机会，只是当事者不想牺牲自己，不想为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奉献自己的一切，从而丧失了那样的机会。这虽然令人遗憾，但也不得不尊重他人不愿牺牲的选择，尊重他人作出这种选择的权利。只不过在尊重他人权利之余，也很想问一声喜欢扮演伟人的什么人：你真的愿意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么？须知，真做了烈士，再伟大也无济于事了。要不古人为什么会说死去原知万事空？而历史上，有伟人欲的人物又通常是非常怕死的。毛泽东敢说大话，是因为他同时又深谙活命之道，懂得如何在被敌人逮捕的时候，不惜出卖同伙以求保住性命。不知某些学做毛泽东的民运要角，是否也悄悄地留有这一手。就一个普通人而言，伟大，意味着牺牲。不要说实践伟大，就算随便想想，都会想得害怕。在成千上万的林昭歌颂者当中，真正愿意成为林昭者，不过二、三子而已。因此，多想想牺牲，可能有助于医治“伟人”的自我迷幻。
医治伟人迷幻的另一途径，可能在于分清权利和权力的区别。伟人迷幻通常源自权力崇拜，这与民主政治基于民众有无权利意识，正好截然相反。中国人有很长的专制历史，有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而权利意识则与人权意识一样，才刚刚萌生不多久。具体到这场在野党重组过程，对他人权利的尊重，通常被习惯扮演伟人的民运要角看作是自己大权在握的体现。于是，权利和权力被混为一谈。明明是尊重对方的权利，被说成了蛮横的请君入瓮，言外之意无非是有人的权力受到了挑战，而不是什么人的权利遭到了侵犯。当年毛泽东在庐山上就曾经如此这般地耍过无赖，如今民运脚色居然也有样学样，致使旁观者不得不从民主政治的ABC说起。
虽然民主总是被诉诸政治，但民主首先却不是政治，而是日常的生活方式，而是人人生而平等的普世观念。当大家都能平等相处，没有等级观念，没有各种歧视，谁也不比谁高贵，谁也不比谁低贱，那么民主的人文环境，就已经自然而然地呈现了。海外民运的一个人文障碍，恐怕就在于一些从事者很难把自己看作是个普通人，从而滋生应有的平常心。他们的怯懦不仅在于害怕牺牲自己，同时也在于害怕自己不是伟人。他们害怕作为一介芸芸众生，默默无闻地生活在异国他乡。他们害怕丧失因为有点名声而来的各种关照和特殊利益，一如当朝者害怕失去手中的权力。他们确实为民主事业奋斗过，但他们又实在离不开借助名声获得的生存方式。他们几乎没有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而每时每刻都活在自己如何伟大、正在如何创造历史之类的幻觉里。这场民主党重组之所以纠纷不断，就因为某些当事者那种自认伟大的幻觉重重。他们根本不懂得，当今世界的民主政治，其实就是平民政治。与其说是伟人的事业，不如说是商业文明的产物。
现代民主政治的这种商业文明意味，使之并不排除从事者的利益诉求。这种民主政治不能接受的，乃各种乌托邦、以及伴随着乌托邦而来的伟人模式。利益诉求是可以协商的，而乌托邦伟人是根本没有商量余地的：要么服从，要么被消灭。海外民运最为不幸的是，总是摆出一付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乌托邦的乌托邦架势，在理想主义的伪装底下，谋求实际上极其卑微的生存利益。动身要有起轿的派头，出访讲求对方的接待规格，诸如最高级的饭店，必须如同国家元首一般随身携带夫人之类。上台发言，动辄代表所有与会者。会场上一站，全世界人民尽收囊底。这种帝王作派，不仅让人无法交流，也让人难以对话。唯一的选择，只能恭请这类人遵守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
专制政治要求服从命令，民主政治讲究的是遵守游戏规则。这种要求不带有任何强迫的意味，但又是构成民主政治得以进行的必要前提。换句话说，任何不愿遵守游戏规则的人，都会面临取消参与资格的可能。玩弄专制政治，你可以一会儿《水浒传》，一会儿《三国演义》，就像毛泽东那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然而，置身民主政治，却不能想抢劫就抢劫，想搞阴谋诡计就搞阴谋诡计。就像在球场上，你怎么个踢法都可以，但不能犯规。或者在牌桌上，你怎么出牌叫牌都行，但必须按规则进行。民主政治的输赢，不同于专制政治的成败。专制政治通常是成王败寇，并且总是你死我活，毫无退让余地。这次不将你置于死地，下次会轮到我鹿死你手。然而，民主政治不是这样的绞肉机，而像利益角逐的游乐场。这次输了下次可能会赢，这次赢了下次可能会输。赢家并非输家的主宰，输家也没有给赢家做奴隶的义务。这在一个民主国家的民众，乃是极其简单的常识，但对于来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客，却像在解答一道十分吃力的难题。
然而，历史的进程，并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更不能等待某些专制病患者的能否痊愈。倘若全体参与者都是专制病患者，所谓的民主运动自然是无解无望的。但好在这次重组政党过程的参与者，并非全都是专制病患。倘若他们的精神健康状态不受病患影响，假如他们能够告别帝王权术，那么经由重组一个民主政党致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得以重启，并非没有可能。
从二十世纪开始的中国政党政治，迄今已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这一百年里，教训良多，受益却太少。这一百年里，绝大部分时间，都被不按规则行事、不按牌理出牌的流氓比赛所占据。一种小农式的占有天下心理，经过主义的包装，成为全体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创伤。这一百年里，中国人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不知错失了多少次历史机遇，而实质性的转折，却迟迟不见到来。所谓实质性的转折，乃是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场地上，恭请所有扮演毛式痞子的政客退场。这叫做告别帝王权术，重启民主政治。在将来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格言，不再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也不再是“解放全人类”式的牛皮哄哄，而是相当朴实的平等对话，谋求双赢。或者干脆就是：侍应生的微笑，搬运工的快乐。民主的政党政治，应该就是这样起步的。而在野的政党，也理当像在朝的执政党一样，接受应有的舆论监督，其中包括黄牌警告，也包括恭请退场。
但愿海外民运，朴实如斯。
二00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写于纽约
革命可以反對，不能「告別」
《开放》2011-11 嚴家祺
● 現在的中國，到了一場最後埋葬專制制度的大革命前夕。我不希望中國出現法國一七九三年式的大革命或俄國十月革命式的革命，但願中國未來的革命，是一場非暴力的走向民主的「光榮革命」。
http://upload.peacehall.com/blog/temp2/201111111932511docx
● 辛亥革命後訓練了一批配備槍砲的革命軍。這是上海革命軍炮兵照片。（本刊資料）
李澤厚的名字與「告別革命」連在一起。從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八二年，我與李澤厚同在北京的哲學研究所工作。這個哲學所在社會科學院成立前，屬於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化革命」我們在同一個單位，五七幹校我們在同一公社、同一軍營中居住。
告別革命掩蓋李澤厚的美學成就
我記得一九七一年在明港，幹校所在的軍隊營房很大，可以住上百人。我們所有人在不開會時，軍宣隊就強令大家坐在床頭馬扎上讀《毛選》。我不喜歡讀《毛選》，經常讀馬恩著作單行本，這在當時是允許的。但李澤厚在《毛選》下面放一本康德的著作，當軍宣隊走過他床頭時，李澤厚就讀《毛選》，軍宣隊不在時，他就讀康德。李澤厚這種表現在明港幹校是不多的，一九七九年，他研究康德的著作《批判哲學的批判》出版了。
從一九七九年李澤厚出版《批判哲學的批判》開始，哲學所的人就對李澤厚刮目相看。後來，李澤厚又出版了《美的歷程》、《華夏美學》、《中國古代、近代、現代思想史論》多本著作。他的《美的歷程》，在三十年前的中國，掀起了一陣波瀾。
在經歷了「十年文革」的文化荒漠後，讀《美的歷程》，不僅感到文字美、藝術美，而且可以感受到他思想自由氣息。
現在很多人談起李澤厚，不知道《美的歷程》，只知道「告別革命」。要瞭解《美的歷程》，必須讀書的每一章節，要瞭解「告別革命」，只要看書的書名，「告別革命」只是一句口號而已。李澤厚是傑出的美學家和哲學家，他的學術成就被「告別革命」淹沒了。
革命是一場大的變革，工業革命、信息革命、科學革命是人們常稱的革命。這裡談到革命，是指改變一個國家政權的革命。中國改朝換代的農民戰爭，無論失敗的還是成功的，都是革命。近代以來，中國發生過太平天國革命、辛亥革命和共產黨革命。在世界近、現代歷史上，十七世紀英國推翻斯圖亞特專制王朝的革命、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二十世紀俄國的十月革命都是有世界影響的革命。
革命起自民眾受挫折情緒日深
革命不是因普遍貧窮而發生的。想一想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的中國吧，在普遍貧困狀態，人們往往處於消極的、不反抗狀態。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認為，法國大革命前，法國經濟普遍繁榮，恰恰是經濟獲得最充分改善的地區頻頻發生騷亂。許多研究革命問題的社會學家認為，在社會條件迅速改善遇到障礙時，在期望和現實之間出現巨大差距時，在人們認為不公平的狀況普遍存在時，受挫折感情緒由此日深，當人們發現政府的任何改革都無濟於事時，革命就會不可阻擋地爆發。
明朝末年，皇室腐化、吏治敗壞、宦官專權、黨爭激烈，騷動起義遍佈各地，最後迎來的是一場全國性的農民大革命。胡錦濤當政十年，創造了一個吏治敗壞、兩極分化、沒有正義、虛假繁榮的中國。就像溫度不斷升高的水一樣，產生愈來愈多的「氣泡」。胡錦濤的「維穩」政策，就是企圖把一個又一個「氣泡」消滅在萌芽狀態中，這是本末倒置的愚蠢做法。他空言和放棄政治改革，促使中國新的革命條件日趨成熟。
獨裁者名單國家都會發生大革命
去年，美國《外交政策雜誌》評出二十三名全球最腐朽獨裁者，其中就有胡錦濤、穆巴拉克、卡扎菲、金正日。此外，還有緬甸、土庫曼、伊朗、敘利亞、蘇丹、埃索俄比亞、查德、盧旺達、烏干達、津巴布韋、喀麥隆、委內瑞拉、古巴等國的首腦。有意思的是，今年被革命推翻的穆巴拉克和卡扎菲，都在這個「獨裁者名單」上。
獨裁者名單國家之所以會爆發革命，是長期的專制統治社會矛盾積累的結果。當人民找不到任何改變自己生存環境的途徑時，唯一的辦法，就是革命。現代通訊技術發展的結果，使人民可以利用手機和網路，迅速組織起來，形成一支不可抵擋的力量。
革命與暴力並不是不可分的。十七世紀英國的「光榮革命」是一場「和平革命」。中國的辛亥革命是較少暴力的革命。一九八九年後蘇聯東歐的革命，許多是非暴力的「和平革命」。
面對革命，是反對還是支持？
如果我們置身於利比亞，在今年革命發起的初期，在卡扎菲聲嘶力竭地宣稱自己受到人民擁護時，我們站在哪一邊？革命發生了，要麼反對，要麼參與，要麼支持，要麼沉默，要麼逃離，沒有人能「告別革命」。
在一個專制國家，「告別革命」只有在革命尚未發生時有些微影響，只會讓專制者高興。革命實際上是「告別」不了的。今天的中國，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不同的中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專制的、實行公有制的、共產主義中國，今天的中國，是專制的、走上「老資本主義道路」的中國。
現在中國所謂「維穩」，不僅是維護一黨專政，而且是維護憑藉權力佔有億萬財產的權貴資產階級的利益。所以，未來中國的革命，會形成兩種不同的「革命力量」，一種是藉口「反對兩極分化」、企圖恢復毛澤東時代的革命，另一種是，反專制、反對社會不公正、建設「新資本主義」的革命。
當現在的中國有人高舉毛澤東的旗幟要進行一次新的共產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或「新文化大革命」時，絕大多數中國人，會記起毛澤東時代的災難，會選擇「反對革命」；當中國有人高舉反專制旗幟號召革命時，無論這個人今天地位如何，他只要有必勝的信念、有明確綱領和目標、有政權內外力量的廣泛支持，他就能改變中國。絕大多數中國人會支持或同情這種革命。
革命條件正在一步步成熟，現在需要的是，有把革命引向勝利的英雄。
現在的中國，到了一場最後埋葬專制制度的大革命前夕。我不希望看到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出現法國一七九三年式的革命或俄國一九一七年式的革命，我將成為這種「革命」的反對者，但願中國未來的革命，是一場「非暴力」的把中國引向民主的「光榮革命」。
二○一一年十月十八日
（嚴家祺：曾任中國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長） （2011/11/11 发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