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参赛者在场地外夹着一只死去的蟋蟀。

上海花鸟鱼虫市场上的蟋蟀。对于那些平常不收藏和饲养野生昆虫的人们来说，这里是购买打斗用蟋蟀的首选之地，价格从2到50美元不等，不过，那些战斗力超强的蟋蟀的价格会更高一些。

上海花鸟鱼虫市场中的一位买家正在购买之前对一只蟋蟀进行检查，用一根细细的稻草来试探它的攻击力。据布朗宁的介绍，买家一般会选两只蟋蟀斗一下，然后买走那只胜者。

上海花鸟鱼虫市场上的一位卖家。这个市场售卖各种各样的小宠物，而死去的蟋蟀竟会被当成是鸟类的食物。

装饰用的蝈蝈正卧在小小的笼子中。这些蝈蝈要比打斗蟋蟀更加可爱，由于它们的叫声非常好听，所以经常被当作是宠物来饲养。据了解，这种做法起源于唐代皇宫中的女人，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上海花鸟鱼虫市场中的一个露天房间中，没有摊位的卖家把他们的蟋蟀摆在地上进行售卖。

一位卖家正在展示一只瓷碗中的打斗蟋蟀。只有雄性蟋蟀才会打斗，如果一只蟋蟀在一次“战斗”中落败，那么24小时之内是不能参加第二次“战斗”的。科学家们还利用蟋蟀的这一习性对人类的抑郁症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一位正在售卖稻草棒的女士，这些稻草用来挑起两只蟋蟀之间的“战斗”。

一些收藏级的蟋蟀正在出售。

一个摊位上正在进行的一场蟋蟀即兴大战。

由闵行区收藏协会主办、在七宝古镇举行的为期两天的蟋蟀比赛中的为蟋蟀准备的食物。

比赛选手们正在检查自己的蟋蟀，确保它们能在七宝古镇的蟋蟀比赛中吃好喝好。

在比赛之前，每一只蟋蟀都需要由法官进行电子称重，然后根据大小、颜色和重量等来进行分组。

在七宝古镇的比赛中，两个雄性蟋蟀被放进塑料的作战场地中。为了让它们打起来，两位主人正在用稻草棒挑逗它们，直到它们显现出自己的攻击性、露出钳子并开始攻击对方为止。

一位法官正在注意比赛前双方的比分和时间。

比赛房间之外的工作人员、游客和参赛者能够通过玻璃看到比赛的大致情况，而具体的比赛则会被显示在位于大厅的大屏幕上。

比赛房间内，一位法官和参赛者正在观看比赛，房间内非常安静，以免分散蟋蟀的注意力。

参赛者和游客们正在通过大厅的大屏幕观看比赛。根据布朗宁的介绍，参赛者以老年人居多，许多年轻人并不喜欢这项活动，“这是一项老年人的运动”，布朗宁说道。

西来农庄的保安人员，他们负责维持蟋蟀比赛的现场秩序。

位于七宝古镇的蟋蟀草堂是一个专门记录打斗类昆虫历史发展的博物馆。

一直以来，斗蟋蟀都是一种赌博的方式，但是如今这在中国是严格禁止的，所以经常会有一些组织斗蟋蟀的地方遭到警方的搜查。不过在上海的一条老街道中，人们经常会聚集在一起，把他们的小玩意拿出来斗上一把，而钱则随之在暗地里迅速完成了易手。

聚集在一起观看斗蟋蟀的人群。

一位参赛者正在紧张地看着街道比赛中的情况。不用担心，明年我们可以再来！

网易

世界经济危机与中国 2011/11/15

郑永年 　　中国经济格局不可避免受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在世界经济日趋危机的环境中，中国如何求生存和可持续的发展呢？在应付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有很多积极的经验，但也有惨痛的教训，需要对两方面作理性的总结。 　　尽管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外在压力，也会维持较快的发展水平，但再也不能也不应该扮演世界经济救世主的角色了。2008年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政府马上推出了数量极大的配套来应付危机。较之西方任何政府，中国政府的举措更为有效。在西方，政府可以动用的主要举措有两个方面，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过，财政政策因为政府过高的债务而受到限制；同样，货币政策也很难奏效，因为各国的利率已经很低，甚至趋近于零。中国则不一样。中国政府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财政能力最强的国家。过去数十年，国家税收每年以两位数增长。中国的货币政策也较之西方的有效。随着金融体制建设的推进，中国政府在使用货币政策来调节宏观经济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不过，中国政府最主要的优势在于，与西方各国政府不同，中国政府拥有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控制着中国这个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实体经济命脉。就是说，除了财政和货币杠杆，中国政府还具有经济杠杆。应当说，这个经济杠杆是所有西方政府所没有的。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性，主要是因为这个杠杆。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应付危机方面，中国经济模式比美国模式更为有效。这也是这些年一些人对中国模式抱过度乐观的根源。 　　在西方，对财政和金融杠杆的过度使用，不仅导致了这些杠杆的失效，也导致了很多负面的效应。在政府债务过大、利率趋向于零的情况下，这些杠杆如何再继续发生作用呢？无论是财政还是金融杠杆，大量的钱流通到金融领域，导致金融领域“流动性”过剩。金融领域的复苏不仅没有促成政府和社会所需要的实体经济的复苏，反而促使着金融领域走向政府和社会目标的反面，即进行更大规模的投机炒作或者“金融工程”。 　　也要清醒意识到，中国政府对经济杠杆的过度使用，也在导致几乎具有同样性质的恶果。实际上，现在看来，2008年危机之后中国的应对举措，是在对经济危机怀有深刻恐惧感的情况下出台的。当时的中国本身并没有危机，政府的任务只是防止危机扩散到中国。 出于恐惧的自救行为 　　中国政府当时为什么会出台如此庞大的计划来防止危机危及自身？中国这样做的主观意图当然不是为了拯救世界经济，尽管在客观层面，产生了这样的效果。正如当时总理温家宝所说，中国把自己的事情管理好，就是对世界的最大的贡献。除了对危机的恐惧感而产生的非理性因素之外，既得利益的追求是这个计划背后的最大推动力，而国有企业是这个过程中的最大的既得利益之一。 　　正如日后所发生的，政府庞大的计划是通过国有部门来执行的，大量的财力流向了这个部门。如果说美国的问题是华尔街的问题，那么中国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部门。人们不难观察到和国有企业有关的一系列问题。 　　首先，如同华尔街，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呈现出了“过大而不能倒”的现象。政府要通过国有企业来应付危机，来赚钱，甚至来实现其它一些非经济目标（例如社会稳定），所有政府必然为国有企业提供无穷的支持。但是国有企业所追求的目标并不必然和政府的一致。相反，国有企业所追求的目标距政府目标正在越来越远。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大型国有企业的财力和市场垄断的强大，它们相对于政府的自主性也日益扩大，无论是从财政税收还是经济资源方面。政府对大型国企尤其是央企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控制力反而越来越有限。在很大程度上说，正如华尔街绑架了美国政府，国有企业也绑架了中国政府。 国有企业这种和政府目标背道而驰的做法，已经促使了中国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在很多年里，平衡经济结构一直是中国政府的目标，但是今天的中国经济结构变得越来越不平衡。主要的原因是国有企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2008年之后，国有企业大扩张，把触角伸入到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按照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有企业改革计划，国有企业会存在于国家战略部门。但是现在的国有企业已经大量侵占了民营企业的空间。哪里可以盈利，哪里就有国有企业。所以也就产生了所谓的“国进民退”的现象。 　　第二是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失衡。国有部门扩张必然导致中小企业萎缩。中小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生存环境也越来越恶劣。这导致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纷纷出走其它国家。很显然，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一直是政府的目标；但这个目标很轻易地被国有部门所改变。 　　这些现象已经暗示了第三个失衡，并且是更为严重的失衡，即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失衡。世界经济的混乱现象在本质上是“市场失灵，政府也失灵”的结果。如果市场有能力，或者政府有能力，世界经济可以出现相对稳定的秩序。但今天，人们不得不承认，市场和政府都失灵了。在西方，这是因为华尔街经济；在中国，这是因为国有企业。 　　在西方，华尔街可以影响政府，但政府影响不到华尔街。华尔街并不在任何市场意义上进行运作；相反，华尔街不仅破坏了传统意义上的市场，而且创造着以其为中心的市场，把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纳入其“交易”体系（即市场）。 政府对国有企业失控 　　在中国，国有企业也有类似的功能。国有企业绑架着政府政策。例如中小型民营企业问题。从宪法、法律上中国已经合法化了民营企业，同时在政策上，政府也制定了诸多意在促进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不过，无论是宪法、法律还是政策，都是停留在字面上，很难执行下去。为什么？因为国有企业在作怪。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型民营企业竞争政府资源？很显然，这不是竞争。谁输谁赢是明摆着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银行是国有的，在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型民营企业，国有银行会选择谁？这也是明摆着的。政府左右不了国有企业，相反使国有企业能够左右政府，这是政府失败。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也不代表市场，而是在对大限度上操控着市场，破坏着市场。国有企业并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而占据优势，而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权力，通过对经济空间、资源和人才的垄断。在所有这些资源随手可得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走辛苦的市场路线呢！在全球化的情况下，在非国有部门存在的情况下，市场已经在中国变成一种现实。但对国有企业来说，通过国家的财政、金融等等举措就能很轻易地操控市场。对国企来说，市场仅仅是一种工具。市场要服从国有企业的利益，而不是相反。 　　这和西方刚好相反。在西方，政府力量最强大，也必须服从市场；而在中国，市场力量最强大，也要服从政府。西方政府可以通过反垄断来限制企业操纵市场。西方通过很长历史时间建立起了对市场的规制。现在西方面临的是如何对金融市场进行规制。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只是因为金融业的巨大政治影响力，到现在为止规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不过，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例如通过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立法对金融业的暴利交易征收重税，使其利润不多于实体产业。与之相比，中国政府则恐怕无能对国企实行反垄断，因为国企已经是国家财政经济体系重要部分，“左手规制右手”不会在任何意义上获得成功。因此，至少在理论上说，中国所面临的市场和政府双失效要比西方严峻。 　　与国有企业有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地方债务危机。除了中央所属企业，中央政府的4万亿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地方政府发放下去的，地方政府又通过地方国有企业来实施。不仅如此，中央政府也放松了对地方的控制和监管。地方政府不拥有货币发行权，但为了融资，产生了很多地方融资平台，这些平台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地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大举借债。地方借债出现了竞争性行为，各地方不管自己是否有还债的能力，拼命借债。这是一种典型的“搭便车”行为。地方借债越多，对地方越有利。很显然，地方政府不能破产，地方债务最终必须由中央政府来承担。这一点，各地方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到。实际上，地方债务也是一种变相的财富转移形式，即财富从借债少的省份转移到借债多的省份。中央政府最后承担地方债务，债务必然在各省之间平分，不管以何种方式进行。有人说，地方债务危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危机，这并非没有一点道理。 　　中国成功地防止了西方危机危及自身。在过去的几年，不仅自己维持了高速经济增长，而且在客观上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不可否认，这一过程也导致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可以相信，中国需要很长一段历史时间来消化这些恶果。 现在西方需要中国的帮助，尤其是在中国政府掌握了巨大的财富的情况下，西方政府都在盯着中国政府手中的钱。中国要去拯救西方吗？2008年危机发生之后，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有人提出要推行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对西方实行拯救。不过，这种毫无理性的设想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兴趣。且不说中国是否有能力拯救西方。即使有，要中国来拯救西方毫无道理。二战后，美国人推出庞大的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主要是出于其地缘政治考量，主要是和当时的苏联竞争。这个计划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项目，更多的是战略项目。相比之下，中国和欧洲之间并没有地缘政治关联，不存在共同的敌人，两者之间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又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可以到欧洲做些生意，但要推行大规模的拯救计划的可能性趋于零。 改革的意识形态化 　　令人担忧的是，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还再度促使中国改革的意识形态化。因为中国比较有效地应付了金融危机，很多人就简单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要比西方的优越。一些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从前中国的改革错误地把经济政策使用到社会政策领域，结果是高速的经济发展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今天，在各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很多人又混淆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当然这次是错误地把社会政策的“救济”逻辑滥用到经济领域去。导致经济国家主义大肆横行，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大扩张。 　　如果华尔街成为西方社会的关注点，政府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关注点。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政府部门收入增长过快。但政府积聚这么大量的财富干什么用呢？至少从近几年看来，主要还是为了通过投资推动经济发展，积累更多的财富。这和华尔街不断注资“赌场资本主义”换取更多金钱逻辑类似。华尔街积累财富的方式错了，所积累的财富的使用方式也错了。同样，中国政府积累财富的方式错了，所积累的财富的使用方式也错了。积累财富是通过国企的过度扩张，通过向平民百姓征收过重的税收。这导致“国进民退”和“国富民弱”。 　　再者，所积累起来的庞大财富并没有用在最需要的社会政策上，就是说财富没有流向社会的大多数；相反，财富促使着政府方面很多不理性的决策，例如建立维稳机制、注定要浪费的公共投资、政府内部的“消费社会”，等等。同时，因为政府掌握了过多的财富，腐败现象变本加厉。现在一些官员一贪就是几十个亿，根本原因就是政府掌握庞大的社会财富，却没有“社会化”的方法管理和分配这些财富。当然，政府掌握财富过多，也刺激着国际社会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贪婪欲望。 　　简单地说，无论是应付危机还是争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们必须意识到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不同性质。概括地说，这两个模式代表的是两个极端，一个是市场包涵政府（美国），另一个是政府包涵市场（中国）。当市场逃避了政府的规制的时候，美国模式必然发生危机；当政府完全控制了市场的时候，中国模式必然发生危机。在西方的市场模式下，政治冲突往往表现在人民对资本的冲突；但在中国的国家经济主义下，政治冲突往往表现为人民和政府间的冲突。只有把中国模式的性质认识清楚了，人们才能作出科学的政策。否则的话，政策很可能是误入歧途，甚至走向自己的反面。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