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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西藏/坏死征兆:反思中国模式/怪异的普京情结/拒日赔款的18个莫名其妙
發佈時間: 11/16/2011 1:14:45 AM 被閲覽數: 171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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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的两首最好的歌《青藏高原》和《走进青藏》
 
 
来源: yimei1926



李娜虽然没有象其他的歌星唱出很多的歌,但是这两首歌,她唱得最好,没有人(甚至韩红尽了最大的努力)没能唱出李娜的水平,效果和魅力。

这两首歌的歌词也相当的美和有诗意。去年我去了青海高原,有幸亲眼目睹了此歌视频里展现的宏伟壮观,空旷自然的高原风光。



( 我真是百听不厌,因为音乐别具高原风格,歌词象一首诗,歌手情,豪放)




李千一词曲


呀啦索哎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
是谁留下千年的祈盼
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
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

哦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
一座座山川相连
呀啦索
那可是青藏高原?

是谁日夜遥望着蓝天
是谁渴望永久的梦幻
难道说还有赞美的歌
还是那仿佛不能改变的庄严

哦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
一座座山川相连
呀啦索
那就是青藏高原




1、作品介绍


《青藏高原》是由千一作词作曲的一首雅俗共享的通俗民族歌曲。1997年,这首歌曲一经推出,特别是歌手李娜的演绎,把通俗的演唱风格与藏族的民间演唱风格结合在一起,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再加上富有激情和感染力的演唱,更是深深地打动了听众,使这首作品家喻户晓。这首歌曲在创作手法上,将艺术与流行有机的加以整合,既有民族特色,又有通俗的流畅性,能在老中青三代中产生共鸣,引起心灵的沟通。因此,这首歌一经面世,便迅速传遍祖国大江南北。据有关资料记载,在沈阳军区,从将军到士兵都会唱,甚至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唱,在歌厅里则有连放六遍的记录,这样雅俗共享的艺术歌曲远胜于一堂政治课,也优于道德说教,因为它在用灵魂和生命歌唱蓝天和山川。

2、欣赏提示

《青藏高原》旋律深情而高亢,表达了对青藏高原的无限神往和极力赞颂。这首歌曲无论是词还是曲,都渗透着长调的韵味。长调虽无语言意义,也不具备语言能力,仅仅只有 “呀、啦、索、哎”等几个字音,却能表达一种久远的意境,一种对天、地、佛深切地呼唤和期盼。因此,长调可称为无言的歌,无言的歌表达着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深情期盼和无限眷恋。长调多为藏民劳作而歌,因为西藏地理位置高,疆域宽广,人们面对一望无际的天地就有了一种放歌的愿望,他们的歌声多长音和颤音。如《珠穆朗玛》、《走进西藏》、《回到拉萨》、《北京的金山上》等。长调无论是唱或是哼,都是人们发自内心的一种自然表露,他们通过长调表达对劳动的一种精神补偿,或许是通过长调表达对未来的一种向往和期盼。这首歌曲以独特的问天形式,用长调音乐的表现手法向人们描绘了纯净、圣洁的雪域高原。歌曲高亢嘹亮、婉转悠扬,不仅给人们带来听觉上的享受,更触动人的心灵,震撼人的灵魂。歌曲使人仿佛看见了蓝天、白云、雪山、清净透明的空气、安详质朴的人民……歌声感受到某种接近于生命真实的精神内涵。

这首歌曲吸收了藏族民歌高亢嘹亮的唱腔,又加入了一些现代音乐的动感元素,使每个字、每个音都有一种原始的生命活力,听起来不仅有很强的时代感,又保持了西藏民歌质朴、清新的韵味。歌曲旋律跌宕起伏,尤其是第二乐段变化拍子的交替使用使音乐时时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音乐充满了生命与灵气。歌词渗透深刻的人文性。它以拟人的手法直抒“青藏高原”的情怀,千百年来,青藏高原巍然矗立在祖国海拔位置最高的西藏
它对着苍天唱着无言的赞歌,赞美祖国大好河山,呼唤上苍普照天下百姓,期盼世界和平,人类安康。这首歌不仅能让人们得到美的享受,更能使人心情趋向平和、宁静。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83195981.html?si=1


这首我也极其喜爱,歌词也很好。

 

【Just For You】优美音乐随便听听

来源: 无情有义2011-11-14
 

 

中国公共世界的四大坏死征兆:反思“中国模式”

2011/11/15 

凯迪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也面临空前的危机。我们的经济发展迅速,GDP连续几十年以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增长,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家每天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到处是新大楼、新马路、新街道,物质繁荣,商品琳琅满目。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了。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陷入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危机,我们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巨大破坏,大片耕地不见了,大量的河流和池塘消失了,空气中充斥着有毒气体,土地也被大面积污染。我们的政治生态也出现了严重问题,权贵资本主义,权钱交易,贪污腐败,践踏人权,群体性事件频发;我们的道德文化也陷入了空前危机,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作为绝对强势的生活态度几乎控制了所有人的精神生活,政治参与热情锐减。几乎人人都对现实不满,都知道制度的缺陷,都在骂贪官污吏、权钱交易、社会不公、两极分化……但是没有人试图改善这个制度,而是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利用制度的缺憾、巴结政府官员,抓住制度的弊端为自己谋私利。

总之,我们的经济奇迹建立在巨大的危机之上,这种危机我把它归结为三个坏死:自然的坏死,道德的坏死,制度的坏死。这三者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在坏死。“世界”包含自然,首先是地球,但又不只是自然和地球。或者说,它不是自然意义上的地球,它是自然与人工制品——包括文化和制度——联系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交织在一起、彼此依存的人类生存环境,“世界”的三个基本维度分别是自然、文化和制度。珍爱这个世界是我们人类得以存活的基本条件,毁坏这个世界则意味着自杀。

我的“盛世”危言是:这个世界正在坏死,人类在杀死地球和自然的同时正在自杀。当今世界的四大坏死:

1、自然的坏死。我们的发展模式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我们是地球的儿子,但是我们的大地母亲因为我们的贪得无厌、我们的疯狂榨取而不堪重负、伤痕累累、奄奄一息。我们都知道,地球资源十分有限,随着人口的一再增长和现代化的步步推进,资源紧张状况一直在进一步加剧,大地母亲已经不堪重负。但是我们,地球的不孝之子,却依然在疯狂开掘。长此以往,人类将很快由资源危机陷入资源枯竭,面临灭顶之灾。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不断见诸媒体的事实,自然环境的破坏造成的后果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极端天气频发,每年不是旱灾就是洪涝灾害。臭氧层的破坏造成了气球气温上升,北极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有人预言世界上有十个城市要消失,包括威尼斯。为了赚取所谓的外汇,我们大量砍伐森林,制作成一次性的方便筷和集装箱;为了谋求所谓的政绩,在高楼林立的地方,耕地大片大片丧失;在家庭工业、乡镇企业飞速发展的地方,空气中充满了各种有毒气体。……

2、人权在坏死

我们的发展模式付出了高昂的人权代价。中国的发展模式由于没有一个法制的环境,不能保障工人和农民的人权,因此,为了谋求发展而践踏人权的事件时有发生。在和西方国家的竞争中,我们因为漠视或者蔑视员工的人权而大大地节约了劳动力成本,黑砖窑,童工,频繁的矿难。我们的工资是提高了,但是我们的身体垮掉了,我们是收入很多部分是来自我们的超时加班。

有这样一份富士康员工的工资单:“时间:2009年11月。底薪900元;正常工作21.75天,平均加班60.50小时,报酬469元;周六日加班75小时,报酬776元。工资总额2149.50元”。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工挣得,总计136小时的加班,比劳动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多出100个小时”。

这是一条以外向型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的“世界工厂”的发展之路,由于跨国公司控制着产业链条的关键环节,打工者能赚取的就只是人力成本差,加上没有民主法制的保护,于是导致了用员工超时、超量、超强度的加班劳动,追求利润的发展模式,这样的“低人权”的发展,正是典型的“中国发展模式”。有些地方的黑工厂还严格规定了员工的上厕所次数和时间。这些年,包括2010年,总有些学者在那里高谈“中国模式”,用经济高速发展的辉煌数字来掩盖背后低人权的血腥。富士康大跳楼事件,正是一个警醒,一个当头棒喝。



3、我们的制度在坏死

作为人工制品的制度,也是我们居住的“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不仅生活在地球上,也生活在制度中。制约人类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制度,因此,地球的坏死、人权的坏死等等,实际上都缘于制度的坏死。制度坏死的标志一方面是我们的制度缺少对权力的制衡,造成了诸多制度性的腐败,制度性的社会不公,造成了权贵资本主义,权贵市场经济,是众所周知的制度缺憾及其导致的种种现象(比如贪官越抓越多,权钱交易越来越猖獗,不受限制的权力导致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等等)。我们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等,都不是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是权贵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的结果。权贵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原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度结合,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后社会主义”“后极权”“后革命”。

制度坏死的另一方面是人们对正在坏死的制度所持的犬儒态度:不是改善、疗救它,而是争先恐后地利用它的漏洞、它的缺憾来中饱私囊,满足自己的贪欲,从而加速它的坏死。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不良制度的牺牲品,但是却很少意识到自己的投机和犬儒态度极大地维持和强化了坏制度的生命力。一个失去了合法性的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大家的犬儒主义生活态度而活着的,这将使自己的子孙继续成为坏死的制度的牺牲品。崔永元微博写到:“我们恨贪官,又拼命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减脑袋往高薪单位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

4、我们的道德和文化正在坏死

我们的大众文化在歌颂赤裸裸的暴力,在热衷于教导人们如何玩弄阴谋和权术;我们的学术明星有些在鼓吹“阿Q精神”(要适应不合理的现实而不是力图改变它),有些在带领辛辛学子诵经下跪,公然否定“五四”启蒙精神。我们的人际关系空前恶化,信任危机空前严重。但是,文化与道德坏死的最显著标志还不只是这些,而是眼看着自己的生存世界一天天坏死,大多数人不是努力去疗救它、修复它,而是积极地、甚至迫不及待地参与到对它的毁坏之中,生怕晚了一步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这种犬儒主义、虚无主义和得过且过的态度,比世界的坏死更加可怕。

我们很多人不是不明是非而犯错,而是明知其错而有意为之。最近有消息称: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反反抄袭软件,是专门为了现在大学使用的反抄袭软件的。为了打击论文抄袭,现在各个高校正在全面实施一种叫做“机审”的论文质量检测,也就是用一个专门审查论文是否存心抄袭的反抄袭软件来检测学生论文。该软件的真正名字为“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它通过数据库对比,来判定一篇论文是否有抄袭行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学校用反抄袭软件来检测学生论文是否抄袭,商家则退出了“反反抄袭软件”来进行对应。这个软件是专门原来对付“机审”的,其数据库比反抄袭软件更加全面,操作更加简易,短短十分钟,便能够检测出一篇论文中和数据库雷同的部分,用红字标出,并且给出修改建议。此外,商家还为付费者提供修改论文的注意事项和修改办法,比如把文字改为图表,改动语法、句式等。该服务价格便宜,学生只要花一两百元,就能通过该软件逃过论文检测系统顺利过关。据报道,仅淘宝网上提供“论文检测”服务的商家就有1600多家。真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相信任何一个大学生、研究生都不可能没有基本的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抄袭是不应该的甚至是可耻的。但他们仍然选择了抄袭,选择了非和恶,而不是是和善。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悲剧:不是因为不能分辨是非、对错、好坏而为非、犯错、作恶,而是在具备这种辨别能力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作恶和犯错,明知其错而犯之,明知其恶而作之,明知其非而为之。这种犬儒主义和投机活动的大面积泛滥,是对道德的巨大腐蚀。

我不相信性恶论。我相信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存在鼓励抄袭的土壤,鼓励作恶的环境,一个劣币追逐良币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如果遵纪守法,用自己的行动去实施合乎道德的行为,会发现自己和环境、和周围的人群、和体制格格不入,发现自己总是吃亏,总是被嘲笑被冷落,甚至发现自己简直活不下去;相反,做坏事、做不道德的事,则风险很低,甚至根本没有风险。不仅学术论文的写作是这样,其他领域也无不如此。本人坐出租车的一个深切体会就是:谁违规谁走得快,谁不违规谁就得没完没了地等着,被一辆接一辆的车子从前面插进去。今天中国社会最可怕的不是人们缺乏分辨是非好坏的能力,而是人们的生活环境让他很难遵纪守法,很难不做错事(更不要说做好事了,这点想想《离开雷锋的日子》就知道)。

在这样一个社会,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比坏。大家不是比着看谁比谁更好,有没有比我更好的,而是比着看谁比谁更坏,有没有比我更坏的。网上很多匿名帖子为学生论文抄袭辩护,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难道只是学生在抄袭吗?教授论文不也有大量抄袭的?为什么只拿学生说事?为人师表的老师还抄袭呢,学生怎么能不抄袭?再说了,我们这个社会各行各业不都在造假吗?食品,医疗器材,哪样不造假?为什么只是苛求学术界?在整个社会缺失诚信的情况下,要求学生或学术界谨守诚信,“出淤泥而不染”显然不现实。论文反反抄袭就是例证。

在这种比坏心理的基础上,不仅不会产生悔过、罪疚心理,相反还会产生冤屈和倒霉心理:与我一样坏或比我更坏的人不是大量存在而且逍遥法外、春风得意吗?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为什么只惩罚我一个人?我冤不冤啊?本人曾经写过一篇博文,讲赖昌星、赖昌图等罪犯在法庭上总是显得理直气壮,比法官、检察官还神气。我猜想原因之一是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有罪,即使有罪也不是最大的罪。相反他们觉得自己冤,自己倒霉。

如果大家都这样比坏比下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道德只会越来越坏。良知根本不可能在比坏的过程中生长出来,只能在比坏的过程中坏死。要改变抄袭的现象,当然必须首先树立起诚信观念,培育诚信文化。这句话谁都能说,但做起来难。因为诚信文化离开了维护诚信的制度就成为一句空话。最好的社会是大家都有诚信,自觉地不作假;差一点的社会是有人想作假,但有完善的制度制约着他,让他不敢作假。要树立诚信观念,首先要建立维护诚信的制度环境。

 

世界媒体看中国:怪异的普京情结(图)


2011/11/15 


世界媒体看中国:怪异的普京情结
记者: 齐之丰 | 华盛顿

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著名小说家、社会评论家鲁迅一度对他当时所看到的中国新闻媒体热衷于传播“两头四手的胎儿,还有从小肚上生出一只脚来的三脚汉子”之类的怪异新闻很是不屑,认为那都不过是腐败专制的当局转移公众视线的捣鬼术。

愤世嫉俗、对当时的当权者很是不满的鲁迅1934年为此在上海的大报《申报》月刊上发表“捣鬼心传”一文,表示人有怪胎,也有畸形,但怪异总会有极限,怪胎再怎么怪,也“不会将头生在屁股上。” 他得出的斩钉截铁的结论是,“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中国安徽出了个“普京”*

鲁迅毕竟是20世纪上半叶的人,他的见识或许有时间或时代的局限。

夏草青青,冬雪皑皑。转眼将近80年过去,时间进入21世纪的2011年11月,中国又出了一条显然是足以让自以为见多识广的鲁迅大开眼界的新闻。据中国官方权威的新闻机构新华网11月15日转发的《安徽商报》的报道说,在中国安徽农村,人们发现一个长相酷似俄罗斯总理普京的一个农民。


新华网转发的报道还配有两幅彩色照片,一幅是穿着正规好像即将去参加婚礼的那位农民扛着镢头要下地干活,另一幅是同一身穿着的那位农民在一间破屋里的破灶台前忙忙活。两幅照片所配的总标题是:“要求不高  只想改变困难生活娶个媳妇”

新华网转发的报道说:“对于自己突然成了众人聚焦的中心,面对众人投来的眼光,(农民)罗元平表示,虽然‘普京哥’现在成了自己的新称呼,但是他还是很‘淡定。’‘我还是我,我还是要到田里去干活,相对于以前一样并没有大的变化。’ 罗元平说,自己如今已48岁,却一直单身,多年来还和哥哥住在一块,自己其实很想过上独立的家庭生活。 ‘很想娶个媳妇,组成一个家庭。’”

“从小肚上生出一只脚来的三脚汉子”之类的新闻,与安徽农村一个48岁了还穷得娶不上妻子的农民长相酷似俄罗斯又要当上总统的总理普京之类的新闻,到底哪一种应当算更怪异,更捣鬼,无疑属于见仁见智、人言人殊的范畴。但其怪异看来是不可否认的。

*俄罗斯报道怪异的“普京哥”新闻*

鲁迅当年信息不灵通,对苏联给予了不少赞美。部分是由于后来恶行暴露,劣迹昭彰,苏联在1991年解体。前苏联的对外宣传机构莫斯科广播电台已经变身为俄罗斯官方的俄罗斯之声。

显然,时代变了。中国安徽一处贫穷农村的一个贫穷农民长相酷似普京这类的怪异新闻,先前会被官方认为是有损于领导人光辉形象。如今,对于这种新闻,俄罗斯官方的俄罗斯之声的日语的网站居然是相当积极热情地予以转载:

“11月15日,新华通讯社根据当地新闻报道发表报道说,在中国华东东北部安徽省中部的龙咀村,人们发现一个长相酷似俄罗斯总理普京的人。...那个长相酷似普京总理的人正在考虑是否可以借助这种意外得来的知名度找到一个可以结婚的女子。罗元平对记者说,他现在在考虑投身演艺界,想参加电视节目演出或其他公演活动。”

俄罗斯之声网站在转载这一条新闻的同时,还配发了一张普京和罗元平并列的拼贴图片。显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俄罗斯官方的通讯机构也变得颇有幽默感了。

*普京莫名其妙获奖*

假如谁以为中国安徽穷乡僻壤一个穷汉子长相酷似普京的新闻不够怪异,中国在11月15日星期二再传出一条不可否认的怪异新闻,这就是先前被中国官方严厉叫停、并下令解散的一个颁发孔子和平奖的组织再度转身复活,并宣布授予俄罗斯总理普京孔子世界和平奖,授奖理由是普京在今年试图阻止北约组织轰炸正在屠杀人民的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从而展现出杰出的世界和平精神。

假如读者读到这里感觉晕头转向了,糊涂了,那么,这显然也是国际媒体驻中国记者们的感觉。

美国新闻杂志《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汉娜·比奇15日发表的博文在国际媒体记者当中有充足的代表性。比奇在文中以新闻记者所少见的戏剧性语调,表达了这种令人觉得奇妙的晕头转向的感觉。她的博文的题目是:“中国一项和平将提出了今年的获奖者。嗯嗯嗯,怎么是普京?” 文章说:

“猜一猜,谁是今年的和平信使?啊呀,就是弗拉季米尔·普京啊。在今年9月,中国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文化组织披露了第二届年度孔子和平奖最后一批候选人。这个奖项是去年被监禁的中国作家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之后突然冒出来的。第一届孔子和平奖被讥笑为笨手笨脚的尝试,其目的在于转移人们的视线,让人不去注意世界上最著名的和平奖刚刚授予了中国一个被监禁的异议人士。第一届孔子和平奖给了台湾老资格的政界人士连战。这位台湾前副总统甚至不知道他获得了这项奖。几天之后,一个看上去被弄得糊里糊涂的小姑娘替他接了奖。”

比奇接下以大段大段的篇幅来讲述了令人眼花缭乱、晕头转向的“孔子和平奖”、“孔子世界和平奖”的沿革。

*事情越来越怪异*

简而言之,去年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披露之后,中国文化部下属的中国乡土艺术协会宣布设立孔子和平奖,第一届获奖者是台湾前副总统连战。来自台湾的报道说,连战本人对获得这个奖不知情也不领情。于是,孔子和平奖成为世界笑料。

今年9月中旬,中国乡土艺术协会在北京召开记者会,宣布今年的获奖候选人名单,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理普京。中国文化部随即发表声明,称该协会擅自举行记者会,违反有关规定,文化部取消对该协会的认定,中国文化部跟该奖没有关系。中国文化部还宣布解散那个评奖、颁奖的组织。

就在人们以为中国媒体一度大力报道的可以跟诺贝尔和平奖分庭抗礼的‘孔子和平奖’就此寿终正寝之际,中国出来另一拨人宣布设立“孔子世界和平奖。” 这新设立的和平奖跟去年的一样,也是靠挂中国文化部,只是加了“世界”一词。

就在就在人们以为孔子和平奖已经改头换面复活之际,中国再传出消息说,文化部叫停‘孔子世界和平奖,’ 并表示先前的报道是不实报道。中国官方媒体有关叫停‘孔子世界和平奖’的报道,其中包括新华网的报道,依然是可以在互联网上很容易搜索到。

就在人们以为闹剧一般的‘孔子世界和平奖’就此寿终正寝之际,又传来了俄罗斯总理普京获得了‘孔子世界和平奖,’评选者是设在香港的中国国际和平研究中心。读到这里,人们自然会产生一系列疑问,其中包括:新华网先前有关叫停‘孔子世界和平奖‘的报道是否属于造谣,或者是不实报道?

现在人们不清楚是有关评选机构是在耍弄中国文化部,还是在跟中国文化部合作耍弄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还是中国如今确实是出现了可以跟官府抗衡的民间组织,还是中国文化部只是中国政府给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提供笑料的一个没有实权的部门。

*拭目以待是否水落石出*

法国新闻网站“89街”11月15日星期二发表记者皮尔埃·阿斯基的明显的嘻笑嘲弄的文章:

“人们可以为很多事情谴责中国领导人,但缺乏幽默感不在其中。去年异议人士刘晓波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让中国领导人深受刺激,于是他们在星期二将孔子和平奖授予普京这位伟大的人权捍卫者。这是第二届孔子和平奖,获奖者将得到一座孔子雕像。孔子这位思想家在毛泽东时代受尽诋毁,现在则成为当今政权所珍视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及共识价值的化身。去年的获奖者、台湾前领导人连战没有去领奖。”

阿斯基虽然认为给普京颁奖是中国领导人的决定,从目前的各种迹象来看,授予普京“孔子世界和平奖”是否是中国领导人的主意还难以确定。

星期二,美国《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Josh Chin发表报道,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中国官方媒体虽然一直很喜欢刊登有关普京的消息、喜欢他在联合国安理会跟北京联合对抗西方国家,但是,在授予普京“孔子世界和平奖”的消息传出之后,中国两个最大的新闻门户网站新浪和网易先是登出了有关的消息,但在星期二上午又把这条消息拿掉了。

事情确实是变得越来越怪异了。中国到底是在搞什么名堂?“孔子世界和平奖”的组织者宣布,将在12月9日,也就是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之前的一天,在北京举行颁发“孔子世界和平奖” 的颁奖仪式。

先前宣布叫停“孔子世界和平奖” 的中国当局是否准许“孔子世界和平奖” 的颁奖如期举行?俄罗斯总理普京是否会跟去年获奖的连战一样不知情、不领情、不出席?这些问题的答案到了12月9日是否会水落石出,人们只能拭目以待。


VOA

 

 

拒日赔款的18个莫名其妙

2011/11/15 

网摘精粹与搞笑奇闻 
   一个现代主政者,行事理应通情达理。然而,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往往令人莫名其妙,1972年轰动世界的拒绝日本战争赔款事件正是这样。
  莫名其妙之一,国家战争赔偿是一笔巨款。1946年国民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估计,日本赔款不下620亿美元(按当时价格计算),1972年为1200亿美元,21世纪初约合6000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人均近500美元!

  莫名其妙之二,战后进行战争赔偿是世界史惯例。请注意:二战结束后,只有几百万人口的犹太人从德国获得600亿美元的赔偿。

  莫名其妙之三,有国际法作依据。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这是符合国际法的,甚至对于追随德国与盟军作战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四个帮凶国也提出了赔偿要求。

  莫名其妙之四,亚洲各参战国都得到了日本的战争赔偿。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战败国的赔偿对象是参战国。亚洲各参战国以各种方式获得的日本战争赔偿如下:缅甸1.4亿美元,菲律宾5.5亿美元,印度尼西亚2.23亿美元,柬埔寨15亿日元,老挝10亿日元……需要指出的是,缅甸在二战中的地位很特殊:一方面国土受到了严重破坏;另一方面,反英独立运动又投靠日本,给亚洲主要的侵略者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使反法西斯同盟——特别是中国,受到了极大伤害。更需要指出的是,越南先后要了两次战争赔偿:未统一前南越要了3900万美元,统一后又要了85亿日元。

  莫名其妙之五,未参战国也得到了日本的战争赔偿。马来西亚2500万新元,韩国3亿美元。需要指出:韩国李承晚政府自1952年初开始索要赔偿,日本政府援引国际法一直置之不理:1961年朴正熙上台后继续索要,不依不饶,1965年终于如愿以偿。

  莫名其妙之六,中立国也得到了日本的战争赔偿。瑞士11亿日元,西班牙20亿日元,瑞典5亿日元,丹麦7亿日元。

  莫名其妙之七,日本的帮凶国——泰国也得到了战争赔偿。二次大战前,亚洲只有三个独立的国家:中国、日本和泰国。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泰国一直宣称严守中立,虽然泰国表面上中立,但实际上亲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泰国和日本签定了“日泰同盟条约”;1942年1月25日,泰国在日本之后也向美英宣战,后来日本战费不足,泰国政府还借给日本一笔巨款;作为报酬,日本将占领的英国殖民地缅甸、马来亚的一部份土地割让给了泰国。1945年8月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泰国政府在1945年8月16日宣布:“1942年1月25日的泰国对美英宣战宣言无效”。尽管如此,泰国也得到了150亿日元的战争赔款。

  莫名其妙之八,外蒙古也得到了战争赔偿。二战时期,外蒙古尚未独立,还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日本一向不承认外蒙古索要赔偿的资格;但外蒙政府坚持不懈,终于获得了50亿日元赔款。

  莫名其妙之九,强找理由的新加坡也得到了战争赔偿。新加坡政府以日军在新加坡屠杀中国人为借口,持之以恒地索要赔偿,1967年获得日本2500万新元赠款。

  莫名其妙之十,最大的受害国——中国却拒绝了赔偿。1953年到1977年,日本政府和20多个国家签署了与战争责任有关的54项协议,共赔偿了约5000亿日元。其中,恰恰中国是受战争创伤最惨重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共不足7年,而中国被日本侵略却长达14年!

  莫名其妙之十一,1972年的日本非昔日可比,具备雄厚的赔偿资本。应该说,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极其幸运,1968年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到1972年中日建交谈判时,已经具备了完全赔偿的超强能力。

  莫名其妙之十二,日本政府已经做好了理赔的准备。1972年5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开辟了道路,一时日本国内要求中日友好的呼声空前高涨,于是田中内阁应运而生。上台伊始,田中角荣便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复交当做外交第一要务,自然战争赔偿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日本已经做好了赔付的一切准备,朝野异乎寻常的一致。为此,田中特意委托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充当信使,试探中共政府意图。7月25日竹入访华,结果竹入喜出望外,田中闻讯也欣喜若狂——因为毛泽东拒绝了日本赔偿。

  莫名其妙之十三,难道中国对日本有什么愧怍吗?中日交往数千年,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华民族一直是大和民族的学习榜样,只有恩德,没有歉疚。

  莫名其妙之十四,战争赔偿不是强盗的恩赐,而是中国自己的损失。按1972年价格计算,在日本侵华14年期间,中国直接损失12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

  莫名其妙之十五,战争赔偿不是强盗的恩赐,而是中国人民的血肉代价。侵华14年,日本强盗杀死中国军民2100万!致伤致残1400万!还有难以数计的中国妇女被奸淫!——这是一笔用金钱无法偿还的血肉账!

  莫名其妙之十六,死于日本军刀之下的2100万中国人,只能得到一句免费的“反省”。两位死于法国戴高乐机场坍塌事故的中国公民,获得了400万元的赔偿。

  莫名其妙之十七,对毛伟人的“英明”决策,连少数正直的日本人都感到匪夷所思。日本学者TOTSUKA指出,中国拒绝日本国家赔偿不合情理,也不合法理。

  还有最大的莫名其妙,如此重大国事,为什么毛泽东一人独断专行?

  “一人做主,中国老百姓白让人欺负了,天理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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