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一

华尔街清场了。示威者一无所获，大亨们毫发未损，政治家则谁也没有得罪。这次闹得沸沸扬扬、蔓延全球的“占领”活动，主要发生在民主国家。如此无果而终，看似证明：这样的国度与专制国家不一样，社会改革的主要途径在体制内，如议会、法院及内阁；街上的“边缘运动”，多半只能起到由头、补充、呼应的作用；“革命”的事就不要想了。

专制社会，基本没有人在政府里为民众利益代言、民意无从表达，蕴酿久了，就会闹一次群众运动。所以极具激进特征，弹压或松或紧，都会走向暴力。民众只能寄希望于政府内的派别，把民意当作权力斗争的口实和工具，或可得到几分改善。但是结果常常适得其反。

选举产生立法代表和国家元首的民主制度，给予民众表达意愿的途径多些，民意实现的可能性却不见得比专制制度高多少。比如美国，据说，美国人有不相信政府的习惯。对于政府方针政策的第一反应，是质疑和反对，以示其对政府的监督。但是，从而改变政府行为的例子似不多见。也就是落一个反政府不犯罪的名声而已。

人们只能看到，美国不是铁板一块：政府战争狂热，民间呼吁和平；政府维护财团，民间强调99%……。但是，即便爆发几十万人的抗议游行、连续几个月的占领行动，迄今还是没有见过政府部门接纳民意从善如流。过去，为了取消法律上的种族歧视，美国人抗争了多少年，付出了极大代价，才修改了法律。反对越南战争，游行了多少次，政府才决定“体面地撤军”。事关美国的文化基础、政治理念，动一动当然很难。

在美国，劳资纠纷已历百年，金融体制中的弊端，是导致“占领华尔街”的直接原因。虽然从经济学上讲，金融衍生产品只是数学公式，不能创造财富、只能制造危机。但是，美国的政治家们还是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证券公司。看来，在选票与献金之间，竞选经费更加重要。在此现实之下，要想通过街头呐喊唤起政客良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次“占领”要做呢。

美国的政客有时也很好混。比如这次，政府首脑纷纷表示对街头民众理解与支持。却不必为他们做什么事情，没有“改变”的义务、连决心书都不用写，民心已经有了。对金融大亨，救助已经给了、监管是象征性的。轻巧地为下次选举的选票和助选资金，双双做好了铺垫。

看起来，还是资本主义制度设计得余地大些、比较容易运作、抗风险、抗压力的功能，也比集权制度强。社会上出了什么不好解决的事，三权之间：行政推立法、立法推司法、司法再推行政；周旋、缓冲之中，不是想出了化解办法、就是拖垮了示威者的斗志。实在不行，还有两党轮流执政呢。让下去的党把民间的怒气带走，上台的党给社会一点希望，一混就是四年。其实，制度一点也没有改变，症结还在那里。而社会压力即舆论，舆论也者，注意力而已。注意力一转移，事情就算解决了。唯心史观得胜利，形而上者优势多。

区别在于，民主国家的那些社会矛盾，对抗性比专制制度小。其程度之差，犹如不满与仇恨。所以不至于像专制国度，不闹是积怨，闹即不共戴天。

八九学运领袖沈彤献策占领华尔街 2011/11/16

多维新闻/中国八九学运领袖之一的沈彤，原来在今次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也有角色。沈彤早前暂时放下自己创办的纽约软件公司工作，为示威者出谋献策。 放下工作 当示威者“父亲” 22年前，20岁的沈彤在北京参与八九学运。现在，43岁的他已是一名成功的美籍华裔商人。《华尔街日报》11月15日报道称，沈彤之前从未想过加入占领运动行列。10月17日他从家里走到祖科蒂公园时，没想到有示威者认出他，并清楚他曾为中国八九学运所作的贡献。沈彤表示，“我对占领运动也感兴趣。很快，我就感到占领运动跟我有切身关系，但示威行动容易好心没好报，所以我要助示威者一臂之力”。 沈彤表示，他已把其软件公司Vfinity的工作交给其下属，自己则每天为占领运动提供协助。他为纽约占领运动担当“父亲”角色，每天到纽约祖科蒂公园为示威者提供意见，亦几乎每一天都跟示威者在百老汇一间不起眼的办公室中开会讨论对策。29岁的示威者比恩（Max Bean）说：“沈彤的意见是金石良言。” “曾想改变中国但被射杀” 身穿破旧牛仔裤，没有摄好的衬衫，一双麂皮球鞋和一头蓬松的头发，沈彤像个布鲁克林区嬉皮士多过一名商人，他从商的背景令他更不可能成为占领运动的一分子。但他表示：“我们曾经想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但我们被射杀；美国仍然可以处理得很好。”